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田里的雕像
这条通往稻田的路，在马坡岭的树木与田野间转弯抹角，我已不知走过多少回了，此时我和他正走在同一条路上。
我用脚步反复量过，这条路，最多也就一公里多吧，但每次往这路上一走，我又感觉特别漫长，这无疑与我追踪的一个身影有关——袁隆平先生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大半辈子了。从20世纪70年代初他从安江农校调到长沙后，他就一直在这路上走。当然，有时候他会走得更远，全中国、满世界的稻田，他差不多都走遍了。
那是2016年7月的一天，袁隆平穿着一件白底蓝纹的方格短袖衫，看上去特别贴身，勾勒出了一个老人健康的骨骼与体型。他身后跟着一帮年轻人，一个个又黑又瘦，跟他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看就是他的学生和助手，甚至像是传承了他基因的子孙。我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身后，像是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另类，也确实是另类。和许多好奇的人一样，我一心想要探究袁隆平漫长一生中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仿佛他身上还藏着无数没有揭示出来的秘密。这让给袁隆平当了十多年秘书的辛业芸女士又好气又好笑：“哪来那么多秘密故事啰？袁老师就是喜欢研究水稻，天天看天天钻，一辈子钻在稻田里，哪能不钻出成果呢？”她是典型的辣妹子，一开口就这么直来直去，快言快语，其实，她也爽快地说出了科学的真谛，袁隆平的秘密就是穷其一生在钻研水稻的秘密，破译水稻的一个个生命密码，又利用这些密码培育出了一粒粒神奇的种子，这是发现的秘密，也是创造的秘密。
我已是第三次走进马坡岭采访袁隆平先生，他从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培育出来的又一茬种子——“超优千号”，在第一时间就在他的试验田里播种了。立夏前后，湘中一带水稻插秧正当时，而从立夏至小满期间，风云莫测，变幻无常，袁隆平几乎每天都要下田，烈日当头那是寻常天气，越是刮风下雨，电闪雷鸣，越要去田里看看有没有多余的积水，稻禾有没有被狂风吹倒，甚至要实测那些试种的新品种能经受住几级风，在雨水的冲刷中谷粒会不会脱落。而病虫害往往又与自然灾害结伴而生，哪怕一个掌握了尖端科技的杂交水稻之父，也像普通农人一样要看天行事，靠天吃饭。在杂交水稻的一轮轮攻关中，他最担心的就是天气，而天下就是他的稻田。
“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说得多了就成了一句名言。这话，他是笑着说的，带着一种典型的袁隆平式的幽默，却也透出一股倔强的认真劲儿。
此时，小暑已过，大暑将至，在火炉长沙，正值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三伏天。我三次走进马坡岭，每次都在三伏天。在古人看来，有所谓六邪——风、寒、暑、湿、燥、火，而伏天即为暑邪，又曰伏邪，除了少了一个寒邪，这三伏天几乎把五邪占尽了，这季节人最好潜伏在家中，静静地享受阴凉与清福。袁隆平先生不是没有这个福分，却没有这样享受，那田里的稻禾像他的命根子一样让他牵肠挂肚啊。
天增岁月人增寿，这年，他老人家已经八十七岁了。这是他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公开发表的五十周年，也是杂交水稻1976年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生产的整整四十年。在这四五十年间，中国杂交水稻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一直在领跑世界，这一领先世界的纪录已保持了四十年，这是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而他一直是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如今依然拉着第一犁。“勿言牛老行苦迟，我今八十耕犹力。”仔细一想，他还真与陆放翁有某些相似之处，放达，乐观，老而弥坚，如果说陆游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同代诗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那么，袁隆平在杂交水稻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也达到了同代科学家难以企及的科学高度。他像陆游一样放达，却没有陆游诗中的那种老迈。他像埋头耕耘的老黄牛一样，却没有我此前想象的那样不堪重负，在走向稻田的那条路上，他一身轻松，甚至还有几分年轻人的潇洒。
