追逐太阳的人
那藏在臭水沟里的三盆秧苗，经过反复繁育，到1968年春天已发展为两分试验田。
这一小片稻田，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中编号为古盘7号，在风暴中如同一个宁静的港湾，但也免不了遭遇自然风暴的一次次摧折。这让袁隆平又开始萌生一个念头，遗传育种规律决定其试验周期之长，这是在各地的常规气候下无法解决的，即便解决也比较缓慢，若要加快育种步伐，就必须跳出雪峰山谷、安江盆地。水稻是喜阳光的作物，必须追着太阳走，去岭南、海南、云南等光合潜力高的天然大温室繁殖育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都可以在田间搞试验，将大大加速试验的进程。
时不我待啊，袁隆平充满了只争朝夕的急迫感。而他第一次去岭南育种，是他最不该离家的时候。1968年2月14日，那是袁隆平一生难忘的日子，还有十来天就是春节，他的第二个儿子刚刚降生三天。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却要抛下头裹毛巾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婴儿，一去数月，情何以堪哪。袁隆平看着妻儿，久久不忍离去。邓则依依不舍地看着即将远行的丈夫，却催他早点动身，还平静地调笑着说：“等你回来了，孩子说不定都会叫爸爸了呢。”
袁隆平背上行囊，带着助手，踏上了南下的旅程。而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一个前奏。那时候湘黔铁路早已修通，从黔阳到广州，先要通过湘黔线再转京广线，这条路在大湘西和岭南之间绕了一个大弯子，一路上关山重重，那在黑洞洞的隧道里穿行的火车，那哐当哐当的节奏，在一个过来人的回忆中依然发出不绝的回响。而这一路上的颠簸之苦，远远难以抵消他对妻儿的牵挂和内疚，这也是要用漫长的岁月来咀嚼和消化的。
这次远赴岭南育种，袁隆平原本想借用广东农科院的试验田，那曾是黄耀祥先生创造了奇迹的试验田，可到了那儿一看，两派造反派组织正在“文攻武卫”，打得不可开交，连试验田都变成了乌烟瘴气的战场，这还怎么播种呢？袁隆平连脚也没停，带着两个学生又去找广东省科委求助，请他们帮忙找一块试验田。师生三人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每人背着一床铺盖卷，上面横着卷成筒筒的草席、蚊帐、雨伞，手里拎着一只洋铁桶，桶里面放着种子，一身风尘仆仆，浑身都脏兮兮的，在外人眼里，他们哪里像是科研人员哪，就像后来第一次进城的农民工，一看人家那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几个人都自惭形秽，有点不敢走进去。在那乱糟糟的岁月，还能有这样一间安静的办公室，还真是少见。说来又挺幸运，他们遇上了一个很热心也很敬业的女干部——蓝临。在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有很多值得铭记的名字，他们也许是萍水相逢的人，也许是在某个关键细节上尽了自己的一份职责，却让袁隆平一生充满感恩之情。蓝临便是其中之一。她又是让座，又是端茶，这让师生三人总算可以歇歇脚了。她又在墙上挂着的一幅广东省地图上，一个一个地方查找，最后找到了一个挺合适的地方，那是南海县大沥公社。此地离广州不远，又是珠江三角洲商品粮基地的传统稻作区。袁隆平连连点头说：“可以，可以啊。”袁隆平点头认可了，还得对方点头认可。她又是打电话联系，又是写介绍信，干净利落地就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用袁隆平的话说，这真是“特别关照”。袁隆平从来不会说感激的话，但那感激之情也溢于言表。蓝宁笑眯眯地说：“应该的啊，这天底下的人，谁不吃饭啊！”
要说呢还真是有缘，蓝临后来调到了湖南省科委，在又一个关键时刻，对袁隆平和杂交水稻研究还将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是后话。
