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转基因的一次小心求证
随着袁隆平率协作攻关的科研团队向中国超级稻发起一轮又一轮攻关，一次又一次地登上水稻王国无人登临的世界之巅，却也是高处不胜寒，有些人对超级稻的看法却一路下跌，从最初的惊喜到难以置信的震惊，再到不可名状的惊恐，袁隆平到底使了什么魔法啊？诚实地说，我也经历了这样的心理历程，只因这样的超高产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日常经验和想象力，也就只能往超自然的方向想象，一场对超级杂交稻的妖魔化，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如果说杂交水稻是把亿万苍生从饥饿中拯救出来的天使，同样也属于杂交稻的超级杂交稻却不再是一边倒地受人追捧，越是超高产，越是令人往另一方面想，一个若隐若现的魔影一直追随着它，像幽灵一样在稻田里徘徊，那也是一个令无数人闻之色变的幽灵——转基因。如今是一个谈“转”色变的年代，由于普通老百姓对转基因的科学秘密难以一探究竟，让许多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势力有空子可钻，在许多人还未看清转基因的真面目之前，在心理上就把转基因当作了魔鬼，渐渐弥漫为一种笼罩在中国田野的大众恐慌情绪。
中国超级稻是否采用了转基因技术？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又怎么看待转基因？这是很多人最关心的，也是我要探寻的真相。不过，在搞清楚事实真相之前，我觉得每个谈“转”色变的人先要让自己冷静下来，理智地问问，你为什么对转基因如此恐惧？你对基因和转基因有多少了解？如果你将转基因视如魔鬼，这家伙还真是跟人类对幽灵和鬼怪的恐惧一样，那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只因你对它一知半解甚至全然不了解。若要让人们从惊惧莫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唯一的方式，就是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分辨，这家伙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
用科学的眼光看，是搞清楚事实真相的一个前提，在这方面最有发言权的无疑是“术业有专攻”的科学家，我只能真心诚意地向科学家请教，来解开心中的疑团。
走进长沙马坡岭，在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大院里，有两幢令人备感神秘的大楼，一座赫然醒目，就在我驻点采访期间住宿的培训楼隔壁，为杂交水稻综合实验楼，作为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神经中枢，这楼里设有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这一领域最尖端的科学家，也掌握着世界上最尖端的杂交水稻科学技术，可想而知，未经特许，一般人是难以进入的。还有一幢楼，为袁隆平院士亲笔题字的“杂交水稻分子育种实验室”，它显得比较隐秘，隔着一片茂密的树林，感觉连阳光也照不过去，难免一叶障目，若不注意，往往一眼就掠过了。对这座神秘的实验楼，我还真是搞反了方向，以为我最关注的问题就在我身边这座综合实验楼的国家重点研究室里，结果让我的采访对象李继明博士久等了，他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搞错了方向，那也是很多人经常搞错的。我只得调转方向，按照李继明在电话里指点的路径，穿过那片树林，才发现那边的阳光一样的明亮灿烂，他正拿着手机站在门口的夏日的骄阳下等着我。烈日当头，他却神色安详，这让我感觉如一次安静的相遇。
我与李继明素昧平生，但在采访他之前我就做了不少案头工作，对他的经历有所了解。如今一说到转基因，他也是时常挨骂的一个，而在骂他时也难免指桑骂槐，牵扯出他的导师袁隆平，他是袁隆平先生带出来的硕士研究生。据李继明回忆，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袁老师主要是带硕士研究生，但要考上他的研究生还真不容易。1985年，他报考袁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参加复试时，袁老师拿出一本英文版的Heterosis（《杂种优势》），还递给了他一本英汉小词典，要他限时翻译其中的Epistasis（《上位性》）一节。当时他还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以为这只是袁老师随机抽取的一道专业英语测试题，硬着头皮就开始翻译，袁老师没有说出其间的深意。在攻读研究生的三年中，袁老师很少给他布置什么作业，总是放手让他独立思考、自己设计研究课题，这让他大大提高了思考和动手能力。袁老师对科学研究一丝不苟的严谨，给李继明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个细节：20世纪末，他和袁老师合写了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英文综述，袁老师一再提醒他，在如何表述“化学杀雄杂交水稻”的内容时一定要特别谨慎，这是早期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走通，也未在我国生产中应用，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对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产生误导。
1989年，李继明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袁老师身边工作，除了给袁老师当秘书，他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协助袁老师管理单位的科研工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袁老师便提出了建立杂交水稻分子育种实验室的设想，这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设想，当时国外刚提出分子育种概念不久，而在国内还鲜有人提及，这一领域的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分子育种》（Molecular Breeding）直到1995年才开始出版发行。直到此时，他才领悟，当初袁老师要他翻译的“上位性假说”，并非一道单纯的专业英语考题，而是一个他将要用一生时间来钻研的专业测试题，袁老师具有如此敏锐和超前的洞察力，也让他更加折服袁老师的英文水平之高、专业造诣之精深。所谓上位性，是遗传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的一个常用词，而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却是一个非常深奥而复杂的科学名词，李继明只得再三给我解释，基因（遗传因子）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每个基因都有自己的座位（位点），上位性原指某一基因受不同位点上别的基因抑制而不能表达的现象，如果b基因存在时，A与a的表型效果难以区别，此时b基因便是A基因的上位，A基因则是b基因的下位。这里就以做实验的小鼠为例，假如小鼠中的G基因表现为灰色毛，B基因为黑色毛，当G基因处于B基因的上位时，其基因型为GGBB的个体，而处于上位的基因在遗传染色体上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它将不是黑毛鼠，而是灰毛鼠。随着基因科学的不断推进，上位性的含义也在不断扩展，如今，在群体遗传学和数量遗传学中非等位基因的遗传效应为非相加性时，常统称之为上位性，也就是位于不同座位上的基因间的非相加性相互作用。上位性的提出，最初只是一个有待验证的科学假说，随着基因科学的不断推进，这一假说正在被一步一步证实，如今，对于这一假说的研究和求证仍然是作物杂种优势机理研究和分子育种的热门课题。或许就是从这一假说开始，李继明从此确立了他一生的研究方向——分子育种。袁老师具有如此敏锐和超前的洞察力，也让他更加折服袁老师的英文水平之高、专业造诣之精深。
