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重水复
生活的艰辛可以克服，最难攻克的还是科学上的那个大限。
对杂交水稻的思路，袁隆平已经勾画得像路线图一样清晰，他也在一点一点地按照自己的思路推进。从1964年袁隆平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后，他已培育和繁殖了一代代的雄性不育株，并以此为母本，用一千多个品种做了三千多次杂交试验和上万次测验，袁隆平对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和花药退化型不育材料的育性遗传进行了研究，对“三系”遗传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产生了越来越多难以破解的谜团。
他发现雄性不育株的不育性受一对隐形基因控制，由于在现有品种中找不到保持系，他就借鉴美国科学家发明的植物雄性不育的“洋葱公式”以及国外玉米杂种优势的经验，对人工创造保持系的经验进行研究试验，以测交后代育性恢复的子一代为父本，测交父本为母本进行反交，其后代分离出不育株和可育株，再以不育株和可育株进行兄妹杂交的方法来选育保持系，但他在这方面遭遇了一个一直难以突破的瓶颈，选育的结果是父本和杂种都不断发生育性分离，始终选不到稳定的保持系。在科学实验上，谁也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但杂交水稻却必须找到一个能使后代百分之百地保持不育的品种。这就是袁隆平在理论上找到突破口之后，在实践中却一直无法找到根本突破口的关键所在。
袁隆平深知，虽说他尚未求得一个正果，但这些探索都是必然要经历的，他也感觉正在一点一点地接近那个目标。然而，很多原本就对这一项目充满了怀疑的人就不这么看了。一个科研项目搞了这么多年，你能拿出什么成果呢？
袁隆平唯一能拿出来的成果，就是那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袁隆平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其实就是一直在证明自己，但他又拿不出实实在在的成果来证明自己。究其原因，又不能不说，外在干扰是一个直接原因，尤其是两次毁苗事件，虽说还有一些秧苗劫后余生，但对试验材料造成了大面积损伤，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一切还难以预测。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这充满了哲理的诗句，揭示了人生变化发展的某种规律性，也凸显了诗人与众不同的思维与精神——在逆境中往往蕴含着峰回路转、绝处逢生的希望，哪怕深陷迷谷，只要你再往前走一步，眼前就是豁然开朗的境界了。而在袁隆平迈出了那关键的一步后，却一直深陷于山重水复之中，那柳暗花明的境界，却不知何时才能出现。必须有一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和信念支撑你去坚持，去求索。多少在半途止步或折返的人，就是因为缺少这样的意志和信念而错过了柳暗花明的美景，而这是我们主人公从来不缺乏的。
若是他离开自己的试验田、自己的秧苗，绝对不是他自身的原因，而是众所周知的原因。1969年6月，他从南繁基地回来后不久，试验田里的秧苗刚刚泛绿，忽然一声令下，他被发派到一百公里外的溆浦县底庄煤矿去劳动锻炼。这是袁隆平无法拒绝的，他只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试验田，临行前，他似乎有某种不祥的预感，“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早已列入省级科研项目，校革委会怎么会在节骨眼上把他抽走呢？难道又有什么变故？对上面的意图，他无法猜测，只能一再叮嘱李必湖和尹华奇把秧苗照顾好，那神情又如同托孤一般，让两位助手都充满了悲怆。
他的预感还真是准确。就在他离去不久，杂交水稻试验又险遭扼杀的命运。
那时安江农校已改名为黔阳农校，搬迁到了黔阳地区更偏远的靖县，也就是现在的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天，从省里来了一位水稻专家，要来看看他们的试验田。刚开始，李必湖和尹华奇还有些惊喜，自从袁老师走后，他们就没有了主心骨，一直有些惶惶不安，但他们知道，省里一直是支持他们搞研究的，这让他们误以为，这位从省里来的专家是来给他们打气鼓劲的。那位专家背着手绕着试验田转了一圈，一直皱着深刻的眉头。这让两位年轻的助手感到有些高深莫测，不过，他们还是很仔细地向专家汇报了试验的情况。这位专家却带着一脸的不屑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一千斤的禾能打八百斤的谷就不错了！”接着又以权威的口吻给他们上了一堂课，大讲了一通“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理论，两位年轻人这才搞清了这位专家的来意，他是要推翻整个雄性不孕性研究，而他讲的“无优势论”，是袁隆平早已突破了的理论，幸亏袁隆平不在现场，否则难免一场理论上的交锋。两位年轻人人微言轻，也不敢与这位专家顶撞，客客气气地把他老人家送走了。