在南海大沥两个多月的育种，是袁隆平最早的南繁育种经历。南繁，如今早已是一个众所周知、根本不用打引号的名词，指在南方利用冬季温暖的气候条件进行的种植，主要任务是育种材料的加代、苗头品种复配、亲本材料的扩繁、杂交制种等。但在那时还极少听说这样一个词，我反复查找过，也没有查找到它最早的出处，也许像大多数词语一样是约定俗成吧。若要追溯最早的南繁北育者，最早还是四川省农科院，1962年他们首次在海南岛崖城良种场冬繁玉米获得成功，引起了农业科学工作者的兴趣和国家的重视。据海南省南繁办副主任林永平介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用镰刀锄头在海南岛开展南繁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很多都成为现在各领域的泰斗级专家。”袁隆平不是南繁育种的第一人，他这一次的目的地也并非海南岛，但有一点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袁隆平是杂交水稻南繁育种的第一人，并在南海大沥育成了第一批秧苗。
当年4月底，雪峰山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袁隆平师生三人带着从南海培育试验的七百多株秧苗，一路小心翼翼地返回了安江盆地。那一天一夜的颠簸辗转，几个人一路上呵护着秧苗，就像呵护刚出生的婴儿。袁隆平回家后，连襁褓中的儿子也来不及抱一下，就急急忙忙奔向那两分试验田，赶紧把秧苗插在田里。尔后，李必湖和尹华奇因有别的事情暂时离开了，袁隆平独自一人照管着试验田，这秧苗真是比他儿子还亲。他不清楚儿子又长多大了，但在一本磨破了边角的红皮日记本上，每天都记下秧苗生长的数据，这是他的田间档案。看着秧苗一点点长高，他心里高兴得像看自己孩子长大。在他的精心培育下，那秧苗长势喜人，半个多月后，就已高过了膝头，大多出现了三到五个分蘖，眼巴巴地盼到5月中旬，稻禾耘过三遍之后，就要开始扬花、灌浆、抽穗，袁隆平盼着那一天早点到来，就可进行杂交授粉试验了，这在南海培育出的秧苗，又该结出怎样的果实呢？
然而，那满心的期待转眼又变成了绝望的毁灭。1968年5月18日，那是袁隆痛彻肺腑的一个日子。那天是星期六，袁隆平一直在试验田里忙碌，直到天快黑了，他才蹬上自行车赶回十多里外的黔阳县城，那时他的家还安在妻子单位的宿舍里。在他呼呼生风的背影后，一阵疾风拖着夜幕降临了。此时袁隆平还不知道，这个夜晚，将是他记忆中最黑暗的一个夜晚。尽管一切无法预料，却仿佛有天人感应，半夜里，他在爆响的雷声中惊醒了，窗外是被闪电撕裂的夜幕和哗哗大雨。他惦记着暴风雨中的秧苗，天还没亮，便骑着单车急匆匆地从黔阳城里赶回试验田。大雨初歇，太阳一出来又热得让人汗流浃背。穿过大片绿油油的田野，袁隆平又猛地站住了，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简直是活见鬼了，田里的秧苗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像是飞走了，试验田变成了一个烂泥塘。这也太奇怪了，就是昨夜风雨再大，也不可能将满田的秧苗连根刮走啊！望着这空荡荡的试验田，他眼里，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他傻了，像一个白痴一样栽在试验田里，一双手深深地抠着深深的烂泥。
很多人闻讯赶来了，他的两个助手也赶来了。他们用“五雷轰顶”来形容那一刻的感觉。在他们眼里，袁老师是一个从不掉泪的硬汉子，一个内心特别强大的人。一个人的内心之所以能变得特别强大，一是经历了太多的磨难，曾经沧海难为水；一是他对自己认准了的事业坚信不疑，把科学作为了信仰。他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献身，而甘愿付出一切。但一个人的内心再强大，也难以承受这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毁苗事件，后来被称为“5·18”毁苗事件，那些人到底与袁隆平有何深仇大恨哪，这些从来不问人间是非的秧苗，又是怎么招惹了他们？他们干得太彻底了，这比此前砸烂他的坛坛罐罐干得更加丧心病狂，田里的秧苗全都被连根拔掉了，又不知丢在哪里了。这也是安江农校历史上最悲怆的一幕，过了几十年，一些老人回想起那一幕，一个个还不停地摇着白发稀疏的脑袋，唏嘘感叹：“那年头啊，好人遭罪啊，想干点啥事的人都遭了罪啊，连那些秧苗也遭了罪啊！人家袁老师为了啥呢？还不是为了咱们能吃饱饭啊！”
