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沉迷在西南边疆的“路上人”
杨 杨
湘人曾昭抡是伴随着长沙临时大学的“教育长征”，于1938年2月与湘黔滇旅行团一同步行进入云南的11位老师之一，他们历时68天，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总计步行1300公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文化苦旅”，也是一次“诗意”的求索和探险。他们经历了雨雪冰雹天气，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夜，与鸡鸭、猪牛陪睡，闯过山林、雾谷、匪区，渡过激流险滩，几乎每一天都含辛茹苦，险象环生，惊心动魄。似乎从那个时候，他就喜欢沉迷在路上。
我现在猜想，曾昭抡一定是在践行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的信条：我只有在徒步旅行的时刻，才想得那么多，活得如此鲜活，经验如此丰富，能尽情地找回自己。因此，曾昭抡到了云南以后，利用一切时机，如暑假、科学考察和学生实习的时间，几乎走遍了云南。我们现在翻阅他所走过的路线图：在云南之南，他走过了石林、开远、蒙自、个旧等地；在云南之西，他从昆明走到中缅边境，途经楚雄、大理、保山，一直到了畹町；在云南之北，他走过了富民、禄劝，沿着鲁车古道，渡过金沙金，一直走到四川的大凉山。他给人的印象是，除了上课时间，他都在路上。
可以说，曾昭抡是一个志在四方、志在科学的人，常年在外“行走”，常年埋头在他的科研中，对“家”的概念似乎很淡然，以致因为长时间在外，待他回家时，保姆都认不出他是主人了，竟然把他当作客人热情招待。一直到天晚时分，他还没有离开，保姆因此感到很奇怪，不得不委婉提醒他，双方这才知道闹出了笑话。
在昆明的8年中，每逢假期，他都要带领学生走出校门，走进云南各地的工矿和科研单位，去那里考察、实习。让学生在“行走”中，看到社会的现实与现场，看到科学的真实意义与奥秘。现在，人们在曾昭抡的日记里，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与学生到访过的工厂矿山，竟然如此之多，昆明附近的有中央机器厂、云南钢铁厂、云南酒精厂、云南炼铜厂、昆明化工厂、云南纺织厂、裕滇纺织厂、云南制革总厂等等，较远的有一平浪盐矿和个旧锡矿等等。对这样的实习与考察，他是绝对认真负责的，可以说是把他和学生一起全部“投入”其中，如同沐浴甚至像游泳一样，让到场的人都真实体验到那个领域的“水之声” “水之温”和“水之深”。曾昭抡看得非常仔细，记录得也很详尽。一般是现场记录，当天整理，以后发现有遗漏，又进一步补充完善。有时，他一两天的记录就达一万多字，并配有许多工艺流程图，对某些重要的设备、原料、产品等等，还记下英文名称。因此，他的笔记几乎就是一本真正的“百科全书”。比如，他在参观云南纺织厂之后，对“浆纱”一词，做了这样的记录： “浆纱。在织布厂中至光重要，浆太多或太少，织时纱均易断。此厂浆纱法，系用玉米面100份，牛脂（牛油）十四五份，及白蜡四五份相混合，在一方形木桶内搅拌，同时并用蒸汽通入，略加热。和好后，用抽水机打出，送充浆纱机内用之。”他甚至对一幢宿舍楼也要做细致的观察和记录，比如，裕滇纺织厂的女工宿舍当时情形是这样的： “三层楼房，作扁长形状，耸起殊形，窄而高。宿舍现只成一幢，但因人数无多，此幢现亦只住三楼一层。最下一层，设缝纫室、涮洗室、阅报室、会客室等。女管理员共四人，招待甚为殷勤。宿舍内一房睡12人（6床上下），帐子被褥，均甚整洁，远较联大女生宿舍为佳。未上班之女工，均着旗袍。若非在此见之，几疑甚为摩登之女学生矣。此厂童工甚少，女工多系少女。”
那时，曾昭抡安排这样的实习或考察，每次短则一两天，长则十天半月，甚至一个月。但无论时间长短，每个人都有一种沉甸甸的收获感和愉悦感。当时的情况，我们可以在曾昭抡的学生们的回忆文章中感受到一些。他的学生鲍纫秋说： “我们三年级时，他带我们去一平浪、个旧、开远实习。这一带有钢铁厂、盐矿、锡矿，还有造纸厂、兵工厂、电石厂等，我们去参观实习的这些工厂，都是因为他的关系，他跟那些工厂的人很熟。我们在实习时，曾先生一边看，一边讲有关化学的知识。到一平浪、个旧时，我们都是下到矿井里去的。那一次他带我们跑了很多厂，时间差不多一个月。他带我们去个旧时，厂里请他做学术报告，他向工厂介绍各国化学发展情况。因为他有名气，他演讲以后，该厂请我们全班同学免费吃了一餐。”裘立群说： “我们第三次出去。坐火车先到开远，再从开远坐小火车到个旧，当天晚上就到了。我们住在个旧锡矿大楼，很高级的。矿山有空中缆车，德国人造的。第二天参观个旧锡矿，主要看了选矿厂，看怎样提高矿石的品位。我们收获很大，白天参观实习，晚上要辅导。在化学系，曾昭抡教授比较实际，当时带学生去实习的教授很少。”
