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做，天在看
人在做，天在看。这个天，既是上苍、大自然，也是“民以食为天”的那个天。
就在我采访李继明博士之际，有几十位朋友给我转来了一条同样的微信，那是“三农问题研究者”李昌平《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公开信》，呼吁袁隆平“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这一公开信在网上已疯传好几年了，最近又在微信上高频率地转发，可见这个问题还真是触动了许多人敏感的神经，也深深地触动了我，我脑子里几乎条件反射般地蹦出两个问题：难道杂交稻就不是“真正的种子”？难道咱们中国的稻田里已经全都种上了杂交稻或超级稻？但猛地一想，我又冷静了。的确，如果没有足够的冷静和理性，每个人都是很容易情绪化地冲动起来的。我冷静地、一字一句地读完这封信，还真是有些莫名其妙，信中列举的第一个理由是“现在的种子发展趋势是杂交化、转基因化，种子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这里对转基因就毋庸赘言了，因为中国实在还没有什么转基因水稻，只说“杂交化”，尤其是超级杂交稻，对它一次又一次创纪录的超高产，我在采访中也时常会遭遇质疑的声音，甚至有人认为杂交稻、超级杂交稻是“逆天而行”，而常规水稻才“顺其自然”。可见，这封公开信中的观点还真不光是李昌平一个人的看法。
兹事体大，关乎国家种子安全，更关乎人类对种质资源的科学利用。所谓“种质资源”，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自然演化和人工创造而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它积累了由于自然和人工引起的极其丰富的遗传变异，即蕴藏着各种性状的遗传基因，是人类用以选育新品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也是进行生物学研究的重要材料，是极其宝贵的自然财富。作物育种成效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掌握种质资源的数量多少和对其性状表现及遗传规律的研究深浅。世界育种史上，品种培育的突破性进展，往往都是由于找到了具有关键性基因的种质资源。
那么，杂交水稻到底是遵循自然的科学技术，还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倒行逆施、逆天而行？
逆天而行，指违背天意也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或客观形势而行。
顺其自然，则是遵循自然的规律和事物发展的潜在规则而行。
所谓自然，万物生长，自然而发，也可谓是人类文明或文化之外的一切存在，抑或未经人类改变的原生态。水稻原本是自然生成，在没有人类之前也就无所谓人工栽培稻，一切任凭其野性生长，而常规水稻和杂交水稻一样，都是人类世世代代培育、驯化的结果，也是人类稻作文化的智慧结晶。若从极端狭隘的定义看，真正的原生态或纯天然水稻那就只有未经人类驯化的野生稻，如果要找到几粒原生态的“真正的种子”，也就只能到野生稻中去找了。还别说，这几粒种子还真是被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找到了，杂交水稻的母本就来自那株名为“野败”的野生稻，但“野败”的种子再神奇，如果直接用作种子，长出来的也仍然是“野败”，这是野生稻的宿命。亘古以来，一部分野生稻被人类驯化了，变成了人类养命的稻子，又为什么有一部分野生稻一直没有被人类驯化和利用？只因它有许多不良的性状，难以通过驯化或改良的方式成为栽培稻，对于人类一直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和杂草，但里面也隐藏了许多一直未被人类开发利用的极其有利的基因。只要对杂交水稻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绝不是什么违背自然规律的“逆天而行”，从自然界生物遗传规律看，杂种优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水稻并非特例，即便没有人工杂交稻，也有天然杂交稻，如袁隆平最早发现的特异稻株“鹤立鸡群”，就是典型的天然杂交稻。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之父的所作所为，首先得益于也基于大自然赐予一切生命的杂种优势，但又绝非坐享其成，只有依靠现代科学理论，才能透过自然现象揭示出其本质，在遵循自然界生物普遍存在的遗传规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进行杂交，才能对这一自然优势进行开发利用。