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山崖口翠欲滴
丁洪飞
一
走了多年，又一次背起箩筐到了崖口。朔风从东往西席卷而来，我站在云贵两省的交界处，满脸红土，也有朔风扑面而来的久违。身后一片翠绿在招摇，从我的脚膝一直漫过我的头顶，直至今日遮住一片蔚蓝的天。枝桠纵横，已经分不清是哪年抽的芽，它挥舞着臂膀在云贵的大山深处，每一次落下都有沧桑的皱纹浮现在脸上。
离家几年，往往挂在嘴边的就是消失的东西。老家，山是老的，树也是老的，就连薄雾中的炊烟也是佝偻着身子，一把砍刀磨了又磨，它从不屈服于岁月的侵蚀，永远也不会让自己闲暇下来。挺着身子站在群山中，即使已经不能够对树木下手，也绝不让骨头低头。老牛这些年都已经不再耕地，我挥舞着打牛鞭吆喝，一次又一次地抽打在土丘上，兴许是没有犁头的指引，我的手臂已经疲惫下来，松软地挂在躯壳上，没有力气。锄头生锈，挂满了灰尘，那些年是它压迫土地，现在时代变了，它被狠狠压到了潮湿的角落；镰刀长草，翠绿的一片，死去的亡魂附着在上面，散发出幽绿的光。
如今只有父亲还坚守在崖口的一片红土地上，自从我们姊妹逐渐走出家门，父亲便把土地种满了核桃树和板栗树。按照他的话说，荒废了就是给先人丢脸，也让活着的人脸上无光，被戳脊梁骨。我跟着挖坑，挑水，把一株株树苗栽到崖口的红土地里，自此就不管不问，当我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它们已经覆盖了一片片翠绿，就像父亲两鬓花白的头发，一年比一年旺盛。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土地刚刚下放到农户的手里，可是一片片荒山和密布的松树林，这要怎么种上庄稼？划给你们村的就是你们村的，谁先开垦出来以后就是谁家的土地，再也不回收，这是老社长去开会带回来的话。这还得了，连夜扛起斧头和锄头，遇树砍树，遇到石头就往下坡推。听父亲回忆，现在崖口的半腰山土地都是他夜以继日抢下来的，还和几个叔父干了一架。
二
土地刚下放没几年，父亲就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母亲，母亲对父亲的往事历来“赞不绝口”：借来的工装服，一小瓶发蜡，头发总是往后翘，吊儿郎当的模样。鼻梁高高耸立，能说会道，每一次到家里都帮着干农活，从不喊累，要人才有人才，要力气有力气，就这样，父亲把母亲娶回了家。
刚结婚的人是要分家的，可是父亲分家是被“赶出家门”，只有一间土坯房，还是在村子里东倒西歪的，甚至没有分到一丁点家具和锄具，家徒四壁，真的只有四面墙和苍白的喜字。母亲说，她无数次后悔，可是父亲有一件事深深刻入了她的心里，不管再苦再累，生活再怎么寒酸也不会离开父亲。刚结婚那会儿，家里本来放着一堆横木，没过几天爷爷非要全部抱走当柴烧了，那可是父亲计划将来建房子的材料，母亲不同意，就和爷爷大吵起来。父亲一言不发，可能是因为父亲的软弱激起了爷爷的凶性，他拿起一根扁担就要往母亲的身上砸，当扁担落下的时候，父亲站到了母亲的身前，扁担狠狠砸在父亲的肩头，一个踉跄，父亲看着爷爷，把母亲挡到身后。爷爷没有再动手，被闻讯赶来的叔父给拉走，横木也留给了父亲。
分土地的时候又和爷爷吵了一架，这一次父亲死活不让，他对土地的感情就像刻骨铭心的落魄，他知道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根，没有了根那要怎样结出果实？父亲和母亲没有结婚后的蜜月，往往到了有月亮升起的夜晚，他们便携手从崖口回来，父亲背着满满一箩筐的草，母亲扛着锄头，闲暇的手便紧紧握在一起，谁也不松开。
好不容易到了栽苗的节气，谁承想绿油油的辣子幼苗被奶奶全部拔了，母亲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流。奶奶把门关得严严实实，还没有去质问，奶奶便把几个叔父叫来，说父亲要打她。后面母亲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奶奶看不惯父亲日子一天天变好，变得比其他叔父好。
