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安危
对于舌尖上的安危，袁隆平先生作出了很朴素的诠释，“既要让老百姓吃饱，也要让老百姓吃好”，只有满足了这两个题中之意，两者缺一不可，才是完整的诠释，否则就是致命的缺陷。为什么从联合国到每一个国家都要一再突出强调粮食安全？只因粮食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充满了灾难性的存在。
这里先看第一焦点，“被强调的是产量”。一旦涉及这一话题，我又感觉报道者的立场非常有趣，他们一边认为袁隆平创造的杂交稻“被强调的是产量”，但列举的事实又怪有意思的，尽管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科研团队已将百亩示范片的超级稻亩产量攀升到一千公斤以上，但他们又指出“中国水稻实际亩产却远远达不到这个水平”。——这还真是有根有据的，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四百四十七点八公斤。既然有根有据，而且是权威依据，一个问题又来了：中国超级杂交稻的亩产突破了一千公斤大关，而我国水稻的实际水平怎么连一半也达不到呢？
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袁隆平先生和有关专家不知解释多少遍了，一个水稻品种，从科学家的试验田走向老百姓的稻田，那个亩产量是不能画等号的。对粮食产量的描述，虽说有时候必须斤斤计较，甚至是锱铢必较，精确到小数点，但按通俗的说法，一般以五十公斤为一关，一百公斤为一大关。为了厘清事实真相，这里不妨重新梳理一下新中国水稻生产的发展历程。1949年以前，我国水稻平均亩产仅有两百公斤的水平。在杂交水稻问世之前，农业科技人员一直致力于培育和改良常规品种，但增产潜力有限。直到黄耀祥先生开创的水稻矮化育种推广应用，从而推动了水稻大幅度增产的第一次飞跃，平均亩产跃升到了二百五十公斤至三百公斤。这里就以此为底线，来看看杂交水稻对中国粮食的贡献。1976年，随着三系法杂交水稻在全国“大推广、大增产”，我国水稻产量至少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平均亩产突破四百公斤大关，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粮食长时间紧缺的困局。1995年中国杂交水稻迈进了两系法的时代，产量又提升了百分之十。1996年农业部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到2014年，袁隆平率科研团队，在历时十八年的协作攻关中，攻克了中国超级稻第一期目标到第四期目标，其中示范片的亩产从七百公斤、八百公斤、九百公斤到一千公斤，以每百公斤为一个台阶连续完成了“四级跳”，而在大田推广播种的产量与之对应，从五百五十公斤、六百公斤、六百五十公斤，大致以每五十公斤为一个台阶递增。目前，第四期超级稻尚未大面积推广，袁隆平预计推广后的平均亩产可以突破七百公斤。截至2014年那个多事之秋，中国杂交水稻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历经近四十年发展，袁隆平率协作攻关团队把中国水稻平均亩产从原来不到三百公斤的水平，一步一步提高了一倍以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个过程其实并不适合用“突飞猛进”来形容，只有袁隆平和参与攻关的科研人员才能切身感受到，这每一步都是举步维艰的。尽管从亩产看，增产五十公斤、一百公斤不算什么，但亩产与总产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乘法效应，如果把每亩增产的粮食乘以全国杂交稻、超级稻的种植面积，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了。这里我不敢妄加猜测，必须以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为准。2014年10月，就在一正一反两个事件发生强烈的对冲效应的背景下，农业部在“农业科技创新”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一系列数据，这其实也是一种针对杂交水稻质疑的回应：从2010年开始的这三四年时间里，在黑龙江、辽宁、江苏、安徽等十七个省区市，育成了一大批产量高、抗性强、适应性广的超级稻品种，每年的示范推广面积都超过了一亿亩，并且实现了“双增100”（每亩增产一百斤，节本增效一百元）的目标。
若要还原真相，还必须正视下面的数据：
迄今，我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占水稻播种总面积的六成左右。
我国超级杂交稻的种植面积，目前还不到杂交水稻总面积的三成（28％）。
