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忆记
李长平
一
读澳大利亚作家克莱夫·詹姆斯的《文化失忆》，19世纪末20世初的维也纳，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时代，教育和工作是融在一起的，不分先后。维也纳的咖啡馆是文艺家们的实际通信联络处，咖啡馆是他们的活动中心，甚至是他们的家，一个文艺家聚集的咖啡馆就是一所伟大的民间大学。
这是令人仰慕的。中国的咖啡馆，文化气息就很弱。有时候去转一下，喝杯咖啡，很难看到文艺家的身影，甚至在咖啡馆里读书的人都没有一个。前几年各地茶室多如牛毛，许多茶室，如果你说要品品茶，老板都会用怪异的眼光瞧你，原来他们的茶室，主业是提供棋牌娱乐。有一天晚上与一个朋友谈点事情，找了一家茶室，他们给我们泡了杯浓茶，旁边刺耳的洗牌声令我们都很难为情，只得逃之夭夭。
喝了浓茶之后我一夜失眠。
二
《史记·李斯列传》这样开篇：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史记·李斯列传》这样结尾：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 “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失！”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这个如日中天又跌入谷底的李斯，没有人生方向的李斯，曾经的帝国文胆又扼杀文化，制造阴谋最终被阴谋所害，自制毒酒又被毒酒所伤被灭三族，这个思念故园而回不去的李斯，与他的“同路人”把精神一再自我简化或被简化，即使意志坚如铁石，最终也是灰飞烟灭，所有的梦想皆成一枕黄粱。
李斯是秦朝的缩影。秦王朝通过不断杀伐和酷刑，把国家弄成一套由脆硬材料制成的高速运转而又没有任何润滑剂的高危机器，这个没有诗意反对抒情拒绝人文情怀的国度，表面看起来无比强大，却逃不出速朽速亡的结局。
三
我始终相信，文明的花园恰恰是由随处可见的普通人的才智交流与行为习惯来灌溉和维系的。天才与伟大的作用（或历史性贡献），就是他们盛开的第一朵花或变异的第一个新品种。音乐之城维也纳，诗意弥漫的圣彼德堡，艺术之都的巴黎，都有其源头活水。
四
克莱夫·詹姆斯说，早些年他不得不把手头最好的书卖了去换点吃的东西来果腹，所以从不在书上画线。这一点与我相仿，我读书从来不在书上画线涂鸦。我不是为了把书再卖出去，而是爱书护书的怪癖使然。有一次，上面来检查专题学习成果，我的书洁净如新，为此我还特意把我的读书习惯做了一番解释说明。这种读书习惯的缺点，就是需要文中的句子和观点的时候，还得费点时间去找。由于工作关系的原因，我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个别周末以及很少的节假日里才有时间读书，每年读几十本书，内心才能在繁忙的工作节奏中闲适下来。
五
方向很重要。有一个故事说，一艘用钢铁制造的船，使罗盘不能指示北方，只能指向自己的船身。因此，这艘船便没完没了地自身打转，最终消失在第四纪的化石冰块里。
有一种现象叫“蚂蚁死亡旋涡”。蚂蚁是出名的天生视力差弱的动物，它们走路都是靠着信息素，它们会跟着群中的领头即主帅走，这个领头的蚂蚁会分泌一种叫作踪迹费洛蒙的物质，后边这些“军团蚁”就会闻着这种物质的气味行走，当这个领头出现分不清方向的错误的时候，后面的大军就会跟着乱成一锅粥，疯狂地围着头领转圈，直至全部累死。
六
在基层工作，有些变化是令人欣慰的。云南省双柏县的绿汁江边原来是县里最贫困最落后的地方，我刚到双柏工作时，江边有些地已经开发出来了，但依然广种薄收。镇里干部介绍说： “这里的群众由于交通不便、大山阻隔、信息闭塞，生活很苦，习惯也不太好。”我说： “生活习惯怎么会过不好？”他们说： “男人基本上就是干喝酒、拿鱼摸虾、喝醉了打婆娘这三件事，女人书读得少、婚结得早，养点猪鸡补贴家用，在家里没什么地位。”我说，那我就挂包帮扶大麦地镇吧，连续三年直至脱贫，我才又去挂包另一个也同样贫困落后的安龙堡乡。近十年来通过不断夯实发展基础和培育产业，这里成了全县发展最快最好的区域。去年我又去调研，问一农户： “你这漂亮的别墅造型美观、结构合理，是请谁设计的？”他说： “我这是在网上买的图纸，花了1.5万元。”我当时非常感慨，心想，这还是当年的那群彝族兄弟吗？
