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和外国人的作用
一
事实上，《教育敕语》的内容说明它是个国家文本。各派思想家都能吸收它的观点，因此《教育敕语》很快成为各种形式的公民道德教育的基础。 (130) 1890年代，文部省立即下令将《教育敕语》纳入制度性管理当中，以便在官僚政治、课程设置方面维护自己对学校的掌控权，而政府外的许多评论家仍继续保持思想上的主动。在当时的背景下，民众越来越关注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前景，同时也忧虑不断，学者、政论家和民间保守派组成一个混杂的团体，推动公民身份定义的进步理念发生改变，从德育、民族感转向忠诚问题、爱国主义。当然，1880年代的早期规定并没有销声匿迹。无论是明文规定还是约定俗成，德育都是初级教育的三大课程（德育、知育、体育）之一。经过类似的重复强调，“民族感”已成为公共语言中空泛的论调。但此时的关注焦点更加尖锐，民众更多争论的是对爱国主义的具体界定，而较少关注公民身份的普遍需求。在划分界限的过程中，民间思想家组成了统一阵线，以防御的姿态拥护民族主义，攻击国外思想，以此划分出日本本土性的基本立场。19世纪晚期，日本在世界秩序中地位未定，一些日本人对此极为关注。而民间思想家这样做，则促使那些更忧心国内所处困境的人也加入进来。国外思想占据中心舞台已20年之久，而佛教和神道教一直受到排挤。它们迅速抓住机遇，支持本土信条、诋毁国外思想，从而东山再起。因此，他们导致了爱国主义狂潮的爆发。而正是这一狂潮最终导致敕语及其代表的公民道德在阐释的过程中迈向神化的第一步。
参与这场1890年代思想论争的还有一批学者，有时候被戏称为“御用学者”，其首席代表可能就是井上哲次郎。在明治晚期，他是公民道德领域最多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就如山形之于政府高层、德富之于新闻业 (131) 。和山形、德富一样，井上之所以参加思想活动，是因为他相信这既有必要也很重要。即便从事政府工作时，就像1891年一样（当时文部省委托他为《教育敕语》撰写第一份官方评论），井上也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独立学者，愿为哲学和民族效劳，而不愿为国家卖命。确实，诸如井上哲次郎、加藤弘之和穗积八束这些学者不受官僚们谨言慎行的限制， (132) 经常主导着思想导向，而文部省则紧随其后，作为后备支援，大量印制备用指令和手册，以官方的形式时时传达着爱国信息却不做这方面的先导。
文部省挑选井上哲次郎来为《教育敕语》做注释，即《敕语衍义》，而后将此书作为“伦理道德课必修课程的教材”来学习。据后来江木回忆，选择他是因为井上哲次郎“不迷恋西方，当然，也因为他不是保守派 (133) ”。1890年，井上哲次郎刚刚从德国求学6年归来，就到东京帝国大学就职，作为深受最近的西方模式影响的哲学学者，他充满了使命感。据说当时他曾夸口说道：“苏伊士之东的哲学家中，无人能与我匹敌。” (134) 尽管在学术史上，他后期编辑的作品《德川儒家思想》相较前期的《认识与实在的关系》或《现象即实在论》可能为更多人所熟知，“通过研究对比东西方哲学思想来建立超越二者的哲学体系”却是他长久以来的野心 (135) 。
井上哲次郎，满载着他所谓的哲学和科学的理论武器，开始了解《教育敕语》，并自信满满地声称：“在过去，中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曾毫无疑义地叙述过人类必须要去实践的某些品质。而现在，我对这些品质成为人类道德核心的原因进行了阐释 (136) 。”无论他的实用性解释是否印证了他的断言，井上哲次郎的《敕语衍义》最终都被印刷了近四百万份，他的评述也为未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37) 。在《敕语衍义》中，井上哲次郎从儒家类比法中的“忠君爱国、忠孝一本”和西方国家的有机理论中演绎出了国民道德论的基本原理 (138) 。为了符合将中西方伦理学合二为一的意图，他强调了《教育敕语》中所列举品质的普遍适用性 (139) 。但他同时也强调了公民对国家责任感的重要性，而且他在《敕语衍义》的序言中一再表示他的哲学论证的基础不仅仅是对道德普遍性原理的阐释，更是他在1880年代晚期和1890年代早期和大家分享的民族危机感。