一连几天，袁隆平就像一个丢失了孩子的父亲，疯了一般地四处寻找，在大太阳的底下，他浑身直打寒战，连牙缝里都在咝咝冒冷气。见了谁，他都一把拉住对方，问看没看见他的秧苗。就在他疯疯癫癫地四处奔走时，一个身影走了过来，那是妻子邓则，怀里还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儿子。她走近他，看着他，一言不发，便跟着他一起四下寻找。直到事发后的第四天，在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后，他们终于在一口井里发现井水上漂浮着几根秧苗。袁隆平咕咚一声就扎进水井。他曾经多次扑下水去抢救那些溺水者，而这一次他是在拯救杂交水稻的生命。那井有几丈深，袁隆平水性再好，他拼尽气力也钻不到那水底下去。直到学校里调来了抽水机，抽了两天两夜，才把井水抽干，但沉没在井底的厚厚一层秧苗早已沤烂了。望着死去的苗子，袁隆平呆呆地望着，而那难以洞穿的世道人心，比那一口水井还深不可测啊。万幸的是，在他颤抖的指缝间，还捞起了几根奄奄一息的秧苗，这也是秧苗中最坚韧的生命。
鲁迅先生尝谓：“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乎我的意料。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我也觉得，没有必要掩饰一个民族内部的劣根性，越是能承认这种劣根性的存在，越是能彰显一个民族的自信。从“5·18”毁苗事件的决绝程度看，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很可能有人在暗中一直盯着袁隆平和他的试验田，伺机下手。而要在一夜之间连根拔掉试验田里的所有秧苗，然后扔进一口深井里，也绝不会是一人所为。一向与人为善的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十几年里，也没有和谁结下什么仇怨，那么又是谁对他怀着这样的深仇大恨呢？从事发之后的情况看，既有人对袁隆平充满了真诚的同情，也有无端的谣言纷起，有人甚至“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袁隆平，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科技骗子，把国家科研经费骗到手了，那“鬼五十七”（湘方言，大意是很鬼，做事情不按常理出牌）的试验搞不下去了，没法交差了，于是就干脆来了个“自我毁灭”，如此，既可向上面交差了事，又可以嫁祸于人！
这事到底是谁干的？最清楚的也许就是那些在背后造谣的人，而最想搞清楚的就是袁隆平，但当时正处于一个混乱时期，尽管经多方调查，最终也未能查清真相，而在一般人看来，被毁灭的也不过是一些秧苗而已，也不是什么非破不可的命案，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至今也是一个未解的悬案。可当时又有谁知道，那在未来将养活亿万人的杂交水稻，差一点就这样被扼杀了，毁灭了。在时过境迁之后，一直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声道歉，表达一下自己的忏悔。对于一个民族，这其实也是最可怕的隐患。袁隆平其实早就知道是谁干的，但也早已宽容了他们，原谅了他们，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宽恕？在那样一个时代，很多事，不能用好或者不好来判断，更不能用好人或者坏人来判断，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在某个时空局域内不那么泾渭分明，但到了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类至少应该有一丝最基本的忏悔意识，这其实是他们自我良知的最后救赎机会。
在那段最痛心、最绝望的时间，袁隆平在一天夜里梦到了他一直景仰的希腊先哲苏格拉底，一位为追求真理而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在苏格拉底的心中有一个宇宙理性的神，那是真正的善、爱与受难的象征，而人类智慧是因其被赋予了神性的一部分，因而有了灵魂，有了集爱与智于一体的心灵和理智。无论遭遇多少的误解，背着怎样的骂名，你都必须为着自己认准的真理坚持下去。袁隆平认准了的真理就是他探索的杂交水稻之路，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人类不再饥饿，那才是真正的善，而他也必然会经历种种痛苦的折磨，而人类探索真理的过程，其实就是爱与受难的经历。
那从水井里抢救出的五根秧苗，挽救了袁隆平五年的心血，也再次挽救了杂交水稻。
