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极限挑战
回头再看本章开头那个灾难性的话题，说来还真是惊人地巧合，就在那篇“安徽万亩袁隆平超级稻减产绝收”的新闻“横空出世”之际，一个过去式的新闻，正好赶上了一场现在进行时的新闻。就在同一天，2015年4月9日，“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别地还是播种季节，海南却已是热火朝天。三亚南繁基地，早已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在袁隆平先生的主持下，这里正在举行“第五期超级杂交稻观摩培训会”。对于中国超级杂交稻第五期攻关，这原本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但一场如同暴风般席卷而来的负面新闻，将人们关注的目光一下逆转了。
这不禁令人发问，从时间点上看，难道这仅仅只是巧合吗？
站着说话不腰疼。但一个农业科学家，只能弯着腰，一辈子都保持向下的姿势，从早到晚在稻田里忙碌。但此时此刻，很多人关注的已不是那个一心扑在稻田里的杂交水稻之父，而是一个“被卷入舆论旋涡”的袁隆平，有的媒体甚至还把他形容为“超级稻风暴眼中的袁隆平”。那么，这位八十六岁高龄的杂交水稻之父，又将会作出怎样的回应呢？——这是人们最关心的，却不是袁隆平最关心的。从他开始杂交稻研究以来，他经历了多少是是非非或似是而非的风言风语，早已见惯不怪、处变不惊了。对那篇“杂交稻，隆平造”的报道，我一直试图从正面去理解，他们的出发点，也许是为受灾的农民鼓与呼，是正义的呼唤。果真如此，这其实就是袁隆平一直以来的追求，如何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如何让农民在同样的农田里多打点粮食，多挣几个血汗钱。一个科学家的追求，就像一个老农一样实在和朴素。但很遗憾，那篇报道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是把他和他的科学追求作为了矛头直指的对象。
那么，一场原本不该发生的灾难，又是否真像报道所说，让“高产凯歌戛然而止”？
某些媒体的力量不可低估，但一个科学家的力量更不可低估，人生可以抵达某种巅峰状态，但科学是没有尽头、不知道终点的旅行，袁隆平从未停止攀登的脚步，这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在连续打破世界水稻单产纪录、实现水稻单产一千公斤大关的历史性突破之后，一曲举世瞩目的“高产凯歌”又一次奏响，袁隆平预言，也是誓言，他要力争在自己九十岁时实现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目标，每公顷十六吨（亩产一千零六十七公斤）。而此时，在天涯海角热力四射的阳光下，又一茬稻子散发出了成熟的气味。稻田的阳光，总比别处更多了一种生机，一种味道。那从天涯海角吹来的海风，吹拂着稻子灌浆的气息，让人陶醉，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向着那稻香倾着身体，仿佛想要把这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的模样看清楚。袁隆平在田埂上停停走走，早已被露水和泥水打湿了裤脚，一副黝黑瘦削的脸颊，多少年来似乎都没有改变模样，尤其是那执着而专注的神情。在他身后，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每一个都是杂交水稻领域响当当的人物。从海棠湾到亚龙湾，这是我走过的一条路，也是袁隆平科研团队的试验基地或示范片。在这弥漫着稻香的田间行走，你一下就能猜到一个老人健康长寿的原因。袁隆平先生有时候也抑制不住得意地说：“在这么好的空气和环境里生活，每天和这些生气勃勃的稻子生活在一起，那心情该有多好啊，怎么不健康长寿呢？”
袁隆平选用的第五期超级杂交稻攻关品种，也是他首次亮出的“秘密核武器”——“超优千号”（又称“超优1000”或“超优一千”），这是他主持育成的一个超级杂交稻新品种，不仅具有超高产的潜力，还是高品质的软米。在第四期超级杂交稻平均单产突破一千公斤大关的世界纪录后，袁隆平预期“超优千号”能够更上一层楼。当然，每一个预期目标都要用结果来验证。这年5月，就在这次观摩培训会后不久，转眼就到了收割季节。经来自广东、广西、湖南、海南等地的水稻专家现场测产验收，分别在海棠湾基地一类田、二类田、三类田各选一个点，每个点不少于五百平方米，一类田亩产超过了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的产量指标（亩产为一千零九十六点六六公斤），直逼一千一百公斤大关。但这还不能说是达标了，还必须将一类田、二类田、三类田的亩产加在一起，算出平均亩产，这样一算就只有九百多公斤（九百四十一点七九公斤），竟然连第四期目标也没有达到，更不说第五期目标了。不过，这在袁隆平的预料之中，毕竟还是第五期目标攻关的第一年，他抚摸着那颗粒饱满的稻子微笑着说：“亩产九百四十多公斤，这已打破海南水稻亩产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还有潜力，大有潜力！”