近年来，他一直在用减法，先后辞去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农科院名誉院长等职务。在他的再三请求下，又于2015年秋天辞去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这个一肩双挑的职务。从1984年担任中心主任，三十余年如一日，他一直坚守着“吃饭问题”这个生命核心。2016年初，他又请辞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一职。他担任此职也已近三十年了，他从未觉得这是一份殊荣，而是肩负的使命与职责，他一年年为国家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献计献策，一次次为农民的利益而奔走疾呼。但对于他，他的第一身份还是一名科研人员，这是必须放在第一位的。在请辞省政协副主席时，他掏心窝子说：“已经有好几年了，我都忙于研究，在省政协没做什么事情，没起什么作用，徒有虚名，这样的话还不如辞去头衔，踏踏实实搞我的科研。”这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他将把毕生精力全身心地投入超级杂交稻的攻关与推广。他的两个大梦，一个做了多年的“禾下乘凉梦”，一个“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之梦”，还没有圆。
每次看见他奔走的身影，我都会下意识地忘记他的年岁，但偶尔一想，也会让我惊觉一下，他老人家比我父亲还要大十岁呢。而我父亲种了一辈子田，在十多年前就被我接到城里来养老了，眼前这位到了望九之年的老人，每天都还要下田。或许是多年来训练有素，哪怕走在狭窄的田埂上，他的脚步也很有节奏感。他一身轻松，可他身边的人都感到压力山大啊，如果他老人家在田间不小心摔一跤，栽了个大跟头，那可怎么得了啊？每当有人向他伸出手，他还是那句话，一句不知说了多少年的话：“我还没老啊，我在田埂上走不比你们年轻人慢！”
他从来不愿意别人搀扶他，看那样子还真是没有必要，你眼睁睁地看着，也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位耄耋老人，绝不是你仅凭年岁来猜想的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在很多方面他都超越了我们的想象，他也用自己的脚步验证了自己，在那狭窄的田埂上，他迈出的每一步都走得很稳，那健朗的身子骨，健朗的脚步，走得扎扎实实的，甚至可以用矫健来形容。无论多大的年岁，他都不会失去对自己的人生的掌控力。
当我夸奖他身体好，他一点也不谦虚：“在这样稻田里工作，一定能长命百岁！”
他曾说过：“原来我只想搞到八十岁就告老还乡，但现在我要奋斗终生。”
他也曾说过，当他成为“90后”的时候，希望亩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这是中国超级杂交稻的第四期攻关目标，结果比他的预期提前五年就实现了。从2015年开始，他又向超级杂交稻第五期目标发起了攻关，他这一辈子都在攻关。我时常觉得他仿佛在生命与科学的两极中舞蹈。一方面，他在向人生或生命的极限挑战。一个人先得有一个好身体，还要有一种好心态，才会有精力，有激情，我觉得这就是袁隆平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一个奔九十的人了，依然保持着异乎寻常的精力和创造的激情；一方面，他是向科学的极限挑战。这里且不说此前的三系法、两系法杂交水稻走过了多么艰苦卓绝的路，只说超级杂交稻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连续不断攻关，从亩产七百公斤、八百公斤、九百公斤、一千公斤，每一次攻关所达到的目标都是当时的巅峰之作，这也让中国杂交水稻一直保持领先世界的绝对优势。事实上，他早已不是在向世界挑战，而是一直在向自己挑战。而对于他，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科学探索没有极限，从不承认终极真理，哪怕像我这种科学的门外汉，也渐渐理解科学之路的漫长，哪怕迈出一小步也是多么艰难，而科学的一小步，往往就是人类的一大步。
一条路在他的脚下延伸着，一个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杂交水稻之父，仿佛一生都在抵达之中。我跟在他身后，忽然想到他喜欢的小提琴曲《行路难》，那不是由音乐家创作的，而是一个科学家谱写的，李四光，这位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也是中国第一首小提琴独奏曲的创作者，科学与艺术，科学家与音乐家，就这样完美地、浑然一体地交融在一起，你甚至分不清是科学升华了艺术，还是艺术升华了科学，而当两者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或许就殊途同归了。行路难，行路难啊，其立意与其说深邃，不如说是遥远，李四光的初衷是抒写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却以更漫长的时间验证了科学探索之路的艰难与漫长。望着眼前那个苍劲的背影，他在这条通往稻田的路上走了一辈子，却依然还在走，一看就知道，他还将毅然决然又义无反顾走下去……
我一直在琢磨，那一直支撑着他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有人说他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却也不然，他从未想过要去改变世界，而是为了拯救生命，那生生不息的生命，就是他的原动力，只因拥有永不枯竭的原动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原创力。但他却从未给出这样明确的答案，更没有那些早已写在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你若问他，他便笑道：“这还真是很难说，我自己都不晓得，应该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可能也和我的性格有关吧，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要挑战自己，想能有更多的突破，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到了田边上，这会儿已是中午时分，三伏天的大太阳火辣辣地直射着，稻芒泛着耀眼的金黄色，我顿时一阵眼花缭乱，眯眼默了一会儿神，我才慢慢睁开眼，看见袁老已换上了一双深筒胶皮套鞋，那脚步一下变得沉重了。他发现我在打量他，笑着说：“原来都是赤脚下田，哈，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现在好了，连农民下田都是穿套鞋，蚂蟥虫子都咬不着啦！”
