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闯制种关
在接下来的协作攻关中，还将突破第三道难关——制种关。
一粒小小的种子，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你育出了好种子，还要制出好种子，更要有人用你的种子来栽培出好稻子，一环一环，环环相扣。杂交水稻若要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就必须大面积制种，这是从育种家的试验田走向寻常百姓家的关键一环，却是一道让许多先行者望而却步的难题。日本、美国和国际水稻研究所（IRRI）在杂交水稻上都曾取得一度领先的研究成果，却在制种关上被死死卡住了，这让他们的成果仅仅只是试验性的成果，一直没法走向杂交水稻的产业化，其后的研究也因一直无法从根本上突破，也就不得不中断和放弃了。一项科研成果，如果不能从试验田走向老百姓播种耕耘的大田，从田野走向餐桌，也就失去了可推广的实用价值，更不可能成为一粒足以改变世界、改写人类命运的种子。这也让许多国内外科学家再次回到了先前那个宿命般的预言：“即使你闯过了三系配套关、优势组合关，也难以闯过制种这一关，无法应用于大规模生产。”此言，几乎是一语成谶。
袁隆平能攻下这最后一道难关吗？这里又得回到原点，从发现“野败”说起。袁隆平首创的中国三系法杂交水稻，是利用“野败”这株野生稻雄性不育株培育出来的，但它的杂种优势只能保持在第一代，若要将杂种优势延续下去，每年都要育种和制种。很多人都把育种和制种混为一团了，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杂交育种的初级阶段主要是品种间杂交，而回交育种又是杂交育种的一种重要方式，即从杂种一代（F1）起多次用杂种与亲本之一继续杂交，由于一再重复与该亲本杂交，故称回交，而这种回交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测交，通过反复试验检测其遗传基因的稳定性，最终目的是育成纯合度高的品种，而这个过程并非在实验室里能够完成的，每一次杂交、回交都需要用一季稻子来做试验，只能在试验田里进行。培育出来的种子还不是在大田里推广应用的种子，还必须制种。这么说吧，育种是一个培育品种的过程，制种是一个生产这一品种的过程，将已经培育成功的作物品种在种子田里生产，生产出的种子才是用于大田播种的种子。
在杂交水稻初创时期，从育种到制种都是极为烦琐而细致的劳作，从浸种、催芽、播种育秧、移苗插秧，到之后一系列的田间管理，施肥、中耕、除草、喷药防病防虫、杂交授粉，最后收获种子，一环扣一环，一轮又一轮，如同永无尽头的轮回。想想他们，真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无风无雨的日子，头上便有烈日暴晒。袁隆平几乎整天泡在田里，有时脚指头都被泡烂了，流脓流血，痛苦不堪，可你怎么劝他歇几天，他也不肯离开稻田。夜深了，他还打着手电，对秧苗进行观察、测量。若把他们比作辛勤的农民，还真是低估了他们，他们比农民还辛苦，还累。一般农民劳作，通常是太阳出来做工，刮风下雨收工，再累，中午也要回家吃饭歇晌。但他们却不管天晴下雨都得往田间地头跑，时时刻刻检查水位，水浅了，秧苗会被太阳晒死，水深了，又怕被淹死。而他们除了劳作，还要细心观察，做性状观察记录，时刻关注杂交水稻的长势长相，一旦遇到了什么难题或症结，还要绞尽脑汁地解决。几年下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记载的试验材料竟有几麻袋，比陈景润演算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演算草稿还要多。一些了解情况的农民兄弟说：“你们育种人比我们农民还苦啊，我们种田出汗出力，动手不动脑，可你们出力流汗，还要动脑，既是脑力劳动，又是体力劳动！”而在整个杂交育种、制种的过程中，袁隆平他们就像水稻的亲生父母，精心呵护自己的孩子，怕它冷了，怕它热了，怕它干了，怕它淹了。这样的细腻、悉心，又是哪一个父母亲可比的？这也难免让许多人感叹，如果杂交水稻能开口说话，一定会叫袁隆平一声“爸爸”，他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杂交水稻之父啊！
袁隆平很少提到自己制种有多苦，但通过他的一双手，你也能够想象有多苦。制种的关键就是人工辅助授粉，为了扫除人工授粉的障碍，先要割叶剥苞，还要赶粉。我此前提到过袁隆平先生那双特别大的手，其实很多杂交水稻育种人员都有这样一双手，那是在搞杂交制种授粉时炼出来的。你别看这些稻叶一片葱茏，煞是好看，但是特别割人，稻叶上的毛齿就像锯子一样，而割叶、剥苞、授粉都是特别细致的活儿，你又不能戴手套什么的，只能任其在裸露的手上、臂膀上划开一道道血口子。一条小伤口无所谓，这样的伤口多了，也会让你的两只手伤痕密布，严重的还会化脓，化了脓你也得干，你不给它授粉，它就不给你结实。就这样，袁隆平和许多育种人的一双手在稻叶中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季节，从被稻叶划伤到化脓流血，再到结出一层层厚皮老茧，一双粗糙的大手就这么炼成了。
