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变质
一
这部宪法无论如何庆祝，只是确立了政体的法律形式。是第一次大选和1890年国会的开始才标志了一种政治变化，一种政治实践上的变化。那么伴随日本成为一个新的议会制国家的政治概念又是什么呢？从意识形态上来讲，争论的焦点不是宪法制的“国家统治”，而是在随后的时间中体现这种制度实际运作特征的政治内容。 (38) 向明治晚期民众阐发一种政治观点的意识形态代理人，首先是政府；其次是名为“民间舆论”的集体智慧组织，用明治时期的说法，它不是指平民，而是指不在政府供职的精英人士，无论他们是反对党成员，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还是地方名士；第三是有可能成为的职业政治家，一个伴随各种选举和国家议会的到来而呈现一种新特质的雏形。在对于颁布宪法的高度期望中，这三个群体占据了关于政治问题的公开论坛。
舆论！舆论！他们高喊道，其回声是政治的；政府！政府！他们呐喊道，其呼声也是政治的。难道日本人民是仅仅靠政治而生活的吗？ (39)
不是，当然不是，如果政府的观点得以盛行的话。因为在宪法颁布前的1880年代和颁布后的1890年代，寡头政治者们做了相当大的努力，让那些自认为是爱国的人们拒绝政治。
拒绝政治的背景起初不是思想上，而是政治上的。也就是说，政府对民权运动和它代表的政治反对派的镇压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的法律和制度措施的出台，来解决这些活动盛行的地方与政治有关的问题。1880年代制定的一系列遏制性法律加强了开始于1870年代的一种格局。政府试图控制政治团体的形成，控制在会议上、出版物以及新闻界里的政治谈论自由。总而言之，政府的立法目标针对的就是构成“民间舆论”的诸团体。某些人员被特别加以限制：1880制定的《公众集会管理条例》禁止无论是现役军人还是预备军人，警务人员，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师生以及工农业学徒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或“出席任何有关政治谈论主题的会议” (40) 。1890年7月，就在国会开幕前的第一次选举之后，新修订的一部名为《公众集会和政治结社法》的法律，把妇女和未成年人也列进对其来说公共政治就是禁果这样的一个清单里。 (41)
1880年代的这种立法的政治结果就是在削弱反对活动，同时也激发了反对活动， (42) 因为各种团体和出版单位成立了，解散了，又一次成立了。对于一个趋近议会时代的国家来说，思想上的冲击不是不重要，而是更加微妙了。政治的名称首先就被取代了。既然政治表达这么容易就被判为非法言论，人们不谈政治而聚在一起，表面上是为了追求学识、学问，寻求志同道合的人或者谈论教育的这种现象就变得很常见了。1880年代后期，随着重修条约问题的出现、新的统治制度的确立以及对国会开幕的期待，政治活动在乡村再一次活跃起来了。比如说，在山梨县，1887年一度流行的演说集会只举行15次，谈论157个话题，其中有11次都遭到了警方的阻止。而在1889年，令人激动的宪法颁布的那一年，召开了115次集会，议题有734个，而只有89次遭到了取缔。到了1890年，“取缔的协会死体堆积如山，如蜉蝣昆虫一样，朝生夕死”。这些死体虽然终其短暂的一生都鼓翼奋飞在政治领域里，但留下的却是1880年代与政治无关的委婉的名称。山梨同志会，又称友协会，致力于法律上无懈可击的目标，那就是“以国家的原则为基础，为皇室的荣誉和荣耀而工作，增进人民的福祉”。第一次选举之后，友协会解散了，其中的有些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山梨政社。沐浴在新议会政体的光辉之下，该社大胆地提出“根据进步学说，要以立宪制议会政体的原则为基础，为政治改革而工作，扩大人民的自由和权力”。然而，地方政治团体大多都保留他们以前的名称，使得人们在诸如山梨政社这样的“鲜活的政治组织”和名称与初始目标强调志同道合而非原则宣言的“令人可怜的社会组织”之间进行比较。 (43)
如果这样目的明确的政治团体都避免“政治”这个词语，那么其他组织就更为谨慎了。明治中后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无数志愿团体所出版的期刊，也面临导致启蒙运动的先驱杂志——明六社杂志于1875年停刊那样的困境。那时，森有礼已经敦促明六社在面临政府新的《新闻条例》与《诽谤法》的时候，承认“与政治有关的谈论不是它的初衷”以保存自身。 (44) 然而该社成员拒绝了他的提议，启蒙杂志遭到了停刊。 (45) 到了1880年代后期和1890年代，法律更为严格，其施用范围更加宽广。所以，1894年，一个名为吾妻共爱会的地方青年团体更其名“合作尊重社”为“吾妻学友会”，前者很像1880年代的委婉语，后者甚至更为委婉。随后，该协会出版的期刊反复重申标准的社论用语，就是“该协会的杂志汇编的是各种有关学术和教育的文章与成果，绝对与政治无关” (46) 。