看到这里我就看明白了，“2013年，中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仅为四百四十七点八公斤”，这不是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的问题，而恰恰是杂交稻和超级稻还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到位。这里还有一个不能混淆视听的概念：水稻产量不等于粮食产量，更不等于杂交水稻的产量，杂交水稻的产量也不等于超级杂交稻的产量。由于杂交稻尤其是超级杂交稻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覆盖了全中国的粮田和稻田，它的增产效应平均下来就被常规品种或一般杂交稻品种拉低了。——通过这一系列简单的算术题，谁都会算出一个不简单的答案，如果没有杂交稻和超级杂交稻的增产效果，2013年我国实际水稻平均亩产量能达到四百四十七点八公斤吗？从历史数据看，可能连四百公斤也达不到。而哪怕就是这样的产量，用袁隆平先生的话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数字”。
若要理解这句“了不起”的话，除了自己跟自己比，也不妨跟别的国家对比一下。袁隆平先生也是用数字说话，目前全世界水稻种植面积在二十二亿亩左右，平均单产为三百公斤，即便在日本等一些农业科技发达的国家，平均单产也只有四百五十公斤，最高的是澳大利亚，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加之农业科技高度发达，澳洲一直是世界上水稻单产最高的地区，其亩产平均约为六百六十公斤。这个亩产，我国已经推广播种的第二期、第三期超级稻已经赶上了。——这个迈进望九之年的老人，还有惊人的记忆力，还有这样清晰的思维，他随口说出的一串串数字，我后来根据相关资料核对过，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目前，我国水稻生产已经形成了以第四期超级稻为牵引，以二、三期超级稻为骨干，以两系法杂交稻和第一期超级稻为主体的结构，在杂交水稻科研上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随着第四期超级稻的推广播种，赶上和超过澳大利亚只是迟早的事。袁隆平最担心的不是中国超级杂交稻的科技水平达不到，这个他底气十足，他就担心有人混淆视听，干扰超级杂交稻大面积推广。而他接下来发起的第五期超级杂交稻攻关，还大有潜力可挖。
在袁隆平看来，尽管中国超级杂交稻一直跑在世界的最前沿，倘若有所分心、放松，很可能就被别的国家迅速赶上并超过。但袁隆平更看重的还不是这种农业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而是与人口的增速竞赛。布朗的一句“谁来养活中国”，犹如警钟一样敲醒了无数高枕无忧的中国人。尤其是2003年，在世界粮食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粮食总产量一度跌入低谷而粮价上扬，让国人对粮食安全产生了强烈危机感，那时候，没有谁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站在国家粮囤子外边的旁观者，更没有谁会指手画脚地指责“杂交稻，隆平造”这也不是，那也不行，袁隆平是人人尊敬的“杂交水稻之父”、活灵活现的“米菩萨”和“当代神农”，谁都眼睁睁地盼着他能再创奇迹，高产，高产，超高产。
当年，布朗提出“谁能养活中国”这一天问时，也曾充满善意地向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很具体的建议，一是要坚持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数量，争取不突破当时预测的人口峰值（十六点六亿）；二是要严格保护耕地，大力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集中力量开发国家特别需要的农业新技术。从杂交稻到超级稻，正是中国“特别需要”的且一直在不断创新、领先世界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在这一技术体系的支撑下，中国粮食增产一直在与人口增长赛跑。这是一场如同生死时速般的竞赛，一条不可违背的铁律，人口与粮食是必须成正比的，一旦粮食增速赶不上人口增速，就会出现粮食危机。马尔萨斯认为，人口成几何级数增长，粮食成算术级数增长。这就是说，粮食的增长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人类在这两大需求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因此，马尔萨斯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甚至是绝望的：如果不严格控制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爆炸的力量将远远超出地球向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人类将生活在贫困与绝望之中。而以中国人口之多，增长基数如此庞大，一旦出现粮食危机，即便买光全世界用于出口的粮食，也难以满足中国这个巨大的胃口。