这未免又让人有些奇怪了，一个连连刷新世界纪录的科学家，怎么会看重打破海南历史最高纪录？说起来我又是一个少见多怪的门外汉了，我原以为在海南这样的气候下，水稻亩产应该超过别的地方，搞清楚情况后，我才发现这个亩产还真是不可小看。由于海南海拔低，昼夜温差小，生长期短，虽说在加速育种繁殖上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水稻增产上却没有太大的优势。同一品种，如果在长江中下游等主要稻作区种植，产量还会更高。袁隆平看重的正是这个更大的增产空间，而他也早已开始布局，在全国范围内为第五期超级杂交稻选了三十九个百亩示范片。
这半年里，很多人都在琢磨一个“超级稻风暴眼中的袁隆平”，但风暴的中心却显得一如既往地平静。袁隆平那双阅人阅世已深的老眼看似深邃无比，却又有一种罕见的纯净而又坚韧的质感，心明则眼亮，这双眼从不为阴霾或浮云所笼罩，这个人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他一心琢磨着如何攻克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的预定目标。对于一般人，最清晰的时间观念莫过于一天二十四小时，而一个农学家的生物钟，则一直不停地围绕着农时运转。当“超优千号”在海南经专家验收后，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又带着种子从三亚赶回长沙的中心试验田里播种，而后又在遍布全国各地的示范片奔波。这里就记下他的几行足迹——
2015年7月上旬，袁隆平赶往广东梅州，这里有一个“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三千斤技术模式”的试点，试验品种为“超优千号”。而这一模式是广东省为全面推进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进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发展”而推出的，从2015年起在全省多个生态区试点，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和广东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协作攻关，采用“袁隆平院士团队选育的优良品种+华南农业大学唐湘如教授团队研究的双季超级稻强源活库优米技术+钵苗机插技术”，在良种、良法、良田、良态“四良配套”后，还与“良机”（机械化）相结合，目标是力争在三年内达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三千斤（一千五百公斤）的产量指标。——这里特别说明一下，我在叙述中的亩产量，一般都是单季稻，而广东的气候适合双季稻种植，如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将创造水稻年亩产量最高的世界纪录。
这已不是袁隆平第一次来梅州，早在袁隆平向第一期超级稻发起攻关时，他就将当时的主打品种“两优培九”推荐给梅州蕉岭种植，平均每亩增产一百公斤以上。但那时袁隆平还没有来到蕉岭，他的第一次蕉岭之行是2002年6月下旬，来此现场察看超级杂交稻的种植情况，他对这一方水土赞不绝口。梅州是一个好地方，这儿的光温水气自然条件优越，这里的人一看就活得很宁静、很干净、很有精神气儿。一粒种子再神奇，还得看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一个人活得滋润不滋润，也得看天时、地利、人和等综合因素，这儿能够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健康长寿之乡，就是这些缺一不可的因素在起作用，而袁隆平一次又一次地选择梅州进行超级杂交稻攻关，也是看中了这些缺一不可的因素。