在另外一方面，曾昭抡其实又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简单”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他对自己的衣食住行，几乎没有一个教授应有的“标准”，一切都非常“简单”，他总是以一个“怪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学生的学生金起元讲过这样的故事： “曾先生的薪金很高，但他的饮食穿着，却非常简单朴素。他穿的长衫是褪了色的，那双布鞋几乎和拖鞋没啥区别。有一次，在昆明的美军请他去演讲时，他换上一套又皱又旧的西装，穿上一双未搽鞋油的皮鞋，前往应付一下，回来后又立即换上长衫布鞋。他很能吃苦，有一次我跟他去路南大叠水游览，住在一座破庙里。煮的米饭根本是夹生的，我都觉得难以下咽，他却谈笑自如地把饭吃完，毫无怨。曾先生从来没在我们的面前提起过他出生在近代显赫的曾国藩家族，也没有说过他从清华学堂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官费留学经历，更没讲过他回国后创建中央大学化工科，首开国防化学的功绩。”
费孝通也讲过这样的故事。他说： “尽管我与曾先生来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时，除非他有事要和我说，否则经常是熟视无睹，交臂而过，若不相识。起初我不太习惯他这种似乎不近人情的举止。有一次与潘先生谈起，潘先生笑着说，关于曾公的怪癖传说确是不少。比如，有人说有一次天空阴云密布，他带着伞出门，走了不久，果然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衣服被淋湿了，他仍然提着那把没打开的伞向前走，直到别人提醒他，才把伞打开。还有一次在家里吃晚饭，他不知怎的，心不在此，竟拿着煤铲到锅里去盛饭，直到他爱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炭，才恍然大悟。至于晚上穿着衣服和鞋袜躺在床上睡觉就是常事了。而他所穿的鞋，在昆明学生中几乎都知道，是前后见天的。”
曾昭抡的夫人俞大细的姐姐俞大缜回忆说：“记得有一天，我从北大回家，路过沙滩时，只见昭抡站在红楼前面，面对一根电线杆子，又点头，又说又笑，过往行人不胜骇然。我走近他身边，他也不理我，仔细听他说话，原来他在和电线杆谈化学哩。大概他又有了什么新发现，得意了，把电线杆子当人，在向它报喜……昭抡对时间抓得特别紧，把袜子穿好也嫌麻烦，常常是正一只反一只。有一次，几个民盟成员带了孩子来访，一个女孩忽然指着昭抡的脚说，曾伯伯，你的袜子为什么拖在脚跟上？真奇怪！一位盟员说，曾伯伯要是把袜子穿好了，那才是怪事呢！”
曾昭抡的薪水是很高的，但他却俭省到了吝啬的地步，原来他把薪水的绝大部分掏出来，拿去办中国化学杂志，拿去购买美国全套化学期刊，拿去翻印外国物理化学资料。费孝通也曾说： “曾公对科学事业着了迷，但并非出于私好，而是出于关心祖国的前途。科学落后的情况和因此而会带来对祖国的危险，他知道得越深刻，就会觉得自己的责任越重。他一心扑在科研上，科研上的问题占满了他的注意力。”
由此看来，曾昭抡不是一个书斋里的人，更不是一个书呆子。他与这个世界，哪怕是一条街道、一个工厂、一份报纸、一项产业、一个学生，都保持着最亲密的联系。他活在当下的世界中，活在经常性的行走和调查中，任何力量也无法割舍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他相信自己的脚步，在一摆手，一抬腿之间，他的人生就有了节奏，有了鼓点，有了轻重缓急，有了思考和探索，有了远方，有了激情，有了梦想。有一次，他在昆明以南与一个高原湖泊相遇，几乎是一见钟情。第二天就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阳宗海较昆明观音山尤美。昨日初到时，望见一湖蓝水。午后四时，太阳正盛，则反光射目甚强，作白色。夕阳中太阳将落，自树间（不太密）下望阳宗海及自之导出的海河，水清可爱，风景奇美。河的窄谷，嵌有土黄色的房屋一片，即系鹅塘镇。夜间峨眉半月，悬在天空。星星颗颗，多而且大，配以静静的深蓝湖水，倍增美丽。”
对于曾昭抡来说，这样的景致太美了，可以让他长时间地沉迷其中，但与一般意义上的“名胜风景”无关，因为他不是一个旅行者和探险家，他是以一个教育家和科学家的身份与姿态，选准一个方向，把自己交给大地，交给大自然，在探索万事万物的过程中，关乎他的心灵，关乎他的化学教育，关乎他的学生，关乎他对国内国际政治时局的观察与思考。
严格地说，他是一个具有世界视野、知识渊博和专业精神的教授，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是一位杰出的化学家，是我国化学科学界领袖级的人物。但他一进入云南以后，就如同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云南迷”和“云南通”。事实上，云南或整个大西南是一块具有魔力的高原，无论它的大江大河、高山雪峰、森林原野、古城古道，都可以让每一次行走，演变为探秘之旅、梦幻之旅和“朝圣”之旅。他说：这里的高山峡谷，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西康的贡嘎山，就比日本的富士山好多了。一般国民没有科学考察的条件，可以通过“爬山运动”增进国民健康，也是一件应该提倡的事。其次， “边疆工作的重要方面，是科学材料的收集”， “所谓科学材料，包括地形、地质、矿产、动物、植物等项。”许多地区，国人对那里“知道的还很少，大可值得作详细的考察”。
