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子
说到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方志辉特别推崇一个人，那就是在菲律宾被誉为“杂交水稻之子”的张昭东。这里我就把他在菲律宾培育和推广杂交水稻的经历作为一个标本来解读。
想当年，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的世界性声誉首先就是从菲律宾叫响的，如今又出了个誉满菲律宾的“杂交水稻之子”，我一直想要采访他，去他在菲律宾耕耘播种的稻田里看看，但又一直没能联系上。方志辉一拍大腿，说：“好办！”随即就拨通了张昭东的电话，让我与他聊了一会儿，那从太平洋的风声与海浪声中传来的声音颇有沧桑感。
张昭东背井离乡，远赴菲律宾布“稻”，还得从袁隆平先生说起，菲律宾是袁隆平走出国门的第一站，也是他去得最多的国家，先后去过三十余次，无论从哪方面看，他对菲律宾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尤为重要的是，国际水稻研究所设在菲律宾，对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是一个极好的窗口。袁隆平一直在为实现他的第二个大梦——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而运筹，而菲律宾是他的首选之地，这就“必须派有思想、吃得苦、霸得蛮的科技工作者深入一线开拓发展”，但到底选派谁去菲律宾比较合适呢？就在这时，有个人向他主动请缨了——张昭东。
那是1998年，张昭东时年四十六岁，担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是袁隆平的左膀右臂之一。这让袁隆平颇费踌躇，他对张昭东的器重和信赖自不用说，可他还真没有考虑过要选派一个中心领导过去，毕竟，中心领导的岗位也很重要，而既是为中心的大局考虑，也是为张昭东个人考虑，他这一去，意味着就要放弃现有的、来之不易的一切，单枪匹马下南洋，打天下，这么大岁数，又不懂英语，搞不好那可就要受洋罪了。这些话，他都对张昭东直说了。对此，张昭东也早已反反复复想过了，但他在袁老师跟前不讲困难，要说难，这世上谁能难过袁隆平？袁老师摆出那么多困难其实是在考验他呢。既然不讲困难，那就讲优势，他知道这才是袁老师最想听的，一呢，菲律宾是典型的热带国家，终年适合种水稻；二呢，菲律宾地理位置优越，代表性强，既是东盟成员国之一，又位于太平洋、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交通要冲，具有桥头堡的作用，如果杂交水稻在菲律宾推广成功，就打开了进军南洋的大门，可以向东南亚其他国家推进；三呢，菲律宾人口多，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有优势，又以稻米为主食，由于稻米供不应求，如今已从粮食出口国转换为粮食进口国，菲律宾国民需要杂交水稻，几届总统都很重视杂交水稻开发，在政治上、民意上都占有优势，推广起来就会容易得多；四呢，中菲两国是近邻，民间友好往来源远流长，而菲律宾还有很多华人企业家，这也是可以借助的力量。——张昭东这一番深思熟虑的话，句句都说在袁隆平的心坎上，他点头了。张昭东赴菲前夕，袁隆平为他饯行，还鼓励张昭东把杂交水稻基地就设在国际水稻研究所旁边，跟他们打擂台：“如果打赢了，我们的国际开发应该就会水到渠成！”这是一种国际竞争，其实也是他对张昭东的激励，一辈子喜欢下棋、善于博弈的袁隆平，时不时就对自己的助手和学生来一下激将法，还真灵。
事实上，那也是一着先手棋，就在张昭东赴菲的第二年，1999年6月，中菲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根据协定，菲华商联总会执行副理事长兼外交委员会主任、喜特岭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林育庆（Henry Lim Bon Liong）与中国国家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袁隆平院士合作组成“菲律宾西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西岭公司，SL Agritech），这家公司以林育庆之父林西岭先生的名字命名，其主要业务就是在菲律宾进行杂交水稻的试验与推广。
林育庆祖籍福建泉州市，其父十二岁便移居菲律宾，在艰辛打拼中，从白手起家到创办菲律宾中央书局，随着产业链条的延伸，又创办了喜特岭纸业集团公司，成为东南亚著名的纸品商。1951年，林育庆出生于马尼拉，在父亲的苦心栽培下，颇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1976年，父亲逝世，他子承父业，成为喜特岭集团的掌舵人，在巩固了父辈缔造的核心企业后，又向文具、百货连锁店、地产和环球资讯等业务多元化拓展。无论作为一个继承者，还是一个开拓者，他都做得相当成功了，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种植杂交水稻的“农民”，这成了他最自豪的职业，在他的微信号里，这个“农民”是不打引号的：“林育庆，农民，Henry Lim，Farmer.”
我在马尼拉采访时，第一个采访的就是林育庆博士。他那样子实在不像是一个农民，而是一位白净儒雅的绅士，一头黑发也梳得十分整齐，一点也看不出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他觉得自己还挺年轻，一心想着怎么把杂交水稻在菲律宾和东南亚越做越大。走进他家里，在客厅的大茶几上就摆放着一把稻穗，在一个角落里还码着一袋袋优质杂交稻米，这是他一天三餐都要吃的。但他笑着告诉我，在1997年之前，他连大米卖多少钱一斤都不知道，也从来不闻不问，不管是泰国米、日本米、美国米，只要口感好、吃着香就行。一个商人，若从纯粹的商业利益考虑，也很少想到要在农业上投资，农业是周期长见效慢的长线产业，投下去深不见底，三五年内也看不见什么成效。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他把目光投向农业呢？说来，还是缘于他与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一次谈话。当时，埃斯特拉达还是副总统，但已有问鼎总统的雄心了，他不假思索地对林育庆说：“如果有一天我做总统，一定优先考虑农业，我们要向中国学习，中国不但能养活那么多人口，还能出口那么多的大米。”