除了袁隆平，参加这次现场测产验收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等农业领域的顶尖专家。这么多只闻其名、难见其人的农业科学家，一同走进了客家人的稻田，在这一方水土上还是破天荒头一回。而那田野里的稻子，也是客家人头一回看到，不是长势喜人，而是惊人，每一棵稻禾上结出了那么多的稻子，却又昂然不倒，像是有一股挺立向上的力量。不是像，那是真的。可结果一出来，老乡们一个个就像霜打了的茄子，蔫了。这次百亩示范片的早稻，平均亩产刚过一千四（一千四百零七点八斤），是市斤，不是公斤，也就是刚过七百公斤。这个产量显然比袁隆平的估计要低，他分析了一番原因，一是因为在早稻生长的关键期遭遇异常天气，又是提前一周收割，应该说这个结果已经不低了，何况这是双季稻，早稻损失在晚稻上还可以补回来，一年不成，还有两年、三年，按计划就是三年攻关嘛。他这一番话，让老乡们又来劲儿了，把这股劲儿都使在晚稻上了。要说呢，杂交水稻之父还真是给他们带来了福气，这年的晚稻，从插秧后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到了扬花吐穗的季节，又是秋高气爽，阳光朗照。到了11月中旬，岭南水稻的秋收季节来临，示范片的最高亩产突破八百公斤（一千六百九十四点六斤），创造了梅州晚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平均亩产也突破了七百五十公斤（实测为一千五百一十九点四斤），比一般晚稻品种增产四百多斤。但把早晚稻产量加在一起，还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结果，离“亩产三千斤的攻关目标”还差七十来斤的差距。不过，这一次老乡们并不灰心丧气，他们都记得袁老的话呢，头一年不成，还有第二年、第三年，这天底下，还真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事。——从科学的角度看，要缩短这个七十多斤的差距还真不容易，当你开始向极限挑战，每提升一斤一两的产量都极为艰难。
从春播到秋收，袁隆平这年几乎一直在路上，那感觉就像他第一次去雪峰山，一直在抵达之中，一生都在抵达之中。
这年也并非风调雨顺之年，据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报告，2015年是全球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最炎热的一年。而在这最炎热的一年中又最炎热的三伏天，袁隆平马不停蹄地奔赴重庆山区、河南信阳、山东日照、湖南湘西等多地考察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百亩高产攻关示范片。一个农业科学家，对气候是高度关注的，这极端炎热的天气，其实是厄尔尼诺暖流的再一次发威，把太平洋中巨大的热量转移到大气中，将会导致大规模的风暴、洪水、高温干旱和低温严寒等难以预测的灾难。从历史经验来看，厄尔尼诺爆发时，首当其冲的便是农业，而每一片示范田，都让袁隆平牵肠挂肚。
在袁隆平奔波的这些日子里，有一个日子是不能忘记的。那是9月7日，白露前夕。农谚道：“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齐。”此时，那半青半黄的稻子晒着秋天的太阳，正在秋风中奔涌壮大。而此时正是秋收之前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也是袁隆平最操心的一段时间。这天，他又走进了湘西龙山县石羔镇中南村。别看这是一个在地图上用高倍放大镜也找不到的小山沟，却也是一片特别适合水稻生长的生态区，被袁隆平选为第五期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示范片。一个叫胡昌祥的农人，像往日一样正在稻田里忙碌着。这个五十多岁的汉子，也是当地的一个种田的好把式，承包了这个示范片的种植和田间管理。胡昌祥正在稻田里忙碌着，忽然听见从田埂上传来一阵脚步声。他抬眼一看，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朝这边走来。啊，袁老师！他惊喜地喊了一声，就连泥带水地跑了过去，想要搀扶袁老师，一看自己那沾满泥巴糊糊的两手，又赶紧缩了回来，还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袁隆平是很敬重这些农民兄弟的，只要看见了他们，远远地，他就会把一双大手伸向他们，就像此时，他一下就握住了一个农人沾满泥巴的双手。