接下来的一切，又将从那五根秧苗开始延续，而各种谣言也一直不断，谎言重复一千遍也永远不会变成真理，但可以变成遮蔽真相的舆论。袁隆平也无暇顾及那些满校园风传的谣言，听见了，也只当是耳边风。经历了一场飞来横祸，吃了这样一次大亏，他也不得不高度警惕和防范，对秧苗看管得更加严密了。越是有人想要毁灭他想要干的一切，他越是干劲十足，浑身反倒像充足了电似的，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头。
秋收过后，大雁南飞。1968年10月，袁隆平再次抛妻别子，这一次他们将走得更远，去海南岛。从这年开始，南繁北育，成了袁隆平和助手们的生活常态，每当西伯利亚的寒流裹挟着的大雁飞过长江和洞庭，袁隆平就要带上助手上路了，他的贤内助就要提前为他打点行囊了。连儿子一听见天空传来大雁嘎——嘎的呼唤声，就会挥舞着手臂抬起头，追赶着那排成人字形或一字形雁阵喊叫：“爸爸要走啦，爸爸又要走啦！”
袁隆平选择走出去，也是“5·18”毁苗事件直接催生的一个想法。面对那些不可预测又难以防范的人为破坏，还有那些喋喋不休的谣言，那就不如主动避开一个干扰太多的是非之地，惹不起但躲得起。后来表明，这一选择让他们赢得了主动权，他们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外地，一下少了许多是非纷扰。
袁隆平选择走出去，还有一个前面说过的重要原因，那就是追着太阳走。这几乎是所有南繁人共同的追求，也是共同的遭遇。选择南繁，就意味着他们选择了一种远离家庭、颠沛流离的生活。袁隆平每次都是背着一个大包袱出门的，这里面装满了妻子和一家人的深情，也背负着他对妻子和家人的内疚，沉重，却又放不下。每次一脚跨出家门，袁隆平都是一声不吭、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生怕一回头，就看见了站在门口目送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难以承受啊。
他们是追逐太阳的人，也是追逐太阳的候鸟。那时还没有比较稳定的南繁基地，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往往是春在长沙，秋在南宁，冬去海南，有时还要远赴云南，寒去暑来，南北辗转，这是与季节赛跑，也是在与生命赛跑。尹华奇后来一直追随着袁隆平，对四十多年的南繁北育经历，他是这样说的：“袁老师在四十多年里至少干了九十多年的事，水稻的生长期是一百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种一到两季，到了海南岛，就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种子。”实际是，南繁北育，就是要开拓出一条以大跨度的空间换取一年当作两年用的宝贵时间。每种一季水稻，从育种、播种、抽穗、扬花到结实、收获，一般都要三四个月的生长周期，而通过南繁北育，一年就可以种两代，甚至是三代。按常规方式，搞一个新品种出来要八个世代，而通过南繁育种只需要四年。如今，已有了人工气候室，三年就可以出一个新品种。
选择南繁，不只是追逐太阳，也选择了一种艰辛、繁重，如同苦役一般的劳作。“南繁南繁，又难又繁”，这是南繁人对他们工作、生活的形容。但这些育种人员，可以辞别亲人，却从未辞别辛苦，他们就像科学的朝圣者，不远千里万里奔赴他们的圣城麦加。那时交通极为不便，无论去岭南、海南、云南，都是天遥地远的偏僻之地，一路上汽车转火车，火车转汽车。这里就以从安江到海南这段路为例，他们先要坐汽车到通道，转车到桂林，改乘火车到湛江，又转汽车到濂江换乘渡船，横渡琼州海峡，抵达海口后，穿过海南岛，才能从海南岛最北端抵达最南端的崖县（今三亚），一个单程就要辗转七天。那些年，袁隆平每天的出差补贴只有两角七分钱，为了节省一点少得可怜的科研经费，一切只能从牙缝里省、手指缝儿里抠，袁隆平和助手几乎没有进过卧铺车厢，能坐上硬座就谢天谢地了。由于车辆稀少，一票难求。有一次，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凌晨两点在就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直排到早上八点，一扇紧闭的窗户终于打开了，结果只剩下了两张票，他们是一直排在队伍最前边的两个人，可排队的不光是人，在他们前面排队的还有两个小板凳，那是车站职工的，售票员说票只能卖给他们。袁隆平、尹华奇这大半夜队就这样白排了，只买了两张无座票，坐在车厢的连接处或过道上，这就是他们坐得最多的座位。有时候，过道上的人不太拥挤时，助手们便把行李堆在过道边，那就是他们的“软席”。坐在火车连接处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抽烟。