就是这番话，让林育庆对中国以及菲律宾农业做了一番深入调查和比较，也让他对菲律宾的国情有了更深的体认。菲律宾是一个面积不过三十万平方公里而人口过亿的多民族群岛国家，但该国和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其种植方式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中国有着悠久的精耕细作的传统，而菲律宾则是广种薄收，这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就是落后、低下、粗放的农耕方式，播种时，用铲子挖个坑，随手把种子撒进去，就不管不问了，接下来一切就看天老爷的脸色了，若天公作美，就能多收三五斗，一家老少就能吃上饱饭了。在风调雨顺的年景，并保持一定的人口规模时，菲律宾稻米仰仗其自然优势，总的收成还是不错的，不仅能自给自足，还一度成为稻米出口国。然而，由于近几十年来人口激增和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减少，加之缺乏农田灌溉设备，还有台风、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相互交织在一起，如今菲律宾早已从一个大米出口国变成了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为了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菲律宾历届总统和政府都在农业上下功夫，但由于菲律宾传统稻种产量不高，增产潜力一直极为有限。其实，在种子改良上，菲律宾也曾尝到过甜头，那是196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利用我国台湾的“低脚乌尖”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名叫“Peta”的高秆品种“杂交”育成了矮秆品种“IR8”，那种“杂交”并非经典的杂交方式（如三系配套），只是借鉴了一些杂交技术，但“IR8”也产生了在当时看来不可思议的增产效果，被誉为“奇迹稻”，在稻田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菲律宾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推广播种“奇迹稻”后获得了大面积增产，但其增产效果远不及后来中国杂交水稻带来的奇迹，又加之种子退化，没有更新换代的新品种，菲律宾水稻产量又陷入了徘徊不前的困局。
林育庆经过一番调查，对埃斯特拉达的眼光和政见由衷佩服了，这位有二十多年从影经历的电影明星，其实也有着从市长、参议员到副总统的漫长政治历练，而多年的历练让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业，应该说他抓到了菲律宾的一个症结，这一个不可能立即解开的症结，却又是必须解开的。就在那次谈话不久，埃斯特拉达于1998年如愿以偿当选菲律宾第十三任总统，其中就有林育庆投下的一票。另一方面，林育庆也深受母亲的影响，他决定投资水稻种植时，母亲便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喜特岭集团是一家家族企业，林育庆有着众多的兄弟姊妹，而母亲则是他和一个大家族的精神支柱，也是主心骨，如果没有母亲的鼎力支持，他就难以把大量资金投入农业。当林育庆还在犹豫不决之际，母亲就开导他不要用单纯的商业眼光来看，“让众生吃饱肚子，是大慈悲”。母子连心，皆以慈悲为怀，在家族成员的支持下，林育庆“才可以做一点想做的事”，他说得很低调，这其实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从此开始了他的另一段超越了商业资本的创业史。他的想法和埃斯特拉达一样，向中国学习，首先就必须从种子开始，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理所当然也可以改变菲律宾。
林育庆认准了一粒种子，但那时他还无缘结识袁隆平先生，便就近拜访了国际水稻研究所的专家，得到的却是一个让他几乎绝望的答案：杂交水稻只有在温带和亚热带才能成功，而菲律宾位于赤道附近，根本不适合种植杂交水稻。林育庆当然知道这些国际水稻专家的权威性，但这个权威的答案并未让他死心，他还想问问袁隆平先生，如果杂交水稻之父也这样说，他也只能认命了。幸运的是，他很快就在朋友引荐下见到了袁隆平，而袁隆平则给了他一个不那么肯定却又充满了希望的答复：由于各气候带的光照、气温、水肥条件都不一样，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不能直接在菲律宾的稻田里播种，但只要下功夫，应该可以培育出适合菲律宾这种热带气候的杂交水稻种子。这让林育庆的脑子转了一个弯，他原本想直接从中国引进种子，而现在则是从中国引进杂交水稻的技术和人才在菲律宾培育种子，这比原来设想的路要艰难、曲折得多，而这一重任就落在了张昭东身上。
这里有必要对张昭东的人生经历和专业背景做一番交代。1952年早春二月，张昭东降生于湘西南东安县的一个穷山沟里，当饥饿和半饥半饱的日子成为那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用说，这样一个山里娃也难以幸免。不过，在那一代人中他又是幸运的，1974年他作为工农兵学员，原本被推荐到了湖南农学院，结果却阴差阳错上了零陵农校。虽说有些失落感，但这机会对一个农家子已经非常难得了。零陵农校和安江农校一样，也是湖南当时的四所重点农校之一，他攻读遗传育种专业，从跨进校门到毕业一直当班长，毕业后留校任教。那时杂交水稻已攻克了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正在主攻制种关。张昭东被派往安江农校交流学习一个多月，从那开始，他就认识了袁隆平这个老师，两人就此结下了师生之谊，也可谓亦师亦友吧。
除了袁老师的言传身教，张昭东在1978年还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深造机会，他在湖南农学院中南五省遗传育种师资培训班学习了一年，给他们讲课的，很多都是专业领域里的尖端专家，有的还是学部委员（院士）。那是科学的春天，很多专家刚刚走出牛棚，能有机会把压抑多年的学问一下释放出来，一个个都特别投入，特别兴奋，有个上了年岁的老教授，讲到兴奋处血压猛然升高了，但他还是坚持讲完了课，走下讲台时，他脚步一晃，张昭东和几个学员眼疾手快，抢上几步扶住他，去校医院里打了强心针，老教授才缓过神来。为了传播科学，这些老教授简直是玩命啊，而那些求知若渴的学员也是一个个在拼命。——张昭东给我讲这些往事时，习惯性地摸着自己那光亮的大脑门说：“我这头发就是那时候开始掉的，白天上课，晚上整理笔记，每天还要下田实习，那一年真是太紧张了，每晚都是抱着书本睡着的，醒了，一睁眼，就发现枕头一片黑，全是掉下来的头发！”他开玩笑说，若不是掉了那么多头发，也就长不了那么多见识。论文凭，张昭东至今只有一张零陵农校的毕业证，而且是“工农牌”的，在遗传育种界他可能是文凭最低的一个，但他在袁老师那里跟班学习和在湖南农学院的这一年培训，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还有，他教了十年遗传育种专业课，也让他在这一科学领域钻研了十年。在教学上，他和袁老师一样，特别强调实践性教学，为了培育出新的杂交组合，他还搞过多年单倍体育种和激光育种试验，前者是利用植物组织培养技术（如花药离体培养等）诱导产生单倍体植株，再通过某种手段使染色体组加倍，从而使植物恢复正常染色体数，后者则选用适当波段剂量的激光照射植物种子和其他器官，以诱发突变，进而在其后代中选择优良变异个体。此外，他还尝试过“离体去雄”，即剪下稻穗，浸泡在营养液中去雄。在当时，他的这些试验都是比较超前的，且都获得初步成功，但没有推广应用，但这十多年的“教学相长”，理论加实践，也成了他能在杂交水稻研究上一路走下来的支撑。