追溯每一个科技创新的开端，既是在科学推进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也是在推进过程中遭遇了必须突破的局限，而常规育种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就遭遇了这样一个局限，由于作物种质资源遗传利用范围愈来愈窄，重要作物种质资源流失日趋严重，国内外的科学家都纷纷把目光转向了分子育种。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野生番茄有利基因的发现，让水稻领域的专家再次把目光投向了野生稻。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资助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康奈尔大学合作研究亚洲野生稻和非洲栽培稻的有利QTL或基因的定位和利用，李继明和袁隆平的另一位学生肖金华一起具体执行该课题的合作研究，于1996年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在康奈尔大学Steve Tanksley与Susan McCouch两位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袁老师身在国内，但仍然是他的导师。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更加系统、深入地结合分子生物学钻研杂种优势机理。进入21世纪后，依靠分子生物技术育种已是世界种业的共识，也是体现国际种业竞争力的重要标识，这让身在美国、心系祖国的李继明有时不我待、奋起直追的紧迫感。经过近五年的合作研究，他和肖金华在马来西亚普通野生稻中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可以提高产量的数量性状基因位点（quantitative trait locus，缩写为QTL，指控制数量性状的基因在基因组中的位置）。对QTL的定位必须使用遗传标记，人们通过寻找遗传标记和感兴趣的数量性状之间的联系，将QTL定位到位于染色体的遗传标记之间。近几年QTL定位应用的较为广泛，在人类基因上与疾病有关的基因定位甚多。植物上，模式植物抗逆性基因的定位较多。另外，他们还在非洲栽培稻中发现了一些改进稻米品质的数量遗传因子。此后，在袁隆平的具体指导下，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和康奈尔大学合作，将已定位的野生稻高产等位基因成功转育进入杂交水稻的恢复系，并由此培育出了超高产的杂交水稻组合。
在康奈尔大学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后，在杜邦先锋工作了近十年，这让他足以现身说法。杜邦先锋利用转基因技术，已开发并推广了一系列抗虫、抗除草剂的转基因农作物。转基因绝非谁想做就能做的，除了高科技，还有高昂的投入成本，杜邦先锋在这方面每年投入的科研成本相当于隆平高科在这方面投入的近百倍。这也足以证明，他们每开发出一个转基因新品种，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对转基因种子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极为严格，简直像命根子一样，也绝非像某些人臆想的那样不计成本地向国外输出。然而，在我国，这方面的话语权，科学家并不处于强势地位，反而是某些知名的媒体人在掌控着这一领域的科学话语权，这本身就很怪异，而科学家一发声，哪怕是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只要说一句赞成转基因的话，顷刻间就会遭受围攻，而科学家没有媒体优势，又要埋头研究，既无暇应对，也难以应对，也就只能谨言慎行，沉默是金。而科学的声音愈是微弱，反“转”的声浪愈是高涨，一旦偏离了基本科学常识的观点误导和裹挟了民意，即便纯粹科学技术的转基因也被越描越黑，越来越被妖魔化。
科学无国界，但专利技术有国界，放心好了，没有谁会把自己那付出了高昂代价的种子白送给咱们、硬塞给咱们的，人家正待价而沽呢，一旦中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人家，人家可就奇货可居了。这正是李继明最忧虑的，他担忧的其实是另一种“基因战”。言谈间，我也不时捕捉到他脸上掠过的忧色，那语气也有些着急：“我们最担忧的是国外大公司，他们广泛搜集了我国各类作物的种质资源，并对其进行基因挖掘和申请专利，这样的话，我国的育种家以后如果要用这些材料进行科研和新品种选育，就得向他们支付巨额的知识产权费用，一旦种业市场、种质资源被外国大公司控制，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会真正受到威胁，人家动不动就可以卡我们的脖子，唉。”
那一声叹息很轻，而他们这些科学家做出的选择却很沉重，很无奈。
李继明旅居美国十八年，早已拥有不菲的薪水，生活条件优越，而作为一个科学家，还有优秀的专业团队和先进的设备，为何要毅然决然选择回国创业呢？当我如是发问时，他不经意地一笑，笑得很复杂。甘苦寸心知，年轻时受教育和成长的经历，使他一直在找机会回国用所学的技术反哺这片家乡的土地，他的确是在国际竞争的紧迫感和危机感驱使下做出了这样的抉择。若从杂交水稻方面看，国外还无法与中国相比，但他们的分子育种技术研发应用比中国先进多了，若从起步看，至少比咱们早了二十年。尽管国内不乏袁隆平等具有远见卓识的科学家，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分子育种技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而随着分子育种成为国际农作物育种主流，也可谓是天下大势，势不可当，中国则只能靠杂交水稻的领先优势去参与国际种业竞争，不能说没有危机感、紧迫感，这也是袁隆平先生一直想把分子育种和杂种优势利用结合起来的原因。而隆平高科技园已是杂交水稻的“种业硅谷”，这也是他选择在此创业的一个直接原因吧。