一个农业科学家和一个农民，就这样手牵着手在田埂上走过，那亲热的样子就像两个老农在打量庄稼的长势，盘算自家田里又一年的收成。这时候正是水稻从抽穗到谷粒渐渐成熟的时期，也进入了旺盛生长时期，这就需要及时补充营养，重在保穗、攻粒、增重、防秕，还要防倒伏和病虫害。尤其是在安徽发生的稻颈瘟，把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上万亩稻子给糟蹋了，袁隆平可以不理会那些是是非非，但农民的利益受损，稻子减产绝收，像刀子一样扎心。这也是他走到哪里都要再三叮嘱的，越是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越要高度防范病虫害。但胡昌祥似乎不用多叮嘱，他还真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田间管理很扎实，没有发现病虫害，也没有杂草。如果每块稻田都像这样管理，那些虫子再厉害，又哪有什么空子可钻呢？他越看越兴奋：“好，好，长势喜人，丰收在望，水稻高产，除了需要良种外，更离不开良好的田间管理和合适的生长环境啊！”这既是夸奖，更是勉励，老胡听在心坎上了。
两人在稻田里转了一圈，那咄咄逼人的太阳，逼出了他们一身透汗，人有时候还是要出一身透汗，痛快，痛快啊。这天的中午饭，他们是蹲在田坎上吃的。这不算什么，袁隆平早已习惯了。直到袁隆平走后，胡昌祥忽然猛拍了一下脑袋瓜，他想起来了，这天，正是袁老师八十六岁的生日啊！一个米菩萨的生日，很多农民都知道，胡昌祥也早已记在心里呢，怎么这天就偏偏没有想起来呢？其实，谁又能想到，一个登上了世界水稻科学巅峰的科学家，他的生日竟然就在一个偏远山村的稻田里不知不觉度过了，连他自己都忘了。
白露过后，那越来越爽朗的秋天让稻子的生长变得急切了，山风阵阵，一阵一阵的稻香灌满了山谷，眼看又到了秋收季节，农业部组织的专家验收组又要测产验收了。不过，这一茬稻子的现场测产验收，没有选在龙山，又一次选在了隆回县羊古坳乡，而结果不说是失败，也令人多少有些失望，羊古坳乡第五期超级杂交稻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突破了一千公斤（一千零四点三公斤），但比2014年在溆浦第四期超级杂交稻的产量还要低。这也证明了，尽管有人指责袁隆平和杂交稻“被强调的是产量”，而真正要把产量提升一点点，也是极为艰难的。此次测产验收虽未达标，但测产验收专家对“超优千号”都很看好，稻禾株形好，长势均衡，高抗倒伏，穗大粒多，结实率高。这些优势，让专家们都对这一品种的增产潜力充满了期待，攻克第五期超级稻目标，也许为期不远了。
在羊古坳乡测产后不久，从云南省“超级杂交水稻个旧示范基地”传来捷报。这是一个屡创水稻高产纪录的基地，从2009年起就开始进行杂交稻的示范种植，并于2010年11月正式挂牌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原育繁示范分中心”。六年来，个旧市杂交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亩产量也在不断增加。2015年，在百亩连片“超优千号”攻关中，他们率先突破了袁隆平院士提出的第五期攻关目标（每公顷十六吨，亩产一千零六十七点五公斤），刷新了百亩连片平均亩产水稻的世界纪录。这个示范点海拔较高、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既有适应水稻生长的良态，又有典型的“四良配套”，这也再次表明，水稻要达到超高产，良种、良法、良态缺一不可。与此同时，袁隆平和他的团队选育的“超优千号”在河南信阳、湖南衡东的百亩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均已达到了惊人的每公顷十六吨的产量。
尽管这三个百亩示范片都达到了袁隆平此前预期的第五期超级稻产量指标了，但他此时已经不满足于每公顷产量达到十六吨的目标了，又根据攻关的实际情况调高了产量指标：“我争取在三年之内，在我们的试验田达到每公顷十七吨（亩产一千一百三十三公斤）。十七吨是我正式提出的目标，把常规育种和分子技术结合起来，高产的同时实现高效，一是成本要低，二是绩效化，同时要确保米质好、品质要高。”——这一目标还远远不是他锁定的终极目标，他对自己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充满了信心，在九十岁后还要向每公顷十八吨（亩产一千二百公斤）攻关。一个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科学家，决不是凭着一股激情在驱使自己，更不是像“大跃进”时放“卫星”，动不动就亩产几万斤几十万斤，一切都凭理性的科学精神在支撑他。