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机中挺进
弹指一挥间，人类已跨越新千年，进入21世纪，又一个科学的春天来临。
2001年2月19日上午，一场必将载入共和国史册的科学盛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刚从稻田里走来的黑而且瘦的身影，一旦出现就是一个不用辨识的形象。一个解决了亿万中国人吃饭问题的杂交水稻之父，天下何人不识君。这次，他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那灿烂耀眼的光芒，瞬间聚集在他充满沧桑感的身上。这是中国首次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其规格之高、奖金之重，在共和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评选也极为严格，每年度获奖人数不超过两人，获奖者必须是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是在科学技术的进展中有突出成绩的科学家。
吴文俊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位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院士。他那白净而儒雅的面孔，一看就是一位刚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科学家。袁隆平则是中国工程院第一位获得这一崇高荣誉的院士，即便登上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他依然朴实得像一个刚从稻田里走来的农民，尽管他自称是一个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农民”，他伟大的成就是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从对水稻杂种优势的实际利用看，当时我国杂交水稻已占全国水稻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平均增产百分之二十，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袁隆平的获奖感言依然像农民一样实诚而谦逊，“这个奖是奖给全国农业战线的科研工作者的，我个人在杂交水稻的前沿工作中起了一点带头作用，但杂交水稻是大家干出来的，单枪匹马不可能干出来，靠国家，靠集体，靠方方面面支持，每取得一项成果，都是全国很多人协作攻关的成果”，他表示，在实现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目标的基础上，还要继续探索，追求更高的目标。
中央电视台还特意给吴文俊和袁隆平做了一个专访节目，尽管展现的只是一些短暂的片段，却也折射出了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走过的岁月。这也是两位科学家头一回面对面地交流，却一见如故，言笑晏晏，一个风趣，一个幽默。吴文俊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不久诞生的，比袁隆平年长十岁，此时已八十二岁，满头白发，安详似雪。相比之下，袁隆平还是一个小老弟，但吴老对他特别敬重，刚一落座便说：“大家都称您是杂交水稻之父，按学科说，农业和数学的关系向来非常密切，数学计算最早来自对农田的丈量，如几何，这个词就来自希腊文的丈量土地。从历史上看，要发展农业，必须观天测地，观天发展成了天文学，测地发展成了几何学，这就说明了几何的来源。从中国来看，尤其是这样，因为中国社会向来是以农业为主的，历史上，中国的数学发展过程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来自农业。”
这一番话，三句不离本行，却也道出了数学与农学之间那命运般的早已被预先设定了的联系，袁隆平连连点头说：“数学是科学之母，任何科学技术发展到最高阶段，都要数量化、公式化。”
吴文俊接过话头，又谦虚地说出了一个真理：“搞数学、搞科学的人都要吃饭，农业也应该算是科学之父。”
从科学之母到科学之父，这两位科学家的坐而论道，还真是趣味盎然又意味深长。
袁隆平又说起自己小时候数学成绩不好，初中时向老师提问为什么“负负得正”，结果就很不理解到“知难而退”了，到现在也还是没弄清楚。吴文俊听后摸着下巴呵呵大笑，说他小时候对“负负得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越是不理解越是想搞清楚，从很不理解到“知难而进”，结果呢，后来就成了数学家。说起来，他一直到高中毕业，兴趣都在物理而不在数学，一次物理考试题很难，他却成绩出色，毕业时校方讨论保送，他那慧眼独具的物理老师却认定他物理考得好的原因在于数学，而攻读数学才能使他的才能得到更好更多的发挥，于是推荐他学数学。
两位科学家从过去的岁月谈到未来，吴先生这么大岁数了，一讲到自己接下来的科研课题，不知不觉就提高了嗓门儿，脸上和眼神里都焕发出一种比灯光还亮的光泽，他那年轻的心态，让袁隆平感受到了一种不老的生命力。而袁隆平此时才七十出头，正年轻呢。当主持人邀请他拉小提琴时，他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小提琴，那双手，尽管终日与泥巴和秧苗打交道，可一触琴弦，他仿佛一下又回到了血气方刚的岁月，那琴声中充满了喷薄而出的朝气与活力，却又多了从岁月深处一路走过来的迂回与曲折……