李继明回国后，加入了张健等六位“海归”专家团队，共同建设中国第一家水稻生物育种的公共创新平台型企业——华智水稻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肖金华旅居美国二十六年，曾在美国种业巨头孟山都任资深科学家，回国之前已是美国陶氏益农公司首席科学家，从事多种作物的分子育种，并具有近二十年的跨国种业大公司研发管理经验。华智，虽说只是一个公司的名称，却也寄托了一种以中华民族的智慧、参与国际种业竞争的寓意。对于国际种业竞争的激烈态势，既让张健、李继明、肖金华等业内科学家倍感危机，又何尝不是国家忧患。近年来，我国农业部看清了中外种业的差距在哪里，并开始推动建立分子育种平台。华智是由隆平高科、神农基因、丰乐种业等十二家中国骨干种企注资三亿元组建，同时也离不开农业部的大力支持，作为省部共建、国助民办和创新开放的种业研发平台和“国家水稻分子育种平台”的承建单位，华智拥有国际一流的种业研发创新团队，聚集了多名具有丰富跨国种业大公司研发管理经验的专家，引进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端仪器设备，而他们的目标就是依托中国丰富的种质资源，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种业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抢占这一领域的国际制高点。这每一句都不是空话、大话，目前，华智已建成了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种业分子育种平台，借助高通量SNP分子标记检测平台，一天就可完成近四十万个DNA数据点，既高效又准确。转基因虽然作为基因工程的一项重要技术，但他们目前基本上不做，原因是至少在目前，转基因水稻育种在国内还“英雄无用武之地”，那个原因就不用饶舌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以非转基因生物工程为主业，主要是分子育种、生物信息、种质创新、种子质量检测和品种测试等方面的研发，并为种企、科研院所、政府种业监管等单位提供技术服务。
隔行如隔山，这么多的专业术语听得我一头雾水，李继明只得耐心给我解释。他先从传统育种说起，包括常规的杂交育种，都要到田间去实地查看作物，根据经验对作物的抗性和长相等外在表现进行判断来选择优良品种和杂交育种的材料，这种“以貌取人”的育种又称“常规育种”，如袁隆平先生当年苦苦地寻觅雄性不育株和野生稻育种材料，这样的寻找如此艰难，不知有多么渺茫，一旦发现便是神奇的发现。即便你凭经验千辛万苦找到了某种育种材料，对其内在的隐性性状无法通过经验判定，也只能反复试验，一代代试种。在通常的气候环境下，一般需要七至八个世代才能选出比较理想的育种材料，而原来一个世代就要耗时八年。南繁育种可以把这个时限缩短到四年，如今通过建立人工气候室可以两年培养五代，不到三年就能培育出一个新品种。尽管进程加快了，时间缩短了，但育种周期依然不短，更不可能揠苗助长。这也是常规育种难以突破的局限，时间长、概率低，准确率不高。但如果换一种方式，采用分子生物技术，这些局限就可迎刃而解了。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等新兴学科的发展，直接选择基因型成为可能，分子育种也因此应运而生。传统育种是从外在表现入手，而分子育种则是从植物的内部也是从其生命内部入手，打个比方说，若是不借助分子生物学的手段，对生物内部的一切就不可能了解，如同生命密码一般，其实，一旦揭开其生命密码，每个基因序列中的分子标记就如同高速路上的指示牌，其优势在哪儿，缺陷或病症在哪儿，一目了然，这样就可以通过基因的直接选择和有效聚合，实现精准育种，从而大幅度提高育种效率，缩短育种时间，将育种缩短到两至三代，育种产品推向市场的进程大大加快。就以华智为例，这是国内目前最大的水稻分子育种平台，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通量SNP分子标记检测系统，并且自主开发了稻瘟病、白叶枯病、褐飞虱等一系列性状的功能分子标记。他们在实验室里就可以对水稻叶片或者种子进行DNA提取，然后将提取的DNA移到检测芯片上，或者放到LGC SNPline或者ARRAY TAPE高通量基因分型平台，通过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专家可以精准育种，选出田间对于病虫害抗性好和具有米质优等优良性状的优良稻种。
听到这儿我多少有些明白了，无论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是分子育种专家李继明，他们更关心的还是种子的安全，中国人若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理所当然，先要把种子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心里。袁隆平一直都在重申和强调：“种子是农业科技的载体，目前国家已把种业提升到了战略性基础核心产业的位置，种子的安全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李继明则认为，若要提升我国种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国的粮食、生态和种业安全保驾护航，分子育种技术可以为之提供科技核动力。而目前，我们许多种业企业做的都是常规育种，技术含量不高，所以竞争优势就很小，尤其是转基因技术，作为分子育种技术的另一只翅膀，则一直难以起飞。
若从落后就要挨打的理念看，中国在转基因这一领域实际上已经很落后了。落后的其实不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科技，而是在实际推广应用上。
从这一领域的科技成就看，中国科学家不甘落后，充分利用常规育种资源和生物技术手段，培育出了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在转基因棉花研究中，中国所具有的独立知识产权仅次于美国，在水稻生物技术研究领域，中国申请的专利占全球转基因水稻领域专利总量的四成左右。2001年，中国科学家完成并公布了世界上第一张籼稻全基因组物理图谱，这一成果被誉为“水稻领域的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里程碑”，对“新世界人类健康与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2002年，我国启动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随后，水稻功能基因组被列为其中课题之一，水稻功能基因组成的DNA序列与功能研究，被列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2004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便明确提出了水稻基因设计育种的概念：“在水稻全基因组测序完成后，在主要农艺性状基因功能明确的基础上，通过有利基因的剪切、聚合，培育在产量、米质和抗性等方面有突破的超级稻新品种。”——这些成就，都表明我国的水稻分子育种技术居世界前列。