袁隆平和几个助手烟瘾都不小，大伙儿吸着生烟丝卷的喇叭筒，一路上说说笑笑。而就在他们云里雾里的谈笑间，一粒粒种子正在他们身上萌芽，——在那非常岁月，车船极少能正点到达，一旦在路上耽搁了，不能按时赶到育种场，那种子就白瞎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从安江或长沙出发时就把稻种浸湿催芽，在旅途上把浸过的谷种捆在身上，利用体温催芽。人非草木，而生命却是相通的，人的体温正好是稻种催芽的适合温度，但那浸湿的稻种捆在身上却很不舒适，然而为了给种子催芽，又哪里顾得上自己舒适不舒适？为了打发漫漫旅途的寂寞，他们买了一副扑克牌，想找单位报销一下也没处报销，最后只能记在袁隆平的账上。
地处中国最南端的海南岛，那时还是隶属于广东省，在当时也是广东省极偏远落后的地区之一，却拥有多元共生和生机勃发的自然生态，是南繁育种的天堂。然而，哪怕到了天涯海角，你也找不到世外桃源，这里不只有太平洋上卷起的风暴，还有一场席卷而来的人间风暴。据尹华奇回忆，他们第一次找到的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今三亚）的一个农场，正赶上了两派“武斗”，“乖乖，连机关枪都用上了，吓得我们连夜转移”。或许就是这次转移，在后来的历史追溯中有了错位之感。对他们第一次南繁育种的时间、地点，袁隆平先生说得很清楚：“1968年10月，我带上两个助手，到海南陵水开展研究试验。”但大多数记录都说是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今三亚），那应该是后来的事了。
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不过，他们辗转奔波中都形成了顽强的适应能力，很少有水土不服的事情发生。袁隆平每次一到目的地，先提一桶冷水，从头顶一下浇下来，他笑称是自己给自己泼冷水，那感觉痛快淋漓，又特别有冲击力，一身的风尘与黏糊糊的汗渍顷刻间就被冲掉了，而经冷水一激，那旅途的疲劳也荡然无存，一个人又变得精神抖擞了，那眼神又显得特别亮。
袁隆平最初的几年南繁育种，在海南岛多地辗转，既没有固定的基地，也居无定所，而育种田是租用当地农场或生产队的土地。农场的条件相对要好一些，他们可以借宿会议室或仓库里，但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上一床草席，开地铺。生产队的条件比湖南农村还要差，大都是破败、狭窄、潮湿的房子，说是房子不如说是窝棚。他们也只能和农民挤在这样的窝棚里。没有床，袁隆平卸下一块门板，铺上一张草席，挂起一顶蚊帐，光着膀子往上面一倒就呼呼大睡了。在刚刚播种时，最大的天敌就是田鼠，白天还好，一到夜里田鼠就钻出来了，一双双贼眼荧荧发光，在田里觅食稻种。师生三人只能轮流值夜，睡在稻田边上，砍几片硕大的棕榈叶子往地上一铺，再铺上草席就是床了，袁隆平也照样睡得很香，却也特别容易惊醒，哪怕在睡梦中，他也能听见田鼠的动静，一个翻身爬起来，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挥着棍子，赶走了田鼠，立马又倒头便睡。除了田鼠，还有嗡嗡嗡成群飞舞的蚊子和旱蚂蟥，但这些嗜血小动物从来不会干扰袁隆平的睡眠，他早已习惯了蚊子和蚂蟥的叮咬，养成了顽强的忍受力和免疫力，这也是适者生存吧。
在后来千军万马下海南育种之际，袁隆平还睡过大通铺，一间仓库里睡七十几个人。那是蚊子、蟑螂、老鼠、蛇虫的天下，无论你怎么清扫，这些阴暗的小动物还是无孔不入地钻进来，早晨起来，每个人都是一身红疙瘩，几乎每个人都得了奇痒难忍的皮肤病。最可怕的还是毒蛇，热带地区是毒蛇的王国，而最毒的就是眼镜蛇，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一旦被咬就是致命的。就这条件，袁隆平夜里还要点灯熬油，钻研专业书籍，制订育种计划，而为了直接阅读那些深奥的外文书刊，无论多么艰苦和忙碌，他都一直坚持学英语。白天就更忙了，天一亮，他们就在南国的田野里不停地奔走，一边寻找野生稻种，一边在试验田里育种，很多试验田都是他们开垦出来的处女地，毛荒草乱，那草里水里都是蛇虫蚂蟥窝。
海南岛一年四季如同湖湘的酷暑，头上烈日直射，地上湿气蒸腾，一弯腰，全身的热汗便奔涌而出，这是我在南繁育种基地采访时的切身感受，哪怕什么也不干，只在太阳底下站上两三分钟，浑身上下就湿透了，整个人像从水里爬起来的一样。如果再坚持一会儿，那浑身散发出来的烫人热气，就会让你出现中暑的迷糊意识。我可以什么都不干，他们却顾不上这些，每个人都栽着脑袋聚精会神地干着，尤其是到了一天最热、太阳直射的正午时分，这正是水稻扬花授粉的最佳时刻，没有一个人会像我一样躲在树荫下，这时候你才会强烈而直接地感觉到，他们真是追逐太阳的人啊，几乎每个南繁育种人员，都曾有过中暑昏倒在稻田里的经历，但袁隆平是一个例外，或许他那身体还真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他从未在稻田里昏倒过。