他先是运用三系法对栽培稻和野生稻进行品种间杂交，对水稻的杂种优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利用，在大推广后获得了大增产，从而解决了亿万人的吃饭问题。其后，他又利用两系法和广亲和基因，进行籼稻和粳稻两个亚种杂交，育成两系法亚种间杂交稻，这也同样是遵循自然规律，对其杂种优势进行利用。而超级杂交稻呢，则是以两系法为主，也利用三系法的一些技术优势，这些优势叠加在一起，从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增产效果。尽管方式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杂交，均系选用两个在遗传上有一定差异，同时它们的优良性状又能互补的水稻品种，进行杂交育种，育出的种子具有基因重组的稳定性、生命的可持续性和可繁衍性，这和常规水稻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拉开了水稻品种间、亚种间的亲缘距离。这些科学技术说起来很深奥，但道理很简单，连人类都要讲究优生优育，避免近亲结婚，拉开血缘谱系的距离。何况，这种利用杂种优势培育出的杂交稻，都是在水稻间进行，野生稻和栽培稻，籼稻和粳稻，都是水稻，并未在生物界之间“跨界”交叉进行，如此培育出来的种子又怎么不是“真正的种子”呢？
如果你觉得杂交稻“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了”，那什么才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呢？所谓传统，就是世代相传、从历史沿传下来的东西。但传统不是死的传统，从来没有亘古不变的传统，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能够经受住漫长的历史考验而传承下来的都是活着的传统。这就决定了，在传承的过程中也会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传到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自然会与现代遭遇，它所传承下来的优势自然会被人类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和利用。而在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的旧中国，从农业科技水平到农业发展水平一直极为低下，那些产量极为低下的种子，是不是就是“传统意义上的种子”呢？相对于杂交稻或超级杂交稻而言，的确是。但即便你想种，也留不到今天，一粒种子种了多年就会退化，老化，被淘汰。古往今来的农民一直在“勤换种”，这样一茬一茬地换来换去，又上哪儿去找“几粒真正的种子”？
这些连普通农民也懂得的道理，难道一个“三农问题研究者”一点也不懂？看看吧，那封公开信中竟然声称：“我认为，常规稻也能高产，也可保障粮食安全。”这就实在太离谱了，太缺乏科学常识了，不然，请拿出证据来吧。如果“常规稻也能高产”，那旧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饿死？中国人又怎么会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这不是袁隆平一个人一辈子白忙活了，而是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发了疯。其实，这封信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根本用意，就是“苦口婆心”地奉劝袁隆平先生放弃杂交稻、超级稻研究，“您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已经八十岁高龄了，还在攀登培育杂交水稻的新高峰，相信您一定能培育出更高产的杂交水稻新品种，但我却希望您在有生之年放弃杂交水稻的研究，转向培育常规水稻品种”。只是，到时候袁隆平若是真的培育出了超高产的常规稻品种，又会有人说那不是“真正的种子”了。而以传统的育种方式要培育出高产优质的稻种，我们的祖先至少已用七千多年的时间证明了，那是不可能的。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即便完全排除人为的因素，生物界遵循的也是优胜劣汰的法则，也会作出自然选择，就是人类不淘汰它，它也会自己淘汰自己。如果在今天的稻田里重新种上了那样的种子，必将是灾难性的逆淘汰，以劣质的淘汰优质的，以平庸的淘汰杰出的，以落后的淘汰先进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逆天而行或倒行逆施？不说一夜回到解放前，连早已懂得“施肥不如勤换种”的农民也不会答应。