袁老下田时，我还站在田埂上打量着，偌大一片稻田，在一座省城已经十分鲜见了。一条林荫机耕道，将整片稻田一分为二，一边竖着一块标志牌，那蓝色牌子一边，是湖南省水稻研究所、国家水稻改良中心长沙分中心的“水稻区试展示基地”，种的是常规水稻改良品种；那绿色牌子一边，是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科研试验基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心试验田。一位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的世界就在稻田里，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重心，甚至是世界的中心。
早先，马坡岭还被农村和农田包围着，如今除了试验田，几乎看不见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和农民了，环顾四周，围绕着这片稻田的皆是近三十年来崛起的现代化城区，高楼大厦，层层叠叠，那些洗脚上楼的农民，从最初的不习惯到如今早已习惯地过着城里人的日子，也许正以一副城里人的眼光，在自家的窗口和阳台上俯瞰大地苍生，偶尔也会依稀回想起祖辈、父辈赶着水牛、赤脚下田、荷锄而归的情景。这其实也是我这个农家子久居城市后时常会产生的幻觉，或记忆碎片。然而眼前，童年记忆中的一幕竟然逼真地出现了，一个打着赤膊、浑身黢黑的农人赶着一头乌黑的水牛，正缓慢地走过田野。直到走近了，我才发现，这并非幻觉，却是真实的一幕，那个农人也是一个真正的农人，一看就是我父亲那样种田的好把式，但他不是为自家耕田，而是被聘到这里来耕种这片试验田，从耕耘、插秧、施肥、田间管理，直到收割，一切都由他们来精耕细作。一个掌握了杂交水稻尖端技术的科学家，一片以提升现代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为目标的试验田，竟然还在还沿袭这样落伍的耕种方式，这个反差太强烈了，这也太不与时俱进了吧？其实不然，袁隆平先生觉得这种方式一点也不落伍，凡是历史悠久又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方式，必有赓续传承的道理，而精耕细作就是特别值得传承下去的，这也是袁隆平讲究的良法之一。尤其对于试验田，如果采用机械化耕作，难免就会有油污滴落在稻田里，对水土造成污染。2009年，袁隆平在成都的一块试验田就遭受了污染。那块田，当时正在试种的适合机插的新型巨穗稻品种“炳优900”，这是袁隆平为四川选育的两系杂交水稻新品种，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具体实施。由于试验田紧邻马路，一辆奥拓轿车突然失控，冲入了试验田，损毁面积达七十平方米，那一茬试验的稻子给毁了。但损毁的远不止是这一季试验的稻子，由于试验田遭受机油污染，这块田至少在未来五年也无法用于正常的试验，这是难以估量的损失，让袁隆平痛心不已。为了保证科研人员的试验在绝对无污染的自然状态下进行，一直以来，袁隆平的中心试验田以及分布在各地的杂交水稻试验田都采用这种传统的农耕方式，生产出的也是真正的绿色生态无公害的种子。
虽说我打小就在稻田里干活，对这片试验田却也有些看不懂。一眼望过去，说句实诚话，这片试验田的景色还不如一般农家的稻田，那秧苗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还有不少才刚刚翻耕，光秃秃的一片空白。其实，这又是试验田和一般农家稻田的不同之处。那参差不齐的稻禾，是因为要进行不同品种的试验，有早熟的，有迟熟的，有作为双季稻的晚稻，还有作为一季稻的中稻，还有割了一茬又能长出一茬的再生稻。这些都通过对比试验，一边种的是试验品种，一边种的是对照品种，同样的水土，同样的气候，同样的灌溉与施肥，同样的田间管理，一切都是一样的，但结果却大不一样，那不一样的就是种子。一粒种子的不同，决定了秧苗的长势和稻子的收成，看上去自然就高的高、矮的矮了，而这正是袁隆平每天都要来看个仔细的。
就在我茫然四顾时，那些年轻人都已拿着仪器走进了稻田，他们的目的很明确，一个个就像观察胎儿生长发育的妇产科医生一样，而对水稻生长、分蘖、扬花、授粉、灌浆、结实的全过程，每天都要细心观察，这和胎儿从孕育到分娩的过程其实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季节，正是水稻扬花授粉的季节，越是烈日当头，越是要下田观察和测试，太阳最大的时候，水稻的花就开得最大，观测的效果是最佳的。袁隆平站在齐腰深的稻田里，给这些年轻的助手和学生讲解着。他说的是普通话，但那口音比较复杂，由于从小就在战乱中成长，那流离失所的岁月，让他失去了江西人的母语，而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重庆度过的，后来又长时间在安江和长沙生活，他的母语应该是重庆话或西南官话，又夹杂着安江话、长沙话，这让他的口音也像杂交水稻一样吸收了多种方言的优势，特别有味道。一旦涉及专业术语，他就会下意识地放慢语速，偶尔一个比方，顿时妙趣横生。
