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世的呼唤
岁月像一条深不见底的长河，那些前尘往事或随风流水散，或旷日持久地沉淀在河底，或化作推动后浪的前浪。袁隆平是一个从不耽于回忆的过来人，他那双眼从未深陷在岁月里，永远如初开的眼光，充满好奇地憧憬着未来。
频频回首的其实是我等历史追踪者，或许是旁观者清，在蓦然回首间，反倒能更清楚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对于中国杂交稻的继往开来，1995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这一年，随着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宣告育成，袁隆平在杂交水稻和遗传育种领域又打开了一道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接下来的一切已经不是悬念，只待时间去一一验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载入史册或袁隆平年表的事情，这年5月，在一次次落选中科院院士之后，他终于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0月，他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12月16日，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从此他既是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也担任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肩负起了双重的职责和使命。
一条科学探索之路漫长而又缓慢，一代代科学家也在这条路上缓慢地变老。这也是袁隆平的切身感受，每取得一项重大突破，人就要老好多岁。他从五十七岁开始两系法攻关，到1995年他已六十六岁，换了一般人，他应该歇下来颐养天年了，但对于他，只是刚刚又打开了一扇门，“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一个伟人的长征诗篇，特别适合用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这是一条关山重重之路，雄关之雄，漫道之漫，如铁一般凝重而遥远，每闯过了一关，他又要从头再作部署，而前途依然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如果没有那豪放劲健的气魄和顽强意志，又怎能迈开下一步、闯过下一关？而他接下来还将不断超越自我，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关。
当两系法杂交水稻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应用之际，国际上早已掀起了超级稻研究的热潮。超级稻，亦称超高产水稻。说来，又是日本人先声夺人，早在1981年，日本农林水产省便组织全国各主要水稻研究机构开展题为“超高产水稻开发及栽培技术确立”的大型合作研究项目——“逆753计划”，这让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开展水稻超高产育种及栽培研究的国家。按他们设想的路线，先通过籼稻和粳稻杂交的方法选育产量潜力高的新品种，再辅之以相应的栽培技术，计划在十五年内，把水稻单产提高五成以上（将亩产从四百二十至五百四十公斤提高到六百三十至八百一十公斤）。在1981年至1988年的八年间，日本共育成了五个超高产水稻品种（明之星、秋力、星丰、翔和大力等）。按计划，日本的这一计划将在1995年实现，而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也正是在1995年大功告成。不同的是，中国两系法杂交水稻搞成功了，而日本和他们此前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遭遇差不多，他们从未输在起跑线上，却总是在半途铩羽，他们培育出来的这些品种，大多在抗寒性、抗倒伏、结实率和稻米品质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又无论他们怎么左冲右突，都难以冲出他们的试验田在大田里推广。
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起步较晚，他们于1989年正式提出水稻超高产育种计划，后又改称“新株型”育种计划，试图育成一种有别于以往改良品种的新株型水稻，并计划到2000年时，育成产量潜力比当时最高品种提高两成以上的超高产水平（从六百七十公斤提高到八百至八百三十公斤）。1994年，就在袁隆平宣告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可以推广应用的前一年，国际水稻研究所抢先一步向世界宣布，他们利用新株型和特异种质资源选育超级稻新品种已获成功，一些品系在小面积产比试验中的产量已超过现有推广品种的两至三成。实在说，这已是了不得的成就了，然而实在中还有实在，他们也像日本科学家一样遇到了很多难以攻克的难题，也同样走不出科学家的试验田。一项科研成果无法得到实实在在的推广应用，对水稻亚种间的杂种优势利用亦如纸上谈兵。如果他们搞成功了，那就直接跨越两系法进入超级稻时代了。尽管这些先行者都没有搞成功，但不能不说，他们的探索有着开创性和启示的意义。袁隆平对他们的探索与试验也从不使用“失败”一类的词语，他只是说：“由于指标高、难度大、受技术路线的限制，他们的计划仍在努力实现中。”换句话说，他们的目标至今也未实现。正因为超级稻一直难以从根本上突破，搞了许多年一直没有搞成功，也因此而被人们称为“超级神话”。