就在这位专家走后不久，突生变故，这一次变故不知与这位专家的态度有没有直接关系，却是一场差点扼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灾难，他们科研组的科研经费（当时已增加到每年一千元），随即就停止拨款了，李必湖和尹华奇的生活费也停发了。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科研小组连同科研项目实际上被中止了。他们在毕业留校后给袁隆平当助手，但当时的身份还是农民，在科研组里也没有正式工资，每月仅领取十八块钱的生活费，但他们兢兢业业，像他们的袁老师一样，把试验田里的秧苗当作了他们的命根子。一场突如其来的釜底抽薪，让两位年轻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想找袁隆平，一时也联系不上，那时打个电话也很不方便，他们在学校里地位卑微，打个电话还要领导批准，就是打通了，那在煤矿里劳动锻炼的袁老师又怎能及时接到他们的电话？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两人都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又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两人急中生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给国家科委、湖南省科委、农业厅发电报、写信，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属“越级告状”。许多年后，尹华奇回忆起这事还是一脸的委屈和悲愤：“当时我们两个吃饭都成问题了，被逼得没办法，什么顾忌也不讲了！”
这两位年轻人虽说胆大，却也心细，他们分别给省科委的杨武训、地区科委主管该项目的曾春晖分别发去了情况汇报和请求支持的电报。杨武训也曾是袁隆平所带班级的学生，对袁老师和他的杂交水稻研究都相当了解，在接到电报后的第一时间就报告了省科委并转告国家科委。如果不是这样，国家科委也不会在短时间内做出那么快速的反应。就在李必湖、尹华奇的电报发出一周后，国家科委就派出一位资深专家来安江农校调查情况。
那也是在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名字——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张孔湉教授，他既是一位遗传学家，也是一位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一位来自北京的专家，还不知道安江农校已经改名搬迁，他从北京到长沙，又辗转来到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一进校门就被一棵砍倒的老樟树拦住了脚步。校园里不见师生，只有一些工人正在砍伐樟树，锯成木板，打造家具。樟木家具既防潮又防蛀，还有一股扑鼻的香味，经久不散。但张教授一看这么多古樟被活生生地砍倒在地，连声叹息：“可惜了，可惜了，这好端端的大树，砍它干吗啊？”这让那位接待人员一下冷淡了，然后冷冷地告诉他，安江农校已经搬到了靖县二凉亭的新校园去了，这座老校园已被黔阳地革委接管。那时全国各级政权，从省一级到工厂、学校的政权机构已经全部改名为“革命委员会”，那位接待人员也不是安江农校的，而是黔阳地革委的一位干部。
原来是这样，张教授这才发现自己走错了地方。