谁又能想象，一个刚刚还站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上的科学家，在当天便飞赴海南三亚南繁基地，一下飞机就直奔自己的试验田。他不能不赶回来，一个目标已经摆在眼前，按农业部制订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的第二期产量指标，亩产将要比第一期增产整整一百公斤，达到八百公斤，这一目标预定在2005年实现。
五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袁隆平一刻也不敢耽误，却也是执着而稳健地推进。一个与新中国一路风雨兼程走过来的人，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与挫折，对狂飙式的大跃进一直保持高度警觉。自从中国迈进超级稻时代后，从第一期超级稻开始，他的每一步都是稳打稳扎，步步为营。他特别喜欢“矮子爬楼梯”这个比喻，一个迈向科学高峰的登攀者，其实很少有抬头仰望的姿态，更多的时候，他都是低着头，躬着身，一步一个台阶地往上登，哪怕登得再高，他也是一副俯身于田间的姿态。
就在袁隆平率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向第二期目标挺进之际，布朗那“警世的呼唤”和灾难性的预言仿佛就要应验了，一场粮食危机正在逼近人类。2003年10月秋收过后，我国粮价突然出现大幅度上涨，这是国内粮价在连续六年持续下跌后的首次全面上扬。对于每天吃着大米饭的人们，很少有人会想到那些稻田中的播种耕耘者，而一旦粮价上涨，顷刻间就让每一个人绷紧了神经。其实，中国当时并未出现粮食危机，粮价上扬的幅度并不足以引发大规模的恐慌。然而，一个从饥饿和半饥饿中走出不久的民族，是极容易发生条件反射的。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几乎都经过粮食和物资紧缺的年代，一有风吹草动，一下就勾起人们对饥饿的恐惧。
除了粮价上扬引起的条件反射，当时还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因素，这里又该用枯燥的数字来说话了。翻检《中国历年粮食产量、人口和人均粮食量总览（1949—2012年）》，1996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大关，人口突破了十二亿大关，由于粮食的增速赶上甚至超过了人口的增速，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突破四百公斤大关，尽管比国际标准的粮食过关线还低一百公斤，但这三大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创纪录的。可到了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非但没有如人们预期的那样逐年递增，反而又跌破了九千亿斤（四千三百零七亿公斤），而人口则有增无减，直逼十三亿（十二点九亿），人均粮食占有量又跌到了三百多公斤。这是当时粮价上扬的一个大背景。不过，即便是国家权威部门的数据也有出入，如此前提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也论“谁来养活中国人”》一文中指出“199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四点八亿吨”，也就是四千八百亿公斤，这也是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这里，就以此为基数来看，从1996年到2003年七八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减产了近五百亿公斤，若以人均占有粮食四百公斤的标准计算，仅一年的粮食减产量就少养活一亿多人口，也就是说，中国至少有一亿多人口出现了粮食缺口。而在粮食减产和人口增长的对冲效应下，人均占有粮食减少了七十多公斤（2003年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三百三十三点三公斤），这已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粮食过关线（人均五百公斤）。透过这一系列精确到了小数点的数据，不说中国发生了粮食危机，国家粮食安全的形势非常严峻。幸运的是，由于多年来的积累，中国当时拥有充足的储备粮。如果没有大量的储备粮，在不少地方已出现了粮食抢购的情势下，我国粮食势必出现巨大的缺口。
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言，2003年还真是中国的一个坎，但这个坎必须迈过去。谁都知道，粮食为万物之首，粮价为百价之基，从来不是单纯的粮价，一旦上涨，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物价水涨船高，而随着恐慌情绪的蔓延，甚至会引起社会动乱。为了止跌回升，从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鼓励农民种粮的惠农政策，这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策支撑，而要提高粮食增产，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由于2003年的粮食减产和粮价上扬，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一度被忽视的粮食问题又成了一个热议的焦点。袁隆平作为全国政协常委，在会上作了一个《高度重视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发言，他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粮食安全战略；二是充分发挥科技对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三是切实保证一定规模的粮食播种面积；四是切实保护和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这次两会期间，他还向温家宝总理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个报告基于第一期、第二期超级稻的研究成就和进展，以及水稻在理论上的产量潜力，他提出了第三期超级稻育种计划，这是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二个十年计划，目标是在2015年实现一季稻大面积示范亩产达到九百公斤。