秋天到了，收割的庄稼堆满曾经光溜溜的四面墙，吃穿不愁。那天，父亲一个人坐在门前的石坎上，一支烟燃尽，他都没有吸一口。月明星稀，秋天的风是带着寒气的，土坯房经历的岁月久了，迎风的那面墙便会裂开。无论是日光还是月光都会偷偷跑进来，更别说这无孔不入的寒气。母亲当时肚子越来越大，两个人挤在一堆杂物的中间，没有床，只是当时和爷爷抢来的横木错乱搭在一起拼成的“床”。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母亲就在屋里看着父亲，她是了解他的，没有过多的言语，静悄悄地站在父亲的身后便好。透过月光他们的影子重叠在一起，只是母亲的影子是从缝隙里溜进里屋的月光映到门前。
三
父亲似乎这一辈子就和操劳杠上了，也许这就是父亲的命。
父亲之后便去请了木匠姑父，母亲则回了娘家，把几个舅舅和外公请到了陋室。一凿一铲地把地基给挖出，然后自个儿扛着砍刀往松山跑，每日拖回几截木材，又在房子旁边的空地种上一排竹子，插几支柳条。日子渐渐寒了，父亲再也等不起了，他把今年收来的庄稼变现，然后买来红砖和水泥，给姑父包了一个红包，让母亲上街买了点肉和一条烟，说干就干，开始建房子。
姑父负责砌墙，其实也只用砌正面，其他的三面还是照老样子用土坯，上了甲板，只管往墙体上挑红土，然后紧紧压实。到了二层就需要姑父这个木匠了，他总会把父亲从山上砍来的树给削平，好的做梁，不好的就做一楼和二楼的夹层。听母亲说，那时候外婆腿脚还利索，她隔两日便推一次豆花，然后用水壶拎到邻村的我家。外婆一般走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帮忙把饭给做熟，然后又走回去，每一次来回都要外婆半天的时间。而外公更是早出晚归，天一亮就出门来帮忙建房子，到了月亮升起又走回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雪要落下的前几天，最后一块瓦也彻彻底底盖严实。而母亲也要临产，姑父把用剩的木材做了一张床和一个长椅，橱柜姑父也答应年前帮忙做出来。日子正在这样一步步往前，历史的轨迹总不会辜负有心人。
那个寒冬，姐姐的出现给了这个家少许的温暖。据母亲回忆，那年雪特别大，到了冬天，村里人都闲暇下来，其中也包括了父亲。农村人就没有啥娱乐项目，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打牌，当然是有赌注的，也就是一点小钱，玩几个通宵也输不了多少钱。最初父亲每日晚上还能赢一块多钱，连续赢两三天，他便不满足于这点小钱，和几个赌徒跑去邻村打牌，赌注越来越大，雪也越来越大，大雪封门，也堵住了父亲回家的路。最后还是外公拿着钱去把父亲给接回来，母亲欣慰的是父亲并没有把土地给压上。
那天晚上，父亲把手里的钱给输完了。出于赌博的心理，他只想着回本，可能只是一时运气不好，便向人家借钱来对赌，当借到一定数额，还没有回本，那就只能签字画押，把土地给压上再继续借钱对赌。父亲突然间醒了，可是已经欠了接近一百块，借钱的时候就说好的，要么今天晚上把钱赢回来，还钱，要么就是拿对等的东西抵上。拿土地抵债是不可能的，父亲把土地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没办法只能捎人给家里的母亲带话，让母亲想办法把自己弄回家。母亲连夜背着姐姐跑到了外婆家，我不知道一个弱女子是怎么在大雪封门的夜晚背着一个孩子从一个村走到另外一个村，然后又跑到更远的村子把深陷泥潭的丈夫接回家，不吵不闹。
开春，母亲又和外婆家借来春耕的洋芋种，才把那崖口的红土地换上新衣。天不遂人愿，没有雨水的滋润，再好的芽儿也不会有收成，空旷的山坡从这头到那头，滚一个石头，竟然沾不到半点草尖，都是漫天飞舞的热浪和红土。
再这样熬下去，吃的都没有了，母亲抱着孩子和父亲说道。其实前面几天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还是母亲背着父亲去外婆家拎回半袋苞谷面和几斤仓米，一直将就着过日子。父亲总不能搬石头砸天吧！老天爷无情，苦的还是那些靠天吃饭的人，空有一身蛮劲，却使不出来，只能望着火辣辣的太阳叹气。
四
终于熬过了那几年的饥荒，每当母亲回忆起往事都会止不住地泪流，苦日子过久了，慢慢就习以为常。