在这种高度的危机感的驱使下，中国研发和推广杂交稻、超级稻，绝非袁隆平的个人行为，也绝非他凭一己之力所能完成，而一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一个拥有十三四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偶尔冒出那么几个吃饱了肚子犯糊涂的人是难免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在国家粮食安全中举足轻重的科学家，必须始终保持理智上的清醒，除了死死守住全国保持十八亿亩耕地这条红线，中国的粮食增产若要赶超人口的增速，只有一条别无选择的路，那就是通过提高单产来挖掘粮食增产的潜力。而中国不是一个孤立于世界的国家，一旦发生了粮食危机，势必会对全球粮食产生传导效应。据国外专业机构评估，中国只要有百分之五的粮食波动，就会对国际粮食市场产生重大冲击。反过来看，设若中国过分依赖国际市场，就会受制于人，等于把自己的脖子伸出来任人宰割。
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4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首次跃升为六大任务之首，粮食安全被提升至2014年国家一号战略。
2015年7月1日，国家安全法正式通过并实施，将粮食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法，再次凸显了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地位。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是一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文件，一个贯串始终的亮点就是“用新理念引领农业农村发展”，提出要“持续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让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建设”，而在文件中还将“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单作一条，提出要“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大力推进育繁推一体化，提升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保障国家种业安全”。——这对推进现代种业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家种业安全，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关乎食品安全的第一前提。
所谓粮食安全，就是让人类免于饥饿的威胁，消除危险、隐患和恐惧。对此，联合国粮农组织也有明确的定义：“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
布朗的预言在世界上一语成谶，随后发生的全球粮食危机验证了他并非杞人忧天，但在他最担心的中国却没有应验。中国能够举重若轻、化解危机，一直凭借着两大支撑：一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支撑，一是不断提高粮食增产的科技支撑。从2003年那个拐点开始，我国粮食总产量在此后的十二年里实现“十二连增”。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再次突破六千亿公斤大关（六千二百一十四点三五亿公斤），而中国人口总数也比2003年增长了近八千万人（达十三点七亿人）。这多出的八千万人都是要吃饭的，由于我国的粮食增速赶上并超过了人口的增速，不但没有出现粮食危机，人均粮食占有量还大大提高了（从2003年的三百三十三点三公斤提高到了四百五十公斤）。——这里不妨把时间距离拉得更远一些，到2015年，中国人口已比新中国成立时增长了近三倍，但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五倍，目前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绝非那篇报道声称的“所谓增产被减产填平”了。应该说，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杂交水稻科研队伍，没有辜负国人和世界的期望，从三系法、两系法到超级稻，他们一步一步地推动着粮食增产，用增产的粮食回答了布朗的发问。对此，袁隆平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面对布朗先生的提问，我们可以郑重地回答，中国人不但能自己养活自己，还将有更多的优质稻米出口，养活世界上更多的人。”