退一万步讲，哪怕你从根本上否认人类生物界最普遍存在的杂种优势的利用，坚决不承认袁隆平培育的杂交水稻是“真正的种子”，并断定“育种科学家和种业资本家为了获得种子垄断收益，推广不能留种的杂交稻（杂种一代），摒弃能留种的常规稻种子”，而目前，尽管杂交水稻在中国已大面积推广，但我国杂交稻（包括超级杂交稻）栽培面积占水稻总种植面积的近六成（百分之五十八），还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稻田里种的常规品种，难道还不能“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
对于这封公开信，袁隆平和他的科研团队一直没有回应，也确实没必要回应。说实话，我对李昌平先生一直是充满了敬意的，我实在不敢相信，更不愿意相信，这封公开信真是出自他之手。其实，中国杂交稻和超级稻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种子，其种质资源也主要来自中国的稻田，很多国外的稻子也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又无论籼稻、粳稻、栽培稻、野生稻，其血缘都在杂交稻里绵延，这也是我们的民族种业，从杂交水稻问世之后，如今已在稻田里传播了四十多年，而在这个传播或传承的过程中，它也将成为传统的种子。而那种充满了情绪化的反智、反现代和反科学倾向，恰恰也是反传统的，如果传统不在时间中传承，那就只能逆天而行，最终退回原始洪荒的世界中去。
在追寻一个又一个真相时，我一直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一个幽灵在田野上徘徊，这个幽灵其实并非那个让我们闻之色变的转基因，还有另外的一些幽灵或与魅影，那就是假自然或借原生态之名而反智、反科学、反现代的倾向。他们貌似从农民的立场或利益诉求出发，却实在是某种旧式士大夫心理在作怪。中国从来不缺少以士大夫情怀而悲天悯人者，很多士大夫在告老还乡之前，早已营造好自己的庄园，还乡之后，一边过着养尊处优的士大夫生活，不愁吃，不愁穿，连偶尔下田干干农活也是一种闲情偶寄。而所谓田园诗意也好，耕读传家也罢，对那些守着一亩三分地勤耕苦作的升斗小民又何其奢侈。而一些赤贫的农民，连一亩三分地也没有，或是租地种，或是沦为雇农，他们又怎会有什么田园诗意？只能拼尽一生的力气和血汗来挣几粒养命的稻子。而这些升斗小民勤劳而悲苦的命运，又让那些仁慈的士大夫徒发悲悯的诗情。不能不说，一个古典士大夫能怀有这样的情怀，已经难能可贵了。我又何尝不想过上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袁隆平也曾谈过他最憧憬的生活，却不是陶渊源笔下的桃花源，那只是一个梦，需是辛稼轩笔下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才是真实的田园生活，一个必需的前提是“稻花香里说丰年”。也正是这一必要前提，让袁隆平去掉那种士大夫式的矫情，他是一个赤脚下田的平民科学家，深知如果你没有辛稼轩拥有的那么多田地，守着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无论你怎样精耕细作，都养不了命，也养活不了一家老小。而陶渊明那个时代中国有多少人口？辛稼轩那个时代中国又有多少人口？从民国到新中国，中国增加了多少人口？如果没有一粒神奇的种子来大大提高粮食产量，又怎能应对现代人口的急遽增长，击退饥饿对人类的威胁，保障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你要指责一粒种子很容易，但你必须拿出一粒同样高产的种子来。否则，你就只能承认，袁隆平的选择，那就只能是别无选择。而事实上到目前为止，这么一粒看上去似乎不起眼的种子，还真是一粒别无选择、无可替代的种子。这里有一句时常被人们援引的话：“可以说，除了杂交水稻之外，中国在现代科技领域里，暂时还找不出第二个连续领先世界四十多年，而且还在继续领先着的科技项目。”
一个人想要回归自然无可指责，但若假自然之名而反科学、反现代，那就是真正的逆天而行了。而当这一倾向成为一种媚俗的时尚与“公义”时，这才是更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培根说过一句名言：“只有顺其自然，才能驾驭自然。”顺其自然绝非倒行逆施，但也不是消极无为地听天由命，一切任之由之，应该还有更积极的一种含义，那就是顺势而为、驾驭自然，用科学的方式去探寻大自然的极致，主动去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袁隆平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稻田插上科学的翅膀。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呼唤、一直在渴盼科学种田，然而如今，真正的科学种田却频频遭受干扰和质疑，反而被某些人推向了与自然对立的、几乎不可调和的状态，不能不说，这是真正的反科学。其实，现代科技与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并不矛盾，其所追求的境界是高度一致的，亦如《易经》所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大意是，穷究天下万物的根本原理，彻底洞明人类的心体自性，以达到改变人类命运的崇高目标，从而使人类行为与自然规律能够和谐平衡、生生不息。如果不这样理解，人类可能还是栖居在原始森林里的古猿类或类人猿，甚至根本就没有所谓人类。