在粮价不断推高的同时，袁隆平也正带领着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把粮食单产不断推向新的高度，这也是那几年的奇特风景，一边是频频告急，一边是捷报频传。还在粮价上扬之前的2002年，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就在龙山县百亩示范片突破了八百公斤大关（平均亩产八百一十七公斤，最高亩产八百三十五点二公斤），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首个平均亩产突破八百公斤大关的百亩示范片。2003年，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又在五个百亩片达到了亩产八百公斤的预期目标。2004年，在湖南中方、汝城、隆回、桂东等十二个百亩片和一个千亩片，第二期超级杂交稻均达到了亩产八百公斤的攻关目标。这标志着，中国超级稻第二期攻关目标提前一年实现了，但正式通过农业部的验收审定还是2005年。屈指一算，第二期攻关目标从启动到验收达标，也是历时五年。就在这年，在全国推广种植超级杂交稻，第一次被写进了中央一号文件。
当然，这里又必然诚实交代，示范片的亩产不能和大面积推广种植的亩产画等号，这是必须打折扣的。袁隆平先生算了一笔账，如第二期超级杂交稻推广后，大面积的平均亩产达六百公斤，比一般的杂交稻增产约三成，按年种植两亿亩计算，每年增产的粮食就能多养活一亿人口。
时至2006年，农业部又启动了中国超级稻第三期育种计划，而袁隆平总是先行一步，2005年3月，第三期超级杂交稻试验就已提前一年在湖南启动。这一期攻关目标为亩产九百公斤。在此前的示范片中，这个产量已不止一次达到了，甚至创造过突破一千公斤大关的奇迹，然而，还是那句话，那“只是小面积的试验成果，它给人类提前昭示了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巨大潜力，但并未作为科学认定的依据”，若要真正在百亩、千亩示范片里普遍达到这一目标，袁隆平觉得，常规手段基本上用到了极限，必须将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结合起来攻关。——这也是袁隆平酝酿已久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或分子间杂交的技术”。他坦承，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稻攻关中，基本上还是采用常规手段，在进入第三期后，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作物育种能在分子水平上进行遗传操作。
袁隆平一只眼看着世界遗传育种科技的最新进展，一只眼也盯着愈演愈烈的全球性粮食危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2006年世界“农业收成预计和粮食现状”报告显示，“粮食危机已经席卷了第三世界国家，全球共有三十七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粮食短缺、产量锐减、价格涨幅过快，整个世界有可能陷入三十年来最为可怕的粮食恐慌与危机”。当时有报道称，目前全球的粮食储备只能勉强支撑人们五十多天的需求，已经跌破粮食储备七十天的安全线。又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国际价格都创出历史新高，这一轮粮价暴涨导致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人陷入饥饿困境，每天都有人正在经历痛苦和死亡。
2008年4月，南美洲的传统农业国秘鲁发生了饥荒，数千名饥肠辘辘的妇女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聚集在国会门口，阳光把飘扬的国旗和她们饥饿的身影照得特别清晰，一张张面黄肌瘦的脸上，那形销骨立的颧骨凸显出饥荒的真实，她们一边有气无力地敲打着空罐和空盘子，一边嘶哑地哭喊着让政府“想想办法”，“我们没有饭吃，孩子没有奶喝……”
南亚的孟加拉国，一个以大米为主粮的国度，大米的价格比上年猛涨了一倍，吃不起米饭的人们走上街头，向政府请愿，这其实是公民们最无奈的选择，而政府也无可奈何，只能奉劝老百姓少吃大米，多吃马铃薯。
粮食危机不只是全世界的水稻减产，小麦、玉米等主粮也遭受重创，在西非的多哥共和国，那个就像一把门闩似的首都洛美，这里人的传统食品为玉米面团，到2008年时，他们的玉米团已从“大拳头”缩水为“小网球”，但售价却翻了一倍。当饥饿成了日复一日的生活，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最后一次吃饱肚子是什么时候了，而这像“小网球”一样的玉米团根本填不饱肚子，很多人只能靠喝莫诺河的河水来充饥，这是他们母亲河，在饥荒中也成了他们救命的河流。