当今，欧洲和美国无疑是世界两大列强，而欧洲人定居的国家也都发展迅速。目前，只有东方各国能够与这些国家在进步的程度上一较高下。但是，印度、埃及、缅甸和安南已经丧失了独立性；暹罗和朝鲜则实力极弱，对他们来说要实现独立自主也困难重重。 (140) 因此，今天的东方社会里只有日本和中国尚能独立自主，并足以与世界其他强国一起竞争，捍卫自己的权利。但是中国陶醉于其过去的古老文明而不思进取。然而在日本，进取思想得到了蓬勃发展，日本民族期待着借助进步的发展令自己的未来拥有光辉灿烂的文明。
可是，日本毕竟是个面积较小的国家。由于现在有些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却逍遥法外，因此我们日本国民必须把全世界都当作我们的敌人。尽管我们应该一如既往地努力与世界强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我们的外敌一直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找我们的疏漏与过失，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四千万日本同胞。所以，真正的日本人士必须有社会责任感，视个人的生命轻如尘埃，奋勇向前，做好准备为国家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必须在危机产生之前推行这一思想。倘若“贼来了才想起准备绳索抓贼”，显然十分愚蠢。《教育敕令》旨在通过推行孝悌忠信与手足相爱的美德来巩固国家的根基，并通过培养集体主义爱国精神来为突发的紧急事件做好准备。如果所有日本人把这些准则当作立身之本，我们就一定能万众一心。 (141)
这种语言既可以塑造日本国民，同时又可以使国民畏惧国际危险。井上毅接着说：“如果我们整个民族无法团结一心，防御工事以及军舰就会显得不堪一击。倘若能令人民团结起来，纵使可怕的敌人千千万，也不能将我们打倒。”在井上毅的评说中，他反复将孔子的美德观点与“集体主义的爱国精神”联系起来，这就使得“爱国精神”（《教育敕令》中并未提及此词）成了这个道德文本的全部意义。
当时的舆论所及，关于防御工事及军舰、可怖的敌人及爱国情怀的讨论随处可见。1891年春，有谣言称俄罗斯王储即将对日本进行的访问并非一次简单的国事访问，俄方想借此机会来“窥探我国军事实力，锁定战略防御位置，为未来侵吞东亚做好准备” (142) 。媒体对这一持续扩散的谣言进行了谴责。为跨越西伯利亚的铁路工程所举行的奠基仪式使得俄国王储出访日本，该铁路在军事上的影响引发了民众的评论和恐慌。当俄国皇太子于5月份抵达日本时，一名日本极端分子刺伤了他。表面上看，这是王储对天皇表现出的“敌意及轻蔑”所致，因为在访问伊始，王储并没有向日本天皇致敬。此事令朝野震惊，日本政府及媒体对这件事的外事 (143) 后果担忧不已。虽然报纸的报道似乎有点夸大其词：“日本举国上下无不对此灾难胆战心惊”，然而此事所引发的恐惧毕竟不可低估。 (144) 天皇亲自前往京都拜访了这位受伤的俄国皇太子，以表达日本官方对其的关切之情。新闻媒体纷纷哀悼此次袭击，称这次袭击是“疯子”的做法。据报道，皇太子在恢复期间收到了上万封慰问信。 (145)
1891年7月，中国北洋舰队赴日激起了日本民众的不安与骚动，他们既担心中方举办军事演习居心叵测，又被迫亲眼见到了清朝的水军优势，因而更加忧心忡忡。 (146) 本月，东方学会成立，其董事会成员包括陆记者和三宅记者，杉原重钢学者和井上哲次郎学者，党内政客星亨，以及泛亚洲的激进者大井宪太郎。东方学会是1890年代成立的众多民间社团之一，旨在促进条约修改、扩张在亚洲的势力，并宣扬在总的外交政策上推行强硬路线。此社团提议考虑“亚洲邻国”的情况，以便“在东方世界中保持东西方国家的力量平衡” (147) 。此类组织纷纷在杂志或学术讨论中表达其担忧之情，与此同时，当时流行的日本歌谣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绪：
英国在西，
俄国在北。
同胞们，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签订的条约只是表面，