被法令禁止“涉足政治”的学校教师，往往是这样的组织中最为活跃的成员，鉴于这种现实，这种规避尤为有用。此外，即便是那些专业协会，其成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公共领域里积极地促进教育利益，最终也采取了同样的规避路线。1893年，国立教育规制同盟会成功地求得国会给予教育资金帮助，文部大臣井上毅（1839—1895，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教育家。译者注）当天就回应以“强制训令”。这又一次把“教育置于政论之外”并把政论置于教育协会容许的范围之外。大日本教育会，是成立于地方上许许多多协会的核心组织，立刻就进行清理，把政治扫地出门，从而专心致志于“纯粹的教育事务”。其一万多次的请愿已经引发这个问题的同盟会放弃以前所做的政治努力，即支持将会维护教育利益的国会竞选人的活动，来响应强制训令。 (47) 文部省紧接着又颁发了一道指令，这一次是禁止教师在大选中“支持或激励任何政治上的竞争”，不许教师“直接或间接地与任何党派有关联”。 (48) 因为这道指令还规定，选举政治的斗争会使一个小学教师失去工作，所以，毫不奇怪，各教育协会和期刊像许多其他协会组织一样，都小心谨慎地躲避在文学与艺术的术语里以求庇护。
政治名称的取代并没有治愈1880年代的青年精英和反对派的“政治狂热”症。 (49) 但是，不断地把政治与非法行为联系在一起，往往会把政治问题淡化出话语中心。出生于1860年代的明治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像呼吸氧气一样自然地接触政治了。他们的高度政治意识成为了历史，这不仅是因为《宪法》确立了在他们那个时代就已经是重大问题的政治体制，而且还因为他们的年轻接班人是在不同的氛围中长大的。正如某些含氢化合物中的氧元素依旧是氧，却被理解为也转变为水一样，政治依然是政治，却为“国家”这个通称中的一个思想分子所代表。爱国，或者爱国主义，在民权运动的十年里表明了政治的在场，也为政治在场表明，越来越被认为在消失。1913年，在更早时期的明治一代人来看，好像宪法颁布以后，“热情已经远离政治” (50) “人们似乎根本不关心议会召开与否，而且觉得没必要参与到国家论争的斗争中来。”这种政治冷漠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论争已经一再地被宣称是属于范围之外的事情。
二
把某些团体蓄意地从政治活动中驱除出去的结果，更进一步暗示着政治本身及本质都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有害的。19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思想禁令一直都伴随着法令的制定。优秀军人和官员，优秀地方官员和学生都要远离政治以保持自身的清白。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语》中写道，天皇命令军队“既不能为现行舆论误入歧途，也不能涉足政治，而是全心全意履行自己最忠诚的职责”。 (51) 山县有朋构想出后来被认为是“对军人的一种强制训令”，以便在“国家危急时刻”——山县有朋对1880—1881年的民权运动的看法——来指引军队的伦理道德。 (52) 但是，如许许多多明治时期的国家文件一样，经过多人多次草拟才制定出来的《军人敕语》，仅仅在军队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点上，就显露出各种观点与利益相互混杂在一起。