张昭东坦诚地说，他并非一个专业型人才，在零陵农校工作期间他就被选拔到了人事管理的岗位上，1988年他调到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也是作为管理人才引进的，担任水稻所“原原种场”副场长，后来又担任水稻所副所长兼场长、作物所副所长，一直都是以经营管理和种子推广为主。在“原原种场”工作的几年里，他每天戴着一顶破草帽、骑着一辆连脚踏板都没有的破单车，早出晚归，那早已谢顶的大脑门被烈日晒得通红发光，谁也看不出他是个场长，然而就是一个最不像场长的场长，把一个仅有六百多亩土地、五十多个老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的老大难单位搞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而在他们的“原原种场”旁边，就是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试验田，那边田里也有一个最不像科学家的大科学家，每天和他一样在烈日下炙烤，不用说，那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张昭东每次看见了那个身影，很长时间都会一动不动地打量着，而袁老师则聚精会神地观察着稻禾，很长时间也是一动不动的，张昭东隔着一条田坎，可以清晰地看见阳光在袁老师身上移动，当时间的光影在一个科学家身上变得分外清晰，那一刻他总是特别感动，还有几许莫名的惆怅。偶尔，袁老师看见了他，也会走过来，和他说说心里话，而袁老师谈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除了品种研发，还得有人搞开发，这就特别需要既懂专业技术又能搞经营管理和技术推广的复合型人才。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也是省农科院的下属机构，张昭东那时还不是中心的人，却也从未把自己当外人，袁老师是说者有意，他亦是听者有心。他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一份报告，对如何把杂交水稻这一高科技成果进一步转化成高附加值的生产效益进行了充分论证，提出要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旗下打造一个大型现代化种业集团，拥有完整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体系，实行“育繁推（育种、繁殖、推广）一体化”，他的这一设想很有超前意识，可以说已经勾画出了后来“隆平高科”的雏形。袁老师看了这份报告，又竖起大拇指连呼：“高级，高级啊！”他原本在心里就已属意于张昭东，看了这份报告更加打定了主意，要把张昭东调到中心来搞开发。但好事多磨，又颇费了几番周折，后来还是袁老师自己打报告，几次到农科院去要人，才把张昭东调到中心来，担任分管开发的副主任，那已是1995年下半年了。
很多事说来话长，这里就简而言之，张昭东这个副主任来之不易，但他却毅然舍弃，自告奋勇奔赴菲律宾推广杂交水稻，袁老师既对他充满了信赖，却也难以割舍，但最终还是放手任他一搏了。而这一搏，从一开始就极为艰难，诚如袁隆平先生所说：“杂交水稻进军南洋之路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张昭东只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在菲律宾第一大岛吕宋岛中部的内湖省首府圣克鲁斯市郊租了一座久已无人居住的废旧别墅，又陆续引进了几个助手，就干起来了。这地方离国际水稻研究所很近，他还真是像袁老师说的那样，摆起阵势，跟国际水稻研究所“打擂台”。菲律宾一年到头酷热难耐，而他们住的房间连空调都没有，热得实在受不了，只能用井水一遍遍地冲凉降温。小院里的那口看上去还清澈的老井，就是他们唯一的水源，他们真是像爱惜自己的眼珠子一样。然而谁又能想到，这口井差点要了他们的命，他们用过的脏水、肥皂水在倒入排污沟后，竟又透过一条看不见的裂缝暗暗流回了这口井里，然后又被他们重新用来饮用、煮饭、洗衣、冲凉，但一开始谁也没有察觉，过了一年多，一个初来乍到的小伙子喝了这井水之后突然上呕下泻，腹疼不止，他们才开始查找原因，当一股污浊的暗流被揭开，每个人陡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天啊，你喝了这水能不生病吗？张昭东说起这事，还难以置信地冲我连连摇头，而最难以置信的是他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竟然有这么顽强的体质，喝了一年多的脏水，竟然一个个都还安然无恙，这也真是奇迹了。
那种苦不堪言的日子，不只是生活条件艰苦，科研条件更艰苦。搞水稻试验，镜检是最基本的，而他们用的一台显微镜还是医院里淘汰的，被他们废物利用了。有些事说起来比较复杂，说穿了又是一个很简单的现实，搞农业科技在短时间内难以出成果，而没有成果就只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张昭东比谁都希望能早点干出成果。当时，西岭公司在吕宋岛的内湖省和棉兰老岛的东纳卯省开辟了两片试验田，这也是袁隆平院士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海外最大的两个试验基地。在袁隆平先生的指导下，张昭东等人将籼稻和粳稻进行亚种间杂交，在短短数年里共筛选了数千对杂交组合，经过两季（菲律宾把一年分为旱季和雨季）五十个小组试验，感觉就要看见那粒神奇的种子了，可最关键的一个指标——雄性不育性的纯度（母本纯度）一直不稳定——这也是袁隆平以前遇到过的问题，一粒杂交水稻种子若要培育成功，对其母本的纯度要求极为严格，需要达到或接近100％的稳定性。时至2000年，杂交育种试验进入了最关键的时期，张昭东一天到晚泡在稻田里，累了，就在树荫下躺一下。那段时间他情绪很不好，母本纯度一直不过关，感觉整个世界都在和他作对，一场台风紧接一场暴雨，稻禾病的病，死的死。他几乎每天都是在愁云惨淡、灰心丧气中度过的，甚至想过把这一摊子撂下了，回国去过那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这只是偶尔蹿出的念头，绝不是他的性格，倘若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国，他又怎么去见袁老师啊？而袁老师曾经遭遇的一次次失败和屡败屡战、锲而不舍的经历，也成了他在绝望时最牢不可破的精神支柱。
同张昭东一样忍受着煎熬的还有林育庆博士，他把家族企业交给兄弟来打理，自己则在吕宋岛和棉兰老岛的两个试验基地往返奔波。就在那节骨眼上，一个最黑暗的夜晚骤然间在他的生命中降临，那是2000年11月17日晚上，一辆集装箱大货车迎面撞上了他的越野车，只听轰的一声闷响，感觉地球爆炸了。这是他昏死之前最后一刻的记忆，瞬间，他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他才知道，母亲和三弟都被车祸夺去了生命，他自己也身受重创，大夫从他的肺部抽出了大量瘀血，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他感觉自己是死过一次的人了，而他能活过来已是万分侥幸，这让他对极其脆弱又极为宝贵的生命充满了感恩。而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和心中的至痛，就是被车祸夺走了生命的至亲。每次走进稻田里，他恍惚又看见了母亲的身影，在这只有播种、耕耘却不见收获的几年里，母亲不但一再鼓励他坚持下去，还多次到试验基地来探望和慰勉张昭东等坚守在一线的科研人员。这是一个以慈悲为怀、心有大爱的母亲，林育庆既恨苍天无眼夺走了自己的母亲，又感恩上苍让他拥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他含着泪水对我说：“她的伟大，在于她有自爱和爱人之慈悲心，却又以平凡不张扬的态度处事待人，如今，每每回想起这些，我都会黯然泪下……”