他是一个感性的人，又是一个理性的科学家。而科学，必须具有严谨、专注、周密、精细、一丝不苟的态度。那些助手和学生在观察，他也不是一个旁观者，而他仿佛在不经意间报出的株高、叶长和稻穗的数量，每一个数据都与仪器的测量丝毫不爽，真是神了。说穿了，也并非神话，这需要阅历，需要特别丰富的经验和独到的眼光，农业科学是应用科学，也可谓是经验科学。袁隆平就以实测的数据为依据，给他的助手和学生们讲解和指导，他的思路特别清晰，那话语的节奏和在风中起舞的稻禾仿佛丝丝入扣，一个不老的声音依然中气十足。随着他的讲述，我眼前那茫然一片的稻子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连视野也变得特别的辽阔与明亮了。
那些插在田间的小牌子，密密匝匝的，每块牌子上都写着水稻品种（试验材料）的型号，我一眼就看见了稻禾中插着的那块“超优千号”的标志牌，这家伙就是一个杂交水稻之父最新研制出的“神秘核武器”，也是他向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目标攻关的主打品种，袁隆平能否续写水稻王国的神话或传奇，就看它了。袁老指点着自己的这个得意之作，分明没了刚才那深邃而严谨的神色，一脸的神采飞扬，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一样连比带画，这才是他老人家的真性情啊。这家伙也确实挺神奇，在去年的多个百亩示范片试种，“超优千号”已实现了每公顷十六吨的产量目标，今年袁隆平正率科研团队继续攻关，他们在云南、湖南、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布置了七个每公顷十六吨的百亩片攻关示范点，并开始小面积进行每公顷十七吨的试验。看那长势，不说他这个杂交水稻之父，连我这个门外汉也一眼就能看出，那个优势太明显了。从立夏播种到现在，也就两个来月吧，那稻禾的叶子举得高高的，当袁隆平俯下身去观察时，稻叶几乎擦着他的脸孔，那株高最少也有一米二。
袁老说：“超优千号组合属于半高秆，其优点是穗大、粒多，每一穗平均有三百五六十粒；到成熟时，那可真是跟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这么多的稻子，沉甸甸的，必须具有高度抗倒伏的特性。米质也不错，再生力也是目前超级稻品种中最强的之一。”袁老讲了优点，也丝毫不隐瞒这一品种的缺点，他坦言，“超优千号”目前对稻瘟病的抗性还不强，在大面积推广之前，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改进。说到这儿，又有人难免会担心了，他会不会把转基因技术用到这一品种上呢？他摇了摇头说：“我们用的就是常规技术，不是转基因，我们不考虑做转基因。”
尽管天气炎热无比，但只要走进了稻田，一个老人就像这阳光下的稻禾一样，焕发出了蓬勃而茁壮的生命力。他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就像当年那个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心的小小的二毛，而那时候的二毛又怎么能想到，他将来的世界就在稻田里。一个小名叫二毛的孩子和眼前这位老人，时不时就在我面前构成重叠交错的影像，让我时不时就一下走神走得老远。必须聚精会神，才能看清眼下的现实。他弯着腰，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棵棵稻禾，长久不动，感觉是在深呼吸，正把那甜丝丝的清香深深地往肺腑里吸。他又微微闭着眼深情地抚摸着，好像摸一摸稻子也很舒服。他这忘乎所以的样子，让我忽然又想起了我最熟悉的一个老农，我那种了一辈子稻子的父亲，怎么看，这位老人都像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农田里耕耘了一辈子的老农啊！
不是像，他老人家就是这样说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在田里种了一辈子稻子的农民！”
当然，他又绝非我父亲那样的普通农民，他是“中国最著名的农民”。在无数吃饱了肚子的老百姓心中，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就是他们的“翻身稻”“幸福稻”，而像他这样一个依然健在的人，早已提前进入了民间信仰，被神化了，在我父亲心中，在天下农民心中，他就是一个活着的神农，一个活生生的米神、米菩萨。袁隆平走到哪里，哪里的农民就会放起鞭炮，像是庆祝一个节日。早在20世纪90年代，袁隆平有一次去湖北考察杂交水稻，在黄冈和罗田之间的一个小镇上，一个老乡一眼就认出了袁隆平，但他不敢相信，就那么迷迷愣愣地看着，像在做梦，当他发现自己不是在做梦时，他激动得大喊大叫：“老天啊，我看见米菩萨了，我看见活菩萨了！”这一喊可不得了，呼啦啦地，一村的农民都拥上来了，很快，周边村里的老乡们也奔拥而来，他们都想要亲眼看看这位救苦救难的、让农民吃饱了肚子的活菩萨，还有人说“真想喊一声袁隆平万岁”。