在启蒙思想家西周 (53) （1829—1897，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1870年进入明治政府兵部省，曾先后在文部省、宫内省担任官职。译者注）的最初草案中，军人五条命令中的第一条是秩序，它没有专门禁止政治。但是，从其他情况来看，很明显西周尊奉的是西方军事思想，他主张为了秩序和纪律，士兵应该与政治活动分离开来，政治活动属于公民，而不属于军队、社会。已经插手过明治政府制定的每个重大文件的井上毅同意西周的说法。但是，他对这一点的担心与其说是政治对军人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让整个军队如天皇一样远离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山县有朋亦有同感，尽管他的理由稍微有所不同。他对西周和井上的宪法精确性不太感兴趣，这两人都参与了禁止现役军人参加议会的宪法草案的编写。相反，山县有朋下令说，《军人敕语》应该被看作天皇对他的而不是国家的士兵进行直接管理。对于山县来说，要预防导致1878年皇家卫队发动政变的那种不服从的危险，唯一的方法就是，向新应征士兵反复灌输绝对、无条件地忠诚于天皇的思想观念；要预防他认为与民权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政治颠覆，唯一的办法亦是如此。因而，记者福地源一郎（1841—1906，政治家、文学家、记者。1875年他为翻译英文society一词而在日语里首先创用“社会”一词。译者注）编写的《军人敕语》的最终版本规定，是忠诚，而不是秩序，才是士兵的首要责任，并把不要参与政治的警告作为这种忠诚定义的一部分添加进来。 (54)
直到二战结束，《军人敕语》一直就是对应征士兵进行思想灌输的一个最重要的资料，也是后备军人终生不忘的“军队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 (55) 在议会制政府确立之后的30年里，政党执政、民主是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口号，天皇陛下的陆军和海军通过死记硬背不参与政治活动的誓言，以示他们对天皇的效忠。1930年代，年轻军官援用同样的法则发动叛乱，但不是因为政治的腐败，而是出于帝国忠诚这种更崇高的事业。1882年，福地源一郎已经写道，“政治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军队参政” (56) 。他这话的意思是，平民政府应该与军队分离。但是，因为军队那时是置于政府之外的，直接受命于天皇，最为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如果《宪法》在制度上把这种情况变为了可能，那么这种思想传承就能够让军队把其战前的行为说成是别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政治，甚至是远比政治高尚得多的事情。
通过普遍征兵和后备军人协会的增长， (57) 传达给大多数日本人的信息就是军队排斥并贬损政治。1880年代和1890年代里其他被禁止参与政治的团体协会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看法。官员们像军队——一种官方国家机器——一样，在1870年代也禁止参与政治讨论和演讲。这个禁令在1889年宪法颁布的前两星期才被取消，以免议会上政府官员在反对派大声抗议的时候，被迫保持沉默。 (58) 但是，与此同时，1887年的《行政事务条例》说得很清楚，政府官员也像军队一样，是天皇陛下的官员，而不是政党政治的工具。另外，录用惯例已经把帝国大学的法学系确立为享有特权的一个系，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个“龙门”录取的。 (59) 1889年夏天颁布的补充条例在新闻界引起一片评论，那就是，胸怀大志的年轻官员已在被指引去学法律，而不是政治。当时，随着把帝国大学的分数准确地定为参加工作的初始工资，一些人抱怨说，“帝国大学已名不副实，应该称为官员培训学校。” (60) 尽管帝国大学拒绝听从这种建议，但是，法学毕业生进入行政事务部门工作的人数在随后的20年里稳步增长，到明治时期末占据了全部上层官员机构。 (61) (https://www.daowen.com)
为了确保官员更加不受政治的影响，1899年，山县有朋通过《帝国条例法令》想方设法地把最高级别行政人员的任命有效地限制在职业官员里。这种举措被解释为“专业知识”的需要，以应对宪政体制里“现在极其详细的法律”问题。然而，宪法的关键段落却坚决主张更换每个内阁的政策制定官员将会导致：
行政机关会失去其应有的公平和独立，从而成为一个偏袒偏爱、利己主义的工具。因而，如果行政官员不远离政治——不偏不党，人们是无法希望拥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政府的。 (62)
在那些一直反复强调的词里——山县有朋认为，他们描述的政治伦理是那样的清楚，根本不需要强调——存在着他对政党的持久看法。1880年代后期， (63) 军人、上层官员，或者是就此而言，山县有朋设想的地方政府体制下的官员，不都能有任何思想上的机会，把纯粹的政治与公平或公正这样的道德词语联系在一起。 (64)
