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大发明
随着一道道难关被攻克，中国终于迈进了杂交水稻的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每当历史告一段落，又该做一次回顾与梳理了。如果以1961年袁隆平天然杂交稻稻株“鹤立鸡群”为开端，他在这条路上已跋涉了十五度春秋。如果以1966年袁隆平发表了我国学术界第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研究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为开端，正好贯穿了十年动乱岁月。而在这十年的苦难历程里，原本就是一身瘦骨的袁隆平，比原来又瘦了差不多三十斤。那种瘦，不是消瘦，而是“削”瘦，瘦得凌厉而刚劲，越瘦，越是显出一身筋骨。这样一个人，无论经历了多少失败、挫折和打击，一直都没有偏离过自己预设的那条思路。如今，按照他的思路，三系配套终于成功了，他当年的假设已不再是假设，猜想也不再是猜想。
农学，或农业科学？是一门以解决人类的吃饭穿衣为首要任务的应用科学，又何尝不是一门深奥而复杂的科学？而“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并非狭义的农业科学，而是农业科学与遗传学“杂交”出来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袁隆平之前，关于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理论、原理和方法，在中国庶几还是一片处于空白状态的处女地。一直以来，袁隆平不但是杂交水稻试验和实践的先行者，还一直在不断推进杂交水稻的科学理论，是这一领域的拓荒者。从他1966年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到1976年已历十年，至此也需要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了。为此，他追索了十年来杂交水稻研究、试验与应用的成败得失，又撰写了一篇题为《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的论文，1977年发表在《中国农业科学》上，这也是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理论上的第二个重大贡献。这篇论文为发展遗传学的实践与理论提供了新的内容，除了解释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科学原理之外，还澄清了一些由来已久的错误观点，其主要贡献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丰富了雄性不育和三系关系的遗传理论；二是否定了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旧理论；三是给其他一些自花授粉作物的制种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这篇论文的意义其实不是为了追究过往，袁隆平的目光一直执着地紧盯着未来。
那流逝的岁月对于人类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时间，在时间之下还隐含着深刻的心理时间。
1978年注定是要铭刻在亿万中国人心坎上的一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一个依然年轻的共和国迈进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此时已年近天命之年的袁隆平也进入了春秋鼎盛的岁月。这年早春，那被冬日的阴云长久笼罩的北京，云开日出，而那让人们期待已久的春风，也给在春寒料峭中匆匆行走的人们吹来了丝丝暖意。袁隆平也从他南方的稻田里匆匆赶来了，赶来参加他绝对不能缺席的一次划时代的盛会。
1978年3月18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这是一个伟大时代启航的盛典。这次会议酝酿已久，早在1977年5月末，中国科学院党组负责人方毅等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科学院工作时，华国锋就提出“要开一个全国科学大会，把劲鼓起来”。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就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这自告奋勇，又何尝不是一个政治家非凡的战略选择？十年动乱，科学技术领域是重灾区，一大批科学家遭受迫害，绝大多数科研工作陷于停顿。好了伤疤，但疤痕还在，心灵的伤痕更难愈合。痛定思痛，如果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将知识或知识分子置于弱势地位，甚至将知识分子推向敌视的境地，势必对知识分子的理性和人格造成强烈的冲击和压迫，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时代。当知识分子在灵与肉、理想与现实之间陷入人生与精神的困境乃至绝境时，整个社会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价值危机和精神危机。在坚守与冲击中，袁隆平一度也陷入了价值选择的困境和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普遍的人生处境和精神困境。而拨乱反正，就是让一个社会回归正常的状态，让知识和知识分子回归其应有的价值定位。