过去这一带的彝族群众都是住在老式土掌房里，室内光线不足，很是暗黑，而且都是墙台梁、土夯墙，安全系数很低。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后，都建成了新式土掌房，安全、美观、敞亮，道路硬化还装上了路灯。前年冬天，我到安龙堡乡的丁家移民搬迁点调研，正逢一农户乔迁。饭菜都在公房里侍弄，房子旁边的空地上，有两个人在忙着烧水泡茶。我说这么冷的天不在屋里烧水咋会跑到这里来了？其中一人说，新房子那么漂亮，厨卫都入户了。我们怎么会舍得去熏它！
这些年我去得最多的就是这些偏远贫困的地方，去得多了，与群众自然就亲近了，大家无话不说，无难不讲，真正把扶贫干部当成了他们的亲人。我觉得，脱贫攻坚中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的改变是最重要的改变，它可以直通现代职业农民这个崭新的境地。
七
我不擅长讲故事，女儿小的时候，她要我讲故事，我都是现编现讲。有一次，她被一架倒下的楼梯砸了脚，晚上捂着脚睡不着，我就给她讲小兔子到菜地摘菜时被铁锚夹了脚，受伤回洞穴后兔爸爸为了减轻小兔子的疼痛就一直给小兔子讲故事，小兔子睡着后，兔爸爸到野外找草药，被狐狸追赶跑到山顶差点被吃掉，幸好被一僧人所救，后来僧人到兔子家里把小兔子的脚给治好了。女儿听完后说，爸爸我的脚擦过药了，你不用再去找药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眼里噙着泪，心里想，我给你讲故事，是让你早点入睡减少疼痛，你一句话，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让我明白了你的担心和爱。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赶第一趟客车去一平浪，找了一个著名的骨科医生好好瞧了瞧女儿的脚伤。
八
有一段时间，我同时看两本诗集，一本是狄兰·托马斯的《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宵》，一本是马骅的《雪山短歌》。托马斯的诗歌很少涉及压力、怀疑、自我分裂、反讽等现代诗常见的主题，一片落叶、一滴露水、午后男孩都可化为无穷的诗意。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老年在日暮之时应当燃烧与咆哮/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临终时明智的人虽然懂得黑暗逍遥/因为他们的话语已迸不出丝毫电光/却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善良的人翻腾最后一浪，高呼着辉煌/他们脆弱的善行在脆弱的绿色港湾里跳荡/怒斥，怒斥光明的消亡。/狂暴的人曾抓住并涌唱飞翔的太阳/虽然为时太晚，却明了途中的哀伤/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宵”。马骅的朋友韩博《在世界的镜像中》写道，2003年春节过后，马骅离开天津老家，独自前往云南与西藏边界梅里雪山下的明水村，在那里做起了乡村教师。就像在真正抵达之前，马骅对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撒谎说要去周游世界一样，在真正完成之前，他也不愿意把自己做出如此选择的用意告诉任何人。他并不是为希望工程而去，尽管在当地，很多人都如此误读，他也懒得解释，只是带着学生们盖屋、种菜、学习汉语，他不曾在学校里拿一分钱，但也不影响他不断地向我抱怨自己如何缺钱，无论是在雪山脚下藏族木屋里一起烤火的时候，还是远隔千里互发短信的时候。 “上个月那块云从雪山背面/回来了，带来桃花需要的粉红，青稞需要的绿/却没有带来我需要的爱情，只有吵闹的学生跟着/十二张黑红的脸，熟悉得就像今后的日子/有点鲜艳，有点脏”。狄兰·托马斯是在放纵躁动中实现对永恒的内在表达，而马骅就像卡瓦格博雪山上的一团云雾，那么纯洁那么辽远，在静寂中体现纯粹的自然而然的诗意表达。另一首《山雨》也是我喜欢的： “从雨水里撑出一把纸伞/外面涂了松油，内面画了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通往云里的山路上/梦游的人走了二十里路，还没醒/坐在碉楼里的人看着/也没替他醒/索性回屋里拿出另一把伞/在虚无里冒雨赶路”