不要探究人心的深度。
国际法或已存在，
但那一天真正降临之时，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因为暴力的到来，
尽是强食弱肉。 (148)
一首名为《亚细亚的未来》的歌曲叙述了其他东方国家的命运：
国内动荡无宁日，
阿富汗，俾路支，
安南，缅甸和印度，
还有那不计其数的弱小国家。
所有这些地区都是英国或法国的殖民地 (149) 。
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那么东方诸国
将被西方势力所践踏。
国家之间平等的实现
将遥遥无期。(https://www.daowen.com)
这首歌虽然不是很押韵，但是说服力很强。这首歌不断重复着井上对《教育敕语》所作注释的序文的主题，以一种令人感动的爱国主义情怀结束：
英法德俄——
所有的敌人都应该被消灭
让光荣的太阳旗
飘扬在喜马拉雅山巅
何其开心！何其欢乐！ (150)
二
在1890年代早期，以感知到的外国列强所带来的危险以及坚定的民族自尊为背景，民间思想家促成了一次又一次爱国主义论战。1891年，基督徒内村鉴三在为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和教职工演讲时，拒绝向《教育敕语》鞠躬，这一冒犯君主的行为受到了记者和学者们的指责。基督教经过几个世纪的放逐，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受到了精英们的喜爱。他们将其视为一种个人信仰又或是“文明”的宗教。而到了1890年代，基督教再一次受到攻击。由于此次的“大不敬事件”，内村辞去了他的教师职位。 (151) “内村的个人事件……转变成基督教与民族和王室关系的一般性问题”，内村对此困惑不已，因此他写道，“佛教徒、神道信徒、儒家学者以及异教徒共同联合抵制基督徒” (152) 。
1892年，日本本土学者和神道信徒们不断侵扰历史学家久米邦武，迫其离开“帝国大学”，原因是其学术论文将日本神道教视为“崇拜上天的古老习俗”的宗教。 (153) 同年，久米因“对天皇的名字以及国体大不敬”而受到指责。基督教长老会的会长田村直臣在其《日本的新娘》一书中，表现出对当地家庭制度的批评，便被认定为不爱国，因此受到媒体和其他基督徒的谴责。 (154) 1892年，在论战中，井上哲次郎正面攻击日本基督徒的忠诚性。而这场论战也以“宗教和教育之间的冲突”为人们所广泛熟知。在此次论战中，井上将《教育敕语》视为其攻击时所依据的原典。 (155)
明治天皇（1888年）
宪法颁布（1889年2月11日）
《教育敕令》（1891）的细节，教师上课时解释说明了词组“培养艺术”的含义：“如果你从小学时就勤奋学习，你就会成为好学生，参与公益事业而且会致力奉献于世俗事务。”
一名慈悲的佛教作家称其为 (156) “学术界向基督教的代表思想发起的猛烈攻击”， (157) 伊藤以其惯常的自信展开了思想上的炮轰。
总而言之，《敕令》的主旨就是民族主义。但基督教缺乏民族主义精神。基督教不仅对民族主义精神的意识不强，而且还反对这种民族主义精神。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所难免：基督教与《敕令》中所提到的民族主义水火不容。 (158)
因此1890年时《敕令》的主旨“总而言之”为道德，更广义上来讲是道德教育。而现在《敕令》的主旨意指民族主义。“基督徒珍视上帝所创造的王国，而《敕令》是关乎于存在地球上的民族”，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们身处异教而受指责，而是因为他们的“非民族主义”。 (159) 此外，“日本本土的道德”源于孝道和家庭，随后以忠诚和爱国的形式延伸到整个民族。但是伊藤极力声明，基督很少提到忠诚和孝道，而是强调无差别的博爱。 (160) 至于同时代的欧洲人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伊藤则将其归因于残存下来的希腊、罗马的前基督教遗产。他还认为西方科学之所以取得最近的进步源于教会力量的衰败。 (161)
