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主题

一

虽然没有任何社会会无视关于自身的集体话语，但是，有些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言说更多。从19世纪中期日本对所谓的“文明开化”政策的精心探索开始，意识形态就表现为一种自觉而雄心勃勃的计划，一种持久的公民关怀，事实上演变成了一种国家事务。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数年中，它甚至成为制度改革过程中最为迫切的要求。日本领导人认为，单凭制度还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仅凭政治集权、经济发展、社会阶层重置以及倾心追求的国际认可等还远远不够，民众还必须被“唤醒”，使之人心归一 (2) 。

在终结封建制度一年后的1869年，巡讲的布道员们为了新帝国的游说工作而被派往乡村角隅。1881年，一位致力于起草包括宪法在内的国家立法为自己建功立业的官员断然宣布，当前最为急迫的“并非政府法律，而是国民精神”。当权者致力于说服民众“如风行草偃般屈服，并接受新思想”时，反对派以及讨论相同主题的启蒙思想家在唤起民众的整体情感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毫不逊色 (3) 。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的头15年间，日本人就致力于构建并宣传灌输一种为近代日本所需的意识形态。

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尽管很多人相信其可行性，而且在国家宣教方面也卓有成效，但是很少有人在其基本内涵上达成一致。1869年，布道员们曾简单地把“神道”作为新时期的“大道”来进行宣传；1881年，律法官员则更喜欢把中国和德国学说作为国民启迪的途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人提倡忠皇爱国、忠孝仁义，有些人则提倡日本的美学传统，还有一些人提倡社会学 (4) 。20世纪早期，国外的帝国扩张价值观和国内的农业价值观曾作为民众教化的适当内容。像其他国家一样，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国家意识的确立是一个试错过程。 (5) 这种帝国化日本意识形态的产生并非无中生有，亦非有章可循。没有一个文本或一种启示作为正本之源，国家以及社会思想就会断断续续地、通常还前后矛盾地演变成一种过去和现在、国内与本土的动态混合体。这种断续而前后矛盾的过程——明治晚期意识形态的成形，就是本书主题。

二

在日本和西方的著述中，这都是一个令人不悦的话题，因为它会让人立刻想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日本，那是属于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岁月。据说那时的日本人深信，日本乃神之领土，世界上最优等之民族居住于此，在仁慈的天皇领导下，人民万众一心 (6) 。此种社会局势是被用来服务于国家大业的有关神话调动起来的，在此背景下，关于天皇制思想的话题于战后初期被明确提了出来。在1945—1946年，日本人试图理清把日本引入战争的各种力量之格局，因为他们像当时占据日本的美国人一样认为，过去是通向未来的障碍。为了让战后的日本重新开始，首先就是要清算历史。在这个混乱的认知语境下，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集中到了战前天皇制的本质和起源上。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到日本的共产党，评论者们都试图找出造成日本黑暗岁月的诸多因素 (7) 。

天皇制思想几乎在每一种述说中都很明显。麦克阿瑟认为，正是所谓的“天皇神话”使日本人民成了“卑劣的奴隶”，而美国的占领正是努力把他们从“战争罪恶、失败、痛苦、贫困以及悲惨现状的那种思想意识”中解放出来 (8) 。1946年，丸山真男在他著名的文章中也类似地提到过奴役、战争以及一种“成功地把一个无形的天罗地网罩在日本人民头上”的天皇制思想意识， (9) 日本民众必须得摆脱其控制 (10) 。其他的日本人也有同感，有些人还感至肺腑。一位作家写道，一提到“皇帝”这个词，就感到心胸紧抽；一看到国旗，就感到脊背发凉。对于他的这种“天皇恐惧症”，有人建议他积极地去思索天皇制度，直到那些思想不再让他痛苦，不再让国家遭受灾祸 (11) 。除将军、官员、产业家以及农业地主之外，这种天皇思想意识形态在战前诸多力量中也占有一席之位，而他们的权力须得经受审查并肃清。