在担任军队建设策划者期间以及从1883到1890年之间担任内务大臣很长的任期里，山县有朋就已经负责加强立宪前禁止政治方面的活动了。此刻，1899年担任首相的他，又一次以其惯常的坚持到底的作风，抢先行动来避免国家官员的政治化。因为山县有朋的控制是有限的，所以经过了很多年，政治与官员的分离，变得越来越不如他曾希望的那样彻底。但是总的来说，帝国日本的职业官员，无论是军职还是文职，与沿着议会选举之路前进的政治家之间的分界线非常清晰明显，足以使1880年代官员与政党分离的传承得以存留下来。 (65) 象征1880—1890年代意识形态语言的政治，不是发生在天皇陛下的政府这个中立的庇护所里，而是产生于外面充满自我利益的大街小巷之中。
由于一些新当选的民众代表看法不一，所以第一届国会期间就开始对政治作为公民合适的话题进行辩护。末广代表在下议院辩论说，年轻人应该接触政治讨论，因为那可以让他们接受到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所受到的影响，“罗伯特·皮尔年轻时，随父亲一起参加政治聚会，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这个代表还对妇女不应该拥有政治知识的前提是她们“不适合政治”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他辩论说，如果给予她们机会，那么她们就可以是“丈夫的帮手”，就像她们在过去的日本和现在的西方一样。他跟认为允许妇女出席国会会扰乱男人并歪曲他们的观点的那些人进行了论争。他说，他们是根据西方的女人崇拜来断定的，然而，“在日本，政治讨论会上几个妇女的出现很少会使男人改变观点的” (66) 。当时是警察局局长的山形县人清浦奎吾为政府做了回答。“纵观日本的历史和风俗习惯”，他辩论说，“女人一直是治理家庭和负责家庭教育的”。政治会妨碍这一点的； (67) 另外，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她们的参与是不受欢迎的。像教师和学生一样，“她们的思想还不成熟”。而且，其他国家的经验无论如何与之都是不相干的。 (68) 在这一点上，政府和贵族院立场非常坚定。而且的确是直到1922年，妇女才允许合法地走出家门，参与到政治事务中来。
19世纪90年代早期，每一届国会召开期间都反复地进行这些争论，众议院赞成放松这种限制，贵族院每一次都否决修改。在1893年第四届国会上，两院最终通过了修订的《公众集会和政治结社法》，该法像以前一样把那些群体排除在外。1897年，解除教师和学生限制的修正案在下议院通过，但被贵族院再次否决。副文部大臣牧野伸显主张政府的立场，坚持认为“学校要与宗教和政治断开任何联系” (69) 。在1897年那种环境里，把宗教放进反对政治的论争中，既不幼稚也不模糊。随着1892—1893年“宗教与教育的冲突”，学校里的宗教问题已成为重大争议问题。最早的反基督教论争导致了1899年的山县内阁在学校里加强爱国教育，并最终禁止了宗教教育。 (70) 支持这种做法的依据在《宪法》第二十八条款里很常见，该条款保障日本国民“在无损于和平与秩序、不违背其国民职责的范围里”享有宗教自由。但在那十年的过程中，基督教被认为与尽忠不相容，因此，学校里的宗教教育就被宣布为有违宪法。1897年，牧野援用国家规定的“家长职责”来保护他们的孩子不受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因而他是在暗示政治属于同样的范畴。简而言之，政治在爱国主义的范围之外。
法律语言也很相似，因为《宪法》允许“法律限制内的”政治活动。然而，所谈到的那些法律，包括1897年讨论中的《公众集会和政治结社法》在内，明确规定已经施用于宗教的同样限令——政治“在无损于和平与秩序”的范围内是自由的。在这种怀疑的背景下，很容易使一种观点得以长存，那就是这样的恶劣影响不适用于校园。当1898年提议有关议会选举的内容应该包含在小学教材里的时候，政府和保守派支持者就很轻易地辩论说， (71) 既然学校禁止一切政治谈论，那么很显然议会选举在教材里就没有任何位置。 (72) 即使在议会发言中，政治还得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来抵御政府的影响，即为了保护人民不受本质上有害于国家的事情的侵害，必须在法律上和思想上进行限制。
三