狄兰·托马斯在39岁时连喝下18杯威士忌后没有醒来，这个自称要创造一个“紧迫的狄兰”的家伙，自我毁灭激情后平静地留在诗里。马骅32岁的时候，灵魂融入了翻滚的澜沧江。他在梅里雪山写下的诗成为当代汉语中最明净澄澈的一部分。
狄兰·托马斯我是在回家的周末读的，马骅和我则于每天晚上10点以后面悟心谈，两个不一样的人生，共同有一颗伟大的诗心。于我，都是那样震撼，那样不能自已。
九
一个人的时间安排，对于他的一生至关重要。在学生时代不认真学习，成年进入社会后，就已经输在起点上了。参加工作以后，不用心用力用情用智工作，就会碌碌无为，一事无成。业余时间的安排，藏着你的潜力指数和幸福指数。我的同学，有的读完博士成了大学教授，而有的参加工作以后就没怎么学习，连写个申请都不会了。
许多人问我，你工作那么忙，怎么还能长期坚持读书写作？我说，别人逛街一群人叽叽喳喳，我逛街一个人是放飞心灵、完全放松，让思想信马由缰，别人晚上打牌、喝酒，吃茶、聊天，我晚上与书籍为伴，治轻狂、医浮躁、疗暗伤、养情志。如果周末或节假日有休息时间，我一定有一个短期的读书或写作计划，即使陪家人出游，也不会打乱自己的计划。
十
曼德拉曾被关押27年，受尽虐待。凭着坚毅、凭着执着、凭着博大的胸怀，他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就任总统时，他邀请了三名曾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参加典礼。当曼德拉起身恭敬地向看守致敬时，在场所有人乃至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他说： “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抛置身后，那么即使我驰骋世界，也与仍在狱中没什么区别。”
禅师见一蝎子掉到水里，赶忙救它。谁知一碰，蝎子蜇了他手指。禅师无惧，再次出手，又被蝎子狠狠蜇了一次。如此数次，终于救出蝎子。旁有一人说： “它老蜇人，何必救它？”禅师答： “蜇人是蝎子的天性，而善是我的天性，我岂能因为它的天性，而放弃了我的天性。”
十一
2021年1月17日是一个周末，气温陡降，窝在客厅的沙发里看女儿塞给我的《动物农场》。当天看完，脑子里对小说的最后一段记忆犹新：12条嗓门儿暴跳如雷地吼叫，声音全都一个样。这下弄明白了，猪们的脸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敢情动物们从窗外朝里望，目光从猪移到人，再从人移到猪，又重新从猪移到人，要分清哪张脸是猪的，哪张脸是人的，已经不可能了。
荣如德的这个译本我很喜欢，用词平直精准、表现力强。孙仲旭在译序中说：这本书出版之初，奥威尔在伦敦忙着去了一间又一间书店，将其从儿童读物搬到成年人读物那边。读完之后，我赞同这种说法：作者奥威尔真是多虑了，我们（读者）不会忽略奥威尔在讲述一个动物童话的同时，向我们发出的郑重警告或者预言。这就是这本薄薄的《动物农场》的价值所在。
十二
一个诗人一旦比自己的诗歌更有名，这往往意味着她（阿赫马托娃）正出于外因而被祭奉于她本人荣耀的圣堂之上。
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他的自杀不是因为他疯了，而且因为他不再疯了。
十三
一本书上说，小人有四心：虚荣心、嫉妒心、报复心、嗜血心。说得罪君子你完全可以高枕无忧，要么人家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要么人家会坦荡释之，但你一旦得罪小人，则会被无度纠缠和烦扰，明枪暗箭让你防不胜防，我信然。读书时对竹林七贤多少有点倾慕，十多年前刘强在《百家讲坛》讲《竹林七贤》时每天中午都听一会儿，后来他又出版了《竹林七贤》这本书，再读，对嵇康印象更深了。过了一段时间，看到江苏史学家赵剑敏写的单篇文章《竹林七贤》，对嵇康和钟会这两人做了精彩分析，真是通透淋漓，很是过瘾！
嵇康少聪，无师自通，博览古今典籍，尤喜老子和庄子之学，习得烂熟于心，谈玄论理出口成章，赋诗行文喷锦吐绣，令听者痴迷，令观者拍案。他追自由、求放达、任散逸，与世无争，藐视权贵。他的日常就是岩壑、溪水、竹林、柳树、野花、芳草、牧牛、茅屋、大锤、铁砧、古琴、浊酒、丹药、薄粥、菜根，儿女嬉戏膝下，一派田园风光，意趣盎然的神仙姿势。