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袁隆平都会给他的同事们带来快乐。他并非那种拼命三郎，他很会调剂生活，再忙也要挤出一些空闲时间，带着自己的助手下海游泳，上树摘椰子，或在棕榈树下下象棋、打扑克。后来，南繁育种的人越来越多了，袁隆平还会邀上附近的南繁育种人员，来一场游泳或象棋比赛。游泳一直是他的强项，这个自不用说，下象棋他也是高手。他在科研方面一直很谦卑，很低调，但在这些文体活动上一直很牛×，他的助手也很自豪，一向言语不多的李必湖只要说到这些事，就高兴得扬起了眉毛：“袁老师的游泳和象棋，那是打遍海南（崖县）无敌手！”
说起来还有很多有趣的细节。由于他们租用的育种试验田大多处于远离城镇的穷乡僻壤，每次出门远行，他们只能从家里尽可能多带一点吃的，腊肉、腊猪头、腊香肠、干辣椒什么的，这也是袁隆平的贤内助每次都要早早准备好的，也是他背了多少年的一个大包袱。许多年后，袁隆平先生还时常哈哈大笑地说起这样一个细节，那已是70年代初在海南崖县南红农场发生的故事。那时他又增加了几个助手，罗孝和便是其中之一，兼任管伙食的会计。他们从湖南带来的腊肉，到了海南温度高了，自然就会滴油，腊肉的分量就流失了。罗孝和每天晚上都会把腊肉称一遍，然后认真地向袁隆平报告：“袁老师，今天又减少了二两！”
有那么一段时间，尹华奇的行踪忽然变得神秘起来。猜测他的行踪，便成了大伙儿寻开心的一个乐子。没过多久，一个谜团就揭晓了，其实大伙儿早就猜对了，他和一位姑娘谈恋爱了。尹华奇那时年岁也不小了，该找对象了，但大伙儿还是有些惊奇，他一个像农民一样黑头黑脸的外地佬，竟然获得了一个当地姑娘的垂青，他这魅力，这本领，那可真是了不得，用湖南话说是下不得地，让几个单身汉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他带着恋人来见袁老师，这可给了大伙儿一个开涮的机会：“哈，老尹哪，我们来这儿育稻种，你倒好，连人种也一起育上了！”
就是在这艰苦的条件下，袁隆平和无数的育种人一样，苦在其中也乐在其中，这与那神奇的种子有关，哪怕一辈子与种子打交道，你也会感到神奇，每播下的一粒种子，你都会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也充满了未知的悬念，它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是不是你渴望的那颗种子？这里既有定数又有变数，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揭示每一粒种子的生命密码。
去亦难，回亦难。每年4月，当他们从海南岛赶回湖南安江，那像命根子一样的种子不敢托运，每个人怀里都抱着一包包种子，一路上还要看种子需要什么温度，人就穿多少衣服，一边用体温催芽一边赶路。这里有一段提前交代的后话，1970年4月，袁隆平和尹华奇抱着种子从海南赶到通道，经过几天几夜的颠簸，两个人都疲惫不堪了，眼看就要回到阔别数月的安江，离家越近，越是归心似箭。可此时正是山洪频发的季节，在通道与安江之间横亘着一条双江河，因山洪暴发、河水猛涨，那时候很多支流水系都没有桥梁，全靠轮渡，客车在一个偏僻的小渡口整整困了一天一夜，一车人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狂风暴雨中既不敢下车，困守在车里又没吃没喝。最让他们焦急的还是种子，若不能马上赶回试验田去播种，这一季种子就要耽误了。终于，风雨渐歇，洪水稍退，此时风浪依然很大，轮渡还是不能摆渡，谁也不敢拿一车人、一船人的性命来冒险啊。但袁隆平只能冒险了，他和尹华奇一起跳出汽车，又找到了一位老艄公，请求他在风浪中摆渡过江。如果这位老艄公也不能摆渡，那就只能泅渡过江了。凭袁隆平一身的好水性，应该可以驾驭这样的风浪，可那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了。好在那位久经风浪的老艄公水性也很好，他驾着一艘小船几乎是从风浪与旋涡的缝隙中穿插而过，有惊无险地把师生俩渡到了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