中国人不能关起门来算账，还得看看国际上的评说。英国经济学人智库最近发布的《2015年全球食物安全指数报告》从食品价格承受力、食品供应能力和质量安全保障能力等三方面的安全指数进行评估，并有二十七个严格的定性和定量指标。该智库根据这些指标一项项进行测算和评估（共评估了一百零九个国家），美国的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一，新加坡和爱尔兰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三位，中国位居第四十二位。这份报告将中国列入“良好表现”一档。但对这样一个中上游的位次，也有国内意见人士不太满意，“这与我们日益塑造的大国形象完全不符合，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食品安全上却远远逊色于其他发达国家”。但国际人士不这么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在这一百多个国家中排名第五十二位，而在食品安全上却是“为数不多的食物安全水平大幅超越其社会富裕程度的国家之一”。
中国粮食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袁隆平虽倍感欣慰，却并不乐观，他一再告诫我们：“粮食如果出问题，就是全局性的问题，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粮食多，价格也便宜，就认为粮食生产不重要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高不高没关系了。全国十三亿人，人口基数太大，不能盲目乐观，不能掉以轻心，那种认为现在粮食多就可以不抓粮食生产的想法，很危险！”他感觉自己头上有一个紧箍咒，那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为时不远的中国人口峰值。“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十六亿，怎样才能保证我国百分之六十的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有饭吃，粮食问题始终是戴在我们头上的一道紧箍，而要解开这道紧箍，唯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是从深重的忧患到认准了的一条路，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多一点粮食不怕，若少一点粮食，你试试看！关键时刻，一粒小小的粮食，将绊倒巨大的中国！”鉴于此，中国一直奉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这也是袁隆平一再疾呼的：“中国人必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如今中国已进入消费时代，连袁隆平和杂交水稻都成为媒体和舆论消费的对象。这是一个膏腴时代，一个物资过剩的时代，一个富足得需要节食减肥的时代。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动乱、饥荒和剧烈的历史震荡，很多人对饥饿是无感的，对吃饭甚至是厌腻的，但那些拼命想要减肥的人也许不知道，肥胖，其实也是一种饥饿的后遗症。那曾经像瘟疫一样四处蔓延的饥荒，在丰衣足食的日子里似乎被人遗忘了，但那只是一种暂时处于休眠状态的假象，哪怕没有经历过饥荒岁月的人，也会从父母乃至更久远的祖辈身上遗传饥饿基因，这是瑞士和法国科学家的发现。试验证明，饥饿基因既受身体需求的影响，也受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够根据条件反射发出饥饿信号。譬如说，那些经历过饥饿和半饥饿的人们，往往特别容易发胖，那就是饥饿基因在起作用，一旦能吃饱饭了，身体就会本能地聚积脂肪，以抵挡下一轮可能发生的饥饿。
饱汉不知饿汉饥，不了解过去，就无法认识现在，更难以理解一个“杂交水稻之父”深重的忧患意识。当饥饿的历史已处于可怕的遗忘状态，很多年轻人对上辈人经历过的时代已无从理解，而作为一个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过来人，我觉得对年轻一代提醒一下是有必要的，但我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甚至很理解这一代人，饥饿时代的悲惨境遇，膏腴时代的生活图谱，自然会出现代际差异，一切价值都在重新评估。只是，当你重估一切价值的时候，是否重估过饥饿与死亡的代价？哪怕到了今天，贫穷问题依然是当今世界极其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贫困与饥饿并非绝版的故事。至2015年，全世界依然有超过七亿的极端贫困人口，而中国占了十分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了七千万。谁都知道，贫困与饥饿是紧密相连的，按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汤森的界定，“所有居民中那些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贫困人口。