在天皇制思想首次进入战后日本知识界讨论事项的那些年间，对其不同的阐释引起了历史学家们热烈的争论，但是，与战后热烈的氛围中所界定的其他诸多问题一样，该问题的实质没有改变。争论的内容可概括如下：天皇制思想乃近代天皇制度的产物，是从1890年明治宪法确立近代日本新政治结构到1945年新结构随着日本的投降而崩溃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正是明治政府将其合法化并以之辅助国家的近代化进程。也就是说，寡头、官僚及其御用文人意识到，要想通过艰苦的经济发展和对外扩张来确保民众的合作，必须有某种思想阐释，因此他们就创造了一种以天皇为中心的主流话语并使之为民众接纳。它既死板又多变，其死板的一面表现为将一切异己视为背叛不忠，从而防止任何有效的反对；其模糊性表现为禁忌可随不同的需要而改变。因此，就同一个国家神话而言，战时的无私奉献与和平时期的节衣缩食具有同样的正当性。通过国家本质的道德化和神秘化，政治取消了自身。这一切所需要的就是公民的忠诚和自觉服从。人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据说是由于对每一位公民自小学教育开始到进入社会生活的每一阶段进行某种道德驯化的结果。用一个最平常的词来说，人民被“铐住”了，而且，在一战后的那些年间，任何挣脱的努力首先遇到的就是强大的宣传攻势，其后是日渐严厉的强制措施，到1930年代，思想警察控制达到顶点 (12) 。(https://www.daowen.com)

大多数日本著作家认为， (13) 在战前的日本社会，天皇制思想既代表内部的心理约束又代表外部的政治服从。这种主流思想不仅有助于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盛行， (14) 而且，就像战争本身一样，给现代日本蒙上了一层阴影，甚至到今天，日本民族也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过来。只不过其喻体由丸山所谓的无形大网一变而为色川大吉著作中的“一个日本人民不知不觉中步入的巨大黑箱” (15) 。但直到现在，出于疗救目的，许多学者仍在对天皇制思想进行研究：他们意在探索出究竟是什么样的国情和民族禀性使得这种思想意识在战前扎下根来，从而来避免历史重演。正是出于同样原因，日本知识分子对现今日本政治中所称作的“天皇问题”保持警觉。无论是建议恢复战前国家节日纪元节，即日本神话传说中神武天皇统一日本、建立日本国的纪念日，还是重设靖国神社——放置战争死难者的神殿而且与战前国家主流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宗教联系——的政府基金，任何关于天皇思想故态复萌的细微迹象都会招致抗议与关切 (16) 。

天皇制思想，正像它发端于明治晚期（1890—1912）并成为其时代标志一样，战后被确立为学术论题，成为战后思想史的一部分。但是，对1945年以前数十年的反观赋予了战前诸多天皇神话前所未有的内涵。1930年代末及战时的高压手段极大地强化了民众的信奉教条，因而使它一开始就自然地具有凝聚力、目的性及有效性。明治意识形态，或者是就此而言的其他任何离极权主义仅一步之遥的意识形态，即便以往的确显现过，也不可能会在其形成阶段就展示出这些特点。因为，像历史一样，意识形态更是过程。