那么，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继中国独创的两系法之后，又是否能把一个“超级神话”变成货真价实的超级稻呢？当袁隆平把目光投向超级稻，就有人早早为他捏着一把汗了。按一般人的想法，他在三系法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就已功成名就了，成了享誉中外、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如今又锦上添花，育成了两系法杂交水稻，最要紧的是要爱惜羽毛，不能再冒险了。何况他年岁实在不小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风里来雨里去，也该享享清福了。事实上，无论此前，还是此时，都有人好心好意提醒他：“您现在已是国际同行公认的杂交水稻之父了，国家和省里都对您寄予了厚望，万一搞砸了，岂不坏了名声？”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任何科学技术都有失败的可能，而失败的几率比成功率要高得多，有人说，成功是“万一”，有时甚至连万里挑一都不止，而不成功则是“一万”，这世上有多少科技人员在默默无闻地探索着，又有几人能功成名就？如此渺茫的成功率，也让一些成功者抱有见好就收的心态。这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有些人取得了一项成果，便会百般爱惜和呵护，在科学探索之路上变得谨小慎微，生怕一个什么闪失就毁掉了自己来之不易的一世英名。然而，以袁隆平的人生境界，他考虑的又岂是自己的一世英名，他的人生目标是造福人类。何况长江后浪推前浪是自然规律，杂交水稻更新换代也是必然趋势。袁隆平一直在鼓励也真诚希望后来者能够超越自己，这也是必然趋势，但他也在一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一生酷爱运动的袁隆平，他能走得这么远，一方面得益于他从小就一直在锻炼自己的体魄，一方面也得益于运动让他领悟到了其间的人生与科学哲理。他常用跳高来打比方：“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只要能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从三系法到两系法，袁隆平一直走得稳健而从容，但他也有压力，也有危机感和紧迫感，他说过这样一番话：“人类的历史，像江河之水，总是奔流不息；科学技术，似接力赛跑，你追我赶，强者胜。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亦如江河之水，赛跑之势，在绿色革命运动中，你追我赶，形势逼人，压力很大。”
这压力，不仅仅是国际科技竞争，更多是出自一个农业科学家的天职，让每一个长了嘴的人都能吃饱肚子。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不可动摇的意志，那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在袁隆平做出这一抉择之前，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向中国也向世界发问：Who Will Feed China？——《谁来养活中国？》，有人将其称为“警世的呼唤”（Wake up Call）。这篇长达141页的报告，其实还有一个诡异的副标题——《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在苍茫浩瀚的宇宙中，地球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行星。布朗是在中国逐渐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出这一疑问的，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贫困与饥饿跨越了国界，不是哪一个国家关起门处理的家务事，而是全人类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他关注的其实不是中国，而是世界，如果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将使世界挨饿，而饥饿对于一个古老的泱泱大国从来就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魔影。而他提出的也的确是一系列充满了灾难性而又难以破解的难题，有人称为“布朗的魔咒”，一个饥饿的中国仿佛巨大魔影笼罩了整个地球。
这里且不说布朗是居心不良还是杞人忧天，先看看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怎么看。他和布朗也曾有过一面之缘。那是他在加拿大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布朗也参加了，但那会儿他还不认识布朗，布朗也不认识他，袁隆平从不主动去与一个国际人士套近乎，两人也就没有直接打交道。他们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餐厅里，但两人也不同桌，还是有个朋友指给袁隆平看，说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布朗。在那匆匆一瞥中，布朗也给他留下了一个颇深的印象，“很深沉的一个人”。对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袁隆平是这样看的，“他的论证是非常充分的，他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如人口增长多少，土地每年减少多少，水资源情况，等等”，布朗所列举这些问题，将是中国在21世纪所面临的三大难题，人口、土地与水资源。而他所列举的都是有据可查的数据，而对未来的预测也是来自精确的计算。
这里就不妨算算账。由于粮食与人口直接对应，中国人早已习惯于把粮食称为口粮，看粮食先得看人口。1995年，中国有两个直接对应的宣告，一个是袁隆平在当年8月宣告两系法杂交水稻诞生了，还有一个是在2月15日零点，北京妇产医院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宣告中国第十二亿个公民诞生了。据国家统计局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最高峰值（十四点八亿），此后将开始逐渐下降。这里先不论那个预测的人口峰值，只说近二十年来已从预测变成了现实的人口增长。尽管我国从1970年起就采取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计划生育的试点阶段则更早），但人口依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早已突破了十三亿大关，直逼十四亿。有人估计，如果加上各种原因未统计的人口，总人口已超过十四亿。又无论你统计未统计，凡长了嘴的都是要吃饭的。在未来的十五年间，随着全面放开二胎生育，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净增两亿人口，还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以十六亿人口为最高峰值，来作为应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前提。