这可让袁隆平犯难了，他既不想当菩萨，也不想被人称为当代神农，而一听有人喊万岁更是条件反射、惊恐莫名。他讲起过这样一件事：2014年6月，长沙洗心禅寺妙华法师特意来拜访他，一位佛学高僧与一位杂交水稻之父有了一次“佛学和科学的对话”。妙华法师说，现在很多农民都把袁老称为“米菩萨”，他觉得是当之无愧的，袁老解决了世界上这么多人的温饱问题，就相当于佛教里说的菩萨。袁隆平一听就连连摆手说：“不敢当，实在不敢当啊，菩萨老百姓心中是能救苦救难的，我有何德何能，我不过是中国稻田里的一介农民，比较勤快，偶有收获而已。”他这样说，也是他一贯的谦逊，不过他是真心实意不想被老百姓像神哪、像菩萨一样看待，他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为他编织的形形色色的神话或传奇。他也确实一直把自己当作中国稻田里的一个比较勤快的农民，农业科技工作者，天天与泥巴和稻禾打交道，他们的职业也是务农啊，凡是务农的人就是农民。可他越是这样低调地为人处世，那些对他感恩戴德的农民越是觉得这样委屈了他老人家。于是，便有了一个农民拿出多年的积蓄为袁隆平塑像的故事。这是一个被反复讲述、过度诠释的故事，我在采访中也听到了各种不同的版本。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突出强调事情的表面，却忽略了背后另一面的真相。
那位为袁隆平塑像的农民叫曹宏球，1960年生于郴州华塘镇塔水村，那时一场长达三年的饥荒尚未过去，按说他的家乡是不该发生饥荒的，那一方水土我去看过，实在是良田沃土，自古以来就是湘南的一个稻香村。但曹宏球在十五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饱饭，一直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这也是我曾经的经历。到了1975年，他们公社里第一次种上了杂交水稻。一开始，谁都没觉得一粒种子将会改变他们饥饿的命运，只是响应上级的号召，种着试试看。到了秋收季节，所有人几乎惊呆了，一亩田打的稻子竟比原来两亩田打的还要多！那一年，少年曹宏球终于吃上了他来到人间的第一顿饱饭，而且是没有掺入任何粗粮、杂粮的白乎乎的大米饭，那种满足感他一辈子也忘不了。从那以后，他们公社里年年都种杂交水稻，曹宏球再也没有饿过肚子。后来他知道了，那个发明了杂交水稻、让他们从此吃上了饱饭的人叫袁隆平。
过了几年，随着人民公社解体，从大集体一变而为大包干，中国从此真正进入了一个风调雨顺的时代，粮食越打越多，多得甚至都卖不出去了，农民出现卖粮难当然不是好事，却也有力地验证了，中国农民已把饭碗牢牢地端在了自己手里。而袁隆平还在不断推高杂交水稻产量，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粮食亩产一次又一次飞跃，尤其是在袁隆平推广“种三产四”工程后，三亩田的水稻就能打出原本需要四亩田才能产出的稻子，以前一亩田也养活不了一个人，如今三分地就能养活一个人。农民也会划算，就算种粮不赚钱，但节省下来的田地可以用来搞多种经营，以前是一家的劳动力全都扑在稻田里，如今农业技术提高了，种稻变得简单了，轻松了，节省下来的劳动力也可用来搞多种经营。曹宏球脑子活络，除了种稻子，又利用杂交水稻的花粉搞起了养蜂。说起来，曹家原本就是养蜂世家，但在连人也养不活的年代，连蜜蜂也难养了，而且不准养，每家只能养个两三箱，养多了那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现在你想养多少就养多少，这样一来，既解决了南方夏季养蜂花粉资源少的矛盾，又可给杂交水稻传花授粉，蜂蜜卖钱，粮食增产，这种一举多得的科学种养方式，使他逐步由温饱走向小康，成了村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还被郴州地区树为了科技致富的典型。曹宏球感到这小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了，加上他上过中学，初通文墨，也就有了闲情逸致。1995年春节，他在自己家的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发家致富靠邓小平，粮食丰收靠袁隆平。”——这也是后来在农民中广泛流传的“两平”论。这种农民式的概括，不一定中规中矩，却也让我又一次惊叹我们的农民兄弟是多么具有智慧，三言两语，一下就能洞察和把握大时代的真相，一个是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政策支撑，一个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学家给中国带来了一条科学兴国、科技兴农的发展之路，这是科技支撑。上至国家粮食安全，下到农民能吃饱肚子，中国人能够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说到底就是靠政策和科技来支撑。
一个丰衣足食的农民，一心想着怎么报答他心中的米菩萨袁隆平，他觉得一副对联还远远不能表达他的心意，他要为自己心中的米菩萨竖立一座雕像。这个想法在一个农民的脑子里酝酿已久，并在1996年冬天开始付诸实施。这年，曹宏球已有了六万多元的积蓄，他觉得自己已经拥有这个资本了。然后，他给袁隆平写了一封信：“我是一名农村知识青年，出生于天灾横行的1960年，差一点饿死在襁褓之中。我们家乡在推广您发明的杂交水稻之前，我没吃过一顿饱饭。是邓小平给我们送来了好政策，您又给我们送来了好种子，使得我家如今不仅衣食无忧，住上了小楼，还有五六万元的存款。我今天给您写信，就是想向您表达我以及我全家对您的崇高敬意和感激之情。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全家人的感情可以代表全中国许许多多个农民家庭。”