曾昭抡在云南有过三次不朽的远行。第一次是1939年3月11日至25日，从昆明到中缅边境；第二三次都是从昆明到西康。每一次都是名副其实的远行。这种远行与短途行走是完全不同的。短途行走不需要付出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如同散步，应该是一种享受。而远行却截然不同，不仅需要全方位的付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才能抵达目的地，才能顺利返回。这样的远行，能把路上的一切事物都串联起来，成为一个像生命一样的整体世界，远行者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同时也在创造这样的一个世界。
他第一次远行是搭乘汽车而去的，第二次远行，是先坐飞机到重庆，然后通过坐汽车、骑马、步行、坐滑竿、乘船等方式，进入西康，又从木里进入云南丽江、大理，最后回到昆明的。第三次远行，可以说是第二次远行的故地重游，目标依然是西康，但这一次是纯粹的徒步行走，从昆明出发，向北沿着一条云南古道，渡过金沙江，到达当时的西康省，最后进入大凉山，然后又沿着另外一条云南古道，返回了昆明。
行走对于曾昭抡来说，就是如此“简单”。他无论是骑马、乘车、坐滑竿还是徒步，甚至乘船，乘飞机，都很简单，如同吃饭、睡觉、呼吸、穿衣一样的简单。但这一切又是那样的“复杂”。他的行走几乎就是曾昭抡式的那种独树一帜的行走，是挺直腰板还低着头？是带着沉思与犹疑的意味还是急匆匆的？是忧心忡忡还是闲庭信步？好像是这样，又好像不是这样，一切都应该带有曾昭抡的个性色彩。
走路是人的普遍行为，但是在路上记笔记和日记，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曾昭抡在路上的日记或笔记数量是非常惊人的，他几乎每天都要记，每时每刻只要有机会坐下来都要记。他随时带着本子和笔，一边走一边思考，脑子里随时都有等待着他下笔记录的句子，就像“入魔”一样。其实，早在曾昭抡跟随湘黔滇旅行团进行“教育长征”时，有人就发现了他身上对记录的“魔性”所在了。在那次长征中，他“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手拎一小瓶墨水，小憩时从干粮袋中取出日记本和一支蘸水钢笔，缓缓拧开墨水瓶盖，蘸着墨水写上一阵”。他还喜欢绕路行走，即便有时可走一段捷径，他也不走。比如当他们走到黔滇边境的“二十四拐”时，由上而下，明明有一条小路可以包抄下去，一会儿就能走到山麓。但曾昭抡就是不走小路，而一直沿着汽车的路线，循迹而下。原来，他要测量里程，只有走在公路上，测出的数据才真实准确。有人问他，里程何必测量呢？看看公路一旁的里程碑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曾昭抡认为，是的，已经有现成的了，但他要亲自验证一下。
在滇缅公路上，曾昭抡也是如此。他搭乘的汽车，行驶非常缓慢，大约时速在25公里至35公里之间，而且常常抛锚，要停下很长时间来修理汽车。好在他们搭乘的是一辆新车，抛锚的次数可以忽略不计。从昆明到下关，由于路面不大好，公路上的汽车又多半是旧的。坐公共汽车去，因为随时可以抛锚，普通平均至少要走4天。有的时候，车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丛山荒野地方抛下锚来，把乘客们急得“走投无路”。而曾昭抡正好“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与他同车的人为了让他能看好一路风光，把最好的座位让给他，有的还帮助他观察沿途的路碑。因此，他到了下关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昆明到下关，以前测定的里程数是421公里，近来经公路局重测，改作412公里，而经曾昭抡验证，确定是411.8公路。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亲自测量了从下关到畹町河中缅交界处，沿途41个城镇村寨距离昆明的具体里程数和各地的海拔数据。
曾昭抡两次西康之行，特别是在第二次的时候，除了过江乘船，他全程步行，在他的日记上留下了诸如此类的描述：“辞别昆明”“穿过普吉镇前行”“自头村向富民出发”“路续下趋”“北营距富民约二十二华里”“由者北动身”“在距鸡街约两里半处” “从柿花树来” “不到一里” “翻过杨梅岭的公路”等等，我们现在依照这些描述，几乎可以在脑海中绘制出一幅生动形象的“卫星地图”，指引着我们到达他曾经到达过的地方。那时，他依然特别迷恋数字，总是精确地去测量那些高山河谷、村寨城镇的海拔和相互之间的距离。但由于条件限制，他们的科考仪器很简陋，仅有指南针、温度计和照相机。开始的时候，曾昭抡曾计划测量沿途各地的海拔，但由于那台用来测量海拔的水银气压表是他们自制的，非常笨重，加上木匣，体积达一米多高。一路上，大家轮流用手抱着那个“大宝贝”，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艰难前行，好不容易走过了鲁车古道，却渡过金沙江后，打碎在西康的路上了。因此，在曾昭抡的记录中，很多地方缺少了海拔数据。除此之外，曾昭抡还真实地记录了边陲的地理地貌、民族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的自然风光。我们可以想象，在许多时候，曾昭抡望着漫漫长途，凝视着路上陌生的事物，就开始写日记了。他在云南留下了《缅边日记》《西康日记》《滇康道上》等几本书，其实这些日记或笔记，简直就是云南的“西游记”“南游记”或“北游记”，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各种传奇故事、地方知识和浓郁的文学趣味。特别是《西康日记》，经过他整理以后，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了一年多时间，成为香港街头巷尾持续期待与热议的一个“西游梦”。