关于“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的问题，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接下来我还有一个由来已久、还没有得以解答的疑问，那就是杂交水稻与分子育种的关系。我在采访李继明博士时，更多是关注转基因和水稻分子育种，由于时间关系，对杂交水稻和分子育种这一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问题没有展开谈。为此，我又一次采访了袁隆平先生，直奔主题：中国超级稻的核心技术支撑体系是什么？
追寻科学真相，无论是我这个追踪者，还是袁隆平先生这个讲述者，都不得不一遍遍重复，这里又得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番。早在1986年，袁隆平就提出了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从育种方法上说，由三系法向两系法，再经两系法过渡到一系法，也就是在程序上朝着由繁到简但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提高杂种优势水平上说，从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到亚种间杂种优势利用，再到水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也就是朝着杂种优势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在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攻关中，以两系法为主，同时也吸收和发挥三系法的一些优势。事实上，三系法这一经典的方法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如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成都分中心在2015年培育出三系新品种“泰优1808”，它的品质和口感足以媲美泰国米，亩产可达到七百公斤以上，而泰国米的亩产量仅三百公斤左右，国内优质常规水稻的亩产只有四百多公斤。这一品种尚未在大田推广播种，但一些试种“泰优1808”的农民已经尝到了甜头，和种植普通水稻相比，每亩能增收一千元以上。
无论三系法还是两系法，都是常规的杂交育种方式，而从第三期超级杂交稻开始，袁隆平科研团队便将分子技术与常规育种结合起来攻关——这是我在前文提及又一笔掠过的一个比较复杂、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是留待这里专门讲述。对此，袁隆平是君子坦荡荡，从来不是什么守口如瓶的秘密，而且一再坦率地自我揭秘：“现代分子技术，包括转基因在内，为水稻新品种培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当一些种质资源不存在于作物品种以及相关品种中时，无法通过常规育种方式实现遗传物质的转移，这将是唯一的不可取代的方式。”
是的，我敏感地捕捉到了，这种“物种间遗传物质的转移”不就是转基因吗？当生殖隔离的壁垒被打破，杂交水稻（Hybrid Rice）的定义会不会改写，变成人们最担心的转基因水稻？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因为不可忽视，所以必须正视。
这里又得重提野生稻。袁隆平在野生稻里面就发现了两个增产基因，通过分子技术，可以把这两个增产基因导入栽培稻，培育一个很好的恢复系，用它来配组作双季晚稻，试验显示，在示范田中比对照品种增产二成左右。除了野生稻，在野稗里边也有可以开发利用的基因。野生稻和野稗子看似差不多，但在科学定义上还是有严格界定的。野生稻为禾本科稻亚科稻属植物，野稗子则为禾本科禾本亚科稗属稗亚属植物，而栽培稻（即俗称的水稻）为禾本科禾亚科稻属植物。从科学定义看，三者同属禾本科，野生稻和栽培稻都是稻属植物，而稗子则是稗属植物。从亲缘关系看，稗子是野生稻和栽培稻更古老的共祖，但到亚科就开始分化了，越往后越拉开了距离。这个演化的过程，就像从猿到类人猿再到人类一样，当“人猿相揖别”，一部分进化为了人类，一部分进化到了类人猿，还有一部分则依然停留在古猿类。