那时育种、制种不仅极为烦琐，产量也很低。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为例，袁隆平第一年制了两亩多田的种，每亩仅收获十七斤种子，这在当时已是高产了，而他的一个助手最低的亩产只有两斤种子。可想而知，一亩田只能生产出如此之少的种子，若在大田里推广应用，那投入的人力、物力该有多大，成本该有多高。一个结果根本不用估算，就算杂交水稻能大大提高产量，从制种的成本看，那也是得不偿失！这是一个几乎令人绝望的难关，很多人一直都在死死琢磨这个问题，但一直闯不过制种关，杂交水稻依然是一条死路。袁隆平也在琢磨。开始，他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水稻的花粉量不足，于是在制种试验中采取多插父本，让母本紧靠父本种植，他原以为这样就可以增加单位面积的花粉量，让母本接受更多的花粉，但试验的结果恰恰相反，种子的产量更低了。
那么，症结到底在哪里？袁隆平通过对制种田的详细调查和计算，发现水稻单株的花粉量确实比玉米、高粱等异花授粉作物少得多，但就制种田单位面积的花粉量来看，差异并不大。譬如“南优2号”制种田，每天开花二至三小时，平均每平方厘米面积上可散花落粉四百五十粒左右，这个密度相当大，完全可以满足异花传粉的需要。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水稻花粉少这一与生俱来的症结上，影响制种产量的根本原因并非花粉不足，而在于要使花粉散布均匀并精准地落在母本柱头上。一个症结解开了，关键是要让父本、母本的花时相遇。于是，袁隆平又重新设计了试验方案，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种技术体系。按照这一体系，也并非一蹴而就，袁隆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制种产量就像矮子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
在攻克制种关时，袁隆平和助手舒呈祥、罗孝和也摸索出了一些独门绝技，如我少年时代曾经见过的赶粉，就是他们摸索出来的一种最简单但很有效的办法：首先将不育系和恢复系的水稻间隔种植，到了扬花期，将用于制种的杂交稻叶片割掉，扫除了花粉传播的障碍，在晴天中午时分，两人牵着一根绳子，或是一人举着一根细长的竹篙，徐徐扫过父本的稻穗，在风力的作用下，父本雄蕊的花粉就会均匀地飘落到母本颖花的柱头上，细小如尘埃，却也被阳光照得闪亮缤纷。这就是杂交水稻还处于初级阶段的关键技术之一——赶粉。这种“一根竹竿一条绳”的授粉方式，看似原始，却解决了杂交水稻授粉的一道难题，很快就在育种人员中普及了。在不断摸索和试验中，舒呈祥又提出一套切实而有效的高产制种技术，而罗孝和则首先试验在水稻制种的花期喷施“920”，也提高了制种的产量。到1975年，袁隆平和他的科研组制种二十七亩，平均亩产接近六十斤（五十九点五斤），比一开始高了三倍多，一亩田能够亩产近六十斤种子，那人力物力的成本就大大降低了，这也标志着，他们在1975年就闯过了三系法杂交水稻的最后一关——制种关。
至此，袁隆平于1964年勾画的三系法路线图已经全线打通，而他们摸索出来的“独门绝技”，也像稻田里的花粉一样纷纷传播。但仅靠当时参与协作攻关的南繁育种人员育成的种子，还远远供不应求，随之而来的便是种子告急。
偏居于长沙远郊马坡岭的湖南省农科院，一向很少有人问津，忽然一下火了，一个个干部模样的人争先恐后拥向农科院大门。这些干部还不是一般的干部，很多都是地州和县里的一把手、二把手。无事不登三宝殿，他们来这里没有别的事，就是伸手要种子，你要两百斤，他要三百斤，一个湖南省就有十几个地州，一百多个县，这加起来该要多少种子？在你争我抢的重重包围之中，当时的院长既无法抵挡，又磨不开情面，结果开了不少空头支票，而这空头支票只能让袁隆平去填空了。袁隆平和他的科研组刚生产了一茬种子回来，又在院长的催促下赶紧去海南制种。院长还提出了一个硬指标——亩产种子六十斤。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袁隆平当时在试验田里的产量也差不多达到了，可这是大面积制种，他还没有这个把握。袁隆平在海南制种时，院长又接二连三地打电报来催，要他们三天汇报一次，到底能有多少产量。可在结果出来之前，还有那么多难以预测的因素，如台风啊、病虫害啊，人算不如天算啊。罗孝和吹了一次小牛皮，结果闹了笑话，袁隆平更是不得不谨慎低调，一开始他只报了亩产二十斤。