从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看，我国已经相当滞后了。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的报告显示，从1996年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种子实现商业化种植，到2012年，全球转基因作物面积增长了一百倍，总面积超过一千七百亿公顷（一千七百零三亿公顷）。从国别看，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转基因作物种植的龙头大国，2011年，美国转基因作物种植总面积近七千万公顷（六千九百万公顷），包括转基因玉米、大豆、棉花、油菜、甜菜、苜蓿、木瓜和南瓜，除棉花之外，几乎全是转基因食品。除了美国，世界上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超过一千万公顷的国家已有巴西、阿根廷、印度、加拿大等国，主要为转基因食品。从利用价值看，全球转基因种子的价值从2000年的二十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二百亿美元，十年之间翻了十倍。一向被很多人作为拒“转”典范拿来说事的日本，尽管他们在本国不种植转基因作物，却也一直允许进口转基因作物产品用于食品与饲料。而在被一些人汹汹然地危言一个将要“被转基因埋葬”的中国，仿佛转基因比日本福岛核污染还恐怖，那么我们到底种了多少转基因作物呢？从世界排名看，中国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居世界第六，这也是人们常用来发出“盛世危言”的排名，可实际上我们的种植面积还不到四百万公顷（约为三百九十万公顷），连美国的零头也不够，而我国基本上是非食用类转基因作物，如抗虫棉等。而这点儿种植面积，在世界上微乎其微，在中国农田中也微不足道。你可以算算那个比例有多小，哪怕你把十八亿亩农田翻个底儿朝天，看中国会不会“被转基因埋葬”？只要不闭着眼睛说瞎话，就能看清两个不对称，一是如此之少的种植面积，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另外也同中国在这一领域科技领域相比，如此之少的种植面积也很不相称。
在向李继明请教后，对转基因我也大致有了一个了解。转基因是一种分子生物技术或生物工程技术，转基因食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一般被称为“生物工程食品”。这一技术，是通过每个生物中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蛋白质、核酸在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在掌握其性质后，按照人们的愿望，利用其性质在分子结构水平上操作，进行严密的设计，通过体外DNA重组技术和DNA转移技术，从而有目的地改造生物种性，使现有物种在较短时间内趋于完善，以创造出新的生物类型的技术体系，包括重组蛋白的生产、基因改造物种、基因治疗、基因改造及刑事案件的断定以及环境保护等，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这其中有一项与我们主题直接有关内容，即分子育种，就是采用分子生物技术，通过基因导入，从而培育出符合一定要求的新品种的育种方法。——这是科学定义上的转基因。李继明认为，从广义看，转基因实际上也是一种杂交，并且是一种目标非常明确的杂交，科学家设定的目标是抗螟虫的新品种，便在其他植物、动物或昆虫体内找到有这样功能的基因，将其分离出来，用基因枪将目标基因嵌合或是嫁接到水稻的DNA上，通过若干代的选育和稳定，最终得到一个含有目标基因的品种。此外，即便没有人类的介入，自然界的各类植物，因为风火雷电、自然灾害等原因，体内基因都有产生变异的可能，育种专家如果能把有益的变异株选育出来，则有希望得到一个比原品种要优秀的后代，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的成功，就是一个实例。
一提到杂交稻，就会想起袁隆平。对于转基因，袁隆平又是如何看待的呢？这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焦点，袁隆平一直以来从未掩饰自己的态度：“分子生物技术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子技术和常规技术相结合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在利用分子生物技术育种上，中国育种专家的研究方向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就是抗病虫害，在抗虫转基因水稻的研究上起步较早，被公认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里有两个时常拿来说事的例子，一个是以华中农业大学为主的科研团队研制的“华恢1号”抗虫（Bt）转基因水稻，这一品种具有高抗鳞翅目害虫特性，还有一个是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和福建农业科学院以谢华安院士为主的科研团队，获得了无选择标记高抗鳞翅目害虫的转基因水稻株系“Bt汕优63”。对这两个转基因水稻品种，我在2008年就先后赴湖北和福建做过田野调查，但我关注的主题不是转基因，而是国家粮食安全。当时，这两个品种还处于小规模试种阶段，并未大面积推广。由于对转基因技术的了解极其有限，这让我的田野调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眼见为实”的意义。但在对比之下，那种“眼见为实”的感觉很强烈，在别的稻田里，农民正背着沉重的喷雾器在烈日下喷施农药时，弥漫着刺鼻的农药味，让我们不敢走近，而那抗虫转基因的试验田却如同置身于另一个世界，一眼就能看出，那长势比别的稻田更加茁壮，田间不见喷药的农人，也没有喷药过后那呛人眼鼻的农药味，只有稻禾静悄悄地生长拔节的青葱味儿，感觉连呼吸也是绿色的。当然，对此我不敢妄下结论，我看到的仅仅只是现象，难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若要下一个科学的结论，只能以科学权威部门的说法为准。
事实上，在我这次田野调查之前，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就对2001—2003年转基因抗虫水稻在湖北、福建等地试种的情况进行了科学调查，随后公布了调查结果：“转基因抗虫水稻有以下优点：一是节省投入成本，减小劳动强度，避免由此造成的人体中毒、中暑风险；二是可以大幅减少杀虫剂的用量，降低了农药对田间益虫的影响，有益于稻田生物种群的动态平衡；三是减少农药残留对食物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程度。”尽管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已在多年前作出，却并未在结果公布后就开始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又经过了六年的试种，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检测机构对这两种抗病虫害转基因水稻的目标性状、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再次进行了严格的检测验证，经安委会综合评价，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和配套规章规定，并经农业部批准，于2009年8月17日发放了“华恢l号”和“Bt汕优63”在湖北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个获得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抗虫水稻，也是继我国对转植酸酶基因玉米颁发安全证书之后，再次颁发的转基因食品安全证书，并成为我国首例批准商业化生产的转基因粮食作物。从整个过程看，不能不说，由于这一技术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关乎十三亿人民舌尖上的安危，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农业部，对转基因粮食作物在生产上应用是高度审慎的，中国政府审批和发放转基因产品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是极为严格的。