每一条路都是一个隐喻和象征，走一条路就是在通过诠释一系列事物之后，更好地认识和理解那个隐喻与象征。这样的路其实就是一个空间剧场，充满了奇人和异事，充满着物质与非物质世界的事物。可以说，曾昭抡在行走中思考，在行走中坚定自己的信念。也就是说，移动的是身体，而改变的是世界，或者说改变的是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与看法。这一点，在通往畹町的滇缅公路和通往大凉山的鲁车古道上，他体验得非常深切。
曾昭抡准备“行走”滇缅公路时，这条公路刚刚修通。以前虽然也有滇缅通道，但那只不过是一条小路，只有马帮和牛车才能通行。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滇越铁路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离日本占领的广东太近了，随时都有被轰炸而瘫痪的危险。因此，中国急需修筑一条从昆明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1937年底至1938年初，云南20万民工开始修筑一条世界上最崎岖的长达上千公里的公路。这些民工绝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为青壮年大都已开赴中原参加抗战。几个月之后，这条公路就修通了，从原来的小路一变为国际交通的要道了。美国人现场考察后，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称： “这是继开凿巴拿马运河后，人类创造的又一个奇迹。”
曾昭抡当然非常关注这条奇迹般的公路，他认为，这条公路在下关到芒市一段路中，翻过苍山、怒山、高黎贡山三条大的横断山脉，越过澜沧江和怒江两条有名的大河，论起工程的伟大和风景的庄伟美丽，真是在世界上不可多见。因此，到缅边去考察，是许多青年和中年人共有的愿望。一来因为滇缅公路是目前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在这边区里，人口异常稀少，汉人的足迹尤其很少踏进。我们平常听到关于那地方的传闻，不过是些瘴气、放蛊和其他有趣但不真实的神奇故事。至于可靠的报告，实在是太缺少。我现在有了一次不易得到的机会，趁着寒假的时候，搭乘某机关的便车，去那边跑了一趟。
由于是乘车而去，曾昭抡当然觉得是一件很快意的事。但过了禄丰之后，“两旁夹着山，一边沿着江，走起来伴着江流蜿蜒盘旋，依着山势时上时下。山上长满了树，江中露出许多大小不等的石块，夹着泥的黄色浑水，以相当的坡度，从上游奔流下来。许多地段，是把山凿开，变成较宽的路，所以随处可见露出石崖的断层。车在这段路上行走，因为转弯和上下坡的地方很多，弯来得急，坡度也常常很大，所以实在是相当危险。据说车子失事，在这一段上是常有的事”。
可是，比这段路更惊险，也更壮丽的路段，似乎还在后头。当他们行驶了两天，来到从下关到漾濞三十几公里的路程时，曾昭抡看到这样险境：
洱河在这路段中，夹在两山间往下流，沿途蜿蜒盘旋，转弯的地方非常多。路也就随着河流山势在那儿转，有上有下，坡度异常大，有几处陡得根本不符合普通公路的习惯。有好些地方，路是凿山而开的，也有劈岩而过的，因此一旁露出岩层的地方很多。南岸的山，是由紫色泥岩构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北岸的山，属于苍山山脉，是点苍山的脚山，那山大部分是由花岗石构成，在别处是很少见的。洱河的水，异常的清，因为水流很急，水中又散布着有许多大小不等的石块，水从石上冲过，到处激成瀑流，深绿的水上，罩着许多白色的浪花，再配上两边山上的树木和弯急坡陡的险路，真是一幅笔墨无法形容的美景。
可是，面对这样的美景，曾昭抡却想起了当时卡洛夫主演的《科学怪人》的一句广告词“胆小的奉劝不要来”，因为“说这段路险，绝对不是开玩笑。现在几乎每天有车子在这段路上失事，有时一天好几部”。
在这条新辟的公路上，他们的汽车曾几次迎头遇到马帮，本来这是一件平常易见的事。在昆明附近也常常出现，马遇到汽车，它视而不见，一点儿不怕，要么自己走自己的路，要么主动“礼让”汽车。可是，滇缅公路上的马，却非常害怕汽车，可以说是“十匹驮马九匹怕”。那些马一见汽车来了，若是没人紧紧拉住，它们就立刻忘命地奔跑起来，似乎要与汽车赛跑，并不让路，弄得汽车司机不敢开快，只能与马一起熬着，一直要挨到前面出现小路，马才会奔到路旁的山上，或跑到离公路很远的地方停下。这时的马，已精疲力竭，而汽车司机也被折磨得有气无力了。即使当时有赶马人勉强把马拉住，但汽车一过，马就立即大跳起来，常常难以控制，给汽车带来了许多危险因素。
他们到了保山，在那个云南西部最热闹的地方，他们看见了“两多”。第一是牛多，从城外到城内，常常回响着一种从牛脖子的铜铃上传来的叮当叮当的古老“音乐”，随着这种“音乐”的传来，成群结队的牛帮就出现了。这种牛帮也像马帮一样，脊背上驮着成捆的木柴，一边一捆，慢吞吞地走向城里。第二是小脚女人多，每逢赶集的日子，简直就年轻妇女的天下，她们大多是缠着小脚的“三寸金莲”，穿着形形色色的绣花鞋，走在街上，一摇一摆的。那一天，曾昭抡在街上碰巧遇到了一顶新轿，前面并没放下布帘，可以看到新娘子坐在里面，故意将她大红色的小鞋在宽大的裤腿下露出来，像一个大大的红辣椒。据说，这里原先是“三多”，现在减少了“辫子多”，因为在大街上几乎看不到披着长辫的男人了。