那么，水稻还有多大的增产潜力？这个在没有验证之前只能从理论上去预测。袁隆平认为水稻每公顷达到十八吨是有可能的。根据日本植物生理学家吉田昌一的计算，水稻在热带的极限产量是每公顷接近十六吨（十五点九吨），在温带是十八吨。如果充分利用光能，按光能利用率来计算，以盛产水稻的湘中一带为例，每公顷可以达到二十二点五吨（亩产一千五百公斤），那么至少还有五百公斤的潜力有待科研人员去攻关。五百公斤，已经超过了如今全球水稻平均的单产量，如果能够开发出来，利用起来，足以再养活一个地球。当然，他从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么多年一轮一轮地攻关，他培育出了一茬胜过一茬的超高产水稻种子，也造就了一茬一茬的中青年科学家，他坚信这些年轻人将一直攻关到每公顷二十吨（亩产一千三百三十三点三公斤）的目标，即便如此，也还不是水稻王国的珠穆朗玛峰，还有继续攀登的空间。
这年10月9日，秋天的味道已经越来越浓了，袁隆平穿着一件红黑相间的方格子衬衫，又出现在鄱阳湖畔的稻田里，他几乎一刻也没有停下脚步，在一天时间里就跑了两个地方，从八百里鄱阳湖的东岸跑到了西岸。这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昌市成新农场，一个是上饶市鄱阳县饶丰镇，都是超级杂交稻示范基地。鄱阳湖平原，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而江西省也是中国从未间断输出商品粮的两个省份之一。这里只说成新农场。2013年底，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成新农场正式签约，袁隆平在该农场设立院士工作站。一个数十年来默默无闻的农场，只因袁隆平这个江西老乡带来的一粒种子而一举成名，成了江西唯一一个、全国第四个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范工程基地。2014年，该农场连片种植了“Y两优900”等超级杂交稻品种，今年又种植了一千七百亩“超优千号”，这样大面积的种植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与百亩示范片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大田生产了。袁隆平穿行于如同油画一般的金色稻田里，那波澜壮阔的感觉唤醒他青春岁月的激情，他有一种想要奔跑想要歌唱的冲动。不是有人预言一曲“高产凯歌戛然而止”了吗？这时候他还真想奏响一曲“高产凯歌”。可惜，他没把小提琴带在身边，但他那风趣的比喻张口就来：“你们看看我们这超级杂交稻的长相，青棵到老，就像大家闺秀，徐娘半老也风姿犹存，能不孕育出丰满的果实来吗！”
这又是一个不能忘怀的日子，就在袁隆平赴江西考察超级杂交稻的同一天，10月9日，此时那篇灾难性的报道已过去了半年之久，袁隆平终于公开发表了一篇回应文章——《请别再向超级稻泼脏水》。在过去沉默的半年里，没人知道袁隆平想了什么，但很多人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其实不想作出什么回应，他也一直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谣言止于智者”，只要走进稻田，他就充满了希望，但那紧追着他的“系列追踪报道”却让他真的有些悲哀，很多科学事实甚至是科学原理都在误解或偏见中被歪曲变形了。对此，我很谨慎地用了“误解或偏见”这样的话语，一直到现在，我也深信那些报道者或追踪报道者是从善良的愿望出发，而据我的追踪调查，那确实是一篇不能呈现完整真相的报道，至少是部分失真。袁隆平一向是宽以待人的，他甚至可以容忍别人向他本人泼脏水，但绝对不能容忍别人“向超级稻泼脏水”。他发出了一连串追问：“超级稻有什么错啊？到底是多花了钱去做研究，还是没做出什么成果来？还是老百姓没有受益？”这个仁慈而宽容的蔼然长者，其实没有什么愤然，其追问的话锋带着解剖刀般的冷静，其中也包括了他对自我和杂交稻、超级杂交稻的解剖，对其优缺点，他就像对自己性格中的优缺点一样，从来不加掩饰，一直在向公众说明“超级杂交稻从来不是十全十美，在技术上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近期出现的质疑也暴露了超级杂交稻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其对病虫害尤其是稻瘟病的抵抗性还不甚理想”，他也在文章中表示，“我理解社会对于我们农业科研的高期待，但农业科研和生产从来不能一蹴而就。超级稻的生长和改进周期很长，起码需要三年五年时间，即便你晚上加个大夜班也无法那么快就解决问题”。而“对于育种者而言，其目标都是培育高产、高质的种子，但标准太高，像你以姚明的身高作为标准，我们就算长到一米八，那还是达不到要求的，还是矮子”。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对这次“减产绝收”的灾难性事件，他原本没有任何责任，但他从未推卸责任，并且一再表示要汲取教训，而说到底，“无非就是超级稻在发展过程中，有些品种不抗病，这是研究中出的问题，不能说整个项目不对，否定整个项目”。