喀麦隆共和国是非洲中部地区的政治经济强国之一，在这场粮食危机中也未能幸免，连政府官员也将一日三餐减为两餐，那些底层老百姓就更惨了，很多人在街上走着走着就饿得晕倒了，有的人再也没有醒来，那些活着的人则在饥饿和绝望中挣扎度日，谁也不知道这场饥荒什么时候过去，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度过这场饥荒活下来。
除了第三世界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也受到了粮食危机的波及，如日本，其粮食自给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尽管他们有雄厚的资本，但对国际粮食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很多超市一度出现了部分食品断货情况。据日本媒体称，这是他们四十年来第一次面对食品短缺危机。不过，既精明又充满了危机感的日本人早已有着应对各种灾难和危机的充分准备，他们拥有一百五十万吨大米的储备，而美国则是他们粮食供应的最大的后盾，这些储备粮绝大部分是从美国进口的。在没有遇到粮食危机时，日本政府不让这些大米流入市场，以免冲击当地农民的收入，而一到危机时刻，这些储备粮就可以极大地缓解这一压力。
而远在大西洋的岛国海地就没有太平洋岛国日本这样幸运了，2008年4月12日，由于出现了大规模饥荒，海地总理亚里克西遭国会弹劾，成为在粮食危机中第一个被迫下台的政府首脑。这也又一次验证了，饥饿是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其实也是最大的政权危机，而我这一幕幕惨状，还只是冰山一角。
让世界充满惊奇的是，尽管国际粮价飞涨，不断冲撞着中国粮食安全大堤，但“撼山易，撼中国难”，布朗那个“谁来养活中国”的大问号，在中国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其实，中国也并非稳如泰山，东南亚飞涨的米价一度对近在咫尺的中国南方产生水涨船高的传导效应，幸运的是，从2003年那个低谷或拐点开始，到2006年，据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据，“全年粮食产量达到四万九千七百四十六万吨（即四千九百七十四点六亿公斤），实现了连续三年增产”。这一数据已超过了1996年我国创纪录的粮食总产量（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为准）。由于粮食连年丰收，国家粮仓里有着充足的储备粮，据国家发改委当年发布的数据，我国全部储粮是五千亿斤（二千五百亿公斤），约占全国全年粮食消费的一半，比起全世界粮食库存占年消费的比重（百分之十七）要高出一倍以上，这让国家发改委可以底气十足地宣告：“中国完全有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与此同时，铁道部紧急启动了“北粮南运”计划，从东北调运一千万吨粮食以平抑南方的稻米价格，广州的国产大米价格随即开始回落。——这就是中国用事实对布朗“警世的呼唤”作出的强有力的回答，也足以证明充足的粮食储备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多么重要。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中国才能抵挡全球粮食危机和国际粮价飞涨的冲击，一个巨大的中国，不仅没有像布朗预言的那样成为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威胁，而且还为拯救全人类的饥饿作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从2006年1月1日，在全球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联合国停止了对华进行的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二十六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从此画上了句号，随着一个非凡的转身，中国由此而成为世界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
袁隆平深知，尽管此时我国粮食安全的形势已较2003年大为好转，但诚如古人早在春秋时代发出的警示：“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敢以此规。”中国人能否把饭碗一直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此时他还不太乐观。一方面，他在“两会”期间反复提醒，要查实各地粮库是否存在虚报的问题，必须保证国家和地方的粮食储备充足；一方面，他对我国人增地减的严峻形势充满了危机感。随着第三期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正式启动，他在2006年底又提出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即种三亩超级杂交稻，生产出种四亩现有杂交水稻品种的粮食。这一工程于2007年率先在湖南示范，湖南省针对水稻生产的不同条件，同步采取三套增产方案：一是在中低产田实施“种三产四”丰产工程，通过超级杂交早稻+超级杂交稻晚稻的“双超”等五种模式，实现粮食大面积丰产；二是在高产田实现“三分田养活一个人”的目标；三是抓紧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实现早、中、晚超级杂交稻百亩片平均亩产分别达到六百公斤、一千公斤和七百五十公斤的目标。实践证明，无论哪一种方案或模式，都大幅度提高了现有水稻的单产和总产，到2011年时，湖南省的“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新增稻谷就超过了十亿公斤。袁隆平计划到2015年，在全国推广“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六千万亩，实际上相当于八千万亩的生产水平，每年新增稻谷就可以多养活两三千万人口。