总的来说，基督教是非民族主义的，而又不注重忠诚和爱国主义。基督教的信奉者认为他们的统治者以及其他国家的统治者之间是毫无差别的，所持的信仰近似于宇宙的博爱。基于这些原因，基督教教义本质上有别于《敕令》所提倡的精神。 (162)
随之而来的争论此起彼伏，而在众佛教徒中，常常伴有责骂之声。从1891年内村拒向《教育敕令》鞠躬至1894年中日战争爆发，这期间曾出现76册493篇文章来争论是支持基督徒的忠诚还是持反对意见。 (163) 著名的基督教人士如檀上蛯名、本田阳一以及东京横井都捍卫了他们的爱国情怀，甚至在内村事件中，这一点也毋庸置疑。1888年一位爱国主义者宣称基督教和爱国主义是他的行事准则，随后他写下了“两个J”［即“基督教”（Jesus）和“日本”（Japan）］——作为他信仰的两个中心点。 (164) 正如内村评论的那样，当时对他的攻击绝非“你在美国常常见到的宗教纷争”，而是“来自‘哲学家’的无情攻击”。 (165) 确实，少有例外，信仰和宗教自由的问题被埋藏在雪崩般的指责当中，人们纷纷指责基督教同时带来了共和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和殖民主义。 (166)
控告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源于佛教徒， (167) 他们都曾使自己陷于哲学家的攻击之中。自187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以及教育体系确立的导向世俗到了无情的程度，业已表明了对于有组织的佛教和神道教态度冷漠，完全相似的情况是：任何宗教协会企图与政府联合必将遭到这种世俗倾向的激烈反对。 (168) 一方面，像井上毅一样的政治理论家站在法律的立场上试图将宗教和国家分割开来；另一方面，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始终以完全现代的“科学观”与宗教保持距离。 (169) 甚至当佛教徒支持井上哲次郎对基督教的攻击时，他也小心翼翼地否认着他对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或是任何其他宗教的偏袒。 (170) 因为后来哲次郎强调正是由于日本不存在任何宗教之间的联盟，因此日本能够“滋生出纯粹形式的道德教育”，而且在这一方面，同亚洲和西方国家相比，日本拥有文化优势。 (171) 因此，虽然他判断到与基督教的上帝或男女平等的主张相比，佛教的多神论和男尊女卑的教义与日本的传统更加意气相投，但是他还批评到佛教所主张的“悲观倾向”不适合走向进步和“文明”。 (172)
此看法迫使一些明治维新晚期的信仰守卫者去相信某种折中主义。佛教徒哲学家井上圆了在纪念四大圣人——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康德的仪式上提出了这种折中主义。 (173) 然而，许多人试图通过民族主义宣传而非教义辩论来扭转佛教的衰败命运。因此在攻击基督教时，他们强调说佛教国家没有开拓殖民地而基督教诽谤国体论。 (174) 汉学家内藤湖南将与基督教为伍比作日本与妓女有染从而背叛正室妻子，而佛教活动家大内青峦将此比作小孩子试图与他人“交换妈妈”。 (175) 这不符合自然规律，毫无道德可言，而且就当时的外部威胁而言，这是一种民族神经的挫败。
不管他们的动机有多么的不同，佛教徒的情感代表与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的主张产生了共鸣。在每个事件中，人们借助非爱国行为来建立爱国行为，结果基督教既是工具又是众矢之的。一位学者坦诚地承认，“我说基督教与民族教育的目的相对，不是因为它不是民族主义的宗教，而完全源于它是外来的宗教” (176) 。实际上，1890年代早期的日本基督徒充当着思想家们眼中所谓的外国人，而在他们异于他人的沉思之中，爱国主义的轮廓暴露得更加清晰明了了。