院长拿着电报，急得连连跳脚：“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眼看湖南就到了春播季节，好多地方都在等米下锅呢，堂堂一个院长，他那空头支票该怎么兑现啊？于是，一封加急电报又飞到了海南。袁隆平眼看种子田的秧苗长势很旺，感觉可以多报点儿了，便在电报中报出了亩产二十五斤的产量。可院长还是急不可待，他那空头支票，每亩必须达到六十斤的产量才能兑现。直到种子田的稻子收割了，产量出来了，袁隆平才报出了最后的结果，有六十斤了。院长接到电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也够长的，仿佛从长沙一直舒到了海南，袁隆平在海南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茬种子种下去，到了秋收季节，湖湘大地捷报频传，各地试种的杂交水稻，亩产大多突破了千斤大关（五百公斤），比常规品种普遍增产两到三成，有的地方甚至创出了翻番增产的奇迹。此时，几乎没有谁还对杂交水稻的增产效果有什么怀疑，一个共识已在全国上下形成，又变成了一句老百姓的大实话：“杂交水稻优势强，产量高，真是了不起！”
这下好了，那实打实的增产效果，让杂交水稻更火了，不光是湖南，全国其他各地的水稻主产区，从四面八方伸出了手——种子，给我种子！
怎么办？袁隆平提出建议：“扩大南繁，尽快获得足够的不育系种子。”
这一建议被时任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工作的陈洪新采纳了。他对袁隆平的建议几乎是言听计从。陈洪新也提出，湖南作为全国杂交水稻研究协作组的牵头单位，应该在大发展中继续带好这个头。这一年，湖南率先组成了八千多人的制种队伍，加上全国各地的南繁育种人员，千军万马下海南。又何止千军万马？在那几年里，每年都有近两万人从全国各地奔赴海南制种。那从前人迹罕至的天涯海角，现在无处不是人海汹涌、稻浪翻滚的场景。当时，湖南仅有的三百多斤（一百七十七公斤）不育系种子，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加番繁育（四次扩繁），共收获了十一万公斤种子。用袁隆平的话说，“打好了扩大南繁的第一仗”，目的只有一个，力争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种植。
一边是波澜壮阔的扩繁育种，一边又是频频告急，这么多种子怎么从海南岛运往全国各地？这么多人力、物力、技术力量所必需的经费又从哪里来？一切已经迫在眉睫，杂交水稻要向全国推广，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
1975年12月中旬，陈洪新和袁隆平一起进京，一是向农业部汇报杂交水稻在湖南的增产效果，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使命：他们将提出向全国推广杂交水稻的具体建议。他们很着急，但农业部的领导都很忙，他们在农业部招待所住了三天，每天等到的答复都是“领导很忙，请等候”。这让陈洪新焦急万分，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些领导才不忙。
走笔至此，一个焦点就集中在陈洪新身上了，这个人是绝不可一笔掠过的，在中国杂交水稻的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推广的关键时期，陈洪新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革命，1919年生于河北省唐县石门村，幼时在本地读书，在那个时代他的文化水平不低了，曾任小学教员和中心小学校长。投身革命后，他担任过县大队政委、县委书记。在湖南解放前夕，他随部队南下，先后担任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1956年任湖南省政府农林水办公室主任，当时，华国锋任省政府文教办主任。他们原本都是南下干部，革命经历也差不多，而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他们结下了更深的情谊。1957年，陈洪新被任命为中共郴州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曾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一听他那像河北梆子般的嗓音，就笑着说：“你是河北唐县人吧？那里的河北梆子可是慷慨激昂啊！”