那些年，我们乡引进了烤烟，先吃螃蟹的能够吃饱，父亲起初还不敢放手去种植，在父亲的眼里，只有洋芋、苞谷这些可以吃的粮食才算农民的根本，烤烟也许就是一个坑，种出来卖不了还不能吃，不是贴了工夫还浪费垫本吗？第一年，两千棵烟苗，赚了四百块钱；第二年三千棵烟苗，赚了六百块钱。
1999年的冬天，我在寒风中呱呱坠地。
兴许前面几个都是姐姐，父亲总有些不一样的想法，时常还蹲在门口叼着一支烟。听母亲说，自从我学会了哭，父亲就开始戒烟了，每一次家里有烟味，我都哇哇大哭，也不要父亲抱我，其实每个孩子都这样，也包括比我早来几年的姐姐们。农村就是这样，生一帮闺女不如生一个儿子让当父亲的高兴。高兴是高兴了，可我却是计划生育外的超生儿童，要想落户口就要交超生款，整整三千五百块钱，父亲掏光家底，才把我落上户口。
我四岁那年，在一个外地烟贩子的拉扯下，父亲跟着倒卖烤烟到四川，一下子赚到两千块钱。三个姐姐都已经在读小学了，把三个孩子的学杂费交了，也剩不了多少钱，只够一家人的开支，父亲就想把倒卖烤烟这件事弄大点，赚大钱。父亲做了这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他从信用社贷款，把土地抵押给信用社，十年的期限，他贷了两万块钱。
那天晚上，父亲急匆匆回来，他满头大汗，身上沾满了一身泥，眼睛通红，母亲似乎猜到了什么。我们已经入睡了，被母亲的哭声惊醒，一群孩子围在母亲的跟前哭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哭，只是看见母亲在哭我们也就跟着哭了。父亲拉接近十万块钱的烤烟去往四川，还没有走出老家的辖区就被警察堵住了车，满满一车打包好的烤烟就被扣下。司机和他急忙从松林里跑，警察在后面追，他们分开跑，跑了好几座山才甩开警察逃回家，父亲还没有倒卖烤烟的时候就知道了，这样做是属于违法行为，轻则罚钱扣押货物，重则进去蹲几年，可是为了一家老小他还是铤而走险，走在悬崖绝壁上。
寒假也要结束了，大姐要去读六年级下学期，她可是同届中最优秀的，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没有哪家大人见面不夸奖她。那年她十三岁，父亲没办法，如果继续待家里，外债一大堆，还要提心吊胆，一不留神被查出来就要进去蹲几年。信用社两万，杂七杂八的也欠了一万多，种地什么时候才能赔清，父亲把二姐和三姐寄宿到了外婆家，偶尔帮几个舅舅干干农活，带着母亲、大姐和我出了远门。
五
按照父亲的话说，可以输，但是不能够认输。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跑到了五百里外的楚雄打工，起初大姐还在家里和我住一起，没过几天就被父亲送到了一家米线馆洗盘子。十四岁都不满的孩子正式步入社会，时至今日大姐心里也还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凭什么剥夺她读书的权利，凭什么十来岁就把她带入社会。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住在城中村的一家院落里，所有的一切都在里面，只有一张木制小床，父亲和母亲挤在上面，父亲经常都是侧着身子睡，而我只能睡在一个大盆里。刚开始还可以躺平了睡，没过多久我的脚就要蜷缩起来，或者把脚伸出盆外。我在长大，而盆却一动不动，白天就藏到了床下，夜幕升起才枕着月光睡去。
穿过一群错落有致的青砖房，放眼望去是一片翠绿的田野，四周被楼房包围，蛙鸣也在汽车的轰鸣声中苟延残喘。母亲最喜这片绿色，时常带着我横穿而去。在我们住的对面就是菜市场，而热闹与喧嚣却被这片绿色分成了两半，我们是属于寂静的一半，在人群中摸爬滚打，从来都没有激起过波澜。热浪卷起了黄沙和水泥，在破旧的房子面前吵个不停，父亲拿起砖刀，从日出挥起，到月明才放下。每一块砖可用还是不可用，都要经过父亲的筛选，他修整过的砖头，齐齐整整地垒到一旁。到了一定程度，包工头来给父亲结账，一块砖头三分钱，父亲砍了一天的砖也就三四十块钱，手臂已经麻木，使刀的右手粗壮许多。