但这并不能打消社会上的疑虑，当一扇关得严丝合缝的大门被打开了一丝缝隙，在国内外立马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人声称“我国农业体系关上了传统农业的大门，主动进入转基因通道”，甚至发出了“转基因或埋葬中国”的危言。在我的朋友圈里，大多数是持这种观点的，其中不乏有良知的、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当我就这一问题开始深入调查时，也时常会遭受他们的追问，且不说转基因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只说中国有没有必要搞转基因。难道转基因是无可替代的吗？
我觉得这还真是问到点子上了。这里不妨回到“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那个焦点问题，其根本症结就是对稻瘟病的抗性不足。众所周知，病虫害一直是农作物生产中的主要灾害之一，我国每年由于病虫害造成的水稻产量损失超过两成，而病虫害往往与自然灾害结伴而生，其实也是自然形成的，从广义上说也是自然灾害的一部分。一次稻瘟病就可以导致万亩超级稻减产绝收，而我国每年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数百亿元。我们每个人都热爱大自然，但估计没有谁会热爱自然灾害。那么，又如何对病虫害进行有效防治呢？
先看如今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解放前，那也是让无数人的迷恋的“原生态”农业，在极其低下的农业生产水平下，农民基本上没有抵抗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能力，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着无数的害虫吞噬他们的庄稼。而这种低水平的“原生态”农业，不但产量低，质量也低，遭受病虫害的稻米残缺粗劣，营养低下，而病虫害大多是细菌、真菌、病毒引起，尽管动物和植物间一般不会发生交叉感染，但病虫害对农作物的污染对人类也是有害的，绝非人们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被虫子吃了的东西、留下了虫洞的东西就是什么原生态的好东西。如果反过来一想呢，你吃了这些有病的、不健康的脏东西，那些细菌、真菌、病毒等一旦侵入了肌体或找到了寄主，难道就不害病？由此可见，这种无可奈何的、非常落后的“原生态”只是一种极其低下的农耕形态，对病虫害绝不能任其自然泛滥，必须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强调科学种田，而代表农业科技进步的标志就是农药和化肥。喷施农药，一直是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为了提高对病虫害的杀伤力，大多是喷施高效剧毒的农药。直到今天，喷施农药依然是防治病虫害的最有效的手段。随着科技的进步，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正在逐渐取代以前的剧毒农药，但在我国农药市场上，一些高毒、剧毒农药仍然占了一半左右。据最近在人民论坛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调查者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蒋高明，调查区为山东省平邑县卞桥镇石桥、南安靖、卞桥、西荆埠、黄埔庄等几个村子，调查时间为2016年7月，“进入7月，……几个村子的农民开始忙碌起来。农田里爆发了一种钻心虫，专门啃食玉米芯，即顶端的幼叶，吃完后就钻到植株下面的部位，非常难以治理，农民恨之入骨。农民每年都要向地里打多遍农药，加上播种期用农药拌种，使用农药四五次属于正常，如果种植果树，每年打药的次数高达二十次。现在的农田充满了杀机，害虫几乎都是经过农药洗礼的，农药越用越多，而害虫似乎也越战越勇，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人虫大战中，化学对抗的胜者似乎是害虫而不是人类——医院里癌症病人越来越多，而害虫繁殖速度依然成倍增长。害虫在农药胁迫下，会出现进化，这个进化是在农药诱导下产生的。据说有些害虫泡在农药原液里也毒不死。这类害虫进化出来了一层隔离液体的蜡质毛”。
对农药的危害，蒋高明教授还有更严峻的叙述，这里从略。而这些喷施了农药的食品又“不怕你不吃”，在喷雾器之下，何处寻觅一方净土？空气与河流都是流动的，农产品也是流动的，这也是要一再强调要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个徘徊的幽灵、无形的杀手，病从口入，防不胜防，一不小心就从你的舌尖进入体内，你甚至明知有毒也得吃。种子、农药、化肥，在新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农业生产的三大要素，也是农民种田的直接成本，而农药居高不下的价格，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尤其是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了长期的严重威胁。但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类在趋利避害中也只能避重就轻，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才能考虑吃得安全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病虫害的问题，也只能继续喷施农药，又哪怕百分之百采用低毒农药，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低毒毕竟也有毒。而农药对病虫害的抗性更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奏效，只是尽可能降低其对农作物的损害，而长期施用农药，让害虫对杀虫剂产生抗性，由此而陷入了人类以农药为武器而同病虫害作战的恶性循环。
那么除了喷施农药，人类是否还能找到有效的防治病虫害的手段？似乎也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已把发展绿色有机食品作为农产品质量的提升点。很多人只把一双眼紧盯着袁隆平的超级稻，却很少注意，这也正是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在超级稻攻关中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也可谓是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延续。2015年7月，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葛林美（中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梅州蕉岭县签订了打造高产、绿色、安全长寿农产品生产体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旨在通过五方合作，聚合“良田良种、好技好肥”，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提供优质品种及产量、质量技术攻关中所需的技术支持，中南大学提供食品安全优质攻关的技术，华南农业大学负责研究作物高产、高效、安全生产技术模式，葛林美（中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则负责无偿提供葛肥，支持推动蕉岭县物流、保鲜等设施建设，而蕉岭是岭南历史悠久的长寿之乡，土壤水源富硒，污染小且无重金属污染，正符合袁隆平在超级稻攻关中“四良配套”的良态。这是一次暂定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以生产无污染、安全卫生、营养优质的绿色生态无公害稻米为目标。