这个慷慨激昂的“河北梆子”，在一场浩劫中也在劫难逃，先是被当作“刘少奇、陶铸在郴州地区的代理人”遭到残酷批斗，后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历经数年磨难，他才于1973年调任湖南省农科院副院长，分管科研工作。陈洪新第一次见到袁隆平，是在马坡岭的试验田里，他当时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像是一位整天在田野里劳作、饱经风吹日晒的农民”。
陈洪新这个副院长，在当时不说是“靠边站”，也属降职使用了。但像他这种充满了实干精神的老革命，无论在哪个岗位上都不会袖手旁观，依然是敢作敢为。在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后，他就一直为杂交水稻奔走呼号，并在湖南推广试种。而在那次杂交水稻试验遭遇挫折时，他也力挺袁隆平，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也特别欣赏袁隆平那脚踏实地的精神，深信袁隆平可以闯过技术上的难关。这次进京，他苦等三天也见不到农业部领导，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也不知道，他也只能来个特事特办了，直接给华国锋写了一封满满四页纸的汇报信。后来有人说他这封信是在情急之下逼出来的，却也未必，且不说他和华国锋是一起南下的老战友，又是一起在湖南工作过多年的同事，更重要的一点还是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的关心，这才鼓起了他写这封信的信心。华国锋在这年已被确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其繁忙的程度可想而知，一封信发出去了，接下来又是极其可虑的等待，陈洪新既不知此时已身居高位的华国锋能否收到，又不知华国锋能否在百忙之中接见他们。
这次的等待，结果比他们预期的来得更早。12月22日，也就是那封信寄出的两天后，一个电话打到了陈洪新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他拿起电话一听，是国务院办公厅打来的，通知他们，当天下午三点华副总理要听他们的汇报。陈洪新放下电话，才发现手心里微微发烫。下午两点左右，一辆小车开到招待所，把陈洪新和袁隆平等人接进了中南海。华国锋还专门安排当时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和农业部长沙风等一起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听了陈洪新和袁隆平的汇报，华国锋对“杂交水稻通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抑制不住地兴奋，而科研成果的终极目标就是得到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对制种和推广上遇到的困难，华国锋深知农时不等人，必须立马解决。他当即拍板：第一，中央拿出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和八百万斤粮食指标支持杂交水稻推广，其中一百二十万元给湖南作为调出种子的补偿，三十万元购买十五辆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专门用来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十三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无论是在湖南还是中央主持工作期间，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和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历史作用，这在那动乱岁月也是一个难以复制的传奇。看一个人的历史作用也可以假设一下，假设没有华国锋的关注和支持，袁隆平和杂交水稻又将是怎样的命运？当时，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被打倒，或靠边站，一个特定的时代，赋予了华国锋特定的历史使命。而非常年代，如果没有一个非常之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及推广，虽不能说就一定无法成功，最起码还要“好事多磨”许多年。换一个更宽广的视角看，华国锋的支持也不是个人行为，他行使的是国家使命，这是他的职责。如果没有国家基于粮食安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杂交水稻也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应用，更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