谁都希望粮食增产，可粮食增产也是一把双刃剑。有一次，袁隆平去一个示范片察看超级稻，一个老农看见了他，拖着两腿泥巴从稻田里跑了过来。这是袁隆平经常会遇到的，他是农民心中的米菩萨啊，谁都想亲眼见见他，跟他说说心里话。但这个老农的一番心里话，却说得他的心一寸一寸地揪：“袁老啊，我种了一辈子的水稻，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产量，我们种田佬都感谢你老人家啊，你可真是我们农民的米菩萨啊！可我们也有一肚子怨气，你让稻子越打越多了，可稻子多了不值钱，我们还是不赚钱啊！”袁隆平下意识地低下头，看着老农那一双泥巴糊糊的赤脚，还有那副被烈日烤得焦黑如炭的脸庞，他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知道这位老农说的是老实话，这也是他一直充满焦虑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一个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农业科学家，心里也有浓烈郁结的屈原情怀，而对任何事，他又必须以科学的辩证思维来考量，这让他既担心粮价过高，加重市井百姓的生活负担，又担心谷贱伤农，眼看着粮食年年增产，这些黑汗直流的稻农却不能增收。一个可怕的后果是，倘若农民都不种粮了，这试验田、示范田里的超级稻就是再高产，却不能大面积推广，又有何实际意义呢？如今谁都想吃又便宜又好吃的大米饭，但再这么便宜下去，到时候大家恐怕都没饭吃了，谁又愿意做那赔本的买卖呢？
谁都知道，粮食是商品，却又是非同一般的商品，始终都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和国家的战略物资，这也是国家一直难以把粮食全然交给市场的原因，否则一遇丰年，当粮食供大于求时，粮价势必大跌，甚至会跌到生产成本以下，而一遇灾年，粮食供不应求，则粮价飞涨，并推动所有的物价疯涨，而那些投机商人就会囤积居奇，变本加厉，这也是旧中国最常见的现象。粮食安全，关乎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关乎国家的生死存亡。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如何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吃饱肚子，始终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真是高不成、低不就，进亦忧、退亦忧啊。也正是在反复权衡之后，国家才出台了粮价补贴，但如何补，一直充满了争议，袁隆平觉得目前的粮价补贴还有很多值得完善之处。身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他从未把这些当作荣誉虚职，每年省里和全国召开两会期间，他都会提交精心准备的提案和建议，并且都是直面严峻的现实。在2012年的全国两会上，他提交了《关于粮价的建议》。他依据湖南省物价局的调查统计数据，2011年农民种植每亩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收益仅有七块五毛钱！这让他特别伤心，也让大声疾呼：“七块五啊！太少了，农民多穷啊，农民多可怜啊！”他呼吁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只有“大大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和收入，保住农民的基本利益，才能保障民生，保证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粮食的安全和价格的平稳！”而现在的补贴是按田亩补，不管你种不种粮，高产低产，给的补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所谓普惠制，这不合理，难以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更合理的建议，那就是给种粮的农民按售粮的多少进行直补，生产的粮食越多，得到的实惠就越多，那种粮的积极性自然就被激发出来了。
除了粮价，让袁隆平忧心忡忡的还有耕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田间地头行走，他见证过大包干时农民分田到户的喜悦，近年来却看见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把大片耕地抛荒了，很多粮田甚至被用来盖房子和做垃圾场了，那疯长的荒草和臭烘烘的垃圾让他痛心疾首：“耕地多宝贵啊，现在全国的耕地越来越少，如果得不到保护，耕地面积一年年减少，我们就没有退路了啊，以后粮食不够了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种呢？”这是他一直最担心的，如果那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守不住，就算培育出了亩产超过一千公斤的超级稻，也没人没地种啊，到了那地步，布朗的预言就真一语成谶了。