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曹宏球写这封信很动脑子，很用心，一边写一边琢磨着袁隆平的心思，生恐袁隆平产生什么误会，他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我母亲信佛，常年礼拜观音菩萨，也敬拜神农炎帝。她老人家教导我们，有了钱要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我积蓄了一些钱，可如今我们村的路和桥都修好了，施舍别人的事我也做了不少，因此，我想用现有的积蓄请人塑一尊您的汉白玉雕像。全家人都很赞成我这主意。我母亲尤其支持，她说，修菩萨是善事，袁先生就是米菩萨。请您不要误会，我的本意并不是把您当成菩萨来修的，而是为了纪念您的功德，使我们全村、全镇的农民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是谁使我们吃上了饱饭……”在这封情真意切的信中，他并未提出别的要求，只想要袁隆平先生提供一幅近照，“我请求您赐给我几张不同角度和不同姿势的全身照片，以便我请合适的工匠参照您的照片进行雕塑。”
这封信寄到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袁隆平又去海南南繁育种基地了，但为了不耽误事，他的信件都委托人来及时处理。远在天涯海角的袁隆平虽然没在第一时间看到这封信，但也在第一时间就得知这封信的内容了。一听农民要给他塑像，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婉言谢绝。婉言，只怕伤害了那些淳朴善良的农民，而谢绝，他则相当坚决。他随即口授了一封回信：“来信收悉，谢谢你的好意。你和许多农民的心愿，是对我和我国科技工作者的最高嘉奖、鼓励和鞭策，在我看来，这比诺贝尔奖更荣耀。你们的这份情意我领了。但我为国家和人民做一点贡献那是应该的，不值得你们如此敬仰和崇拜。从你的来信看来，你家虽有一些积蓄，但尚不算很富有。因此，我建议你把钱用到扩大再生产上去，好进一步发家致富。倘若你一定要积德行善，社会上也还有很多公益事业可做。请你务必不要把钱浪费在为我塑什么石雕像上，我实在承受不起你的这般厚爱。请你尊重我的意见，并恕我不给你寄照片。”
袁隆平的态度很坚决，但曹宏球和乡亲们的态度也非常坚决，不管袁隆平答不答应，他们都要为袁隆平塑像。曹宏球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一张袁隆平的照片，有人说是从袁隆平的贤内助邓则那儿“骗到的”，我觉得不一定。袁隆平的照片在当时也不难找到，很多报刊上都有袁隆平的照片，有些印刷精美的画报上还以袁隆平在稻田里工作的大幅照片做封面。为了给袁隆平塑像，曹宏球可真是煞费苦心，为了挑选上好的石料，他打听到北京房山有上好的汉白玉，他在火车上几乎是一路站着赶到北京，挑选到一方上等的汉白玉石料后，他又经人指点，来到河北省曲阳县园林艺术雕刻厂，请求这个厂家按照一比一的比例为袁隆平塑像。经厂家测算报价，需要三十万元。这可让曹宏球犯难了，他满打满算，也就能拿出五万八。不过，这个满脸胡茬的农民还真是很有能耐，他找到厂长，把自己的心愿从头至尾诉说了一番，厂长听了，连眼圈儿都红了，他也是挨过饿的，只要是挨过饿的人谁不打心眼里感激袁隆平啊，他当即表示：“为袁隆平塑像，赔本我们也干，这样吧，你交四万八就成了，留下一万回家搞生产，别的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们一定把袁先生的像塑好！”
这位厂长也是一位能工巧匠，他与曾经为天安门雕塑飞龙的卢进桥师傅精心雕琢了四个多月，一尊袁隆平的塑像终于诞生了。
当袁隆平的雕像披红挂彩从河北千里迢迢运回村里后，为了找到一个长久的安放处，又有和曹宏球一同富裕起来的村民自发捐出了两亩稻田，建起了一个“稻仙园”。稻仙，意思跟米神、米菩萨差不多，在乡亲们心中，袁隆平就是给大伙送来了一粒改变他们命运种子的活神仙啊！大功告成之日，举行了开光大典，塔水村乡亲们敲锣打鼓，放鞭炮，唱山歌，在袁隆平的雕像前供上了象征五谷丰登的稻子和祝福袁隆平健康长寿的寿桃。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曹宏球等农民自发地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塑像，还真是一个抓人眼球的新闻事件，然而几乎所有的报道都像这些农民一样一厢情愿，对袁隆平的真实态度却不管不顾。这让袁隆平很尴尬，心里很不好受。一方面，他对农民的一片真诚心存感激，而对他们的自发行为，他还真是无法阻止。另一方面，此事让他深感不安，这些农民挣点钱多不容易啊，却偏偏花在他最不情愿的事情上。他也不能给这些农民出钱哪，否则那就更是说不清道不明了，一个人自己出钱给自己雕像，那是个笑话不是？一向很少失眠的他，为这事闹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不过，他也想通了，那是一个他不愿接受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实，他唯一能采取的方式就是不管不问，一切由他去吧。
那座稻仙园，那座雕像，袁隆平单位里的不少同事后来都去稻仙园看过，但他本人迄今一次都没去过，如果他去了，又是一个抓人眼球的新闻了。想想也知道，一个真实的袁隆平，跑去看那尊自己的雕像，别人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却觉得特不好意思：“哎呀，我自己啊，就不要跑去看了，那个场面会弄得我不好意思的。”
我在追踪共和国的粮食发展之路时，也曾去那儿看过，很多人都用“矗立”来形容那尊袁隆平的雕像，其实不是“矗立”，他蹲在田埂上，手捧稻穗，那凝视的眼神深情而又坚定不移。这尊塑像加上底座总高一米六，比袁隆平本人至少矮了十公分，但这又是农民的智慧了，“一米又六”是“有米有肉”的谐音。