对此，华国锋在《袁隆平口述自传》的序言中也曾有一段追忆：“1975年，我已经到北京工作，他们为了将杂交水稻向全国推广，碰到了困难。我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决定从财政上给予支持，并及时要求南方十三个省、市立即行动，推广杂交水稻。后来的实践证明，杂交水稻的大面积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不仅是袁隆平的成功，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袁隆平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当代神农！”他对袁隆平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艰苦历程，对“蕴藏在这一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和伟大人格”有着发自肺腑的赞叹与感慨：“现在，中国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和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需要千万个袁隆平。袁隆平的奋斗精神在鼓舞着我们，炎黄子孙应该奋起直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袁隆平始终怀着对华国锋的感念之情。2006年6月，他听说华老身体欠佳，特意去华老的寓所看望他。华老早已在会客厅里等候着，袁隆平刚刚走到门口，他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像多少年前一样，热乎乎地伸出双手，袁隆平快步上前，紧紧握着华老的双手。
此时，华老已是八十五岁高龄，袁隆平也有七十七岁。两位阔别多年的老人，在彼此打量的瞬间都愣怔了一下。人生有缘而岁月无情啊，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都是春秋鼎盛的岁月，如今一个满头华发，一个满脸沧桑。不过，大病初愈的华老看上去还很健旺，而袁隆平更显得精神矍铄。
华国锋带着浓厚的家乡口音说：“袁隆平同志，全国人民感谢你啊！”
袁隆平感动地说：“感谢华老的支持！”
两人坐下后，华国锋一直握着袁隆平的手没有松开，两人都向对方探着身子，倾心长谈。华国锋对杂交水稻的发展依然十分关心，又不知不觉从杂交水稻谈到了科技创新。尽管已经退下来多年了，华国锋一直关心着中国科技的进展，他看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他坚信，中国只要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将获得更大更快的发展。袁隆平起身道别时，华国锋还为袁隆平亲笔题写了“贵在创新”四个字，这幅题词并非毛笔书法，而是钢笔所书。袁隆平带回来后，特意请人镶嵌在一只玻璃相框里，一直摆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就在这次见面的两年后，华国锋就与世长辞了。每次走进办公室，袁隆平都会习惯性地朝“贵在创新”投去深深一瞥，而华老的音容笑貌，又从岁月深处浮现出来，那一双热乎乎的大手，那一脸敦厚的笑意，如在眼前。
一段跨越时空的历史告一段落，又要回到那个历史开端。
197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共和国的缔造者相继逝世，吉林发生了极为罕见的陨石雨，京畿之地爆发了惨绝人寰的唐山大地震，这次强震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四百颗广岛原子弹爆炸。一个被噩耗和巨灾席卷的中国，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会不会发生灾荒。而此时，一粒在很多人眼里还很神秘、很新鲜的种子，至少已让人们提前看到了一线光亮和暖意。
新年伊始，全国首届杂交水稻生产会议在广州召开。这里有必要提示一下，这次会议并非此前召开过多次的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而是一次以杂交水稻在生产上推广应用为主要内容的会议。从这年开始，杂交水稻迈进了大面积推广、大幅度增产的历史阶段。在科技成果推广史上，杂交水稻的推广速度和广度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陈洪新抓组织，袁隆平抓技术，他俩也堪称“优势组合”，在杂交水稻科研上湖南一路领先，在推广杂交水稻的面积、速度、规模、成效上，湖南也一直充当全国的领头雁。1976年全国各省区在海南的制种面积达六万亩，其中湖南就有三万余亩，占全国的一半多。而杂交水稻不论是播种在山区、丘陵区、平原区，也不论是作中稻种还是作双季晚稻种，普遍比当时的当家品种每亩增产一百到两百多斤。