靖县地处湘、黔、桂三省区交界处，雪峰山脉的西南端。张孔湉一路颠簸赶到靖县，好不容易找到了黔阳农校新校区，又找到了校革委的一位负责人，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按说，这位来自中科院的资深专家，肩负着国家科委委托的使命，那来头也不小了吧，但他愣是没有一点架子，并且显得特别谦逊，一见面就规规矩矩地用双手递上了国家科委的介绍信。他没想到，那校革委负责人斜眼瞟了瞟那介绍信，连一声请坐都没说，就跷着二郎腿问他有什么事。张孔湉也不计较，微微弓着腰，向他询问“水稻雄性不孕性”研究项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那负责人的脸一下拉长了，又浊又重地哼了一声：“李必湖、尹华奇越级告黑状，他们的事，我们校革委不再管了！”这位校革委负责人既不接待张教授，还以公事公办的名义把他的介绍信给扣下了。那时候没有介绍信几乎寸步难行，学校既没有安排他的住宿，他又无法到招待所去登记住宿，只得在校园里四下打听，那个“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在哪儿办公。他又哪里知道，这个科研组的组长袁隆平早已发派到一个远在三百里之外的煤矿里去了，另两个“社来社去”的助手还像学生时代一样住在八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
这世上还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必湖和尹华奇听说国家科委派人来了，也正在焦急地寻找张教授呢，安江农校的新校园也不大，你找我，我找你，三个人在一个果园边上碰上了，而一个资深专家身上那股特有的书生气质，让李必湖一眼就认出来了，他连忙上前去打招呼：“您是北京来的专家吧？我们就是袁老师的助手。”
三个人就像亲人相见了，两个年轻人一起紧握着张教授的手，热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此时天色已晚，张教授又没有了介绍信，怎么安排住宿呢？张教授爽快地说：“你们住哪？我就跟你们挤一宿吧，晚上我们正好好好交谈。”一个国家科委派来的资深专家，这晚就住在安江农校的学生宿舍里。湘西人古道热肠，热情好客，可两位年轻人每月十八元的生活费已经停发了，两人连大食堂也吃不起，就在宿舍的廊檐边上垒了个小灶，从家里背米，在地里种点小菜，勉勉强强度日。这一切张教授都看在眼里，也暗自在心里叹息，没想到一个国家科委那样重视的科研项目，这科研小组的成员日子竟然过得这样艰难。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初夏夜，田野里的稻禾正在扬花灌浆，晚风吹来甜丝丝的气息。两个年轻人和张教授在蛙鸣声中一直聊了整整一夜，从两次毁苗事件，到科研经费停拨、生活费停发，还有袁老师和他们这几年来经历过的一次次不白之冤和流言蜚语，一五一十都讲了出来，如今，袁老师被发配到了煤矿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而他们连饭都没得吃了，两个年轻人禁不住悲愤地喊了起来：“我们也是人，也得吃饭啊！”
第二天一早，张教授看了那些从陶瓷厂捡来的盆盆钵钵，这些盆钵都原本就是废品，一个个歪歪扭扭，奇形怪状，但那试验的秧苗却长得生气勃勃。那半亩实验田的禾苗也长得一片葱茏，又快到扬花抽穗的季节了。张教授不只是看看而已，他以一个专家一丝不苟的严谨，对所有试验材料做了检测，还仔细翻看了两位年轻人每天记下的田间档案，连袁隆平以前所做的田间档案都仔细翻阅了，那一页页纸张上都浸透了发黄的汗渍，密密麻麻的数据上沾满了无意间落下的指纹。在揭示出水稻的生命密码之前，张教授仿佛已经窥探到了这些基层科研人员的生命密码。他一边看，一边在心里感叹，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一个条件这样艰苦简陋和技术队伍薄弱的山区农校，还有人在兢兢业业地搞科研，搞试验，而且是向世界级的难题攻关，这本身就是奇迹啊！而袁隆平所勾画出的一条清晰的思路和各种试验数据，让这位遗传学专家已经看到了杂交水稻成功的希望。作为一位研究杂交高粱的专家，他自然知道杂交水稻研究一旦成功将蕴含着多么巨大的价值。经过深入仔细的调查，他作出了一个结论：“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的研究“具有极高的科学含金量和实用价值”，他也明确表示支持“自花授粉植物有杂种优势”的观点，小麦不也是自花授粉植物吗？其杂种优势早已在墨西哥的实践中验证了，所谓“无优势论”已经被实践推翻了，那是一个落伍的论断了。临别之际，张教授还给两位年轻人传授了许多遗传育种方面的知识，解答了他们在试验上遇到的种种疑难，又一再鼓励他们：“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咬着牙挺过去！”