对绿色生态无公害农业的诱人前景，我充满了乐观的期待，而以虫治虫，生物治虫，其效果极其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能过于乐观和理想化。目前国内外包括人们津津乐道的日本，都还没有什么绝对纯天然的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有机食品。越是强调绝对的东西，越是绝对没有。那些无公害绿色有机食品生产，对病虫害的防治采取“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以提高农作物植株本身的抗性为基础，优先采用农业、物理、生物、生态防治方法，尽可能控制病虫害的发生。农业防治技术，先要在播种或移栽前清理田园（清园），在生长期，一旦发现病株、叶、果要及时清出田园，并销毁或深埋处理；二是选择优质、丰产性高、抗病虫性强、耐贮运、适合本地栽培的良种，对种子进行晒、选、消毒、药剂拌种包衣等技术处理。此外还有实行倒茬轮作、深翻土地、精耕细作、合理施肥（以无公害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等技术手段，但也离不开化学防治技术，在确保产品质量达到无公害的标准下，一般选用低毒、低残留、高效广谱性的农药（包括用农药拌种及杀灭地下害虫等）。——很明显，这样的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依然少不了要过防治病虫害和化学消毒这一关，而那些抗病虫性强的种子，其抗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天底下也没有这种天生就具有抗病虫害的种子，也只能通过包括分子技术在内的科技手段来提高其抗性。可见，这样的无公害食品，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的无公害，只是尽可能降低危害的程度。又可想而知，其要求如此严格，成本如此之高，目前还难以大面积推广生产，一是普通农民还不可能掌握这样高的技术，二是一般平民百姓也无福消受这样价格不菲的食品。
人类的绿色追求，无疑是未来农业的一个发展趋势，还有相当遥远的路要走，而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除了翘首以盼，不能不吃饭，也就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尽可能选择副作用相对较低的食品。从目前防治病虫害的策略看，最常规的手段就是喷施农药，其毒害性已经毋庸置疑；一种是还处于初创时期的绿色无公害农业，实际上也离不开农药化肥，还难以采取有效的、可以大面积推广普及的生物防治手段；一种就是依靠生物技术育种提高其抗逆性，如杜邦先锋公司利用转基因技术，已开发并推广了两种转基因农作物，一是抗虫（Bt）农作物，一是抗除草剂（Bar）的转基因农作物，由于抗虫和除草效果显著，在推广生产中的效益也非常好。
通过这样一番追踪，又只能回到此前那个谈“转”色变的话题上，如果能通过分子技术或基因技术培育出对病虫害有高抗性的种子，那么它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抵抗力，既不至于发生“减产绝收”的灾难，又不用再喷施农药，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呢？
袁隆平先生给很多人都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2007年，他在深圳曾经看过抗虫转基因水稻的对照试验，那个对照品种全部被卷叶螟危害了，基本上绝收了。卷叶螟是一种趋光性的害虫，雌蛾喜欢在农作物生长茂密的叶背上产卵，幼虫孵化后就会吐丝卷叶，或缀叶潜伏在卷叶内取食，老熟后又可在其中化蛹。这是禾本科和豆科作物常见的虫害，目前比较有效的防治措施就是采用敌杀死乳油等农药进行防治。让袁隆平惊奇的是，在卷叶螟如此严重的危害之下，那作为试验的转基因水稻却一株也没有遭到危害，表现出了百分之百的抗虫性。这一个对照试验，让他对转基因有了理性的认识，对转基因不应一概而论，转基因品种有很多，有些转基因生物品种，如抗虫棉，原本就属非食用的转基因作物，早已在国外大面积推广应用，经过长时间的实验和实践证明，这些非食品类的转基因作物对人类没有危害，既能回避农药尤其是残留农药对人类的危害，又能大大提高产量和质量，为什么要绝对否定呢？此外，还有进口大豆，也转入了抗杂草的基因，这就避免了大量使用化学除草剂对人类的直接伤害，实践证明，转基因大豆也没有很大的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对于转基因，在科学试验上，袁隆平认为应持积极态度，在释放应用上应持谨慎态度。
又如果说赞成转基因的观点主要在科学界，在科学界也不乏反对转基因的观点，而围绕转基因的两种激烈交锋又相持不下的观点，问题的症结在于，由于分子育种要在生物界之间“跨界”交叉进行，进行基因转换，这是人们最担忧的，又由此引发一系列问题。例如，反对派理直气壮地质问，转基因抗病抗虫的功能来自细菌的一种毒蛋白基因，虫吃了是要死的，人吃了有没有什么危险？但赞成派也有站得住的理由，他们解释说，转基因抗虫水稻的关键技术或关键杀伤力，是直接针对昆虫的生理特性，昆虫吃了转基因水稻要死，但其死亡的原因是转基因的抗性让它们的气孔闭塞了，这跟人类的消化道完全是两码事嘛！
当这样的争议从科学界扩展到社会上，那各种各样的观点就更加光怪陆离了，很多争议都撇开了科学常识。李继明说起了很多可以作为笑谈的担心，譬如说，中国人对吃啥补啥深信不疑，很多人难免就担心，转基因食品中转进去的那个基因，吃了之后会不会跟人的基因结合而致畸、致癌、致突变，还有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驴马杂交后生出了骡子，而骡子没有生育能力，因而担心人类吃了转基因食品就会绝育，即使不会绝育，对生育、对后代也会产生可怕的遗传影响。这还真是犯糊涂了，驴马杂交只是天然杂交的一种，与转基因没一毛钱的关系，至于吃啥补啥，就算多少有一些道理，也不会吃啥长啥。李继明给我解释说：“人只是吃进食物，不可能与食物里的基因重组，如同每天食用的食品中有鸡、鸭、鱼、猪、牛肉等一样，人类吃进了无数的鸡、鸭、鱼、猪、牛的基因，但没有听说谁变成了和这些禽兽的结合体；萝卜吃得再多，人也不会长萝卜腿，天天吃鱼，也不会变出鱼眼睛来，人吃鸡也不可能长出鸡翅膀。”