对于负面报道，他的态度是宽容而又鲜明的：“任何事情，有赞成的，也会有反对的，要说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也是不正常的。有些人从他们的专业角度、技术角度提出看法，这也很正常。”但超级杂交稻的科研工作不能因为出现质疑的声音就停止，他会汲取合理的意见不断完善、改进，将之变得更优秀，更完善。他知道，仅凭他这样一篇澄清事实真相的回应文章，还不能消除所有的质疑，但袁隆平在澄清了事实、表明了态度之后，再也不会去理会那些“理不清，剪还乱”的是是非非了，他太忙了，对于他，分分秒秒都是贵比千金的时间。
在向水稻高产的极限发起挑战的同时，袁隆平还有一个神奇目标，那也是一道有可能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难题——海水稻。为应对粮食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开发盐碱地、利用海水灌溉种植成了世界各国专家探索的方向，但在研究上一直苦于难以突破。
多年前我就听说，湛江有个陈日胜，在海滩盐碱地上种海水稻。陈日胜1986年毕业于湛江农业专科学校，那年他和老师罗文列教授一起在海滩上普查红树林资源时，在芦苇荡中发现了一株看似芦苇却又像稻禾一样结穗的植物，差不多有一人来高。经罗教授察看，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抵抗海水盐碱性的野生水稻，叮嘱陈日胜将种子收集保存下来育种，有可能培育出一种能在盐碱地上种植的水稻。陈日胜把这当作“一份特殊的作业”，也由此陷入了“一种特殊的命运”。他收获了五百多粒种子，从1987年便开始年复一年的播种、选种。这种海水稻有着天然抗虫、不需施肥等优势，但既不抗倒伏，收割也很困难，亩产仅有一百来斤。陈日胜一直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到2014年终于将亩产增至了三百斤，但还是太低了，或许是产量太低了，很少有人用公斤来算这笔账。如果大面积推广种植只能是得不偿失。那“一份特殊的作业”，陈日胜埋头做了三十年，却迟迟交不了“作业”，这也难为他了，他做的就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有人把它称为“一个种植界的哥德巴赫猜想”，难，太难了。
幸运的是，这一“特异的水稻种质资源”引起了袁隆平先生的关注，并于2014年10月派人到湛江海水稻发源地考察、采样，随后他便作出了又一个重大抉择，攻克海水稻难以大面积推广利用的难关。如果能培育出可以在盐碱地上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杂交稻，那又将是改变中国和世界的。这里不妨再看看大数据：在我国划定的十八亿亩耕地红线之外，还有辽阔的荒漠和不适合于耕种的盐碱地，其中盐碱地的总面积约为十五亿亩，约有两亿亩具备种植海水稻的潜力。我国水稻种植面积约为四点五亿亩，居世界第二位，总产量二点零四亿吨，居世界第一位，单产四百二十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点六倍。尽管袁隆平一直在推高单产量，但提高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内普遍的水稻亩产在四百五十公斤左右。若能大面积推广种植海水稻，我国的水稻面积将在现有基础上扩展近一半，哪怕保守估计，按亩产两百至三百公斤计算，也可增产粮食五百亿公斤，又能多养活两亿人。