那是一个清晨，父亲去工地干活，母亲则去菜市场倒卖一点蔬果，我被委托给了房东老太，她家的孙子和我一般大。我们跑到田埂上捉虫，一辆飞驰的汽车从眼前闪过，有一只不幸的麻雀出了车祸，它想从城市逃离，刚飞越了高楼大厦，临了，到了田野的边沿却横死街头。此时的我只有悲悯，我们用手捧着它的尸体，把它轻轻放在松软的草坪上，用木棍在靠近路旁的田野里挖了一个小坑，捡来一些枝条，像建房子那样，把小坑底部铺平，再小心翼翼地把麻雀的尸体放进坑里，然后垒一个土堆，总觉得还差点什么。我们去菜市场附近的建筑工地捡来一块砖头，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小鸟之“mu”。
过了一年多，大姐才被父亲接回来。那天我在幼儿园上课，像往常一样，下午放学母亲到学校门口接我，天气有点阴沉，而母亲的身旁却绽放着一缕阳光，是姐姐。我跑过去就抱住了姐姐，她是在这个异地最疼我的人。差不多一个月，姐姐就从米线馆回来一次，一次就待一两个小时，手里都会有我爱吃的东西，姐姐那时的工资就三百块钱，自己花了一部分，再买点东西回来，也就剩两百多点，她回来都是把钱拿给母亲，然后又继续去洗碗刷盘子。她挂念的不止我这个弟弟，还有两个寄宿外婆家的妹妹，每一次和母亲谈论最多的就是，钱存够了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到老家？后面父亲手里有了一些积蓄，他把大姐送到阿语女校学习，他愧对自己的女儿，不希望大姐背负太多的重担。大姐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差不多要两个月才回家一次，人也青春靓丽了许多。
日子总算朝着阳光的方向走去，虽然有些苦涩。
六
读一年级的时候，因为学籍问题，母亲带着我回到老家。生我养我的土地，根在这里，无论走多远，还是要回来。还有血浓于水的两个姐姐一直等着我们归来，然后回到自己的家。
我的记忆定格在5岁之后，对于之前的事物没有一丝印象，故乡是一个陌生的词，总是活在父母的口中，居无定所的灵魂没有归途，我打小就习惯适应新家，适应新的生活。刚回来的时候，我充满了好奇，一望无际的群山，漫山遍野的牛羊，哪怕是一块乌黑的山石，我都能窃喜老半天。一只脚踩进红土的满足，挽起裤脚蹚水的清凉，还有站在山腰嘶吼的舒坦，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爱上了这片土地。记忆可以重新捡拾，当红土铺面而来的时候，我俨然成了这大山深处的一员，每一条山道都会遍布我的足迹，每一棵挺立的松树都会与我结缘。
好几年没有种地了，家里没有一点点农家肥，母亲带着我们姊妹背着箩筐去山上捡牛粪。日积月累的放牛郎，让群山遍布干牛粪，都是农村人，谁家也不缺农家肥，所以只能便宜姐姐和我了。一天捡回一箩筐母亲就每人给我们五角钱，从来不食言。那天是一个干燥的下午，三姐带着我去崖口捡牛粪，我对自家的土地还不怎么熟悉，并不知道崖口那半腰地都是我们家的，一个老头赶着一帮牛羊在里面吃草，三姐隔着老远就扔石头去打牛，老头看到牛羊惊了神，在往回跑，就拎着鞭子朝我们走来。三姐并没有弱了气势，手里握着一个石头，把我护在身后，就这样看着那老头。
三姐首先质问道，我家的地，谁允许你放牛羊在里面的？老头显然习惯了这样，他说庄稼都已经收起来，放里面又怎么着。老辈人就是这样过来的，你这小孩奇了怪了，大人是谁，告诉我，我去问问你父母。三姐赌气把手里的石头朝牛羊砸去，我家的地，就是不允许其他人放牛羊进来。老头第一次见到这样蛮不讲理的女孩子，唬也唬不住，眼看牛羊要跑远了，老头也转身朝着他的牛羊追去。后面三姐带着我沿着崖口的地绕了一圈，她告诉我这是我们家的地，以后遇到别人放牛羊进来就赶出去，不然开春母亲耕地太硬，长出的庄稼也不好。
那时候，我们春耕播种的时候，人手不够都会相互之间换工，也就是你来帮我家点一天洋芋，我又去帮你家一天。母亲可以换到一个成年壮力，我经常跟在母亲屁股后面跑，干活的时候待在家里，到了饭点不顾姐姐的阻拦，非要去找母亲，其实就是去蹭饭。
春来秋去，时间就在播种和丰收之间来回溜走，二姐在我回来的第二年也出了远门，而父亲攒够了欠下的债，也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了这片红土地。