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喻，稗子是古猿类，野生稻相当于类人猿，而栽培稻则是人类。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看，首先是野生稻和栽培稻的品种间杂交（三系法），那么，又是否可以用野稗子和栽培稻杂交，对其杂种优势进行利用呢？很遗憾，不能。这是比野生稻更顽固的难以驯化的禾本科植物，它野性更足，生命力极其顽强而又旺盛。随着人类的大规模垦荒，稗子在丧失了原来的野生环境后，只能在稻田里生长，成为最难根除的恶性杂草。但它既有如此顽强、旺盛的生命力，里面必然有相当好的基因。可惜，由于野稗子和栽培稻的亲缘关系太远了，无法运用常规的杂交手段打破其生殖隔离，也就无法对其杂种优势进行利用。但分子生物技术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这也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唯一的不可取代的方式”。袁隆平和协作攻关的科研人员通过反复试验，最终将稗子里的总体DNA片段导入恢复系“R207”，也取得明显的增产效果，这一技术属外源有利基因利用，严格说并未“跨界”，依然是在水稻的兄弟姊妹或堂兄弟姊妹之间进行，三者之间有着与生俱来的亲缘关系。
触类旁通，分子生物技术既然可以打破水稻和野稗子之间的生殖壁垒，也让人类找到了一把打开生命之门的神奇钥匙，对不同科属的植物，也有可能运用“远缘杂种优势利用或分子间杂交的技术”。世界上的主要农作物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C3植物（碳三植物），如小麦、水稻、大豆等；一类是C4植物（碳四植物），如玉米、高粱、甘蔗等。一般来说，C4植物的光合效率比C3植物高三成左右，若能把玉米、高粱、甘蔗的优良基因导入水稻，天性喜光的水稻就会大大提高光合效率。为此，袁隆平的科研团队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把玉米等C4植物的四个关键酶基因（PEPC、PPDK、MDH和ME）成功地导入超级杂交稻亲本里，此外，还可将反义Wx 基因、大豆β球蛋白基因、高赖氨酸蛋白基因等导入超级杂交稻亲本材料。试验证明，这些优良基因的导入，使水稻的光合效率明显提高了，增产效果可达到百分之十，还能改善稻米的品质，提高大米中的赖氨酸含量。赖氨酸是人体必需氨基酸之一，能促进人体发育、增强免疫功能，由于谷物食品中的赖氨酸含量甚低，一直是稻米存在的先天缺憾，如果这一研究获得成功，我们今后吃到的大米将比现在的更有营养。——这些技术，也是比较经典的“远缘杂种优势利用或分子间杂交的技术”，显示了分子育种技术在超级杂交稻选育中的巨大潜力，对此也没有像抗虫转基因水稻那样在中国引起激烈争议，谁都知道，玉米是人吃的，稻米也是人吃的，其基因对人类没有任何危害，可以放心大胆吃。而目前，这种含有玉米基因的水稻还处于在示范片里试种的阶段，尚未在大田里推广播种，想吃也难以吃到。
说来，关于“玉米稻”的研究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水稻的远缘分子育种是国内外科学家关注的课题，在水稻中导入玉米基因，作为水稻高抗高产育种的突破口，近年来国内外许多育种家也在进行着多种方法的尝试，但至今没有成功的报道。早在袁隆平还在率科研人员对两系法杂交水稻发起攻关之际，很多科研人员就在搞“玉米稻”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湖南农学院采取种质细胞原位导入的方法，成功地用浸胚法将玉米等作物DNA导入水稻，率先育成了具有某些玉米特征特性的“玉米稻”；其后，河南省新乡市远缘分子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运用生物远缘大分子转移技术，采取种质细胞原位导入的方法，也成功地把玉米的DNA片段导入水稻，培育出了高抗高产的“玉米稻”。此外还有一些科研人员相继培育出了高粱稻、葵花稻等。然而，这些都是试验性的成果，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应用。