从保山到龙陵，要横跨怒江。在接近惠通桥时，他们远望怒江，却一点看不出“怒”字的意味，反而让他们觉得江水相当平静。但当他们走到桥头，停车往下一看，才发觉怒江的水其实正在那儿翻滚，水面上时常露出令人惊骇的漩涡，但在人不注意的时候，又消逝到了远方。
他们快到芒市时，却看到了一种特别的风光：
昏黑中到处看见烧山的火光，很是好看。烧山在云南似乎是一种通行的习惯。就是在昆明，夜间有时也可以看见西山上在那儿烧山。我们这次来出来，在昆明与下关之间，看见过好几处正在烧山。下关以西，又看见过好几次。但是任何地方的烧山，也没有芒市附近那么好看。烧起山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好看。白天的时候，看见绿树中间，烧出一条红色的火路，真是极美的对比。夜间看烧山，好像灯火似的，把自然界照亮起来。我们到芒市的时候，因为烧山的地方多，远看到处烧起，仿佛就像城市的灯火一般，只是略微红了一点。到芒市停下车后，站在一处洋楼的平台上，望见对面山上烧成横的一大条，像庆祝大会所扎的彩灯一样，更是壮观。但烧山毁坏森林，实在是一件应当取缔的事。
芒市遥远得像一个传说中的“天堂”，现在终于出现在曾昭抡面前了。这是他一路走来相逢的最美的小镇，安静、清洁、美丽，仿佛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公园。这里的路很宽，房屋不多，店铺更少。芒市作为一座城，并没有城墙，只是在东西两端，各有一道简陋的用土砖砌成的城门。曾昭抡在这里所看见的都是自然界的美景：
出了西门以后，又是一片公园一样的草地。这块草地略有高低，有点上海兆丰花园的样子。草地上面，有榕树和其他树木，走过去的时候，看见几条黄牛静悄悄地，低着头在那儿吃草。整个的地方充满了恬静的气息。没想到在紧张的抗战局势当中，这个交通要道的站口，还是这么宁静。
在曾昭抡的调查中，他发现滇缅公路修通后，一切变化就开始了。许多地方已开始近代化，外界的许多新鲜事物已逐渐在这里生根发芽。在滇缅公路未开通之前，滇边的土司在当地老百姓的眼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店铺来说，过去城里是不允许出现这种东西的，因为店铺会亵渎土司的尊严。当时，赶街子的地方，设在西门以外。可现在，公路开头了，城里也出现了几家新开的店铺。更重要的变化是，以前土司来到街上，街边的“夷民”要全部跪地，夹道迎接。现在公路初通，中央来这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们对过去的很多“礼节”不胜其烦，因此就简化了。因此，芒市和遮放的两处土司，就下令废除“夷民”见到土司要下跪的老规矩。于是，时轮转换，土司与平民渐渐可以平视了，慢慢也就“司空见惯”了。
曾昭抡也见过一位年轻的“土司”，但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种“土头土脑”的人。他穿西装，住洋房，开汽车，打网球，比一般的大学生还要“摩登”一些。有一次，曾昭抡在街上遇见那个土司，看他身上仍然穿着西装，头上却戴着一顶俄罗斯式的蓝缎绣花帽子，帽子的两边有一条缎子的飘带，自然垂到肩上，很是洋气。但土司家里的女人，仍旧是老式的“摆夷”装束。
进入遮放了，这是当时滇缅公路中国境内最西的车站。曾昭抡在这里看到了一片急剧变幻中的异域风情。半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凉的小村子，现在却已经变成一个“五方杂处”的交通要站。在这里来来往往的人，有本地的“贵族”，有新来的汉人，还常常看见英国司机和“加拉”司机，他们都是从缅甸那边开着汽车过来的。英国司机穿着西装革履，但却喜欢在头上加戴一顶中国的瓜皮小帽，样子显得很滑稽。 “加拉”是印度的一个民族，他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花格子衣裤。其实，严格地说，那裤子只能算是一种大大的裙子。
一些外国货物，主要是汽车，由海船运到缅甸仰光以后，通过火车运到腊戍，又由腊戍用运货汽车运到了遮放，在装上中国运货汽车，运往昆明。据说，当初刚有几部汽车达到遮放的时候，满山头的“摆夷”带着惊奇的面孔，望着那种怪兽一样的汽车，大喊大叫。几个月之后，汽车已是这里司空见惯的东西了。每天几十部、成百部的汽车，在这里迎来送往，忙得不亦乐乎。这里无疑已是一个闹市了。
在遮放与畹町之间，途经一个叫作护浪的地方，那里原来不过是一个6户人家的小山村，现在却成了一个“繁盛”的工地，有许多极其简陋的工棚，住着一些修路的民工。原来是这一段公路，在过去修筑时，由于时间紧迫，路面没处理好，现在正在加紧修补。但遮放的人口本来就稀少，而现在限定要在三月份完成修补公路的任务，所以只好由公路局从外面雇工人来帮忙。他们分工合作，外来的民工负责修正路面，本地民工则从事更艰辛的工作——开凿石头，敲碎石头。虽然当时困难重重，但负责此段公路的土司和民工们正在加班加点地干活。