据新华社2015年6月24日的一则报道，半年来，新华社派出九支调查小分队，分头前往中西部贫困地区，实地体察父老乡亲的生活状况：“推开一扇破旧的木门，记者让眼睛适应一会儿，才逐渐看清了屋内情形：屋子分成两半，左侧是牛圈，杂草上散落着牛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右侧是人住的地方，借着手机光亮才能看到床铺——一块木板搭在四摞砖头上。屋中央，地面摆了三块砖，上头架锅，底下烧柴，这就是炉灶。没有一张桌子，连个板凳都没见到。土墙被多年的炊烟熏得一片漆黑。——这，就是四川省大凉山区美姑县拉木阿觉乡马依村村民尔日书进的家。锅里煮了些土豆，便是他一家五口的午餐，有的土豆已经发了芽。对他们来说，吃米饭和肉是一件奢侈的事。大米每十天逢集时才能吃到；肉一年最多吃三次，分别是彝族过年、汉族春节及彝族火把节……”这悲凉的情景，让记者伤心地感叹，“大凉山，一个贫困样本”，这又何尝不是全国贫困人口生活现状的一个样本？
只有在理智上保持高度的清醒，才能穿过迷雾看清真相。除了理智，还有良知，一个人在做出是非判断之前，不光要摸摸自己的脑袋，还要摸摸自己的心口。袁隆平为什么一直不遗余力地在创造超高产的杂交稻？为什么“被强调的是产量”？这还真是说对了！与其说“被强调的是产量”，不如说被强调的是国家的粮食安全、每个人的生命保障。如果说食品安全是“舌尖上的安全”，而粮食安全则关乎“舌尖上的安危”，必须先保证人人有饭吃，吃得饱，这是必须摆在首位的、必须一再强调和重申的，永远。在这个第一前提之下，才能谈如何吃得好。所谓“舌尖上的味道”，对于饥不择食的人是奢侈的，只有在吃饱肚子后才能细嚼慢咽，用舌尖去细细品味。
当然，袁隆平在率科研人员发起一轮又一轮攻关时，也并未像那篇报道所说的那样“被忽视的是质量”。这也是我接下来又追踪的第二个焦点。从粮食安全到食品安全，又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从杂交稻到超级稻，吃了又是否安全呢？米质又怎么样呢？说来，杂交水稻的质量和产量一样，也是一步一步提升的。从杂交水稻第一个出发点看，袁隆平先生说得很明白，在我国粮食长期紧缺的特殊历史背景下，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主要是为了提高产量，解决温饱问题，“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杂交稻比一般水稻每亩增产一百公斤左右，1976年至1991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十九亿多亩，增产粮食近两千亿公斤，由此可见，杂交水稻的推广，对解决我国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温饱问题逐渐解决，中国人走向了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一个以前很少在中国出现的词开始流行起来——生活质量。以前是为了吃饱，现在还要吃好，人们希望能买到更好吃、营养更丰富的大米，而农民也必须种出更好吃的大米才能有经济效益。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于让很多人吃饱了肚子的杂交水稻，很少有人再说什么感恩的话。袁隆平先生觉得这是入情入理的，生活质量日益提高了，对一日三餐都少不了的大米饭自然就有些挑剔了，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吃饭第一，人类的生活质量首先就是在饭碗里提高的。
在中国，谁都知道上海人对生活的讲究与细致，这里，就有一个时常被拿来说事儿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一家米店有一天突然挂了一个牌子：“今天不卖湖南米。”好家伙，一下就有很多人排队来买米。这家米店并未标明他们不卖的是湖南杂交稻米，但谁都知道湖南是杂交水稻的发源地，湖南米也就成了杂交稻的代名词，而杂交稻又成了劣质米的代名词。后来，一家报社还请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来座谈，有人说杂交稻是“三不稻”，“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随后，该报头版刊发了“座谈纪要”，惹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在众声喧哗的推波助澜之下，且不说那些吃杂交稻的人，连一些研究杂交稻的人也感到前景黯淡，随着人们对米质的要求将越来越高，搞杂交稻似乎没有什么前途了。
袁隆平不知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无论别人怎样兴风作浪，他早已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从容与淡定，但有一点他是毫不含糊的，那就是科学。一个科学家，必须用科学的事实来说话。面对误解和偏见，他没有采取理直气壮的激辩，而是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为此，他甚至不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以《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为题在1992年6月18日公开发表了。他坦承：“的确，在我国南方生产的稻谷中，有相当一部分米质较差，这主要是双季早稻，目前积压的稻谷以及历年来粮店出售的大米，大多数为这种早籼稻。