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那充满了震撼力和穿透力的讲话，成为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关键词，他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再次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几句话，让一向不关心政治的袁隆平猛然间却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感觉那长期束缚着自己的无形的绳子终于松绑了，那长期禁锢着自己的桎梏也应声而解了。而这次大会最根本的意义在于解放思想。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也做了题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讲话，指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的切身事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这次大会一直开到3月3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和授奖仪式，袁隆平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这也是袁隆平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那篇《科学的春天》充满激情、充满诗意的祝福与呼唤中，大会徐徐闭幕了，而“我们民族历史上最灿烂的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后来有人评说：“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先声，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国从颓败到中兴的不朽神话。”
就在这一年，袁隆平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还获得了“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全国劳模”等荣誉称号，而对于他，对于杂交水稻，他还将获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项崇高的荣誉。
那是1981年夏天，袁隆平正在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技术指导与合作研究，一份加急电报传来，要他第二天赶到北京。由于电报里没说是啥事，他的眼神掠过电报时，心里兀自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福兮祸兮？他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飞奔北京，一路上心还怦怦跳个不已。这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病，经历了太多的风云突变，变幻莫测，心有余悸啊。赶到北京，他才知道，“原来是特大好事”！经国家科委发明奖评选委员会评审，一致认为，由袁隆平主持研发的籼型杂交水稻的学术价值、技术难度、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等四方面都很突出，在报请国务院批准后，决定对袁隆平领导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授予国家特等发明奖——从历史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6月6日，袁隆平在北京又出席了一次隆重的盛会——颁奖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袁隆平成了主角，他代表协作组上台领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将奖状、奖章和十万元奖金颁发给袁隆平。方毅在讲话中对这项重大发明给予很高也很客观的评价：“美国、日本、印度、意大利、苏联等十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开展杂交水稻的研究已有十几年的历史，但都还处在试验阶段，而我们是走在前面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会上，还宣读国务院给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发来的贺电：“籼型杂交水稻是一项重大发明，它丰富了水稻育种的理论和实践，育成了优良品种。在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下，大力协作，密切配合，业已大面积推广，促进了我国水稻大幅度增产。为此，特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参加这项发明、推广这项成果和参与组织领导工作的科技人员、农民、干部致以热烈的祝贺。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有力地表明科学技术成果一旦运用于生产建设，能够产生多么大的经济效益。发展农业生产，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殷切期望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再接再厉，继续奋进，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做出更大的贡献。”
袁隆平代表科研协作组发言，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哪怕站在了国家的最高领奖台上，他也是实话实说。杂交水稻虽说已取得根本性突破，并已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应用，也显示出了大幅度的增产效果，但他一点也不掩饰，目前在水稻的杂种优势利用上还不尽如人意，在制种上还比较烦琐，而尤为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杂交稻的抗病、抗虫、抗自然灾害等强抗逆性。如果不能有效抵抗病虫害和自然灾害，杂交水稻是很难在生产上大规模推广的。他把这些缺点和问题一一挑明了，但他有一种低调的自信，无论有多少缺点和问题，都不能否认水稻杂种优势利用这一大方向的正确性，尽管中国率先成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国家，但这项工作还只能说是刚刚开始，杂交水稻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活力，这都需要继续努力改进和完善，特别是在选育强优势的早稻、多抗性的晚稻，发掘更好的不育细胞资源，提高制种质量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要下很大的功夫。