这是科学，也是常识，可为什么转基因可以吓唬住那么多原本很聪明的人呢？从心理上分析，这其实也与国人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有关，黑白分明，非黑即白，其实黑白之间还有过渡区间、交叉空间。这里，就回到本节开头的一系列问题上，中国超级稻是否采用了转基因技术？袁隆平又怎么看待转基因？——这其实也是一个纠缠已久的疑问，对一直以来的是是非非，袁隆平先生其实也早就做了回应，但在一个多事之秋，这个问题又被搬了出来，在网络媒体上又开始大肆炒作，这其中也不乏有人想借助袁隆平的名望，故意搬弄是非，来制造新闻、制造舆论，为自己制造影响力。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农业科学家，想想也知道，袁隆平的影响力有多大啊，全中国的人都盯着他怎么说，说他一言九鼎，一点也不夸张，而他的只言片语都有可能被别人抓住“把柄”。他不能不高度审慎，绝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轻易发声，但一旦涉及关键的科学问题，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从不惮于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与立场，那一定是经历过长时间思考的，认准了的。事实上，他对转基因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我是中间派。”
他这种中间派的态度，恰好避免了非黑即白的绝对思维，也符合宋代理学大儒程颐所说的“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而对于一个科学家，这并非对各方面采取比较平衡的人生智慧哲学，而是以科学精神为依归，既反对过度激进，也反对过度保守。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对科学探索、科学试验一向是支持的。任何新鲜事物，都需要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这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喻。你看那凶横丑陋、狰狞古怪的螃蟹，一旦有人挨近，便张牙舞爪用铁夹般的双螯伤人，多少年来一直是让人类避之唯恐不及的“夹人虫”，别说吃，连看一眼也会让人感到惊恐和恶心。但若没有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人类的舌尖又怎么能品尝到那鲜美无比的味道？谁都知道鲁迅先生那句名言，但这里我还是摘抄他《今春的两种感想》的一段原文，他对这个问题看得更犀利，揭示得更透彻：“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而我觉得，鲁迅先生所说的敢于豁出性命的勇士，揭示出了第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这个人已经饥不择食了，当一个人饿得快要死了，那还真是什么都敢吃。曾经挨过饿的袁隆平是有过切身体验的。而转基因食品到底是人类不敢尝试而又美味无比的螃蟹，还是人类的噩梦呢？那就只能让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来验证了，而对于科学这并非一个过时的比喻，而是一种永恒的实验和实证精神。
袁隆平公开表态了：“我呢，愿意第一个报名做自愿者（志愿者），吃转基因食品，来亲自做这个实验。”
我虽不是勇士，但我也愿意像袁隆平先生一样公开表态，做这样一个志愿者。
当一个杂交水稻之父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可能会令人大失所望，显然，他一只脚已经站在了转基因的一边，但你又不能不敬佩，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敢于为科学献身的科学家。他也希望有更多为科学献身的人，“如果吃转基因食品在两年以上，他本人没有问题，他的孩子也没有问题，那就安全了”。其实，这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凡给人类治病的新药品，几乎是无药不毒，在经过对小白鼠等动物试验后，最终也要经过人类来试验。但仅凭袁隆平的一个表态，还不能完整地理解他这个中间派的立场，他还说过另一句更有名的话：“人民不是小白鼠！”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出自同一个袁隆平，好像突然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弯，又好像变成了两个人。但不是，绝对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不会这样突如其来，更不会这样急转弯，如果谁觉得他有突然转弯的感觉，那是因为只了解了他立场的一半，而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并且一直在强调，对含有毒性基因的抗病、抗虫转基因食用生物品种，要对其安全性进行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深入研究，得出肯定结论后，才能做决定。现在用小白鼠试验，没有发现问题，但又不能用人来做试验。“人民不是小白鼠，不能用那么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实验，来冒险！”
袁隆平第一次说出这句话，是在2012年的两会期间。而在这次两会召开之前，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其中第十二条特别提出：“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为此，《中国经济周刊》对袁隆平进行了专访，而袁隆平的一句“人民不是小白鼠”，反映了一个科学家对生命的尊重，但并不能全面反映袁隆平先生对转基因的真实态度，只有把一个支持对转基因进行科学探索的袁隆平和一个说出了“人民不是小白鼠”的袁隆平加在一起，才能完整地理解他这个中间派对转基因的真实态度，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研究要积极，应用需慎重！”
这里，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个国家对食品安全、舌尖上的安危都是高度重视的，对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道程序都必须严格把关。这里就以美国为例吧，李继明在美国生活了十八年，比那些偶尔去看看的人自然要了解得多。美国在食品安全上的把关是极为严格的，一种食品进入市场，必须经过农业部、环境保护局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三大监管部门审批。他们的检测结果是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的，凡经他们检测通过的食品和药品，美国人就认为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安全食品，这里边就有很多转基因食品。在美国那样的背景下，一有风吹草动，顷刻间舆论风起，若是在食品安全上出了什么问题，是不可能隐瞒的，更是无法作弊的。而且在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上的违法成本很高，企业和个人都会严格遵守转基因研发和市场推广的政策。