在回京复命之前，张教授心中已有了十足的底气，他找到黔阳地革委负责人，这次，他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改来时的谦逊，以国家科委特派调查专家身份，向地革委通报了他的调查结果，并明确提出，必须把袁隆平从煤矿调回来，“水稻雄性不孕性”科研小组绝不能解散！这已不是一个专家的意见，他肩负着的是国家科委的使命。随后，湖南省科委又派来了以陈国平为组长的联合调查组，他们调查的情况和张孔湉教授调查的结果高度一致。在省科委和省农业厅的干预下，一个多月后，袁隆平终于从煤矿里调回来了，而省科委和农业厅通过这次调查，也发现把一个重要科研项目放在一所已经划归地方的农校，日后还有可能遭遇种种干扰，于是决定将这一项目收归省农业厅，交给湖南省农科院主管，并成立了“杂交稻科研协作组”，袁隆平和两位助手一同被借调到省农科院，除了袁隆平和两位助手，再从有关单位抽调一些业务骨干充实到科研协作组，以加快科研进度。这个科研协作组依然由袁隆平负责，两位助手也还是不拿工资的聘用人员，但生活费从每月十八元增加到二十六元，原来每年一千元的专项经费则一下翻了三倍，增加到了三千元。对此，袁隆平在日后的讲述中感慨道：“由此可见，省里是真正重视和支持这项研究工作的，这是我们将研究坚持下去的必要保证。有了这份保证，我们才有信心，所以尽管研究中遇到了七灾八难的，我们的研究小组还是咬着牙挺下来了！”
事实上，在一个科学论断被验证之前，很多东西已被提前验证了，并且一直在验证，无论怎样风云变幻，总有一群追逐太阳的人，不只是袁隆平和他的助手，还有张孔湉、陈国平和许多我没有提及的人，他们都是追逐太阳的人。
这年冬天，当寒流又一次袭来时，袁隆平又带着两个助手上路了，这次，他们将要奔赴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元江，古称“西南荒裔”，虽说是地处偏远荒凉之地，但受印度洋西南暖湿气流和太平洋东南暖湿气流的影响，空气湿度大，降水量多，日照充足，冬暖夏热，是一个天然的育种温床。袁隆平等人抵达元江后，租居在元江县农技站的一座无人居住的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一片水田作为实验田。他们放下行囊，第一件事就是把随身带来的种子浸下了水。
转眼，又一个年代已经来临，傣族同胞头上插着孔雀羽毛，敲打着系着花绸带和彩球的象脚鼓，欢欣鼓舞地迎来了1970年的元旦，也迎来了70年代。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元旦刚过几天，他们又陷入了一场不可预测的危境。1970年1月6日凌晨，发生了载入中国地震史的滇南大地震，震级超过里氏7.2级。一片漆黑中，躺在床上的袁隆平忽然感觉到一阵起伏摇晃，睡意模糊中还以为是在做梦，在梦中回到了在长江和洞庭湖上颠簸的那条逃亡的小木船上。但剧烈的摇晃很快让他惊醒了，啊，地震，发生地震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眼看房子摇摇欲坠，天花板上的石膏板噼噼啪啪地往下掉，他赶紧拍醒了两个还睡得挺沉的年轻人，“快起来，地震了！”三个人光着膀子从屋里冲了出来，还没站稳脚跟，袁隆平猛地想到什么，种子，种子还在屋里啊！他又奋不顾身地冲进屋里，两个助手也紧跟着，把种子从屋里抢救出来。对于他们，这可真是命根子啊，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生命。
他们守着种子，在屋前的一个水泥篮球场上一直等到天亮，余震依然不断。这时，农技站的老支书来看望他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赶快转移吧。”
袁隆平摇了摇头，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种子说：“书记啊，这种子马上就要播种了，我们怎么能离开啊？如果误了农时，我们这么远跑来，就白来了，这一年的种子就断代了啊！”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余震一直不断，他们租住的房子虽然没有震塌，但四处开裂，已是危房了。他们只能在那个水泥篮球场上用塑料布拉起了一个帐篷，白天搞试验，晚上睡草席。装在布袋里的种子浸过水，从铁桶里捞起来后，就挂在绳子上，随着余震一阵阵摇晃，师徒三人轮流照看，就像精心照看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能出丝毫差错，每隔几小时就要浇一次水，让稻种在布袋里发芽。
终于，种子发芽了，在试验田里播种了。在摇晃的大地上，那些无忧无虑的种子渐渐生根，试验田里很快就泛出一片嫩绿，又在阳光与春风中化作一片葱茏。师徒三人赤脚坐在田边上，看着悠悠摇曳的秧苗，回首这六年来的育种经历，充满了岁月流逝的感叹。
此时的袁隆平，不知不觉间已迈进了不惑之年，但依然有太多难以解开的疑惑。一个迟迟拿不出一点实际成果的科研项目，让袁隆平一直无法证明自己的技术路线是正确的，而这么多年，他仿佛一直在以失败的方式验证那个水稻杂交的“无优势论”是正确的。很多人对这个论断是越来越深信不疑了，对袁隆平的技术路线也就越来越置疑了，其中也不乏水稻育种方面的权威专家和学者，认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一个在现代遗传学上早有定论的大限，不是能不能从根本上突破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就走不通的死胡同。那么多国内外权威专家都久攻不下的一个世界性难题，难道就能在一个普通农校老师手里攻破？说句实诚话，作为一个历史追踪者，如果我在那个年代听说了此事，也会连连摇头，怎么可能？几乎不可能！