母亲没有看到杂交水稻在菲律宾培育成功就撒手而去，但林育庆一直觉得那慈祥的身影从未远去，她的灵魂依然在稻田里守望。他一直虔信，西岭公司能培育出一粒神奇的种子，就是母亲显灵了。说来也挺神奇，就在林育庆躺在ICU病房里的那段日子里，张昭东终于有了惊喜的发现，当他的目光落在标记为8号的稻株上，一下惊奇地睁大了眼睛，那感觉就像袁隆平此前那一个个神奇的发现一样，真是如得神助啊，看这稻株的长势和性状，应该就是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强优势组合啊。张昭东马上又去采集母本样做镜鉴，还真是，经检测，一共有六个母种纯度接近百分之百（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这意味着，他们终于育成了适合菲律宾土壤气候的热带杂交水稻高产组合。这一系列组合的育成，“打破了中国杂交水稻品种不适合热带种植的断言，在菲律宾树立起了中国杂交水稻的旗帜”——这是袁隆平先生的原话，并称之为“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组合”（简称“热带先锋”），这其中最好的一个品种就是以林育庆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西岭8号（SL-8H）”，而生产出来的稻米则以他母亲的菲律宾名字命名为“多尼亚·玛丽亚（Dona Maria）”。那也是林育庆和张昭东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日子，2001年1月17日，西岭公司培育的第一个杂交水稻品种诞生了，林育庆觉得自己也重生了一次。
接下来，这种子就要在更大范围内试种，以检测这一热带先锋杂交组合在不同地域环境的适应性。为此，张昭东有过许多历尽奇险的经历。菲律宾是一个地形复杂的群岛国家，在棉兰老岛腹地的热带雨林里，不只随时都会蹿出眼镜蛇，还随时都会遭遇战争和绑架。一次，张昭东在菲律宾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交错的地带推广杂交水稻播种，突遭持枪绑架，侥幸的是，那些绑架者一听他们是中国水稻专家，是来帮助菲律宾穷人解决吃饭问题的，才放了他一马。还有一次，他们在试验基地的住处遭到一伙蒙面劫匪的绑架，但在洗劫之后留下了他们的性命。这些入室抢劫者一般是不会留活口的，他们能够大难不死，只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毕竟生死系于那些绑架者的一念间，每次侥幸生还，都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那感觉和林育庆一样，真的像是又重生了一次。
尽管有过这样一次次危险的经历，但在菲律宾研发和推广杂交水稻也有很多的优势，诚如张昭东来菲律宾之前所分析的一样，菲律宾朝野都希望通过杂交水稻来增产粮食，对袁隆平、张昭东等中国杂交水稻专家都特别尊重。在埃斯特拉达总统执政期间（1998—2000），中菲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帮助菲律宾发展杂交水稻的协定。阿罗约总统执政期间（2001—2010），她曾五次接见袁隆平。2001年9月，袁隆平因“在杂交水稻研究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为亚洲带来粮食安全”而获得菲律宾“麦格赛赛政府服务奖”，该奖项被视为亚洲的诺贝尔奖。而西岭公司作为菲律宾最大的杂交水稻生产商，也获得了超越商业资本价值之上的地位，林育庆博士时常受到总统和农业部长的约见，向他征询农业和粮食方面的意见。就在袁隆平先生获得麦格赛赛奖的同年，西岭公司与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签署协议，由西岭公司向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提供杂交水稻种子，再把这些种子分配给全菲各地的农业合作社推广种植。
这里还得特别说明一下，菲律宾有两大水稻研究所，一是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一是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若不了解，很容易混淆。这两个研究所我都抵达现场考察过，前者位于吕宋岛中部腹地的新怡诗夏省，这是菲律宾最大的省份，被誉为“菲律宾粮仓”。这里有一座穆尼奥斯科学城，是菲律宾农业科技的硅谷，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以农林院系为主的中吕宋国立大学均设在这里，而在城郊还拥有西岭公司的大片稻田和一座正在扩建的大型粮食加工厂。走到这里，感觉像是走进了长沙马坡岭，而这里也有一个中心——中菲农业技术中心。该中心与中吕宋大学仅有一墙之隔，租用的就是校园的一角。这是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菲期间提出的援菲农业项目之一，中国政府无偿援助五百六十多万美元，在2003年3月建成并投入使用，随后，“隆平高科”便派了九名专家入驻该中心，与菲方共同建设中国技术展示、培训中心和中国农业机械使用维修服务中心，向菲律宾传授并推广以杂交水稻种植为主的粮食增产先进技术，展示相关的农业机械和设备，培训当地的农技人员。如今，该中心已运行了十三年，我国农业部和农业科研院所分期派出了一批批专家，一般要在菲律宾常驻两年左右。
我在中心逗留了两天，这也是匆匆奔走间难得清静的两天，小院里的水池亭台连着硕果累累的木瓜树，阵阵蛙鸣中有在窗前飞来飞去的鸟雀，而四周则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蓝得发亮的天空。入夜，当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时，月亮愈来愈清晰，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枕着月色入睡了，“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在梦境中也感觉身心一片透明澄澈。而当我还在做梦时，那些援菲专家早早就起床下田了，哪怕在平常日子，他们早上四五点钟就要下田。菲律宾是一个与台风暴雨同在的岛国，一旦风暴袭来，那就不分白天黑夜了，别的人都往家里跑，他们却在昏天黑地间往稻田里跑。对于他们，那些与灾难有关的故事实在太多，但每个人都有着经历过大灾大难之后的豁达与乐观，哪怕是讲述灾难的故事，一个个都笑呵呵的。只有往深处想，你才能深深理解他们，在远离祖国和亲人之后，也只有这乐观的心态来支撑他们。在这里干得最长的是“中菲杂交水稻技术合作”中国专家组组长兼中方主任成良计先生，如今他已年届花甲，但身体还挺棒，那清瘦的面孔、瘦削而敏捷的身影，哪怕出现在很远的稻田里也会被当地的农民一眼认出，而只要看见了他，农民就像看见了救星一样。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这一方水土说是菲律宾的粮仓，但其落后的农耕方式和传统的稻种，原来也和菲律宾别的地方差不多，又加之自然灾害频发，旱季遇旱灾，雨季遇涝灾，一场台风稻禾就会发生大面积的倒伏而减产绝收。他们的命运能够逆转，全靠这些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专家，给他们培育出了好种子。