在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二十多年后，2016年5月，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发布了一份题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前景》的报告，特别比较了美国转基因食品上市以来与欧洲国家历年回避这类食品各自累积的数据，从而得出两项结论：“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作物与传统作物有健康风险差别，没有发现转基因食品与任何疾病有关联。”由于转基因食品在美国推广多年来一直没有出现什么安全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对转基因食品一直也没有明确的标识。但人民需要知情权，最近，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名为《国家生物工程食品披露标准》的法案，授权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部长就生物工程食品确立强制性披露标准及实施方法和规程。这一法案先前由美国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表决通过，再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是相关领域内第一项立法，要求食品生产商自主选择在包装上标注转基因成分的形式，包括文字、符号或由智能手机读取的二维码，满足消费者对食品属性的知情权及选择权。美国农业部将利用两年时间撰写相关规定，包括说明食品中究竟含有多少成分的“生物工程加工物质”，这一食品才必须标注转基因成分。据公开数据显示，美国七成以上的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而转基因成分的含量有高有低，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中国的情况呢？李继明一听我的发问就笑了，他说：“转基因检测的标准即使在严格的欧盟是百分之零点九，中国是百分之零！”
我不是魔鬼的辩护者，一心想要搞清楚的是转基因到底是不是魔鬼，而作出是非判断的唯一标准，就是最基本的科学精神，一个从实验、实践到实证的过程。转基因食品吃了对人类到底有没有害？谁说了也不算，也同样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最近，全球以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为主体的一百零八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名签署一封公开信，向绿色和平组织发出呼吁：“我们强烈要求绿色和平及其支持者重新审视全球农民和消费者对经生物技术改良的农作物和食物的体验，承认权威科学机构和监督机构的研究结果，并停止反对转基因生物……”
这些科学家无疑都是世界一流的权威科学家，但我们的很多同胞，包括我朋友圈中的一些好友都公开声称，他们不相信科学家，只相信谁谁谁。那就再退一步，你可以不相信科学家，但你不能不相信科学，还有比他们更权威、更有说服力的科学证据，转基因食品上市二十多年来，从未发生任何食品安全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连最坚决的反“转”派无法否认的事实。如果你连最基本的科学逻辑都不想去理解，又怎能分辨什么是魔鬼什么是天使呢？那还真是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也就只能放任那不可名状的恐慌情绪蔓延了。
不过，还有一种最直接简单的方式，让你作出判别和选择。当一种喷施过农药的食品摆在你眼前，另一种是不用喷施农药的转基因食品，并且被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食用二十年以上从未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如果要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相比之下，哪一种对于人类更安全呢？正是基于这样的比较，也可谓是知己知彼吧，让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冷静的李继明，也忍不住提高声音发问：“一边是毒副作用很厉害的农药，一边是一个毒副作用并不明显、尚待长久观察，有可能造福人类的转基因，为什么如此风声鹤唳，让人们害怕得如同惊弓之鸟？在中国，转基因难道真的需要人们同仇敌忾，赶尽杀绝吗？”
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比较还不足以说服你，还有一种非常直接也可谓生死攸关的方式，如果通过转基因技术来治你的病、救你的命，你会拒绝吗？人非草木，却也与草木一般，也是生物的一种，但凡生物都有许多先天性的遗传疾病，皆是基因在起作用，如人类的许多遗传病，皆是父母的遗传基因在亲代和子代之间按照一定的方式垂直传递而引起的疾病，缺少这种遗传基因就不会发病。很多都是连续几代代代相传，如心脏病家族，癌症家族，还有佝偻病、遗传性肾炎、血友病、癫痫症、精神分裂、高血压、糖尿病、唇裂、腭裂、脊柱裂等先天畸形，都属于“多基因遗传病”，这样的疾病用常规医疗技术是难以得到根治的，但生物分子技术或转基因技术有可能来修复和矫正这些致病的，甚或是致命的基因，根治这些病症，而且再也不会在后代中遗传。对此，你会拒绝吗？又，如果利用转基因技术，将健康长寿的基因导入你的体内，你会拒绝吗？我至少问过上百人，包括我朋友圈中那些最坚决的“反转派”，结果呢，没有一个人说不，一个个都急不可待地问，天底下有这样的好事吗？还真有，这就是包括转基因在内的基因工程技术将要为人类开创的未来。而我想问的是，既然你巴不得基因或转基因技术可以为自己治病疗疾、延年益寿，那么将这一技术用来根治农作物的先天性缺陷和遗传疾病，而让健康的基因能够遗传下去，在自然界传播，又怎么会违背科学伦理呢？
一段关于转基因的是是非非追寻到这里，说句老实话，我也做好了挨骂的准备。挨骂不是我心里有鬼，我不是魔鬼的辩护者，但我在调查采访中，无处不感受到人们对转基因那种群起而攻之的敌视情绪。我一直在小心求证，也在扪心自问，并时时让自己保持警惕，我是否偏袒了某一方？事实上，并不用我来自证清白，一切都只能用科学事实来证明，而真相从头到尾其实只是一个常识。诚如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研究员秦晓鹰所谓：“当一个民族在常识问题上都开始争论不休时，这个民族的智商恐怕降到了常识以下。”这也让很多科学家寄望于科学的普及，让那些谈“转”色变的人会慢慢明白这些科学道理。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这样一句言简意赅又备受关注的话，“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技术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是第一次将转基因科普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意味着中央政府认识到了普及转基因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转基因科普由此上升到国家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