那么，这里又按国际上公认的粮食过关线（人均五百公斤）计算，每个人都可以做一道简单的算术题：16亿×500公斤=8000亿公斤。而1996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创下我国粮食总产量的历史最高纪录（达到四千八百亿公斤），按当时的十二亿人口计算，人均四百公斤，这已达到了温饱线，但仍未达到国际上公认的粮食过关线。再按中国人口峰值所需粮食做一道更简单的减法题，8000亿公斤-4800亿公斤，这个差额有多大？哪怕到了今天，以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为准，“我国粮食产量达到一点二一万亿斤”，这一数据突破六千亿公斤，但离八千亿公斤也还有近两千亿公斤的缺口。这同布朗的预测惊人的一致，他认为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达到人口峰值时需要净进口粮食两亿吨，也就是两千亿公斤，而这数据，恰好又是每年国际谷物的总贸易量。这一道道简单的算术题，得到的是一个残酷的结论，布朗发出的警世呼唤绝非杞人忧天，如果中国粮食的增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速，没有足够的粮食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缺口，就必须用光全世界的粮食贸易量，才能填补养活中国十六亿人口的那个巨大缺口。可世界上的其他粮食进口国吃什么？——这就是布朗预测的一个世界粮食的灾难性后果：中国粮食缺口将导致全世界粮食短缺和粮价暴涨，造成全球性粮食危机。又无论是中国发生粮食危机，还是将危机转向世界，那巨大的粮食缺口都无法从地球这颗小行星上转移，必须用数亿人的生命去填！
粮食不仅与人口直接对应，也是与水土、气候、生态直接对应的。从耕地上看，“中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着占全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即十二亿人”，这一直让中国人充满了自豪感，也的确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却也是一个大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耕地基本上开垦到了极限，人口有增无减，而耕地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呈现净减的趋势。进入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耕地以年均三百万亩（二十万公顷）的速度递减，相当于每年减少了五百万人口的口粮。即便中国严防死守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也是底线，那“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也不可能增加。除了先天不足的耕地，还有先天不足的水资源，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的四分之一左右，在农耕时代勉强能够维持，一旦迈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以及污染所带来的水质性危机，必将直接加剧中国的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再加之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各种自然灾害频繁袭击我国的农业生产，水土流失加剧，这各种灾难性的危机叠加在一起，对我国的粮食安全构成极为严峻的威胁。
于此可见，布朗所列举的三大难题绝非居心叵测，这不只是中国问题，也是世界难题。还是那句话，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小行星，而全球人口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增长。在人类跨入新千年的前夕，联合国人口司根据人口统计资料用数学方法计算出地球上的第六十亿个居民将在1999年10月的某一天诞生。这年5月4日，联合国总部一楼大厅竖起一座人口钟，由一个“6”和九个“0”的模型组成，“6”字模型上的人口计数器显示，目前世界人口每秒钟增加四至五人，而这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就是“六十亿人口日开始倒计时”。经历了五个多月的倒计时，这个日子终于降临，10月12日凌晨，又是前南斯拉夫的范围内，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的一家医院里，第六十亿个人类居民降临地球，又是一名男婴。这天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六十亿人口日，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这名婴儿诞生的前一天就专程赶往萨拉热窝，并定于12日下午前往医院看望婴儿及其母亲，这是一种关爱，也是一种关注，以唤起人们对人口问题的高度关注。2016年9月下旬，我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采访时发现，在IRRI展览馆大厅里也高悬着一座人口钟，构成了国际水稻研究和世界粮食生产的一个大背景。如今，世界总人口已逼近七十三亿，依然在以咄咄逼人的速度增长（据公开数据显示，全世界每秒钟大约出生4.3人，每分钟大约出生259人，每小时大约出生15540人，每天大约出生37万人，每年增长约8296万人）。又据联合国预测，到2025年世界总人口将超过八十亿。另据科学家的分析，到208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顶峰，突破一百亿大关。面对这庞大无比的人口基数和增长迅猛的人口，不说布朗，每一个在理智上保持清醒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发问，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中国？谁来养活21世纪的世界？