任何一个农作物新品种，若要从科研人员的试验田走向广大农民的田间地头，都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试验和检测过程。说到这里，就不可避免地要说到那桩发生在湖南的“玉米稻”事件。1993年10月22日，来自全国的十八位水稻专家对湖南农学院“玉米稻”试验品种进行了现场评议，袁隆平作为鉴定专家，对这一试验的科研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湖南农学院用幼芽浸泡法将玉米的DNA片段成功地嵌入了水稻，育成具有某些玉米特征的玉米稻，取名遗传工程稻。这种玉米稻具有类似C4植物的高光效特点，主要表现在穗大粒多、结实率很高和籽粒饱满充实。因此玉米稻的育成是科研上的一次重要突破，为水稻育种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源。”——我没有查到鉴定意见的原件，但这的确是袁隆平先生的原话（详见《对大面积推广玉米稻要持慎重态度》）。为了鼓励这一科研项目继续试验，他第一个在专家鉴定意见上签字认可。应该说，这次的现场检测和评议是具有权威性的，十八位专家都是全国水稻界的权威。但这个鉴定意见还只是学术鉴定，科研归科研，试验归试验，无论鉴定专家有多么权威，任何一个新品种若要成为大面积推广应用的种子，还必须经过从小面积试种到大面积（百亩以上）示范种植，并报经农业部种子管理局组织专家组进行审查，在审定批准并颁发品种审定证书后，最终才能投入生产经营。这每一道程序都是必须严格把关的，也只有经过了这一系列严格的科学检验和审核程序，才能保证种子在大面积推广应用后万无一失，否则，一旦出现了问题，必将造成大面积损失。
事实上，袁隆平也发现并指出了玉米稻存在的一些问题：“玉米稻也存在较大的缺点，主要是株叶形态不好，植株松散，叶片宽而披，不仅造成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不良，降低群体的光合效率，而且还严重限制了有效穗数的提高，所以它的实际产量并不高。”这也是用事实说话，玉米稻在1993年便在湖南进行了区试，即区域试验，简而言之就是把某一种子拿到不同的地区进行试点，结果呢，玉米稻早稻的产量在六个点中有五个点位居末位，一个点倒数第二位，晚稻区试验也名列倒数第二。在湖南省农科院种植的零点八亩玉米稻，亩产仅三百公斤。在试验田里的产量都如此低，在大田推广后一般还要打七折，就更低了。基于此，他认为“目前要把玉米稻推向大面积生产还为时过早，必须对它作进一步的改良。”然而，他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试验性的成果尚未经过一系列严格的鉴定和审批程序，在1993年冬季召开的全省县市委书记会议上，便将玉米稻作为全省推广的新品种项目。消息传到袁隆平耳里，他非常吃惊，玉米稻还未经生产鉴定许可，怎么能冒冒失失地推广呢？这种子一旦发生问题，将给全省的水稻生产和广大农民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他赶紧写了一篇短文《对大面积推广玉米稻要持慎重态度》，在列举了玉米稻的优势和缺点后，呼吁各方面“应严格按照推广农作物的科学程序办事，绝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先行小面积试种示范，待确证在当地能获得高产后，再大面积推广，以免给我省粮食生产和广大农民带来巨大损失”。
这封信写于1993年12月30日，转眼就是新的一年了，随着又一年春播的来临，如果不及时制止，一场灾难已经迫在眉睫。他放下笔，就把秘书戴牛松叫来，让他赶紧派人送到省报去发表。我在2016年7月采访了戴牛松，早在1983年，他三十来岁时，就给袁隆平当司机，后来又当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追随了袁隆平一辈子，如今已经退休。或许是担任过多年的司机，让他养成了特别小心谨慎的性格，看了袁隆平的那封信，他便小心提醒道：“您是第一个在鉴定书上签字的，您现在却反对玉米稻，岂不是砸了您的名声？”而当时担任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的谢长江，是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学生，他看了袁老师的文章，踌躇再三，也提醒袁老师要好好斟酌：“第一，推广玉米稻种植是省领导提出来的，一旦发表，难免就有跟省领导唱反调之嫌；第二，湖南农学院是我们兄弟单位，人家有成果当然要求推广，当初您也是参加了鉴定的专家，现在您公开发表这样的文章人家会怎么想，他们的经济效益和学术声望会不会受影响？会不会觉得您是故意泼冷水，甚至会觉得您是嫉妒人家的科研成果？”还有一点，他也不能不考虑，中科院马上又要评院士了，这时候是非越少、争议越少就越好，袁老师的科技成就摆在那里，谁也不能否认，可一不小心就被人家抓住了什么辫子，人家不说别的，只要有人说你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就是给你申辩的机会你也百口莫辩啊，那水只会越搅越浑……
谢长江这一番条分缕析，入情入理，可还没等他说完，袁隆平就打断了他，那突然抡直了的手让谢长江还下意识倒退了两步。袁隆平真是痛心疾首了：“谢长江哪谢长江，我真想打你几个耳刮子。你左一个理由右一个主张，为这个着想，为那个着想，当然也是为我着想，可你偏偏就不为老百姓着想，我看你根本立场站错了，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啊！你想过没有，一旦大面积推广造成大面积减产，那些老百姓怎么办？到时候省里还能不管不问？我们的兄弟单位农学院也会有大麻烦啊！我们这时候及时出来提醒一下，才是真正为他们着想啊。你看见人家明明在往火坑里跳，这冷水还真是必须泼，若误了大事，我不打你的耳光，老百姓也会打我们的耳光。我这短文一定得发出去，一定要让人们明白真相，有天大的事我个人承担！”