他这一番发言不像是获奖感言，更像是为杂交水稻接下来的研究指明方向的一篇宣言。
事实上，袁隆平首创的三系法杂交稻育种系统，通俗地说就是三系法杂交水稻，还只是杂交水稻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也可以说是初级阶段，这也是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第一个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贡献。在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次授予特等发明奖，就授予了袁隆平领衔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就是对这一发明创造的最高认定。此举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还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尤其是十万元奖金，在当时那可是名副其实的重奖，连袁隆平也说：“在那时候是很多的了！”但袁隆平拿到手的其实很少，经各协作单位分配后，他仅得五千元。一个伟大的发明和创造，当然不是奖金和荣誉能够衡量的，而袁隆平主持研发的杂交水稻后来被称为中国继四大发明后的“第五大发明”，又与这个国家特等发明奖有莫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第五大发明”又真是中国的发明创造吗？这是不少人一直在置疑的一个问题，不是外国人，而是我们的同胞。若要还原历史真相，必须以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正本清源，这就必须把视野扩展到全球，看看世界杂交水稻研究的进程——
在袁隆平之前，印度的克丹姆、马来西亚的布朗、巴基斯坦的艾利姆、日本的冈田宽子等都已相继开始杂交水稻研究了。20世纪40年代，世界各国的遗传育种学家就在理论上探索通过雄性不育来实现杂种优势的技术路线，如希尔斯（Sears E.R.）在总结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于1947年提出了“三型学说”，把雄性不育的遗传划分为细胞核雄性不育、细胞质雄性不育和核质互作型雄性不育三种类型；1956年，爱德华逊（Edwardson J.R.）将希尔斯“三型学说”中的核质互作型和细胞质合并为一类，称之为“二型学说”。但这些还只是基于“雄性不育遗传”推论出的一个方向，而一条清晰而具体的“三系法”的技术路线，在中国，早已公认是袁隆平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而且几乎是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提出的。
说到国外的情况，就不能不提到我们的东邻日本。日本在水稻育种上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也是开展杂交水稻研究最早的国家之一。据日本后来公开的历史资料显示，1958年，日本东北大学的胜尾清利用中国红芒野生稻与日本粳稻“腾坂5号”杂交，经连续回交后，育成了具有中国红芒野生稻细胞质的“腾坂5号”不育系。而后，日本科学家又陆续育成了多个不育系。这些研究试验一点一点地推进了杂交水稻发展的进程，但这些不育系均未在生产上应用。此外，日本育种专家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水稻育种新方法，比如“赶粉”等。这些思路与方法与袁隆平勾画的杂交水稻路线图似乎不谋而合，但在当时的封闭状态下，袁隆平还无从得知日本人在杂交水稻研究上的最新科技成就，日本人也有高度的保密意识，如有相似之处，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吧。况且，尽管日本的实验设备和科技手段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那是当时中国的一个普通农校老师想都不敢想的，但从后来披露的事实看，日本杂交水稻育种学家虽说抢在袁隆平之前就在1968年实现了三系配套，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却无法在生产上推广应用。科学是生产力，尤其是应用科学，其根本出发点就是为了推广应用，如此，其科学的社会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根本目标看，日本只能说半步迈进了杂交水稻的门槛，既没有走进去，也没有走出来，后来的研究也因一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也就中断了。这是事实，却也是我由来已久的一个疑问：同样是三系配套，日本为什么就不能在生产上利用呢？对于这个问题，袁隆平先生可能已经回答过很多遍了，他列举了地理、气候、品种等多种复杂因素和技术难题，由于其三系的亲缘关系太近，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杂种优势，加之又是高秆品种，日本是台风的重灾区，这种高秆杂交水稻一直过不了倒伏关。
而当我追根究底地问，在种种原因中哪个才是根本原因时，袁隆平先生下意识地顿了一下，忽然冒出一句让人心里一抖的话：“可能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像我们那样挨过饿吧。”
看了日本，再看看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发达大国在杂交水稻研究试验上的进程。1963年，亨利·比谢尔（Henry Beachell）与他的学生古尔德夫·辛格·胡什（Gurdev Singh Khush）博士在印度尼西亚研发出一种高产大米，俗称“神米”，美国驻华大使馆于2011年8月公开发布的一篇题为《解决世界饥饿问题》的文章声称，这一成果“使世界大米产量在三十年内翻了一倍多”，亨利·比谢尔与他的学生古尔德夫·辛格·胡什博士也因此于1996年荣膺世界粮食奖。他也因此而成为继“绿色革命之父”诺曼·布劳格之后的又一位为解决世界饥饿问题而贡献卓著的美国科学家。但无论在美国的官方文章中，还是国际杂交水稻界，都没有把亨利·比谢尔研发出的“神米”视为杂交水稻，他也许采用了一些杂交的方式，但就像中国水稻育种专家丁颖、黄耀祥等培育出的高产大米一样，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杂交水稻。而国际上公认的事实是，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研究杂交水稻，并获得了不育系，但其不育性不过关。美国加州大学在1971年至1975年对水稻的杂种优势进行了研究试验，在一百五十多个组合中，有十一个组合显著超过最好的对照品种，增产幅度平均超过四成，但由于他们的三系一直未配套，在生产上一直无法利用。