在思想上，对于外国人这一概念的使用有两方面的用途。一方面， (177) 不仅可以用外来的这一概念去定义本土的概念，另一方面，一旦被定义，本土的就会被用来同化外国的。因此基督教充当着一种手段，用来对比《教育敕语》中所表现的公民道德。而随后公民道德又成了对基督教是否忠于日本的检验。基督徒仍旧被允许继续信仰基督教，条件是他们同时也愿意履行作为日本人的誓言。的确，到1912年社会主义者成了当时含有比喻意义的外国人的主体，同时井上哲次郎称赞基督教“在近几年并没有否定国体论”，他将其归因于基督教“已被日化了”。随后他主张“民族伦理”由儒家的仁爱，佛教的慈悲以及基督教的利他主义组成。 (178) 同年，内务省组织召开由基督徒、佛教徒以及神道信徒参加的“三大宗教会议”，此举是为了“让宗教和国家团结起来”，推动“民族道德”。 (179) 与势力愈来愈大的外来威胁相比，现在日化的基督教似乎看起来亲切而和善。并且政府也准备将宗教纳入意识形态的范围为其所用，而之前政府一直对宗教持回避态度。这一次，宗教学家和媒体反对政府将信仰和国家事务混为一谈，而“三大宗教”运动也很快得以平息。 (180) 然而，《教育敕语》仍旧承担着相同的作用，抵御个人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具有比喻意义的外国人，宣称这些人跨越了爱国主义的围栏，越过了公民道德的约束。
三
含有比喻意义的外国人呈现了一种思想镜面，而地地道道的外国人却展现了镜子的另一面。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给中国人提供了检验日本爱国主义勇气的机会，而此时对基督徒的攻击很快被人们所淡忘。媒体、大众杂志、学校教师和当地演说家表达出对来自“长辫子国度”懦弱中国人（他们“伪装成妇女逃离战场”）的轻视。 (181) 四年之前清朝舰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如今这伟大的舰队被描述为遭遇了沉船和失火。日本人通过在木刻版画、战争歌曲、幻灯片以及新年游戏中对敌人进行诋毁从而提升他们本民族的声望。 (182) 民间思想家将这场战争视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并高度赞扬了日本文明的先进程度。甚至日本的流行歌曲将中国描绘成“文明的敌人”，而日本却是为正义而战。 (183)
受到媒体鼓舞人心以及偏激立场的煽动， (184) 这场战争激发了一种民族统一精神，而这正是思想家们一直寻求却最终未果的。随着趾高气扬的民族自信大肆弥漫在民间的评论之中，这一论调回响在校园以及举国上下的庆祝之中，民众将日本的胜利归因于武士道精神、大和精神以及自我牺牲的爱国意愿，而这种意愿正是《教育敕语》所提倡的。1897年，作家高山樗牛同井上哲次郎一样都是当时日本精神的主要支持者。高山写道，战争改变了民众对《教育敕语》的理解，同时也改变了忠诚以及爱国精神，使人们不再空谈理论或半信半疑，而是落实到具体的“民族认知”当中。 (185) 战争也加强了民族自信以及对天皇统治的骄傲，减少了对中国长期以来的文化尊重。
中国充当着磨石的角色，使日本在世界舞台上的想象变得愈加锋利，而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另一群真正的外国人成了爱国主义概念的焦点。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与西方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最终得以修订，使得解决“杂居”这一老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因为修订后的条约在1899年7月生效，而那时对外国人的法律限制将会被取消，外国人可以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和居住。思想上的挑战就是时刻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到那时外国人（几乎总是指西方人）将会在乡下放任自由，因此会对日本人的道德以及风俗习惯产生威胁。 (186)