除了这尊汉白玉雕像，曹宏球后来还打造了一尊袁隆平的铜像，放在一座比雕像本身高出了足足两倍以上的基座上，一个杂交水稻之父高高在上地蹲在那个最顶端，以凝固的姿态，凝视着手心里的稻子。基座正面镌刻着：“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底下有金色的稻穗簇拥，两边还有曹宏球写的那副对联，仿佛从他家门口直接揭来的，连“盛世太平”的横批也一起揭来了。这么多东西壅塞在一起，倒也实实在在、满心满意地表达了这些农民对袁隆平先生的敬意，但看上去又实在太俗气了，也太不成比例了。由于基座太高了，仰望袁隆平的雕像时，看上去比实际上要矮小得多，它仅仅只是塑造出了袁隆平在稻田里工作的日常姿态，但没有塑出他眼神里的东西，更没有刻画出他骨子里、生命里的东西，事实上这也是最难复制的，它永远只属于生命本身。
其实，就是一尊雕像塑造得再传神，袁隆平先生也不想成为农民崇拜的偶像。爱因斯坦说过，“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人而受到尊敬，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可结果呢，无论他怎么不愿意，他偏偏就成了“崇拜的偶像”，这让他常常充满了自嘲式的苦笑，他也只能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解释：“因为我蔑视权威，所以命运惩罚我，使我自己也成为权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有一些插曲，一次是袁隆平听说曹宏球因遭受自然灾害而陷入了困境时，他赶紧让人给他送去了两万块钱。还有一次，由于那尊雕像长时间日晒雨淋，曹宏球无力维护雕像，他只好又跑到长沙来找袁隆平，想请袁隆平资助一下，袁隆平一听他要钱是为了维护雕像，态度一下又变得坚决了，这个钱他不能给，一分钱也不能给。
不能不说曹宏球还真是一个很有脑子的农民，这个农民还有非同一般的商业头脑和经营策略。那个稻仙园并没有像人们预料的那样难以为继，居然还在不断扩大，如今已从最初的两亩园地扩大到了八十亩，蔚然已成一个以袁隆平为形象代言人的农业观光园，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慕名而来。曹宏球以此为依托，创办了稻仙园养蜂场，以生产蜂王浆为主，还有蜂蜜、花粉、蜂胶的产品。尽管种水稻早已不是曹宏球的主要产业，但他数十年如一日，一直守望着这这片让他们吃饱了肚子的稻田，也守望着农民心中的米菩萨。每天早晚，他都要为袁隆平的塑像清扫灰尘，而在星移斗转的时空变化之中，曹宏球那种作为农民的朴素感恩之情也在潜移默化，渐渐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是这样说的：“我为袁隆平院士塑像是为了让社会更加崇尚科学，我雕刻出来的不仅仅是米菩萨袁隆平的躯体，更是一面科学的旗帜！”一个农民的话，还真是此言不虚。我一直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并非一个农民为袁隆平塑像，而是一个农民这么多年来走过的路，那是一条从崇拜偶像到崇尚科学、靠科技致富的一条路，这才是袁隆平最希望看到的一条路，一条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真正出路。
袁隆平一直把自己看成是十三亿老百姓当中的一个，他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农民和亿万个农民的故事，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不但有农民的淳朴与勤奋，还有科学家的头脑，他是一个“懂科学的农民”，他也希望每个农民都能懂得一点科学，而不是盲目地崇拜和迷信任何一个人。他有许多农民朋友，也有许多农民慕名而来找他，但他实在太忙了，找他的人也实在太多了，有时候农民来找他，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只能替他挡挡驾。有一次，几个来找他的农民在袁隆平办公楼的门口被挡住了，袁隆平正好在办公室里，他听见了楼下的动静，赶忙下楼，热情地把那几个农民招呼到自己的办公室，又是让座，又是倒茶。几个农民开始还有些紧张拘谨，一看袁隆平这样平易近人，模样也跟自己差不多，一个个都放开了手脚，有的还跷起二郎腿，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袁隆平太了解这些农民了，农民心里想啥，他心里很清楚。农民反映的问题，很多都被他写进了湖南省和全国“两会”的提案。尽管他在“2016年‘两会’再次请假，已连续缺席三次”成为媒体反复炒作的一个新闻，但他对农民的关心从未缺席。就在今年“两会”召开之际，他再次发声，批评现行粮食补贴政策没有补到点子上，呼吁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要花在刀刃上，改“吃大锅饭”般发放粮食直补资金的做法，只有把钱补贴给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让他们增收，才可以做到既节约资金，更有利于调动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他很善于打比喻，只有牵住了粮食直补这个“牛鼻子”，才能真正起到“四两拔千斤”的作用。而在如何让农民增收的同时，他也一直在千方百计地考虑如何减轻农民种粮的成本。前几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发出了一种高产优质新品种，经国家批准进入生产销售环节后，原打算每斤稻种定价十二元，在征求袁隆平意见时，他一下发火了：“一斤十二元，为什么卖这么贵？这不是坑农吗？农民有这么多钱吗？”最后，在精打细算后，最终减到每斤九元钱做微利销售。