三

在论述该过程以前，对意识形态进行某种界定是有必要的，哪怕只是一个简单而概括的界定。由20世纪末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出发，笔者采用当下人们在研究思想与社会关系时所惯常采用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后马克思主义分析法，来确定本书的轮廓。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意识形态赋予人们的社会生活以某种意义。通过问题描述并开出处方，意识形态为本无意义和模糊不清的社会布局与个体定位提供了一种 (17) “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路线图” (18) 。但是，任何关于此类路线图和特定历史期间对社会形势的考量完全一致的想法都是一种误导。意识形态不仅反映、诠释作为其支撑的社会现实，而且，在伯杰和勒克曼看来，它还创造现实并与之保持恒久不变的“辩证关系” (19) 。对于意识形态作为过程的研究正是集中于这种关系，集中于阿尔杜塞所谓的“人类与赖以生存的世界之间的有机联系” (20) 。不同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不同，所以在一个社会内部，往往存在多重意识形态并存的格局。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即何种或谁的价值观以什么方式取得支配地位。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认为，当一个社会群体成功地说服他人接受其世界观的合法性时，武力也在接纳的范围。另外，这种心悦诚服的接纳弥漫整个社会，以至于许多人认为这是毋庸置疑、自然而然的，而且有时候是无形的。但是，另一方面，使之弥漫于社会的方法手段事实上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包括公共和私立传播机构活动，比如学校教育、报纸宣传，尽管与日常活动无关，但是它们还是帮助人们构建了一个公共意识形态领地 (21) 。最终，尽管人们提到意识形态内容时就好像它是单个而静止的，但事实上它是多元而动态的思想与实践领域，“在其内部，不仅有前后一致、恒久不变的论断，而且还有张力与冲突、肯定与质疑、革新与变化” (22) 。

尽管这里所选用的材料在很多方面彼此都有所差异，但人们都共同强调意识形态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元素，而“不是历史的歪曲或赘生物” (23) 。简言之，社会创造意识形态，反过来意识形态重构社会秩序。这些界定避免了通常意义上，严格地说，把意识形态等同于可操作的系统性政治纲领的主张。为了以另外的概念表示意识形态的不同意义，这些说法还力避使用像“信仰制度”或“国家神话”之类的替代词语。总之，一些学者也不认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至关重要地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现实的倒置和错误观念的产物从而强调其欺骗性的做法 (24) 。但是，最后的这种特性描述是日本术语“天皇制思想”的来源，而且意识形态的贬义词义在日本学术上占主导地位，其中，像丸山或色川，都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有些学者尝试探索曼海姆长期追求的“无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概念”， (25) 有时更喜欢使用“思想”这个词语，有些人则可能会在更为中性的意义上省略“天皇制”而只用“意识形态”这个词语 (26) 。有争议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即时性使得日本著者理所当然地不愿意接受当下的理论观点：对于活在其中的人们，意识形态既真实又“正确”。撇开欺骗性问题不谈，日本和西方著者都保留后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决定论的关切，坚持认为意识形态的形成一定要与互为因果的社会群体联系起来。尽管这些术语具有抽象性，但是意识形态的发展并非脱离现实进展的，而是存在于具体而特定的、不仅有具体的日期而且有众多的名字和鲜活面容的社会历史之中。

上述有关这一研究论题的界定，是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特定精英人士所身处的或他们以为自己所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的诠释。既然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些最终成为主流的看法，那么，我们的重点就集中在促成明治晚期意识形态主流形成的统治集团和主流社会秩序上。尽管他们都享有特权，却有很大差异。他们的思想观点并非精心组织或前后一致的，而是支离破碎、相互矛盾的。他们热衷于依据自己的信仰创立有关国家和社会的理论，然后说服他人也去信仰，并常常以此为己任。他们并非愤世嫉俗的宣传家，而是完全相信自己的观点。沿着新旧交会的界标，也许最初源于自身的需要，他们重构未来的图景。他们并非理论家，而是将观点直接诉诸民众，企图以劝导的力量来赢得国民，而非热衷于辩论。他们是道德家，当然精通仿佛是温馨的儒教劝育模式；同时还依据最新西方德育论著，又宛若欧洲的劝育模式。他们通过界定法律的意义，界定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在新中产阶层的作用，来应对重大问题。他们注重诸如皇家仪式礼节、青年人的阅读习惯以及戴奢侈的金边眼镜等细节。出于严重的危机感，他们的构想总是以对当下社会和国家事务的强烈关注为开端。在他们所说（1890年地方长官为缺乏一个统一道德标准而哀叹） (27) 和他们所想（担忧政党政治在首次选举中会推翻他们）之间，存在着各种相互矛盾的目的并存的混乱局面，其间，不同的群体及其观点相互冲突。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