曾昭抡关心的是工资问题。一问之后，让他大吃一惊。原来云南省政府规定是本省境内修路，一律采取义务工役的制度，不但不给工资，连伙食也要自己带。这次修补滇缅公路，中央原来计划对所有民工，一律发给工资。但后来云南省政府认为这种办法不但与过去的义务工役制度发生了冲突，而且必然会影响将来的征工修路，因此采取折中的办法，凡本地民工照旧一律不给工资和伙食。而对雇来的外地民工，每人每天发给工资国币四角（内含伙食费）。
这让曾昭抡感叹良久，对那些民工肃然起敬。外界人是否知道，云南人为了修筑这条国际公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国难当头之际，这些生活在艰难困境中的民工们也是顶起国家的一副副脊梁。
带着这种“情绪”，曾昭抡来到了中国和缅甸的交界处——畹町河。他看见，畹町河其实很小，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河水滔滔的样子。河上正在赶修一座石桥，桥身8米，所以被称之为“畹町八积桥”。桥的两旁，一边刻着汉字，一边刻着英文。在桥头，双方都没有警备岗位，只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各自在本国境内设有一处检查所，对来往客商履行对违禁物品方面的检查的义务。
当时，中国人到缅甸去旅行，并不需要护照，只需要出示一份正式的身份证明，让缅方检查站看一看就可以了。本来曾昭抡并没有出国的“计划”，但同车有一位先生能讲印度语和缅甸话，所以在他与缅方的检查人员搭上话之后，人家就让他们入境。在缅甸的领土上，他们被邀请去人家篾棚里喝红茶。喝完茶以后，又合影留念。曾昭抡在检查站附近，看见了缅甸境内通往腊戍的“滇缅公路”，据说以前的路面比中国境内的更糟糕。因此，中国方面提请英方注意之后，那段路已经修整得比中国境内的好多了。曾昭抡在检查站附近玩了一会，就匆匆“回国”了。在自己的国土上，他们买了四个煮鸡蛋，花去了国币六角。他发现，畹町的物价已比遮放的更高了。此后，曾昭抡“完成”了本次私人行走，原路返回了昆明。
在昆明，曾昭抡一直“向往”那个像白纸一样的地方——西康与大凉山。那里听起来像一个荒原，又像一片沙漠。外界对那里的社会真相，几乎一无所知。相对于亘古不变的高山大河，人类何其渺小？但人类却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感知那些风景，去阐释那些事实。
曾昭抡终于迎来了两次去西康的机会。一次是由中华自然科学社组织的“西康科学考察团”。这次考察的路线共四路，曾昭抡选择的是第二条，他从昆明出发，一路经过成都、雅安、康定、九龙、木里、丽江、鹤庆、邓川、大理，再返昆明，全程共3220公里，其中实际步行500余公里，骑马近700公里，乘过飞机，坐过汽车、人力车和滑竿，经历过千难万险，一度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他在回忆中说：
我们差不多步行过川康大道的全程，我们穿过向来视为神秘的木里土司“王国”，我们蹚过了夏季从来没有人敢过的贡嘎河。我们爬过贡嘎山，渡过金沙江、蚂蟥沟，上过玉龙雪山。我们越过海拔4800多米的高峰，穿过几十里长的大森林，走过几十里远的大草原，经过一百多里没有人烟的境域。我们曾经一个月没有见过街子，若干天没有见过汉人。黑夜骑马、涉水渡河、蛮家借宿、林间打野，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帐篷和炊具是我们行李的重要部分，吃的用的全都要带着走。我们曾经好几天没吃过米饭，好些天缺乏医药。我们曾经干吃过青稞粉，还吃过狗吃剩的火腿。说旅行“苦”，在这些地方，根本不能成为问题，因为在这些地方成为问题的，不是苦和乐，更不是干净和肮脏，而是死和活。
曾昭抡即便曾经面对如此严峻的死与活的问题，但他依然对“远方”无限迷恋。于是，在中英庚款董事会致函各高校，表示要支持有志者进行相关科考活动时，曾昭抡立即出面组织“西南联大川康科学考察团”，考察的目的地是被人们视为汉族“禁区”的川康交界处的大凉山。在筹备期间，不止一个人奉劝他们别去闯那一片恐怖的地方，否则一切都无法预料，大约是凶多吉少。有人还不断讲述这个故事：1909年，英国探险家巴克尔带着翻译、脚夫等10余人，在“黑夷”保头的保护下，由西昌进入“夷区”，深入到凉山的核心地带牛牛坝考察。结果，在一个名叫连渣脑的小山村，巴克尔被当地“夷族”杀害，同行的翻译和脚夫被抓去卖给当地的贵族，从此沦为奴隶。
曾昭抡当然不会为此退缩，他在云南滇西北一带早就发现，那些散发着所谓恐怖气氛的地区，其实是因为封闭和落后，彼此隔阂起来，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对外界的变化几乎一无所知，外界对他们的了解也微乎其微，因此，双方常常生活在误解、仇视和敌对之中。曾昭抡决心“彻底走完大凉山”，拿出一份最真实可靠的调查报告，让人们对大凉山来一次“刮目相看”。
他们此次科学考察活动，最终并未得到中英庚款的支助，经费全靠自筹。因此，他们计划全程步行，只带着简陋的科考用品、轻便的睡具，以及少量的药品，脚穿胶鞋，头戴笠帽，就从昆明出发了。那一天是1941年7月1日，昆明上空正回响着空袭警报，人们像潮水一样涌出城外。他们也被席卷在巨大的人流之中，迅速冲出了城门……