就在我抵达菲律宾的前不久，菲律宾又遭遇了一次台风，看了那一片狼藉、犹在风中不停地颤抖的稻田，我心里也一阵一阵发紧，菲律宾农民又遭殃了。但灾难中也有奇迹出现。穿过大片大片稻禾倒伏的农田，张昭东、成良计把我带到了菲律宾国家水稻研究所的试验田去看现场，很多国际种业公司的品种都在这里试种，其中就有美国杜邦先锋公司的试验田，田头挂满了红黄两色的标志旗，而旗下便是一个灾难性的现场，那沉甸甸的稻穗几乎全都栽倒在泥水里。看得出，这是货真价实的高产品种，却又没有什么比灾难更真实，一个品种再高产，如果没有抵抗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能力，也难免会落得减产绝收的命运。而我所说的奇迹，就出现在先锋公司的试验田旁边，那稻穗也是沉甸甸地低着头，但稻禾的腰杆子很硬，在一场风暴过后依然保持着坚韧不倒的姿势，简直看不出它们也经历过风暴。在一眼望不到尽头的稻田里，几乎所有的稻禾都倒伏在泥里水里，只有这片稻禾在同灾难的较量中还保持了仅有的尊严，这真是硕果仅存啊。又是谁创造了奇迹？张昭东。这片试验田，就是他主持研发的热带先锋超级杂交稻，这才是真正的奇迹稻啊。
在我的叙述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神奇”，无所不在的“神奇”，无可替代的“神奇”，从中国杂交水稻诞生之日一直到如今，这也是一个无人超越的神奇事实。从袁隆平、张昭东到成良计，他们都是在用一粒神奇的种子来改变人类的命运，而对于林育庆和张昭东而言，他们的目标更具体，用一粒种子来改变菲律宾粮食紧缺的困境。这里，还得先回到21世纪初，从张昭东培育出的“西岭8号”说起。2002年10月，世界水稻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个向世界展示的机遇，林育庆将“西岭8号”的样本带到了北京，袁隆平又是看，又是摸，又是嗅，连声说：“高级啊，高级啊，这种子已经达到中国的水平了，恭喜你！”
来之前，林育庆心里还没底，一听袁隆平先生的夸奖，心里顿时乐开了花，他知道，袁隆平所说的“中国的水平”，指的是当时中国超级稻的水平，那可是领先世界的水平啊。而袁隆平从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也从来不说过头话，好就是好，不好就不好，一个朴实如老农般的农业科学家，连说假话都没有必要了。接下来的事实，再次验证了袁隆平对“西岭8号”的首肯，2003年初，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个杂交水稻品种在三亚南繁基地试种，在竞争激烈的测试评比中，“西岭8号”还真是很“高级”，技压群芳，一举夺得了亚军。
一个喜讯传到菲律宾总统府，一直为吃饭问题而寝食难安的阿罗约总统，兴冲冲地走进了西岭公司的试验田，那杂交水稻的长势比对照品种（常规稻）一看就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刚开始，她还在两边看，很快她的注意力就集中了，久久端详着杂交稻，仿佛在心里默算，如果菲律宾的稻田里都种上这样的稻子，那么就再也不用为吃饭问题而犯愁了。当然，一个总统的决策不是看看就能决定的，还必须以大数据为决策依据。菲律宾研究机构对杂交水稻在菲推广试种的成效进行调查分析后，初步估算，如果种植杂交水稻，每公顷增产的稻谷可达到一吨，如果将杂交水稻推广到一百五十万公顷，不说总产量，每年仅增产稻谷就将达到一百五十万吨，菲律宾每年就不用再进口六十万吨大米了，还将有九十万吨余粮可供出口，从粮食进口国一变而为粮食出口国，那将是菲律宾的一个华丽转身。阿罗约总统据此决定，将推广杂交水稻作为“旗舰项目”，随后又颁布了一个发展杂交水稻的菲律宾农业现代化的“旗舰方案”：从2002年开始加大力度推广杂交水稻，力争三年内将播种面积扩展到三十万公顷，到2007年推广到一百万公顷。
就在菲律宾“旗舰项目”启动的第二年，2003年4月，袁隆平应阿罗约总统的邀请访问菲律宾。他走在菲律宾的田野上，也像走在中国田野一样，那些菲律宾农民一眼看见他，立马就能认出他，一个个欢呼起来，奔过来，拥着他，七嘴八舌地争相向他说着什么。那方言土语袁隆平听不懂，但他猜得出，他们都争相说着稻子的收成。而袁隆平这次访菲，还有一件大事，和菲律宾的水稻专家一起对当地农民种植的杂交水稻进行现场测产验收——说起这事，张昭东还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袁老师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在测产之前，他想先提前去那稻田里去“侦察”一下，可那片选定测产的稻田还挺远，这种提前“侦察”又不能惊动别人，只能偷偷开车去。说起来，张昭东还挺不好意思，那时他开着一辆七百美金买来的破车，这怎么好让袁老师坐呢。袁老师一看那车也乐了，又笑呵呵地催他：“哈，这破车，也行啊，我这辈子什么样的车没坐过啊，赶紧上车吧。”到了那田里，袁老师一看，心里就有数了：“我看每亩能达到七百公斤！”他那双慧眼还真是很少看走眼，第二天现场测产的结果，每公顷超过十一吨，换算为中国的亩产正好是七百多公斤。
那时候，亩产七百多公斤在中国、在世界上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菲律宾农民哪见过这么高产的水稻啊，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农抱着稻子，抢着要跟袁隆平合影，他连比带画说：“我种了一辈子田，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水稻，真是奇迹！”
从单产上看，杂交水稻创造的奇迹远远超过了菲律宾科研机构的预测，在推广杂交水稻之前，菲律宾大面积播种的IR64号种子（灌溉稻），每公顷可产三点五吨稻谷（亩产二百三十三公斤），多少年来单产几乎没有变过。而国际水稻研究所的奇迹稻“IR8”一度成为东南亚“绿色革命”的引擎，从菲律宾推广种植的效果看，也确实有增产优势，但因不适应菲律宾灾害频仍的自然环境，最终也没有给菲律宾带来奇迹。在换了杂交稻种后，奇迹终于降临了，不但超高产，还加强了抗逆性，无论是“中菲杂交水稻技术合作”专家组，还是西岭公司以张昭东为主的科研团队，都在抗旱、抗涝、抗倒伏、抗病虫害上反复试验。从我在菲律宾大范围的田野调查看，在一些缺少水利灌溉设施的旱区，那烈日下的稻田都干裂了，但稻禾依然在异常坚韧地生长、抽穗、结实。除了耐旱品种，他们还培育出了一些特别耐涝的品种，即便遭受没顶之灾，也能在十来天内维持其继续生长的生命力。正因为具有如此超高产和超强的抗逆性，杂交水稻才能在菲律宾创造每公顷增长近三倍的奇迹。2004年，菲律宾推广杂交稻面积超过二十万公顷，其中三分之二是播种“西岭8号”，每公顷创纪录的产量高达十一点八吨（亩产七百八十七公斤）。从推广上看，这一面积还没有达到菲律宾“旗舰方案”第一阶段的推广指标——三十万公顷，但菲律宾还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增产。