2016年10月，国内首个国家级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宣告成立，由袁隆平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科学家。为什么首选青岛？一个青岛市就拥有五十万亩盐碱地，又环拥胶州湾，这都是可以利用的优势资源。该中心先在青岛胶州湾北部设立三十亩海水稻科研育种基地，计划三年内，在现有自然存活的高耐盐碱性野生稻的基础上，选育出可供产业化推广的、盐度不低于百分之一的海水灌溉条件下能正常生长的“耐盐碱高产水稻”。按袁隆平设计的技术路线，关键是要提高海水稻的抗盐浓度，一个是常规育种，把抗盐的特性转移到高产品种上面来；另一个是分子技术，把抗盐的基因克隆出来转移到高产品种上去，他认为“分子技术效果更好，但难度较大”。
对于海水稻，人们也有各种疑问，如“海水稻是不是咸的”“盐碱滩上种出的稻子好不好吃，有没有害”，对此，袁隆平都微笑着给予通俗易懂的回答，海水稻在海滨滩涂生长，海水的微量元素较高，海水稻的矿物质含量比普通稻的含量要高，加上海水稻在恶劣的野生条件下生长，其抗病性较强，没有普通淡水稻的病虫害，加上其盐碱度和耐盐基因，海水稻的“体质”是相对不错的，可以放心吃，一点也不咸。
那么，这种“耐盐碱高产水稻”又将有多高的产量？袁隆平锁定的第一期产量指标为亩产三百公斤，乍一听，这个产量实在不高，比常规稻还低，更不能跟现行的杂交稻、超级稻比，但也“非常了不起”了，现有海水稻一直徘徊在亩产七十五至一百五十公斤的低产现状，如果第一期产量指标能实现，就比现有海水稻亩产翻了一番，袁隆平将又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北方的海水稻育种基地刚刚剪彩，南方的晚稻又开镰收割。袁隆平又赶往梅州兴宁“华南双季稻”试点，经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等专家现场测产验收，其首选攻关品种“超优千号”晚稻平均亩产七百零五点公斤（干谷），加上此前的早稻测产结果（平均亩产为八百三十二点一公斤），实现双季超级稻年亩产一千五百三十七点七八公斤，亩产超过三千斤（三千零七十五斤），创下了双季稻单产的世界纪录。验收组组长罗锡文院士宣布“华南双季超级稻年亩产三千斤技术模式”试点成功，还从三方面列举了华南双季超级稻的试点成功的意义：“一是高产，目前国内普遍的水稻单产在四百五十公斤左右，两造也就九百多公斤，但这次引进的新品种‘超优千号’，两造达到一千五百多公斤，增产六百多公斤；二是在广东这样一个高温多雨、多台风的地区实现高产不容易，在全国也是第一次，具有借鉴和推广的意义；三是对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保单产首要的就是良田、良种和良法，这次试验都具备了。”
每次看着这个老人走向稻田的背影，我就会遥想另一个在麦田里穿行的身影，诺曼·布劳格在墨西哥的麦田里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帮助了一个饥饿的世界，为之提供了面包”，他曾经那样为人们崇敬和礼赞，然而到了晚年，这位依然在第三世界的麦田里奔走的“绿色革命之父”，却遭“时尚环保主义”者的群起而攻之，而攻击布劳格和他的高产农业，在当时也成了一种盛行一时的时尚。很多人认为农业技术带来的问题甚至要超过农业技术要解决的问题，布劳格在墨西哥麦田里掀起的绿色革命其实并非转基因小麦，但很多人在批评转基因技术时也会把矛头指向了布劳格。布劳格一开始也像袁隆平一样，在失去了科学常识的攻击之下保持沉默，不予理睬，但那些攻击者却紧追着他不放。终于，忍无可忍的布劳格开始了愤怒的反击：“他们从没有亲身经历过饥荒，我则在发展中国家待了整整五十年。那些人哪怕就是在那待一个月，就会哭着喊着要拖拉机，要肥料，要灌溉管道，如果那些时尚的精英主义者不愿提供这些东西，他们同样会愤慨万分的。”在面对人口增长这一严峻问题时，布劳格的观点也和袁隆平高度一致，布劳格一再发出警示：“世界人口如果持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下去，我们会毁灭这个物种。”为了拯救人类这个物种，布劳格一生都在同人口的增长速度赛跑。当然，历史最终也会把一份永恒的敬意和公正的评价献给他，联合国世界粮食项目执行主席史瑞说：“在拯救的生命的数量上，布劳格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人……他的心胸和他的智慧一样广大，但感动世界的却是他的激情和同情。”
这发自肺腑的敬意和评价，又何尝不能用在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身上？一位杂交水稻之父，一位绿色革命之父，在他们的晚年遭遇的命运，何其相似！但无论遭遇多少误解和非议，袁隆平也像布劳格一样，为了拯救人类这个物种，他将以毕生的精力同人口的增长速度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