杂交稻、常规稻与任何其他农作物一样，品种不同，产量和品质是有差别的，有的甚至很悬殊，一般地说，大多数杂交稻品种的米质属于中等，其中也有个别杂交稻品种的米质较差，但绝不能以个别品种的优劣来概括一般。”此外，米质与季节也有关，袁隆平说：“双季晚稻和一季中稻一般品质较好，粮店偶尔出售这种稻米时，则出现排长队争购的现象，而杂交稻则占双季晚稻和中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左右，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说杂交稻属劣质米与事实不符。”他还举了一个在当时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如参与协作攻关的谢华安院士主持育成的杂交水稻新组合“汕优63”，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在当时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一个杂交稻品种，不仅产量高，而且品质好，还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米，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你能说这样的杂交稻米质不好吗？
看了这封“读者来信”，你不一定要懂得科学，你只要知道常识，就不会再说那样的怪话，除非你真的跟自己的肚子过不去。袁隆平既以科学事实澄清了真相，又以科学的方式揭示了杂交水稻可持续发展的趋势，杂交水稻还蕴藏着巨大的增产潜力，杂交水稻的米质还有一步一步提升的空间。一如常言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了让人类吃到更有品质的优质杂交稻米，袁隆平在不断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既能高产又能优质的杂交组合。但由于杂交水稻还处于初级阶段，也就是三系杂交稻时代，由于其系统内存在遗传制约，那时候要选育一个优良杂交组合非常困难。几年后，随着两系杂交稻问世，如同进入了优势组合的自由王国，又加之幅员辽阔的中国有丰富的优质遗传资源可以利用，还可以利用国际上的资源，选育优良组合的概率大大提高了。这里又要说到袁隆平的助手周坤炉了，他打破常规，不断更新育种技术，终于育成了既高产、优质，又抗性好，而且稻穗上结出香与不香两种籽粒的杂交香稻，其稻米在食用时再不需要掺和香米，被誉为超级香米、超泰米，到1999年，“香优63”推广种植达一百万亩以上。除了这一优质杂交稻品种，在袁隆平的指导下，由尹华奇研究员培育的优质两系杂交早籼组合——“香两优68”，米质优良，米饭清香柔软，作为两系法杂交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产量也不低了，亩产超过五百公斤，堪称高产优质杂交稻。
尤其是进入超级杂交稻时代后，袁隆平一边在构想超高产水稻的技术路线图，一边也在勾画走向绿色健康稻米的路线图，从第一期到第四期超级杂交稻，不只是产量节节攀升，米质也越来越好。超级杂交稻的米质怎么样，我说了不算，媒体说了不算，哪怕袁隆平先生说了也不算。谁说了算？国家有严格的检测标准。如袁隆平选用的攻关苗头品种“Y两优1号”“Y两优2号”均达到了国颁三级以上优质米标准，而率先突破一千公斤大关的“Y两优900”，其主要米质指标更是达到了国颁一级优质米标准。
每次见到袁隆平先生，他都要我尝尝他们超级杂交稻的味道：“我们那个亩产一千公斤的超级稻，我已经给一百多人吃过了，都说口感非常好。”这时候的袁隆平，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就像个热情好客的孩子，在炫耀他家里有什么好吃的。袁隆平的热情好客也是有口皆碑的，他带出来的博士研究生邓启云，是“Y两优”系列的主持研发者，他还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煮饭。每次要招待客人吃饭，袁老师便一个劲地喊他：“启伢子，快去淘米煮饭，把你最好的大米拿出来，把你的看家本领使出来！”还别说，这个角色还真非邓启云莫属，袁隆平从第二期到第四期超级杂交稻的攻关品种，都是选用的“Y两优”系列，而目前产量最高、米质最优的就是袁隆平说的那个亩产一千公斤、口感非常好的超级杂交稻“Y两优900”。在邓启云的汽车后备厢里，就放着小袋包装的“Y两优900”样品，他还送了我一袋，让我尝一尝。我两次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长时间驻点采访，每餐都是吃的超级杂交稻米饭。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很多，那些从世界各地来参加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的学员，饭量很大，一大碗热腾腾的米饭都堆成尖儿了，但没有谁狼吞虎咽，都是一口一口地品咂、咀嚼，看那有滋有味的样子，我也觉得挺享受。