从菲律宾杂交水稻的推广之路看，由于其政局复杂多变，一直不尽如人意。到2007年时，按其“旗舰方案”第二阶段的推广指标应达到一百万公顷，结果连三十万公顷也没有达到，其粮食增产效果被急剧增长的人口所填平，而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依然只能靠进口来填补缺口，而且有增无减，到2008年时，其大米进口量已跃升至二百四十万吨，菲律宾也一跃而为居世界首位的大米进口国。而就在2008年，一场全球性的粮食危机席卷而来，一些国际粮食专家认为，菲律宾这个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就是危机的导火索，正是该国进口大米的急剧增长导致国际大米价格上涨。这种指责或许带有某种傲慢与偏见，但菲律宾的人口剧增导致大米需求量的剧增，也确实是国际粮食安全保障的一个不稳定因素。由于这次粮食危机来势汹汹，有人称为一场“寂静的海啸”，饥饿的人是寂静的，沉默的，他们已经没有力气说话，一个个都默默无语地在大米经销店前排起了长队。在拥有两百多万人口的马尼拉，每天一开门就泄露了这座菲律宾首都的秘密，那些一大早出门的人不是赶着去上班，去干活，而是去米店或超市里抢购大米，有的人甚至从头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了。为了让更多人能买上一点大米，大米经销商早已将原来的二十五公斤一包的大袋分装成二点五公斤的小袋，而大米每天都在上涨，一天一个价，危机中的市民眼睛盯着的早已不是股票指数，而是米价。随着米价的上涨，几乎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在涨，唯一没涨的只有工资，如果你想用原有的工资来养家糊口，唯一的方式就是勒紧裤带过日子。
在这次危机中，除了中国，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越南也抵挡住了冲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早已通过杂交水稻的大推广获得了大增产。当菲律宾从粮食出口国变成进口国时，他们却从粮食进口国变成了出口国，而一旦有事，他们的粮食也不会轻易出口，为了保证本国的粮食供应，很多粮食出口国都采取了限制出口的政策，这对依赖进口粮的菲律宾更是雪上加霜，你就是有钱也没处买米。对此，袁隆平早就一再发出警示，一个国家若不能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那就只能仰人鼻息、任人宰割了，而危机一旦发生，也就只能很被动地采取危机处置了。2012年6月2日，阿罗约签署了一项总统令，宣布设立国家粮食与能源委员会，由总统亲自领导该委员会，委员则由国家经济发展署、农业部、环境和能源部、国家反贫困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电力公司、菲律宾国家石油公司和国家粮食署的主要官员担任，旨在评估菲律宾当前粮食和能源形势，并制定长期的粮食和能源政策和计划，如粮食和能源形势出现危机，该委员会还可以建议总统和国会动用总统特权解决危机，——这意味着，一旦发生粮食和能源（石油）危机等紧急状态时，总统甚至有权宣布戒严令进行管制。然而，谁又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紧急状态呢，而丰衣足食、长治久安，对任何国家都是最理想的境界。
在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中，菲律宾又加大了杂交水稻推广力度。2013年4月，菲律宾农业部在穆尼奥斯科学城召开第一届全国杂交稻会议，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一边为菲律宾提气鼓劲，一边又对症下药，“菲律宾水稻生产拥有很大潜力，条件很好，但目前技术、品种落后，而杂交水稻的更新换代很快，发展杂交水稻，最现实、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换下种子”，这其实也是绿色革命的核心，中国的实践早已验证，在同样的自然条件下，只要种植杂交水稻就能比常规品种增产二成左右。
此后，菲律宾总统又几经更迭，推广杂交水稻也一直是始终不渝的政策，却又一直难以达到一百万公顷的预定目标，而据中国粮油网2015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称“菲律宾农业部计划今年种植超过五十六万公顷的高产稻米品种，其中包括杂交水稻、认证种子和绿色超级稻。该项目将有助于菲律宾实现稻米产量增长一百万吨的目标，以及2016年稻米产量再增长五十万吨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加在一起，正好是原“旗舰项目”的预定目标，如果能够实现，按原来的初步估算，菲律宾的粮食就能自给自足了，还有余粮出口了。然而，在十三年过后，菲律宾的人口与粮食需求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人口增速远远超过了粮食的增速，据美国农业部预计，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菲律宾水稻产量约为一千九百三十六点五万吨（成品米一千二百二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约百分之三，而在同一时间段，菲律宾成品米进口量预计约为一百六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这就意味着，即便两个预定目标均能如愿以偿，菲律宾也才刚刚达到粮食自给的及格线。但人算不如天算，2015年，从第24号台风“巨爵”到第27号台风“茉莉”持续袭击菲律宾，导致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菲律宾预定的粮食增产目标又泡汤了。
在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上，菲律宾是一个既积极进取又举步维艰的典型案例，其成败得失也颇值得解剖与借鉴。一粒种子改变世界，说起来容易，而实施起来又何其艰难。这也让我更加佩服张昭东了。他从一个人单身匹马开始，在菲律宾的稻田里深耕十八年，到现在已形成了一个科研与推广团队。如今，他也像自己培育出的种子一样“本土化”了，还给自己取了个菲律宾名字——安东（Andong），能说一口菲律宾味儿十足的英语（英语为菲官方语言，在菲律宾的普及率很高），连菲律宾土话他也能说上几句，这让他在菲律宾如鱼得水，和上上下下的人打交道都没有语言障碍，而语言不只是用来交流，在深入交流后也让他获得了菲律宾人的认可，把他看作自家人了。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在杂交水稻上的科研与推广成果，他主持研发的“西岭8号”迄今已累计为菲律宾增产稻谷三百万吨，随后又培育出“西岭9号”。热带稻的米质一直为人所诟病，而“西岭9号”就是他为改善稻米品质而研发的。迄今以来，他已主持研发了一系列热带杂交水稻的先锋组合，从西岭8号、西岭9号到西岭28号，这些品种各有侧重，其中双号为高产品种，单号则为优质品种，其实无论高产还是优质，都是两者兼顾。杂交稻、超级稻的米质怎么样，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我在菲律宾的十来天，几乎把西岭公司和中菲农业技术中心研发的杂交稻米通通吃过一遍，而西岭公司的稻米被誉为“南北通吃”，还真是名不虚传，随便走进菲律宾的哪家超市里，“多尼亚·玛丽亚”品牌的系列稻米都是最抢手的，它们和正宗泰国茉莉香米摆在一起，以两公斤小包装米为例，正宗泰国茉莉香米的售价为一百三十二点五比索（约为人民币十八点五元），而“多尼亚·玛丽亚”杂交稻米为一百九十五比索（约为人民币二十七点三元）。这个性价比不只是在菲律宾占了优势，在泰国及东南亚诸国的米店和超市里，优质杂交稻米的价格也要高于正宗泰国米，而且都很抢手，供不应求。这让我想到我们国内唱衰杂交稻、超级稻的同胞们，国外的实际情况真的和你们说的、想的不一样。诚然，米质好不好，除了看种子，还要看环境、看水土、看生态，这也是袁隆平先生一直特别强调“良态”的原因，在作出判断之前，种子和环境因素是要区别对待的，决不能因为有些杂交稻的米质较差、重金属含量超标，就要把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