七
崖口的风刮来带着一丝丝腥味，也许是红土染上了鲜血的味道，从而夹杂着这样的味。和二大爹家地挨边的坎子上有三棵核桃树，叶子翠得发亮，我心里就在想，啥时候我家地里也能有一眼望不到边的翠绿。
11岁那年，金秋十月的太阳特别辣。那天我背着箩筐在苞谷林窜，汗水沿着脸颊浸湿了短袖，箩筐里的草还没有满，身体就已经瘫了，在火辣辣的太阳和锋利的苞谷叶的双重折磨下，我不想动了。我跑到二大爹家核桃树下乘凉，手里玩弄着镰刀，每一次挥舞都有杂草应声倒下，很想很想起身摘几个青皮核桃，可是父亲在家里警告过，出门在外不许碰别人家的东西，果子也是一样的。可是看着绿得发亮的青皮核桃，我的口水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只有每年的这半个月才能吃到青皮核桃，早了核桃没有成熟，晚了核桃已经脱壳，没有水滋滋的甘甜。我制止不了手，前后看了看没人，便摘了一些核桃下来，用镰刀一个个切开，一分为四，把核桃仁挑出，满意地放在嘴里。少年心性，吃起来就没个停，摘了一次又一次，身边已经堆起好多核桃壳，青核桃吃多会有一股苦涩的味道在唇上，每一次合嘴都会感觉到。我就是在有苦涩的感觉时才停止了摘核桃的动作，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
二大妈站在门槛咒骂，正巧她家和我家就在对门，她骂道哪个砍血老鸦啄偷她家核桃，还把核桃树都给弄断，老烂屎，没得人要的叫花子……话有多难听，她的声音就有多大声。我低着头不敢看外面咒骂的二大妈，父亲看到我的手指发黑，指甲缝里都是黑乎乎的，他已经猜到是我去摘了二大爹家的核桃树，问了我一句，是不是我。我立马否定了，父亲拿起竹条就往我身上招呼，外面咒骂声起伏，屋里我的哭声阵阵，最终才“屈打成招”。这是我记忆中被打得最惨的一次，背上和手臂上都是血红的印记。最后父亲替我瞒下了这件事，他没有和外人说起，任由二大妈在外面咒骂。
之后父亲去和别人买了一些核桃树幼苗栽菜园里。我心想，一米多点的幼苗要猴年马月才能结果，每当父亲叫我去浇水，除草的时候，我都是走一圈看看，从来不动手，要么就是随便浇几瓢水就回来。父亲知道我的惰性，可能只是让我去看一眼这些幼苗，在我离开菜园之后，他往往还要亲自确定一下这些幼苗的生长情况。
自从我去读初中，家里就清净了许多，二姐和三姐很少回家，我也是一个星期一次。那天回来，还没有把书包放好，父亲就喊我跟着去崖口栽树，他买来一批核桃树和板栗树，再加上菜园里的，可以把崖口都种满，要不了几年就绿油油的一片，把红土地给遮住。扛起锄头，我还是那个农家少年，父亲在前，我紧随其后，这是父辈的传承，我要一样不落地学会。
八
时间在一步步溜走，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路途也越来越远。
偶尔回家也没时间去崖口的那一片红土地，似乎忘了红土地上栽满了核桃树，已经没有了曾经的那一片荒凉与孤寂。我总是在回家和离家的途中，每一次离开父亲都会往崖口一站，目送我离开。黄昏下沉，父亲佝偻的背影渐渐和树影重叠在一起，弯曲爬行在大山深处，
我们姊妹逐渐离开了父亲的身旁，父亲拿着锄头一辈子都在和土地抗争，那些年是为了让我们姊妹吃饱，现在他把对我们的爱转移到了崖口的那片土地上，他看着树木茁壮地生长，从抽枝发芽到开花结果。到了板栗和核桃落地的时候，父亲背上熟悉的箩筐往崖口一走，他从不上树摇，只是等着这些成熟的果子往下掉，每一棵树下捡十来分钟。当走完整片核桃林，箩筐满了，暮色也暗了。
父亲最爱干傻事，他把粒大饱满的板栗放一个瓷坛子里，当存到坛子口时就骑着破摩托车往几个姐姐家送。有时候不注意，坛子底部的板栗已经坏了，他还是一股脑地装口袋里给几个姐姐送去。我回来的时候，父亲就把火炉烧得旺旺的，他已经习惯我喜欢吃火炉烤熟的板栗而不是煮熟的板栗，从开始的炸炉到现在每一粒板栗都熟透而没有煳味，父亲的手艺在多年的摸索中牢牢困住了我的胃。
父亲历来不喜欢吃核桃板栗这些东西，崖口的一片翠绿却发出耀眼的光，红土地上铺满了褐色的落叶，而父亲的两鬓挂满了一片银白。
原文发表于《散文选刊》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