他们正式上路了。全团共11人，曾昭抡任团长，成员是化学系的裘立群、陈泽汉、李士锷、戴广茂，地学系的马杏垣、黎国彬，生物系的钟品仁，物理系的周光地，经济系的康晋侯，社会学系的柯化龙。他们从跨出昆明大门的那一刻起，每个人都未免产生一种茫然与悲壮之感，觉得天地之间的路，无论大路小路，山路水路，古道今道，其实就是一个“迷宫”，忽而觉得远，忽而觉得近，弯弯曲曲，望不到尽头。正因为这样，多年前就有人把“迷宫”称之为“耶路撒冷之路”。因为耶路撒冷就是中心，就是“朝圣”的目的地。而通往目的地的路，就像是一座压缩了空间的迷宫。当人们远行的时候，迷宫的空间就无限扩大了。所以说，路就是一个巨大的迷宫，就是一个高深莫测的隐喻，这个隐喻再现了远行作为精神之旅的难度和深度。 “迷宫”不仅象征了路途的复杂，更代表了某种旅程——启蒙之旅，探索之旅，甚至生死之旅。
经过一天的行走，他们来到了富民。这个地方与昆明仅仅相隔一个马站，但却让他们“仿佛又回到十八世纪的生活”，城里没有电灯，天一黑就完全陷入黑暗之中，只能在微弱的油灯下摸索，让他们不禁想到昆明有电灯的种种好处。当昆明正在灯红酒绿、载歌载舞的时候，这里的老百姓仍过着千百年来“日落而息”的旧时代生活。更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街上的店铺本来不多，但一到天黑就一齐关门了，谁也别想买到什么东西。
他们一路走下去，每个人心中每天都有了目标，有了看得见的路程，有了可期待的成就或行动的结果。他们一步步沿着计划之中的路线方向行走，追踪着山川、江河、气象、季节、景观、野生动植物等等，如同把沿途固有的一切记忆之物复活起来，这几乎是一项浩大复杂的“工程”。曾昭抡却一件一件信手拈来，把它们储存在大脑里，记录在本子上。
他们到了北营，街上有一家专门卖硝的商店，名为“兴农厂售硝处”。曾昭抡看到硝是一大块一大块的灰黑色软性物质，与石灰石一般。这里多年来产硝，由农家拿去做肥料，一直销往昆明、禄丰一带。曾昭抡打听到附近有硝硐，便去查看。当他头戴斗笠进硐时，被工人急忙叫住，让他把帽子脱下，才能进去。原来这里的人迷信，认为戴着用稻草或麦秆织成的帽子进硐，是一件不吉利的事。据这里的人说，此地一共有十几口硝硐，每硐一天多则出硝一两千斤，少则三五百斤。售价是每百斤国币四元。曾昭抡考察了一番之后，认为“这一带的硝矿藏量，或许比本地人现在所知道的多得多，只要顺着岩层走向，向山里挖去，当可得到不少。另外，硝矿内还杂着一些纯白色的结晶体，那是石膏，采硝的时候，此物可成为一种副产品”。
在一个名叫“钻字崖”的地方，他们看到“一座矮矮的茅棚，里面蹲着两个人，持枪怒目相向”。他们起初误以为遇到土匪了，试图赶快逃过去。后来才知道，那是“保商”的哨兵，守在此处收取马帮的哨钱。这是云南、四川两省自古流传下来的一种守哨制度。通常在匪徒经常出没的险要山口，设立哨口，由地方派兵把守。这种哨兵，以前由团丁充任，现在改称自卫队。他们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往来的客商，不被土匪打劫。当然，为了补偿他们的保护，凡过往客商，到了哨口，就得付一笔保哨费。曾昭抡他们的考察团，因为是半官方性质，沿途哨钱，也就基本免了。
一路上，他们都听说，在禄劝的新山寺一带，因未设保哨，土匪猖獗，是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凡商旅到了那里，除非有专门的武装护送，否则多半不敢擅自闯入。据说，前几年政府派来的一批勘路工程师，路过此处时，因为大意，事先未请专人保送，结果在此被劫，行李和仪器全被抢光了。对于曾昭抡的考察团来说，因为请自卫队护送，所以比较放心。
自卫队的人说，新山寺就在前面了。这让考察团的每个人立即警觉起来，把心收得紧紧的，与驮马一起贴着走，不敢轻易走散。但眼前出现的是鹧鸪河，水面很平静，河上有一座石拱桥，过桥之后，又继续绕山而行，接着又走了一段小路，随之又返回大路，不久就进入荒山。每个人的心都在怦怦直跳，谁也不敢说话，更不敢向自卫队询问，新山寺为何还不到？唯恐在询问的时候，绿林好汉突然跳了出来。中午，他们在经过“小店尾”时，曾看见村中有一位老铁匠，正在把一块通红的铁，打成一把大刀。当时，考察团的很多人就充满了想象：说不定那位老铁匠就是在替匪徒打制一把杀人刀。
前面的路继续绕来绕去，忽上忽下，没完没了。既没有路人，也没有村子出现。走着走着，在路边上忽然出现了一个茶棚，烧茶的是一位老太婆。他们就坐下休息，一边喝茶，一边听老太婆讲过去这一带的劫案。她讲得绘声绘色，就像她亲历过一样。曾昭抡他们的想象又开始活跃起来，说不定这位老太婆就是匪人的眼线，只待她发出什么暗号，他们立刻就会遭到打劫。
离开茶棚，他们又沿着陡峭的石头路盘旋而上，如上梯子一般，驮马常常因为遇坎而后退半步或一步，然后再一跳而过。难怪这个坡被称为“倒马坎”。上了倒马坎，就进入一片小松树林。这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刻到了，因为名副其实的绿林已出现了。这时，两位自卫队员的面部表情也异常紧张，把背着的枪，拿在手里，低着头，弯着腰，东张西望，似乎随时以一种冲锋的姿势，去对付盗匪。曾昭抡想停下来，测量一下那里的海拔，但自卫队不答应，反复强调此地非常危险，千万不可久留。
“著名”的新山寺终于出现在山顶的一小块平地上，很小的样子，可谓其貌不扬，这让考察团的每个人都感到很失望。曾昭抡不顾自卫队的强烈反对，执意要进去看看，所有的人都很赞成。这是曾昭抡走出昆明以后，最重要的一个记忆点：