这里以湖南省典型的山区县桂东为例。该县位于湖南省东南边陲，正好处于罗霄山脉南端和南岭北麓，境内大山南北耸峙，四面环山，是湖南省平均海拔最高的县境之一，“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每一座山都形成了各自的小气候。1970年夏天，袁隆平走进了这大山中，他发现，这不同的海拔高度和各有特色的山地小气候，特别适合进行杂交水稻研究试验，这也使大水乡有幸成为桂东第一个试种杂交水稻的乡镇，一首民谣也很快就在大水乡传开了：“大水山峰高又高，层层梯田持山腰。种子撒在云雾里，银河两岸种杂交。”1975年，全县试种杂交水稻近百亩，平均亩产接近六百公斤。如此优质高产的种子，让农民从试种到争着抢着种，连当时的县委书记雷纯章也在自家的院子里和房顶上放上了大水缸，种上了杂交稻。1976年，桂东县的杂交水稻一下推广到了七万五千亩，全县百分之六十的稻田都种上了杂交稻，其中四万多亩种中稻，每亩比1975年的常规中稻品种增产一百三十多斤，而县农科所试种的两亩多“南优2号”，亩产超过了八百公斤。桂东县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第一个实现水稻杂交化的样板县。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袁隆平到黔阳县硖州公社秀建大队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时，那位姓向的生产队长说过一句话：“袁老师，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八百斤、一千斤的新品种？那该多好！”如今，袁隆平向这些渴望良种的农民交出了一份大大超过了他们期望的答卷。
随着杂交水稻在生产上大推广、大增产，作为第一环节的制种技术也在日益推进，从最初的每亩仅能收获十来斤种子，到如今平均亩产已达四百斤，这样既能够满足大面积生产，也大大降低了大田用种的成本，减轻了农民负担。这里不妨对比一下：一亩常规稻产出的种子，一般只能满足八十至一百亩的大田用种，而一亩杂交水稻制种田产出的种子，足以满足一百五十亩至两百亩的播种生产。这也证明了，只要能在技术上得以突破，水稻的杂种优势可以说无所不在。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水稻这种自花授粉作物有没有杂种优势的根本问题，而是有待于人类继续去攻克的技术难题。
当一个还很年轻的共和国终于走出了十年动乱的阴霾，一段非常岁月渐渐回归正常。1978年7月，陈洪新担任了湖南省农业厅厅长兼省农科院党委书记、院长，这让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加强了杂交水稻的推广力度。1980年，全国杂交水稻推广面积超过了一亿亩，湖南在各省区中一直名列前茅。1982年，农业部决定成立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陈洪新任组长，袁隆平任副组长。随着杂交水稻如黄金一般铺展在神州大地上，陈洪新也迈进了人生的黄金岁月。对于一个年届花甲的人，这一切似乎来得有些迟了，但犹未为晚。1985年6月，陈洪新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他依然在为杂交水稻推广不遗余力地奔走。1995年离休后，这个一生都在追逐太阳的人，又举家迁往海口。袁隆平每年赴三亚南繁基地，都要抽时间去看望这位比自己年长十岁的老革命。在陈洪新九十大寿时，袁隆平还特意组织南繁育种人员，专程去海口为陈老祝寿，祝福一位为拯救苍生而殚精竭虑的老人，在丰衣足食的日子里颐养天年，福泽绵延……
袁隆平不记得自己帮助过多少人，但从未忘怀帮助过自己的人。能在那动荡岁月中名正言顺地搞科研，并且能一直坚持下来，除了本人持之不懈的意志与毅力，上自国家科委，下至黔阳地区和安江农校，也一直在给予他支持，立项、拨款、配备助手，尤其是给他撑起了一把保护伞。这让他逃过了那一场玉石俱焚的劫火，非但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祭品，还能如凤凰一般浴火重生，应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了。对此，他一直充满感恩之情：“回过头来想一想，与当时全国大多数科技人员相比，我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