说起来，在袁隆平获得的无数荣誉中，还有一个独特的、让他倍感珍惜的荣誉。那是2012年秋收过后，几个农民特意从远在湘西溆浦县的乡下赶到长沙，他们就像进城里看亲戚一样，给袁隆平送来了土鸡和土鸡蛋，这样的事袁隆平也时常遇到，待这些农民也像亲戚一样，他们这么远送来的东西，他也会收下，但都会折算成钱给他们，这不是买卖和交易，而是亲人间的人情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不过，这些从溆浦来的农民还不只是给他来送东西，还特意来给他颁奖的，那是一块写有“天降神农，造福人类”的大奖牌。原来，这年初，袁隆平选在溆浦县的兴隆村和金中村作为第三期超级杂交稻百亩示范片，这两个村的百亩片平均亩产都突破九百公斤大关，尤其是这次来送匾的唐老倌，还以夺得了全村种粮的“头名状元”。这位六十多岁的农民惊喜地告诉袁隆平：“我活到六十四岁了，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稻子啊，别说我，我们村里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也都说从来没见过！”
就为了这从未见过的大丰收，乡亲们才这么远跑来给袁隆平颁奖，若没有袁隆平培育出来的好种子，哪有这样的大丰收？不但产量高，煮出来的饭也特别好呷，那个香啊！唐老倌乐得跟小孩似的，说到那大米饭时还连连咂着嘴，好呷，好呷！一忘形，连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急忙用手遮住了嘴巴。几个老乡一下乐了，袁隆平也乐了，看着这些老乡这么开心，他更开心。对于那个大奖牌，“天降神农”几个字他心里不大乐意，但“造福人类”正是他终生的追求，他最看重的是“广大农民的心愿”，而最大的奖励就是农民的口碑，他郑重地接受了这个由农民颁发的奖牌，由衷地说：“我领到过很多奖，农民给我颁奖还是头一次，在我看来，这比诺贝尔奖还更荣耀，这个奖比诺贝尔奖的价值更高，更荣耀！”
袁隆平的门永远是向农民敞开的，他也没有关门的习惯。每次送走了来造访他的农民，袁隆平办公室的地板就会落下许多带着泥土的脚板印，袁隆平却乐呵呵笑道：“这就是接地气啊，我们这些搞农业科研的，不能关起门来搞试验，要多与农民打交道，多下田多比较，不能凭空想象，农民比我们更清楚种子好不好，我们种水稻是搞试验，试验嘛，失败了不要紧，可农民种稻子不能失败，他们要的是实打实的收成，我们不但要按照农民的需求来培育种子，还要知道农村粮食生产方面最新、最真实的情况啊！”
他送走了那些农民，自己也要下田了。每次下田他从不戴草帽，但一条浸透了他汗水的毛巾是必备之物。他那气质、那风度，一看就不是一个农民，但多少年来很多人一直在强调、在渲染他一个泥腿子农民科学家的形象，他也一直打心眼里觉得自己就是个农民，一直打心眼里从农民的心愿上去理解他们，他知道，每一个吃饱了肚子的农民都是真心感激他，其实，他也是打心眼里感激这些农民，他培育出的每一粒种子，都必须通过农民辛勤的播种、耕耘，才能开花结果，聚沙成塔，如果说保障十三亿人的粮食安全是居于塔顶的国家政策，那么这亿万农民就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坚实的底部。谁能养活中国？谁在养活中国？说到底就是这数以亿计的农民，只有依靠他们，中国人才能一直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稻田里的太阳，蒸发出一股股炙人的水汽和热浪，但那个被耀眼的阳光照亮的身影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又一次深深地凝视这位老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又黑又瘦的形象，黝黑的脸膛，黝黑的脖子和手臂，如果不是穿上了套鞋，你还会看见他两条又瘦又黑的泥腿子。当他俯身观察稻子时，阳光照在他的脖子上，仿佛产生了光合作用，像光芒焕发的紫铜一样。当他转过身来，对着阳光察看稻花时，他宽阔的额头在阳光下闪烁着黑陶般的釉光。他那抚摸与呼吸的姿态，让我在瞬间发现，这才是一尊活生生的雕像，看上去比稻仙园里的那尊雕像更像一尊雕像，这不是用石头雕出来的供人仰望和膜拜的雕像，而是风雨日月雕塑出来的一尊采日月之精华、吸天地之灵气的雕像。他不是菩萨，不是神农，却是一位足以用伟大来形容的农民。对于“伟大”这个词我一向十分谨慎，但对于眼前这位老人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迄今还没有谁像他这样，通过一粒种子把数以亿计的苍生从饥饿中拯救出来，他所创造的财富和价值是无与伦比、难以估量的，对于今天以及未来的世界和人类，他的名字和他所做的一切，必将成为人类最永恒的价值之一。
我知道，世上从来没有永生之人，但有永恒的追求。诚如那位曾与袁隆平进行过一次“佛学和科学的对话”的妙华法师所谓，生命其实就是一个道器，“生命的宽度在于你感受过多少，生命的厚度在于你奉献多少，生命的长度在于你经历了多久”。袁隆平先生说：“我还想再活十年，十年后，一系法杂交稻肯定能搞成功，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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