又看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研究情况，该所于1970年至1971年也曾进行过杂交水稻研究，但由于培育出的杂种优势不强，且一直难过制种关，这一课题不得不中断。
经过这一番正本清源的梳理，杂交水稻作为中国人的“第五大发明”，是一个确凿无疑、当之无愧的事实。这也是国际上早已公认的事实：“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
还有什么疑问吗？当然有，一个疑问紧接着一个疑问，自从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后，长期以来一直有人质问，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吗？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研究杂交水稻的创始人吗？
作为一个历史追踪者，我有责任向读者做出诚实的报告。
从中国杂交水稻发展史看，一切的一切，归根到底，都离不开袁隆平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中勾画出杂交水稻选育的思路和第一幅实施蓝图，唯其如此，国家科委在授予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特等发明奖时，才把袁隆平摆在首位，这其实也是一种科学的认定，袁隆平是国内最早研究水稻杂种优势理论的学者，袁隆平也是中国杂交水稻最早的、成绩最突出的实践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杂交水稻第一人”。
从世界杂交水稻发展史看，袁隆平是世界上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而这正是杂交水稻或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关键所在。哥德巴赫提出了哥德巴赫猜想，但他没有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猜想没有证明永远只是猜想，而袁隆平不光最终验证了水稻领域的一个哥德巴赫猜想，还纠正了以前的种种错误猜想，有的甚至是权威的定论。而当世界上最权威的水稻专家都在一个大限前止步时，是中国的袁隆平和他率领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率先突破了这个大限，攻克了一个人类久攻不下的世界性难题，他迈出的这一步，同别的科学家相比，也许仅仅超越了一步，乃至是半步，却是一次关键性的、世界性的超越。这里不妨通俗地比喻一下，别的研究者或是胎死腹中，或是孕育已久却一直迟迟没有生出来，杂交水稻这一神奇的婴儿第一个在中国诞生了！
这么说吧，袁隆平干成了一件全世界其他人都没有干成的事。
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这不是国内的评价，而是国际上公认的，美国普渡大学教授唐·巴来伯格曾经当过四届美国总统农业顾问，他在于1988年出版的《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用一个专章（该书第十六章）来写“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对袁隆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袁隆平赢得了中国可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他把西方国家抛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种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1985年10月，袁隆平又获得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颁发的“杰出发明家”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这是他首次获得国际奖。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是联合国组织系统中的十六个专门机构之一，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使用和保护人类智力作品的国际组织，管理着涉及知识产权保护各个方面的二十多项国际条约。而袁隆平获得这一含金量很高的权威奖项，既是对他本人具有原创性和开创性的智力成果的认定，也标志着，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杂交水稻，获得了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的正式认定。该组织拥有一百八十多个成员国，他们对袁隆平科技成果的认定，也可以说是举世公认。
杂交水稻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发明”，在2007年2月，又被评选为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之首，这一活动由搜狐网发起，评选标准为“具有原创性、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能产生社会效益”，经公众持续三个月的投票评选，最终入选的有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复方蒿甲醚。对杂交水稻，主办方给出了这样的评语：“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亚洲甚至全世界粮食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人类，还有什么比吃饭更大的事？杂交水稻以最高票当选中国“新四大发明”之首，也足以证明这一人类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