我还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港商来拜访袁隆平，他对袁老毕恭毕敬，却从来没吃过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培育的杂交稻米，一直只吃泰国米。袁隆平就笑着问他，想不想尝尝中国超级杂交稻的味道。这位港商出于礼貌也不好谢绝。那顿饭，就是用超级杂交稻米煮的。看得出，那位港商开始只是想尝一尝，这一尝，那筷子就停不下了，整整吃了两碗饭。眼看着还剩下一小碗饭，他抚着肚子笑着说，这大米饭真是太好吃了，比泰国米还好吃，可惜再也吃不下了。袁隆平也陪着他笑笑，心想人家毕竟是客人，他这样夸奖也许带着一种礼貌和客套。但这位港商告辞时，竟然要来了一个饭盒，将剩下的米饭颗粒不剩地装走了，说是要带给家人尝一尝。
讲起这个故事，袁隆平先生那神情与言谈间也充满了欣慰：“过去认为，产量高的米质不好，米质好的产量不高，这是片面的。在20世纪，我们杂交稻确实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以产量为主，品质放在次要地位。现在大家生活水平提高了，老百姓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就作了战略调整，要高产优质，但是我有个前提，不以牺牲产量为代价来求优质，我们要在高产的前提下求优质，这个转变难度很大，但我们做到了。”
然而，那篇报道却援引日本农林水产省研究员Hiroshi Nakano博士的话来证明超级稻“重量不重质”，1981年日本发展超级稻是为了“feeding animals”（喂牲口），因此才会“重量不重质”，2013年，日本超级稻的产量为十一万吨，全部用于动物饲料，然而中国在发展超级稻应对粮食安全时，并没有提及这一至关重要的差异。此言一出，又是一个爆炸性新闻，在国内一下炸锅了。这也深深刺痛了国人敏感的神经，太伤中国人的自尊了，超级稻竟然是日本人用来喂牲口的，而袁隆平带头发展超级稻，这不是把中国人都当牲口吗？冷静，这时候千万要冷静，因为他们说的是大实话。事实上，很多国家都把稻米、小麦、玉米等三大谷物用作饲料，无论是常规稻还是超级稻，只要人能吃的，也是牲口能吃的，常言道，人畜一般嘛。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一文中分析，随着中国人的生活从温饱走向小康，膳食结构必然会从谷物转向多样化，而肉、奶、蛋、禽、鱼等动物性食品的产出，需要更多的粮食转化，因此造成了对粮食的更大需求，一吨猪肉约需要消耗四吨粮食。尽管人类习惯于把动物的食物称为饲料，但饲料和粮食在营养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一切生命都不能缺乏营养。哪怕日本人真是用超级稻来喂牲口，也不必大惊小怪，优质的饲料可以生产出优质的肉、奶、蛋、禽、鱼等动物性食品，这也同样是供人类来食用。关键是，那种有高产能力的“饲料稻”如果像那篇报道声称的“重量不重质”，那些追求品质生活的日本人，不一样也在吃低劣的动物性食品吗？当然，中国超级稻也绝对不是日本那种用来喂牲口的“饲料稻”，日本人迄今为止也没有培育出超级杂交稻。而邓华凤一听此言也忍无可忍了，厉声呵斥：“简直是胡乱之说！”他说，科学界对超级稻的定义也不只是单纯的超高产，通常是指在产量、品质、抗性等方面显著超过现有水稻品种的水稻，其认定的标准主要考量三个方面：第一是产量要求高；第二是品质标准要求米质达到部颁优质二至三级，对有些晚稻要求达到二级，早稻和中稻则要达到三级；第三是要求抗当地两种及以上主要水稻病虫害的抗性标准。但无论是哪种用途，在耕地少人口多的国情下，水稻研发的创新标准首先必须是高产。——他这一番话，让我对一场灾难的追寻可以告一段落了，而从一场不该发生的灾难到逐渐浮出水面的真相，按照严格的逻辑推论出来的并非荒谬的谎言，而是一个常识。
如今在中国，一提到优质大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不是国产大米，而是国外的优质米，如泰国的“茉莉香米”、日本的“越光米”。这里就看看越光稻，该品种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便开始种植，主要优点是米粒饱满，色泽晶莹透亮，口感香糯、柔软且味道上佳，但也有很多缺陷：易倒伏，对稻瘟病的抗性较弱。为了解决这些缺陷，在我国杂交水稻研究成功后，日本育种专家进一步采取杂交育种的方式，先后培育开发出了对稻瘟病抵抗强的一系列品种（统称为“越光BL”），越光稻其实也是杂交稻。如今有人拿“越光米”来贬低“杂交稻，隆平造”，而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事务局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却是分外敬重，1998年就给他颁发了“越光国际水稻奖”。其实，凭借我国领先于世界的杂交水稻技术，完全可以培育出不亚于“茉莉香米”“越光米”的优质米，我们的超级杂交稻已有不少品种在米质和口感上超过了“茉莉香米”“越光米”，但袁隆平和他率领的科研团队只能从中国国情出发，既不能“重量不重质”，更不能“重质不重量”，追求的是“高产、优质、环境代价小”又让平民百姓都能吃得起的价廉物美的稻米，这是一个平民科学家的追求，面对天下苍生，关乎舌尖上的安危，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