一个农业科学家，就是在这种强烈的危机感驱使下，一步一步把超级稻推向更高的台阶，而科技支撑一直都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一个顶梁柱。为“确保第三期亩产九百公斤、力争第四期亩产一千公斤”的超级稻攻关目标，在袁隆平的指导下，协作攻关团队相继育成了四个超级杂交稻新组合（Y两优2号、Y两优8188、Y58S/1128、广占63S/1128），在不同的地域进行百亩示范片试种。这里就以“Y两优2号”为例来看看实际效果。该品种为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启云主持育成“Y两优”系列品种之一。这一系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培育，被业界誉为“高产世家”，2001年研发出“Y两优1号”，第二年又在此基础上开始研发升级版，历经五年攻关，到2007年终于育成“Y两优2号”，育成不久就被国内一家企业以六百五十万元的价格拍下了专属使用权，被媒体惊呼为“一粒卖出天价的神奇种子”。实际上，这一品种在海南试种时，亩产只有七百五十多公斤，别说作为三期超级稻主打品种，离第二期超级稻的产量指标都还差一大截呢。但杂交水稻之父的眼光就是非同一般，在百里挑一中，他偏偏就看上了它。那双久经历练的火眼金睛一般是不会看走眼的，尽管这一品种在实际产量上尚未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它具有超级稻高冠层、矮穗层的理想株叶形态，叶片松散适中，上三叶挺直，群体通风透光良好，耐高温、低温能力都比较强，后期落色好，具有高产稳产、穗大粒多、茎秆粗壮、耐肥抗倒、抗逆性强、米质优良、口感好等诸多优点。一个发现者的眼光，不能只看见眼前的产量，更要能看见它未被开发出来的潜力，袁隆平预测，这一杂交组合具有产量突破九百公斤的潜力，因此将其确定为第三期超级杂交水稻攻关的首选苗头品种，在湖南隆回县羊古坳乡等示范片里试种。
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在历经五年攻关后，在2011年9月18日迎来了中国超级杂交稻稻育种计划的第三次大考。这次现场测产验收，由中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担任组长，验收点就选在羊古坳乡第三期超级稻“Y两优2号”示范片。此地位于湘中偏西南的资江上游，地处雪峰山余脉望云山脚下，虽是山地，但这一方水土的小环境可谓得天独厚，是特别适合种植超级杂交水稻的一方福地。2000年和2004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稻试种先后在这里取得成功，而在第三次大考中，这一方福地是否又能再创奇迹？
在验收的四天前，袁隆平就来这里看了稻子的长势，那是个大晴天，金黄色的稻田把空气都映衬得金灿灿的，袁隆平看得一双眼都笑眯眯的，他唯一有些担心的就是接下来几日的天气。“只要老天爷他帮帮忙，九百公斤百分之百能达到啦！”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老天爷却像是偏偏要跟他们作对，就在验收的前一天，一场暴风雨突然袭来，顷刻间把田间的稻农打得晕头转向。清醒过来了，又一个个急得直跳脚，老天啊，这么大的风雨，再结实的谷粒也会被打脱啊。袁老师年纪大了，他们不好打扰人家，就给袁隆平的助手邓启云打电话。邓启云是“Y两优2号”的培育者，这里的每一粒种子就像他的孩子一样，他也正日里夜里地惦记着呢，一天二十四小时，手机都不敢关机。一个电话火急火燎地打来了：“邓老师啊，大事不好啊，羊古坳又是风又是雨啊，连人都站不住啊，怎么得了啊？”邓启云听见了农民兄弟那焦急万分的呼唤声，也听见了呼啦啦的风雨声和沉闷的雷声，但他还真有一种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他的声音很平静，很有底气，让农民兄弟只管放心，没事，他这个品种不受风雨影响，那稻子长得很结实，不会落粒的。可那些农民还是不敢相信，世上哪有风吹雨打不落粒的稻子啊？邓启云停了一下，脱口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我的孩子我清楚！”
这句话后来传开了，如今都成了邓启云的一句名言了。
第二天，风雨过后，在阴沉的天底下，那稻穗全都低垂着头，那是因为挂满了沉甸甸的稻子，看上去比阳光下多了几分深沉。天刚亮，羊古坳的稻农们便来田里仔细看过了，每一株稻禾都挺身站着，在田里也找不着几粒被风雨打脱的稻子。一夜惊心，现在一下放心了，一个个都说多亏了老天爷保佑，真是神了！尽管一场风雨刚刚过去，从田埂到田间都被雨水冲刷泡软了，但农业部派来的专家没有等待，现场测产验收按原定计划照常进行。专家自有专家的道理，一个合格的品种必须能经受住恶劣天气的检验，在大自然面前，没有任何特殊情况或特殊品种是可以特殊照顾的。一切都是按照严格的测产验收规程进行，专家组首先对分割成十八块田的代号进行现场随机抽签，分别抽取出三块试验田进行现场人工收割，然后在田间打谷脱粒装袋，最后进行水分检测与称重。由于昨夜下了一场大雨，谷粒含水率超过了仪器的测量范围，必须减至达标的含水率（百分之十三点五）才能准确测算出这批超级杂交稻的亩产量。尽管颇费了一番周折，得出的却是一个令人惊呼的结果，第三期超级稻“Y两优2号”百亩示范片不仅达到了亩产九百公斤的产量指标，而且创造了世界水稻史上大面积亩产的最高纪录（平均亩产高达九百二十六点六公斤）。说来还有一个小插曲，对这次测产的结果，有人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建议袁隆平不要提亩产突破了九百公斤这个具体数字，只说获得了“高产”。袁隆平一听就冒火了：“怎么不能提突破了九百公斤？我就是要攻关九百公斤！”
这一结果随后便在湖南省农科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袁隆平院士指导的超级稻第三期目标亩产九百公斤高产攻关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