自1880年代，政治家以及知识分子就这一问题进行着辩论，将政治和外交上的考虑同对日本人会见外国人时应该具备的思想准备的关切结合在一起。1889年，井上哲次郎就曾质疑过杂居这一举措，最新的科学文献显示日本人的颅容量小于欧洲人的颅容量，从而他证明了日本人位于劣势。 (187) 1893年，尾崎行雄充满骄傲地首次解释道，日本人是一个头比较大的民族，尽管相较于白人，他们的身材比较矮小，但是欧洲人戴的帽子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小了。随后他说道，对于杂居最充分的准备并不是去学习西方的餐桌礼仪（的确有众多的论者写到过，陪同外国人就餐时，在餐桌上喝汤时禁止发出声音或使用牙签的重要性），而是要加强日本人的品德，抵御外来形式的入侵。 (188)
在这场“战役”中， (189) 佛教徒的表现也是极为突出的，他们对忠诚、爱国主义以及佛教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说明，而这些正是“毒害民族的外来蛀虫”的国内解药。 (190) 在“知己知彼”精神的引领下，正如这些思想家们不断重复伸张的那样，最好的防御就是对外国人细化的“客观”分析，而且日本人也应该包括在分析之内。为此，评论家们对“西方和东方道德”进行了比较，将这种不受欢迎的外来传统定义为唯物主义、男女平等、握手以及亲吻。有些人就一些问题提供了实际的建议，这些问题包括通过观察一个人戴的是普通指环还是黄宝石戒指来区分他是外国的绅士还是恶棍，以及如何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女人免受外来贪婪和欲望的影响。 (191) 对于保护女人，大隈重信建议要培养民众的道德心；对于保护土地，一位有名的导游提议向外国人进行双倍收费。 (192) 为保护国体，大多数演说家推荐教育敕语、教育和民族精神是最为有效的本土资源。 (193) 因此除了颅容量和“美丽的风俗”之外，不管是在煽动性的宣传册中还是真诚的演讲中，“啊，七月一日！”这种呼喊则象征着在外来文化的衬托之下另一种衡量日本人的思想方式。 (194)
具有比喻意义的和真正的外国人——这种说法是为了达成爱国主义目的的思想手段。而且一旦临时达到此目的，思想家们就会暂时对其失去兴趣。随着1890年代强烈的防御性民族主义衰退，愈加具有挑衅意味的帝国主义就会取代其位。例如，事实上早在1899年之前日本就出现了西方人，他们都在此平安无事地做着生意，而且像亲吻这样的杂居问题已不再是思想问题。 (195) 西方人本身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日本人为自我定义的目的而创造的西方思想。真正的西方人是与之不相干的；在人们所想象出来的西方世界里，人们是不能做到忠诚和孝顺的，这已足够将这些特点定义为日本人本质上所特有的特点。
同样地，1890年代的宗教矛盾是为了达成一种思想目的，而此目的与宗教矛盾对于参与其内的宗教狂热者所带来的后果大相径庭。1899年第12条文部省令禁止在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对基督学校和佛教学校同样都是不利的。一些私立基督学校不得不接受《教育敕语》代替《圣经》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 (196) 对佛教徒来说，他们在排外运动中的角色并未催生出他们所预想的再生。
在1900年代早期， (197) 佛教和基督教双双开始缓慢恢复自身的名望、实力以及教义的活力，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思想矛盾，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了神学和组织当中。佛教徒们模仿并试图超越其竞争对手基督教的做法，在日本不断扩张兴办慈善机构，在台湾和朝鲜从事殖民地传教活动。 (198) 佛教徒曾一心想要佛教成为日本本国的信仰，当他们放弃这种想法时，基督教徒也进一步弱化了基督教的外来根源。原因在于：正如《教育敕语》对公民道德所定义的那样，佛教和基督教都对公民道德进行了迁就。因为道德是世俗的，像其他制度性宗教一样，佛教被否定了官方地位，而且又因为道德是与生俱来的，基督教不得不变得愈加坚持不懈地倾向于日本化。然而对于思想，最为重要的结果并不是对宗教产生的影响，而是对公民道德的加强，这里所指的公民道德需要全体忠诚而爱国的日本人士——无论拥有何种宗教信仰——都有必要不得不去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