张昭东是个多面手，作为西岭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和首席专家，他一边致力于培育出新品种，也一边在菲律宾和东南亚诸国推广杂交稻，这里就顺便交代一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两个南洋国家的杂交水稻推广进程。
印度尼西亚是仅次于中国和印度的世界水稻种植第三大国，却也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稻米进口国之一。2001年，首批中国杂交稻在印尼的五个省试点，经几年试种，试验田的单产超过了印尼传统品种的两三倍。这让印尼政府看到了杂交水稻的巨大增产潜力，从2015年起将杂交水稻列为其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农粮发展的六大政策之一。这对推广杂交水稻是一个极好的政策机遇。在印尼开展杂交水稻国际推广的有两支主力，一是“隆平高科印尼公司”，一是西岭公司，由张昭东主持育成的西岭8号、西岭11号经试验、示范、区试，于2006年在印尼审定（目前只开发了西岭8号）。印尼一方面利用中国的援助设备，为当地农技部门建起了杂交水稻种子实验室，一方面为杂交水稻本地化高产栽培总结出了一系列符合旱季、雨季条件的方案，一粒粒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不但播种在印尼的稻田，也播撒在印尼农民的心田。印尼南苏拉威西省副省长阿古斯阿里分表示：“去年（2014年）使用隆平高科的‘LOPP11’种子后，我们全省的商品稻增产幅度同比达到百分之十三，非常振奋人心，感谢中国杂交水稻技术！”而打心眼里高兴还是那些稻农。袁隆平的学生方志辉还记得，2003年9月，他去印尼的杂交水稻示范基地，结果，他们一下被印尼的稻农包围了，那年，中国杂交稻的种子让当地农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在生气勃勃的太阳光下，在堆得像一座座山的粮食四周，一群又一群黝黑的印尼农民，狂欢般地跳起他们庆祝丰收的民族舞蹈，争先恐后地向来自杂交水稻故乡的中国人表达心中的感激，许多人都热泪盈眶地发出一阵阵极其响亮的喊叫：“八古斯！八古斯！中国万岁！”
马来西亚的水稻种植面积约四十万顷，其稻米自给率比菲律宾、印尼等近邻更低（仅能达到五分之三左右），眼看邻国从中国引进杂交稻后开始大增产，他们也坐不住了，希望借助中国超级杂交稻技术，促使该国从现有的水稻单产提高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若能达到这个增产效果，就足以解决其稻米自给问题。2004年8月，袁隆平应马来西亚元首基金会之邀对马来西亚进行考察访问，在他的推动之下，隆平高科和西岭公司分别进驻马来西亚。如今，在大马水稻主产区吉达州的两季杂交稻试验田里，由袁隆平主持研发的一批品种，亩产最高达每公顷近十吨（亩产约六百六十七公斤）。西岭公司的一个品种“SIRAJ”（以马来西亚国王命名）也在马来西亚获得了审定，作为国家储备品种。2011年9月，袁隆平“以独创性思维和胆识，在热带主要作物水稻育种中，培育出创新型成果杂交水稻，给全球带来水稻生产及可持续性革命化的发展”，获得了马来西亚热带科学最权威的奖项——马哈蒂尔科学奖。该奖项主要授予全球范围内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热带各种问题作出贡献和革新的科学家、研究学术性机构及组织，奖金为十万元马币（约合二十万元人民币）。袁隆平为首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获得了无数世界性荣誉，而“杂交水稻之子”张昭东也为西岭公司、为杂交水稻赢得了国际声誉，2015年11月，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上，西岭公司荣膺“东盟农业贡献奖”。
诚然，倘若没有林育庆这样一个“以商弘道，造福人民”的企业家，张昭东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也难以打开一片天下。林育庆博士一旦认准了目标就会一直走下去，无论自然气候和政治气候如何变化多端，他们都能以不变应万变，而不变的就是他认准的一粒种子，用林育庆的话说，“一粒种子可安邦定国，一粒种子可改变人生，一粒种子可注定命运，一粒种子可促进繁荣”，这是他的座右铭，也是所有西岭人的座右铭。他因推广杂交水稻而赢得了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的尊重，先后获得了菲律宾的多个国家荣誉。菲律宾华裔博物馆也将他推广杂交水稻的成果纳入其中，在这博物馆里，还有一个与粮食有关的故事，那也是林育庆时常说起的一个故事，四百多年前，明万历年间，有一位叫陈振龙的福建人冒着杀头的危险，把原产吕宋的番薯带回了中国，从而解决了中国历史上的数次饥荒。这里又得交代一下，到底是谁最早把番薯引入中国，史上说法不一，还有一说是明代东莞虎门人陈益从越南引进到中国的，他也被誉为“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对这两个版本的故事，我没有考证的意图，我要强调是他们引进了一种新的粮食品种后对中国粮食的巨大贡献。诚如林育庆所说：“如今，中国的杂交水稻被引进菲律宾，解决了菲律宾人民的吃饭问题，这是历史的回报。”
透过菲律宾推广杂交水稻的历程，尤其是从林育庆、张昭东的经历看，也可知这个推广的过程多么艰难。对他俩的默契配合，袁隆平先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林育庆先生品德高尚，企业做得非常好，在菲律宾人民中享有很高声誉，而且还参政议政，各届菲律宾总统都要敬重他倚重他，待之以国家智囊。林先生是华人精英中的精英，是名副其实的菲律宾华人领袖。他和张昭东，一个是商业大腕，具有极高明的投资眼光和商业运作能力；一个是技术将才，硬是在热带雨林中培育出了杂交水稻‘热带先锋’，相得益彰，是一对天造地设的搭档。”
在这一对黄金搭档的联手打造下，也可以说是在资本和科技的联手打造下，如今西岭公司成长为“育繁推一体化”的农业科技集团，而且形成了从种子到大米加工、销售的一条龙式产业链，成长为菲律宾和亚热带地区首屈一指的杂交水稻种子供应商，用方志辉的话说，他们“在商业开发上也大获全胜”。这一“本土化”的种子培育模式和推广经营模式，也为中国杂交水稻的国际推广开创了一种典型模式。透过西岭公司的杂交水稻推广之路看中国的杂交水稻从无到有，从中国走向世界，从援外培训到“杂交水稻外交”，从杂交水稻种子出口到本地化育种……这一切的一切都离不开袁隆平，但仅有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还不行，还得有众多像张昭东这样的“杂交水稻之子”，这不是我妄加在张昭东头上的称号，而是菲律宾老百姓对他的赞誉。我觉得这个称呼是广义的，三十多年以来，袁隆平先生派出了一拨一拨像张昭东这样的科研人员、推广人员在全世界育种布稻，他们就像杂交水稻之父撒向世界稻田的一粒粒种子，每个人都是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子”。