事实上，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不只是呼唤中国，他也在不遗余力地“呼唤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不要拿经费来备战，制造兵器，而是要重视粮食生产，发展农业”。他那深重的危机感，也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危机感。1996年11月，在罗马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召开了史上第一次以应对粮食问题为主题的世界首脑会议，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当年发表的公报，全世界有超过八亿人遭受饥饿。罗马会议分析了世界粮食安全的严峻形势，重申了“人人享有免于饥饿、获得充足食物的基本权利”，并确定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营养不良的人数减少到目前人数一半的近期目标——这也是当时的世界各国首脑对全世界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时至2015年，一个长达近二十年的承诺到了应该兑现的最后一年，但据中新社纽约10月5日电，世界银行最新预测称“2015年全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将减少到7.02亿人，这也将是全球贫困人口首次降低至百分之十以下”，这就是说，世界各国近二十年间的努力，也只把贫困人口降低了一亿，这远远低于世界各国首脑在罗马会议上作出的庄严承诺，于此可见，消除贫困、消除饥饿还有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要走。
看了世界，回过头来又看中国。对“谁来养活中国”这一“警世的呼唤”和跨世纪的忧患，中国没有沉默。尤其对于经历过饥饿和半饥饿的中国人，上上下下都有强烈的危机意识，而中国在保障粮食安全上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将人口增长控制在某一限度之内”；二是不断提高粮食产量。时至今日，中国的人口峰值还没有到来，但也为期不远了，而随着全面放开二胎生育，那个人口峰值很可能超过原来的预测，中国若要自己养活自己，就必须让粮食增产赶上人口的增长，这是常识，也是一条不可违逆的铁律。然而，即便中国能死死守住十八亿亩的红线，在这红线中约三分之二为中低产田，而摆在中国面前的唯一一条出路，一条活路，就是依靠科学技术的应用和进步，才能在现有的、十分有限的耕地上竭尽所能地提高粮食单产。只有归根结底地算清了这样一笔账，你才能归根结底地理解袁隆平，如果不按一条不可违逆的铁律进行一番梳理，你就难以理解一个以拯救饥饿、解决吃饭问题为天职的农学家，在攻克了三系法、两系法之后，为什么又会把目光瞄准了一个更高的目标——超级杂交稻。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必然选择。
对布朗发出的“警世的呼唤”，袁隆平从一个农业科学家的视角作出了科学解读，他不认为这是美国人发出的“中国威胁论”，但他觉得“布朗只看到了中国庞大的人口将侵占大量的人类资源，他的最大弱点，是对科技进步提高农作物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估计不足，而恰恰农业科技进步是支持粮食增产的第一生产力”。其实，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也提到了农业科技进步，但他通过对当时现实的观察得出了一系列悲观的结论：首先是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基因工程上，但基因工程搞了二十年，对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还是没有看到明显的贡献，然后又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国际水稻研究所的超级稻上面，结果超级稻也没有搞成功。——这是实情，也是难题，而袁隆平接下来要攻克的就是这道世界性难题，他坚信“中国人通过科技进步和共同努力，不仅能养活自己，而且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这绝非盲目的自信，而是基于他执着而坚定的科学信仰。
1996年，对于中国的粮食安全至少有两件值得载入史册的大事。当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其中明确指出“农业科技在中国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约为百分之三十五”，并突出强调要把科技作为“中国粮食生产再上新台阶的巨大动力”。第二件大事是，农业部正式启动了为期十年的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第二年，袁隆平院士提出的“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计划”又由国务院总理基金和国家“863”高技术计划立项，在袁隆平的统领下，组织全国二十多个科研团队协作攻关。——这已是袁隆平第三次率领全国科研团队协作攻关。
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的启动时间比日本晚了十六年，比国际水稻研究所也晚了七年，但中国有句俗话，先上船不一定先到岸，欲速则不达。随着中国超级稻在未来岁月的一步步推进，这一计划实际上已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决策之一，而无论在战略设想和技术路线上，袁隆平都扮演了一个战略家的角色，有人甚至把他称为这一领域的“战略之魂”。然而，每一个战略在付诸实施和取得战果之前都是有风险的，而“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明确由袁隆平牵总头，他也就是负总责的首席专家，理所当然必须由他承担随之而来的风险。按袁隆平提出的第一期产量指标，就要选育出亩产达到七百公斤以上的超级稻品种。不说别人替他捏了一把汗，连那些追随他多年的学生和助手也充满了怀疑。“袁老师啊，这怎么可能达到啊？”他们的怀疑，其实已经被日本人用十六年的时间、国际水稻研究所用七年的时间验证了，还真是达不到。但袁隆平却对他的助手们说：“别人没做到的，不等于我们不能做。杂交水稻以前别人没有搞成，但我们搞成功了，现在我们已经搞成了中国独创的两系法杂交稻，如果能把三系法、两系法的优势一起运用在超级稻攻关上，我们就有比别人更大的优势，抢占杂交水稻研究的国际制高点。”
随着袁隆平率中国科学家开始超级稻协作攻关，在全球范围内，日本、国际水稻研究所和中国形成了在水稻王国逐鹿的几驾马车，前者已先声夺人，后者正奋起直追，而谁将捷足先登、马到成功，还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