走到此庙门前，顿觉杀气森森。我第一个摸进大门去。此门半开半关，进门的地上，满是血迹。不免令我一惊，迎面在地上蹲着一座大香炉，四周血迹模糊，沿边插着许多鸡毛，看得令人惊心惨目。护卫队的人说，这是本地人敬神的习俗。我心里方才略为放下一点。继续向寺里摸进，一直提心吊胆，随时都担心有匪徒直蹿出来。走到庙里唯一的大殿，里面供丰着“送子娘娘”，身上依然披锦挂红。我们想不到这位娘娘与强盗有何关系，除非是保佑他们多生养几个小强盗。我出来的时候，在寺后的草地上，集体合影一张。盗匪们如果知道了，一定以为这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在这条古道上，真是险象环生。但好在一路有惊无险，平安无事。当然，后来的“奇事”依然经常发生。有一天下午，他们经过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小村子，当时，他们从早上到下午都没吃过任何东西，饥饿难忍。他们试图敲开一户人家，找点东西吃吃，而且已做好了思想准备，无论能弄到什么，只要能吃就行了。他们走到第一家门口，刚想进去时，一条獒犬突然跳了出来，接着主人也出来了，用一种惊疑的眼光，盯着他们。他们只好连连退避，另寻一家，去碰碰运气。这是一个彝族小村子，男子多少还能说几句汉话，妇女则听都听不懂。他们又摸进隔壁那家，只有婆媳二人，男人出外了。婆媳俩能说的汉话实在太有限了，好在她们基本能听懂他们的意思。他们看到了这家人的火塘，好像也没有可吃东西的影踪出现。他们就对婆媳俩说，请你们给点吃的吧，吃完一定付钱。那位年轻的媳妇说，钱不要，吃的也没有。他们再问婆媳俩，你们平常究竟吃些什么？你们吃什么就拿些出来给我们吃。婆媳俩连答都不答。他们急坏了，怎么办呢？每个人都饿得实在走不了路了。他们只好继续央求婆媳俩，说了很多话，最后终于把她们说动了，拿出一些生的豌豆来。他们便用她家的铁锅，用盐干炒着吃。后来，婆媳俩见他们实在可怜，就把她们煮好的食物，一种用豌豆、苞谷与大麦混合煮成的“饭食”，拿出来送给他们吃。他们当然非常感动，与婆媳俩慢慢熟了起来。临走的时候，他们给钱，但婆媳俩无论如何也不收。后来有一位考察团员，实在想个婆媳俩留个纪念，就从日记本上，撕下一幅图画，再加上另外一位团员捐出的一把小铝勺，一起作为礼物送给她们。但就是这么点东西，婆媳俩还是再三推辞不收。特别是媳妇，无论如何也不肯接收，最后还是老婆婆勉强同意收下了。曾昭抡当时就想：过去民族之间的仇恨，许多是源于误会，又因为语言不通，造成了更大的隔阂。其实，只要有了感情，一切都容易解决。
考察团一路走，一路感受着云南大地特有的气息，河山也自动展示出它最美的一面。这些风景其实一直在展示着，它们有自己的生命空间，它们并不是为了行人而存在着，行人对它们来说，就是“闯入者”。
他们终于“闯入”了金沙江。那时，天已晚了，江滩上灰黑色的细泥里，含有一些金黄色的矿质小粒，多少给人一种关于“金沙”的联想。他们下江游泳，用滩上的黑泥，涂满身子，扮作黑人，一起照相留念。夜间，他们依然在沙滩上，在黑暗中看到月亮从山脚后面慢慢升起，后来在天空涌出了一轮明月，光辉照耀在奔腾的金江上，倍感迷人。在这样美丽的夜景中，他们唱唱歌，游游泳，说说笑话，不觉就到半夜。在夜间的江中玩水，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但游罢仰卧在沙滩上，仰望天空，有时乌云托月，有时细片白云如鱼鳞，可以说是变化无穷。金沙江上一夜的经验，真是一件毕生难忘的事。唯一的遗憾，是未曾带得帐篷来打野。否则在此沙滩上过一夜，那将是十全十美了。
过了金沙江，他们从此就踏上了奔赴西康的漫漫长路。那样的路，每一条都是前人开拓或走过的历史“记录”，如果只是随意在上面踏一步，或者只是刚刚上路，那是无法读懂那些“记录”的。只有长时间达走在上面，经过出发，向前，全速前进，遥遥领先，抵达某个中点，再出发，艰难前行，迷惑困苦，进退两难，再选择，再受挫，坚定不移，继续前行，他们最终到达目的地——进入大凉山彝区，登上了主峰黄茅梗。
这样的考察和远行，每一次的目的都很明确，也非常重要，而曾昭抡最终从那里带回来了他的真知灼见。他认为：抗战以来，中央及有关各省对于发展西南交通网，极为关注。广州失守一年有余，继以法国挫败，滇越铁路被迫关闭，我国国际交通路线主要依赖滇缅公路一条通道。因此，云南对川康两省的交通尤其重要。以西康省而言，最近几年的发展，完全偏重经过西昌的东路交通。此路诚然重要，但因此而忽略自滇西直达康定与巴安的中路及西路交通线，甚至任其日趋衰颓荒废，实属过于偏枯，殊为不当。这项路线，若能发展得法，内可控制康藏，对外则可经康青路，接上西北干线，成为国防交通的辅助线，关系尤属重大。曾昭抡和他的学生们还初步了解了大凉山的铁、铜、金、煤等矿藏资源情况，测量并修正了彝区主要道路里程，还对彝文及语音进行了调查等等。那个百年来被遗忘或忽略的“禁区”之谜，被他们一一揭示出来，逐渐成为国家的一个“热点”。
曾昭抡调查的目的地固然重要，而他们的出发地——昆明，却似乎更加耀眼，引人注目。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即使到了他们考察的最后一站，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依然还是：你们从哪里来？来这里干什么？每一次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曾昭抡都会做一次比较详细的讲述和耐心的解释。那时，他们更加热爱昆明，热爱这个抗战大后方的“文化之都”；他们也更加依恋自己的母校——西南联大，这所在战火纷飞中依然弦歌不断的大学。
原文发表于《湖南文学》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