但袁隆平依然坚信他的技术路线是对的，那一粒神奇的种子是存在的，也是能够找到的。他这样打比喻：“这好比一个人听收音机，他收不到信息，就愣说人家电台没播音，这是没有道理的。科学这个东西是不讲情面的，它不会因为谁是专家就青睐谁，成功的阶梯永远铺在勇于探索者的脚下。”他也反复思索过这六年来的经验教训，他觉得自己的思路并没有错啊，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很多事还真是当局者迷，在长久的沉思之后，袁隆平才意识到，他们虽说走出了雪峰山，把南中国都变成了他们的试验田，但一直都没有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选用栽培稻作为亲本材料，利用人工杂交培育雄性不育系，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经验惯性和思维定式，他们就这样被卡在一道瓶颈里了，若要从中突破就必须打破思维定式，而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有人这样比喻，思维就像曲别针一样，至少有亿万种可能的变化。而也正是这种对思维定式的觉悟和改变，让他脑子里的灵感又一次乍现，又一次豁然开朗了，倘若能够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通过核置换的方式，创造出新的雄性不育材料，从而培育出雄性不育系，是否会从根本上突破呢？尽管此时还是一个假设和问号，但接下来的科学事实将验证，对于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又是一个决定性的思考和选择。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最终就是沿着这个思路获得了根本性突破。
按照袁隆平的这一思路，第一就要在大自然中找到野生稻，再用野生稻同栽培稻进行远缘杂交，利用远缘种间的生殖隔离特性来产生新的雄性不育材料。除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存在，袁隆平还有一个信心，中国有着辽阔而丰厚的适合稻子生长的水土，而野生稻一般分布在岭南、海南、云南等热带和亚热带的偏远地区，这些省区都是历史悠久的稻作区，蕴藏着丰富的物种资源。袁隆平这次云南之行，虽说遭遇了一场大地震，但祸兮福所倚，还真是不虚此行，经过小半年的辛勤劳作，他们又繁育出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种子，而更重要的是，袁隆平又为未来的杂交水稻研究勾画出了一条思路，并在1970年4月搜集到了云南野生稻，用来做野栽杂交试验。说来可惜，由于这次试验没有对野生稻进行短光处理（对感光性较强的品种进行短期光周期诱导处理，能促进发育，提早开花日期），袁隆平把野生稻栽在靖县的试验田里后，生育期太长了，最终没能抽穗，这一次野栽杂交试验失败了。
失败，我实在不忍再用“失败”这个词，对于经历了太多磨难、太多失败的袁隆平，这个词实在太残忍。失败不一定就是成功之母，也可能是接二连三的失败直至最终的失败。而借用英国化学家汉弗里·戴维的一句话也许比较科学：“我的那些最重要的发现是受到失败的启示而作出的。”而袁隆平接下来将验证这一箴言。
其实袁隆平那锲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远比我想象的顽强。从1964年袁隆平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0年的这六年，新华社的一篇通稿里曾做出这样的评价：“六年是多少个日夜呢？没有成功也就没有鲜花和掌声。这是追求理想锲而不舍的六年。这也是人类进行水稻革命最有意义的六年，难度之大，压力之大，条件之差，时间之长，超过了居里夫妇对放射性镭的艰苦探索。”原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陈明山也是一个追逐太阳的人，多年一直关注和支持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他曾如是感叹：“袁隆平最苦、最难是1970年以前，但他从来没有消沉过，也没有抱怨过，即使再多困难也难不倒他，这样的人我还没有发现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