谢长江听了这一番话，对袁老师又是敬畏又是敬佩，赶紧派人把稿子送到了报社，可报社把这篇稿子又退了回来。一篇短文几经周折，最终被湖南省农业厅以“湘农业函［1993］种字113号”转发，从而避免了“大面积推广造成大面积的减产”，不过，损失也不小，凡种植玉米稻的农户都造成了减产，一些法制观念较强的农民向湖南农学院提出了索赔主张，尽管只有极少数农民提出诉讼，但赔偿金也高达五百万元以上。还有一些农民将卖种单位的门窗打破了，将屋里电视都搬光了。作为兄弟单位的农学院一开始对袁隆平确实挺反感，认为他是出尔反尔、挤对同行，直到面对高额的索赔诉求，他们才打心眼里感谢袁隆平，要不是他力挽狂澜，就是砸锅卖铁他们也赔偿不了那么惨重的损失啊。省领导通过这件事也有深刻反思，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但第一前提必须尊重科学规律。不过，谢长江的好心提醒还真是没错，袁隆平还真的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直到现在仍争议不断。所谓有争议的人物或事件，大多是捕风捉影，而越是捕风捉影，越是难以分辨。据说，这也是导致袁隆平在第三次中科院院士评选中落选的原因之一。
对于玉米稻事件背后的真相要不要写，我也一直很犹豫，但若不如实道来，也就无从更深入地理解袁隆平先生在科学探索和推广应用之间的态度。还有一些疑问，由于袁隆平先生年事已高，又正集中精力向第五期超级杂交稻发起攻关，我实在不忍心过多地打扰他老人家，经中心办公室安排，我采访了他的学生和助手邓启云。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多小时的访谈，而在我提出的问题中，也有一个很多人都特别关心的问题：中国杂交水稻育成已有四十多年了，跨入两系法时代也有二十年了，何时才能进入一系法时代呢？
邓启云博士明确告诉我，中国杂交稻，包括超级杂交稻，目前尚未进入一系法，仍以两系法为主，一系法还不是研究的重点，但袁隆平先生和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中心已经在研究和探索中，其方法是用一种叫作“无融合生殖”的高难生物技术。植物有两种基本生殖方式，即有性生殖和无性生殖。有性生殖是经过雌、雄性细胞融合而发育成合子胚或种子，并用种子繁殖后代的，如小麦、水稻、玉米等均为有性生殖；无性生殖是不经过雌、雄性细胞融合而直接用营养体细胞繁殖后代，如甘蔗、甘薯、土豆等。而无融合生殖是无性胚或无性种子的生殖，是不经过雌、雄性细胞融合直接由营养体细胞或未进行减数分裂的大孢子母细胞发育成的无性胚或无性种子。这种无性胚或无性种子具有保持杂合性的特点，因而能够固定杂种优势，用无融合生殖的方法固定农作物品种间、亚种间、种间杂种优势的育种方法，使它的子子孙孙不再出现变异分离现象，从而选育不要年年制种又可多代利用的杂交水稻品种，对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生产之间的矛盾有重要意义，是杂交稻育种的最高层次。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无融合生殖水稻”的研究就已被列入国家“863”计划项目，但以袁隆平为首的专家组认真研究和鉴定，作出了“‘无融合生殖水稻84-15’有待鉴定”的结论，保持了对科学的尊重与负责。这也表明，袁隆平始终以一种科学、严谨、负责的态度对待科学探索。一直到现在，“无融合生殖水稻”还在研究试验的阶段，但何时才能研究成功，邓启云说，目前还拿不出一个时间表。而一系法的核心技术体系就是依托“无融合生殖”技术，迄今为止这一设想依然是设想。对于“转基因水稻”，他也给了我一个清楚的答复：“目前还处于技术探讨的层面，离实践应用还有很长距离。”
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还有很长距离”的时间来检验吧。为了更严谨地表达袁隆平先生的观点，这里我就援引《袁隆平口述自传》中的一段原话来做一个小结：“关于‘三步走’中的第三步，即‘一系法’，现在还处于探索阶段。我的助手黎垣庆在美国曾经搞了两三年，到现在也进展缓慢。原来曾看到某些现象，觉得很有希望，但深入下去，又发现它非常复杂。我认为，通过常规手段难以搞成一系，必须与分子生物技术结合起来。看来就是要把那个基因从野生植物中克隆出来，然后导入水稻里才有可能成功。这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那么简单的，但并不是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