我在内湖省圣克鲁斯郊外的西岭公司试验基地住了四天，这里有大面积的试验田和一家粮食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和新怡诗夏省的那个加工厂一样，正在大规模扩建，而扩建的背后就是杂交水稻大推广的成效。听张昭东说，这里还将兴建一座综合实验楼，这是他盼望了多年的。而他的住房是一幢很普通的两层楼，就像他家乡东安的一幢农舍，他感觉住在这屋子里挺舒服，而舒服的感觉就是熟悉和习惯。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连孤单和寂寞也早已熟悉了，习惯了。
好在，现在陪伴他的还有儿子张志程，一米八多的大个头，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这哪像个科学家的儿子啊，一看就是个农家子。说起这模样，小张就直乐，他打小就看见父亲这黑黢黢的样子，最担心的就是自己长大后会变成这样子，没想到还是在劫难逃”。1998年，十九岁的小张高中毕业，参加高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一看见带个“农”字的就赶紧闪开了，好在父亲也没有干涉，他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湖南师大法学院。就在他上大二时，父亲远赴菲律宾，一去就是三年。小张后来才知道，那三年（从1998年到2000年）正是父亲最艰难的岁月，为了培育出热带杂交水稻品种，他一直没时间回国、回家。直到“西岭8号”培育成功，他终于回家了，可小张去机场接他，愣是没有认出自己的父亲，还以为是个黑人，而做父亲的也认不得自己的儿子了，三年不见，儿子已长得又高又壮了，比自己还高了半个头，那面孔也成熟多了。也许就是这成熟的面孔，让一个父亲又“心怀鬼胎”了。2003年，小张正准备考律师证，父亲获得了袁隆平科技奖，回来领奖，要儿子跟他一起去拍照。小张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权威、很难得的大奖，他也打心眼里替父亲高兴，便拎着相机跟着父亲一起去了。颁奖后，就要发表获奖感言了，小张正想抓拍父亲一个特写镜头，忽然发现镜头里的父亲很鬼地冲他一笑，随即宣布，他要将八万元奖金全部用来送儿子去湖南农大学习——小张对我说起这事，依然恨恨不已，他当时突然蒙掉了，太突然了，他也知道父亲的性格，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信口开河，肯定是早有预谋，这让小张有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而接下来的一切已毫无悬念，小张放弃了自己的律师梦，从此转身跨进了离他最近的一所大学校门，在湖南农大攻读了两年遗传育种专业后，他便来到了菲律宾，从制种、栽培、田间管理，在泥里水里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直到2013年，他才向父亲主动提出要搞育种。在杂交水稻领域，育种是最核心的技术，而小张能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培育出超过他父亲的种子，也许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在小张每天都要走的那条路上，除了风雨和烈日，随时还会遭遇眼镜蛇、五步蛇等致命的凶险。而一个做父亲的，打量着儿子被汗水浸透了背脊，那眼神里透出的是后继有人的欣慰，也隐约透出了莫名的酸楚……
这屋子里，除了一老一少、相依为命的两个单身汉，他们所有的家人和亲人都在祖国。岁月不饶人，张昭东来菲律宾时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如今已经办了退休手续，按说可以回国安度晚年了，但无论从哪方面考虑，他一时还退不下来。事实上，在进退之间他也没有什么犹疑，一想袁老师八十七岁了还在稻田里忙活，他几乎不假思索就决定了，继续留在菲律宾，培育和推广杂交水稻。说不想家是假的，而一个远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在心里惦念着的不只有家人、亲人，还有另一种惦记。2016年7月，我采访方志辉时，他刚替张昭东转交了一笔党费。他一位有着三十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再忙也不忘交党费，每月都叮嘱妻子给他转交。去年，他妻子要照顾出生不久的小孙子，他便委托方志辉每月帮他交党费。方志辉说：“每次和他通电话，他都惦记着这个事，生怕我给忘了，而我交党费时，立马就想到了他，交了还得告诉他，不然他老是牵挂！”
我的菲律宾之旅就此告一段落，却还有一段延伸出来的枝节。2016年10月，我正在岭南的一叶窗下回顾和书写杂交水稻在菲律宾的故事，林育庆正随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访华，在杜特尔特总统和中菲商界人士的见证下，他代表菲律宾西岭农业集团与中国江苏红旗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这是一个大手笔，红旗种业累计将为菲律宾提供种植两百万公顷杂交水稻的种子，总交易额达一点六亿美元。又岂止一个红旗种业“放眼向洋看世界”，近年来，在袁隆平等中国杂交水稻专家不断提升产量和米质的同时，国际上正在形成中国杂交稻种出口的庞大市场，隆平高科、红旗种业等中国种业龙头企业纷纷沿着“一带一路”扬帆出海，奔赴世界各国的稻田拓展“筑梦空间”，同各国展开长期的、高层次的战略合作，全方位提升合作范围，扩大合作生产规模，这又何尝不是如“杂种优势利用”一样的优势组合！从种子出口到海外育种，中国在杂交水稻研发的技术和人才上一直处于领先世界的优势。有人把中国种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形容为“我国农业跳起国际交谊舞”，但国际交谊舞从来不是独舞，你能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海外的优势资源自然也会沿着“一带一路”走进中国这个大市场，林育庆和他的西岭农业集团早有撬开中国市场的雄心壮志，譬如说他们研发的“多尼亚·玛丽亚”优质杂交稻米，几年前在南宁的东盟贸易展览会上就被一抢而空，这让他看到了优质杂交稻米在中国的巨大市场。这与其说是林育庆的雄心，其实也是市场规律，而“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决策，原本就是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谈合作，体现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只有你来我往、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如此良性循环，那才是真正的“国际交谊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