19世纪80年代，为了对抗反对派，寡头政治执政者通过制定法律来作为反对政治的堡垒，已经做好了应付立宪体制的准备。使天皇和军队凌驾于政治之上的压制性法律以及宪法条款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但是1890年代的政治史清楚地表明，在国会召开之前，寡头政治执政者就已经在新的立宪制度之内做好了运作的准备。甚至在宪法制定以前，井上馨（1836—1915，政治家、实业家。幕末以及明治时代时期的活跃人物。译者注）就已经组建了政党，而且1889年，寡头执政者们试图通过邀请反对派领导人进入议会来拉拢他们。整个1890年代期间，国会的工作安排开始出现，而且在山县有朋于1889—1890年期间关闭反对党派的行政事务大门时，伊藤正在组建自己的政党——政友会（日本政党。1900年由伊藤博文创立。代表日本封建地主和财阀及具有这种背景的政客利益，并受三井财阀直接支持。译者注）。 (73) 山县永远不会与政党这个观念和解，尽管甚至是他也期盼政治参与的范围更广，而且把新的地方政府体制设想为培养有责任心的官员的训练场。 (74) 思想上总是游离于立宪制政体和皇制政体之间的井上毅，在1890年果敢地把政社和政党区分开来，前者应该像在西方那样受到控制，而后者是任何议会制度都不能有意排除在外的。 (75) 在政治理论方面，1889年由伊藤和黑田宣读的先驱内阁成员应遵循的原则，是1880年代政治的最终产物。但是，在政治实践中，该原则将会在今后几十年里，逐渐被官僚政治和政党政治之间不断地相互顺应所侵蚀掉，无论这种相互顺应有多么坎坷。
对于意识形态而言，传承有所不同。政治的负面意义在意识形态语言里很普遍。比如说，先验主义已经把政府确立为“天皇陛下的政府”，而且还不断地重复使用把政党与私人利益联系在一起的词。“政府不得为某一个党派谋利益（利）或者伤害（害）另一个党派的利益，而一定要不偏不党”，伊藤在回应三天前黑田的发言时这样说道。 (76) 这样的词的道德价值很明显。在后来几年里，合在一起就是“利害”的“利”和“害”，在私人、 (77) 党派以及价值更少的意义上，就成为贬低“利益”的标准政府用语。地方政治家被指责是出于“利益关系”行事，而国家公正的更高价值声称是属于天皇的国民。“不偏不党”这个词暗含的意思就是无党无派、不偏不倚。这个词是报刊从党政机关向营利企业转变时使用的词，以寻求最广泛的读者。 (78) 反复重申公平既不能使政府也不能使报刊摆脱政治结盟，但也确实强化了一种观点，即任何公开追求党派利益的行为，其道德价值皆为可疑。
政治活动与分裂、冲突联系在一起，更加把政治贬低为追求党派利益。就山县而言，这种语言尤其强烈。在1899年至1890年之间，山县以确保“和谐”、剔除那些“自称为政治家、倡导不切实际理论、随意发表政治不满、试图置社会秩序与混乱之中”的人方面，表达了他对地方政府的看法。那些传播如此“十足愚蠢的事物”的人，对不仅威胁社会还威胁到国家的竞争、冲突、无序要负完全责任。 (79) 在山县看来，政治否认因此起因于政治的偏袒和分裂这种双重看法，这两个特征在后来几年里将会一直存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表述中。
1880年代，政府破坏政治名声的首要动力是防御性的：出于政治动机，试图贬损反对派的行为。法律压制从而成为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取代政治名称、排斥政治行为的意识形态结果是次要的。但是，在山县及类似于他的那些人看来，对反对派政治的厌恶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动机，因为他们也同样受一直关注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团结的需要所驱使。面对山县经常称作的“外部”世界，现代日本需要统一所带来的力量，而政治分裂却与之对立。 (80) 因而，日本不仅需要法律压制，而且还需要训练和影响。为了塑造国民，意识形态将会是首要的。在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建设中，当政治逐渐存在于1890年之后的政府报告之中时，政治只留下了其私人利益以及冲突分裂这种负面意义，而其可能含有的任何正面的公民价值意义则为“国家”这个词所篡夺、所吞并。
1880年代，政府确定整个帝国时期将使用法律压制和思想劝告两种方法来控制公民的价值观。1890年，政治方面取得的思想成果综合起来既不能简单地称之为非政治，也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反政治。相反，政府取得的成果事实上毒害了国家。给政治附加上某种内容使其在爱国意义上令人无法认同，这样，甚至在立宪制度刚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政治的本质就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