钟会也是人中龙凤，堪称干才。他家世显赫，学渊深厚，胆识常人难以企及。他是一个求权势、慕富贵、趋功名，热衷权力、紧随政要的政坛新秀。心中对嵇康充满了仰慕追光的渴望。钟会比嵇康小一岁，属于真正的同龄人，两人各有千秋，各领风骚，本可各管各地发挥己之所长，各在各的天地做出一番事业。可是在当时征战不断、杀伐不已的时代，两个不仅没有成为朋友，事情反而走到了反面，他们碰撞，竟整出了人间最惨烈最黑暗的一幕。第一次造访，钟会尚未成为司马氏红人，在学术上虽无重大建树却不失勤奋，去时孤身一人，并很具诚意。如果壮着胆进去，嵇康再傲，即使发出诘难，恐至少会对他的虚心感到一些慰藉，而提供起码的学术讨论氛围。钟会的胆怯，很可能错失了一次两人心平气和相识的机会。其实，第二次的造访，钟会还是胆怯，否则，毫无必要铺张自己的行伍，借助外在的东西来制造虚假的光环。
以聪明著称的钟会，始终不了解嵇康；胆怯的钟会，实在无力接近嵇康。接近不了嵇康，钟会在仇恨之余，产生了杀机。
嵇康胸怀纯净，纯得有些单纯，净得有些透明。他既无害人之心，又无防人之心，以为只要自己坐得正行得端，做个正直的人，遵循道义的准则，对得起良心，不卷入是非之地，避开政治旋涡，那就不怕舆论的非议，不怕政坛的冷落，不怕小人、奸人、佞人的打击和迫害。至于对生活的要求，喝酒一杯，弹琴一曲，服丹一副，自得其乐，于愿已足。钟会是一个典型的小人。他心地阴险，阴得有些暗沉，险得有些恶鄙。他认定人性本恶，认定每个人为了生存，都应不遗余力地谋取私利，且各显神通各尽其恶，而他面上呈现的善，仅仅出于交往的需要，是种刻意的伪装。在弱肉强食的政治生态下，不能将信义、情谊、伦理看得太重，唯有根据客观情况，用以黑制黑的信条，打击一切竞争对手，搬掉大大小小的拦路石。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事情要做得巧妙，做得隐蔽，做得天衣无缝，最好的办法是借刀杀人。钟会是决意要做一个人上人的：一个超群绝伦的人上人，一个青史留名的人上人，一个独步古今的人上人。为达到这一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成大功、就大业、扬大名。可惜他私欲无度、膨胀无边、构陷无数，最后造反不成，被诛灭殆尽。
古人认为贤有五品：谨敕于家事，顺悌于伦党，乡里之士也；作健晓惠，文史无害，县廷之士也；信诚笃行，廉平公，理下务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经术，名行高，能达于从政，宽和有固守者，公辅之士也；才高卓绝，疏殊于众，多筹大略，能图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极想做大贤者成天下之士的钟会，时代却扭曲了他的灵魂，他自己一直在刻意为这个丑恶的灵魂浇水培土施肥，催得这朵欲利熏心的恶之花在40岁遽灭。嵇康和钟会的性格迥然有别，追求南辕北辙，冲撞势所难免。然从冲撞到生死相搏，钟会施尽小人之能事，使光明万丈的大丈夫嵇康留下一曲万世悲歌。
十四
一日读一本中医书，看到一句话：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对这一句话，解释五花八门，令我一头雾水。我考虑了一下，认为这还得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中医的最高境界是治未病，生小病了，不能病急乱投医，身体有自愈系统，而这个自愈系统，涵盖了阴阳正邪清浊五行相生相克之道理，只要能找准病因，自我反思和总结，自己也就能医治（注意）了。民间有谚“久病为太医”，就是这个道理。中医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天地人三才为一统的哲学观，在《道德经》里有充分体现，其中说： （天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曾国藩在家训里说：治心病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病以“不药”二字为药。 《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国治家齐身修，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追求，防患于未然不仅是对人对事的态度，也是中医的精髓。孙思邈《千金方》中所说：古之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上医听声，中医察色，下医诊脉；上医治未病，中医医欲病，下医医已病。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
近日阅读韩启德院士的《医学的温度》，觉得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书中结集了近些年韩院士对医学的本质、医学史、叙事医学、精准医学等的人文思考，阐述了对癌症、传染病、中医、死亡等的独特看法，对癌症应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等人们习以为常的医学观点提出质疑和建议，对全速发展的现代医学技术及其发展方向进行重新审视，提出应回归以病人为中心的价值医疗、不能忘记医学的来路和归途等观点。
十五
王阳明的心学总结起来，就六个字和四句话。这个六个字就是“心即理”和“致良知”。四句话是：无善无恶心之体——世间万物并没有所谓善恶之分，就像呱呱坠地婴儿一样的赤子之心。有善有恶意之动——人的意念一经产生，善恶，好坏也随之而来，这也就是佛家说的起心动念。知善知恶是良知——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人看到恶的现象后，会痛恨恶行；看到善的事物就喜欢。这是人的良知在起作用。为善去恶是格物——人主动地去除不合理的私欲所产生的恶行，主动做善事。儒家的“格物”，意为探究事物的道理纠正人的行为， “格”在此有“穷究”之意。在王阳明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圆融通达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宽阔气度。之所以为王阳明者，就是该“钻牛角尖”时拼命钻，该灵机应变就顺时势变通。只可惜许多人只知咬文嚼字、死记硬背，却不知打开繁杂心学大门的钥匙只有一次关键词——“变”！
十六
两年前，朋友送了一套六卷本的《哈佛中国史》。原打算一年把它读完，无奈事务繁杂，时间碎片化的我只能宿舍放一种，家中沙发上放一种，床上放一种，一有时间就看。所以，我的阅读经常是几本不同门类的书同时进行的，这样杂乱的阅读虽然影响系统性，但对各类知识的融会，增强思想深度是有好处的。伴随着《哈佛中国史》一起阅读的上百本书，让我繁忙而又压力巨大的工作生活得到调节和减压。这部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领衔主编，集结罗威廉、陆威仪和迪特·库恩三位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学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的《哈佛中国史》，写法新颖，史实理据充分，往往在较小的切口中反映出一个阶段的社情民意，以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反射一个时期的国民历史。有评论说，这是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人写史史也印人， 《哈佛中国史》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引导世界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6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成就斐然、盛况空前的清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 《哈佛中国史》是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权威、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有意者可一读。
原文发表于《中国校园文学》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