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语法
一
到1915年，日本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一门公共语言，一直到二战结束仍然通用。方言在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会保留下来，明治时代形成的意识形态词汇、语义、句法、用法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流传至今。就语言社会进化的最普遍意义而言，曾经仅为少数人所拥有的文字如今成了公共财产。19世纪50年代，普提雅廷和佩里为日本提供了一个“火轮车”的模型，作为西方强大实力的缩影见证。而现在，该模型已演变成随处可见的日本国铁（Japanese locomotive），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语言上都日本化了。它所停的地方也不再叫“ステーシヨン”（英文“车站”的日语音译），而是“駅”（日语的“车站”）。如今，铁路在日本人眼中是“便利”与“沟通”的代言，而在伦理学家看来则是日本版的伊甸园毒蛇 (2) 。明治天皇当初在古老封闭的朝廷深宫登基，开启了新纪元，已然转型为现代君主，其象征性的存在属于他的每一个子民。仅仅五十年前，铁路也好、天皇也罢，都尚未融入大多数日本人的生活。以前是多褶的和服，现在是立领的西服；以前学知识是一种特权，现在人们能经常看见安了窗户的农村学校；以前是朴素的本土国家意识，甚至可称为地区意识，现在是气势宏大的帝国意识。当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及言论上实现了社会语言学层面的过渡，便也开始共享一套意识形态话语。在描述国家、社会方面的语言方面，虽然不同阶层的日本人对使役态的使用情况差别很大，但至少被动态得以广泛理解和交流。
和任何语言一样， (3) 明治时期的整个意识形态是无人能够完全表达或掌握的。在某个给定时间段里，也的确无人能够彻底接触到身边意识形态的所有表达。不同的是，众思想家将某些特殊表达形式归为某特定客户群所有。如今的社会在经济架构、组织架构方面日益专门化，思想家所言说的对象不是整个社会或团体，而是他们的个别客户，并为实现其个别制度的目的效劳。在义务兵和后备役接受的思想教育中，国家的军事理念是以天皇和町村为中心。天皇的作用是树立神威，以此灌输忠义的军人气概和武士道精神。町村的作用是为乡村青年和当地农民营造军事氛围，因为一些青年不愿从军，而农民对军队又没兴趣，令人担忧。在农民眼中，专门举办的军事演习并不能吸引他们，“受枪声刺激的只有麻雀”。 (4) 另一方面，提倡平均地权的人和官僚为农民呈现的又是一番景象——国家更像是受家族掌控，而不是天皇主导。农村政策强调祖上基业、“储蓄精神”以及作为国家的单位的町村。 (5) 当消费者支出和学校预算占生产性“国家基金”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上的恶魔——非生产性财产”会同时对家庭和町村带来危害，“因为它无法产生任何经济效益，反而带来损耗”。作为地方精英，乡绅享受着等级优势，也很享受随之而来的责任感。而从明治维新起，东京市中心地区的车夫、店员开始拥有平等的社会待遇。通过一些宣讲，他们了解到其中益处。“既然所有男人都是武士”，那他们就都应培养“男子气概般的服从意志”，并效仿罗斯柴尔德和三井，做到忠诚不二。 (6) 这并不是向本江的各位木匠暗示，农民是国家的支柱力量，也不是对农民说，工厂一定会导致城市退化，也一定能保证工人享有稳定的、也许较低的基本生活工资。无论是乡村青年还是成功的青年精英，教师、地方官员、报德会成员、贤妻良母还是鞋匠，他们所用的特殊表达方式都被思想家归入其所属的行业。就像从更广义的意识形态语言来说的各种方言，同一时间里通常只在社会的某些特定地区使用，但在其他地区很少听到。
虽然在支持者看来，这些特殊表达方式逻辑清晰，足以表达整体意识形态， (7) 但它们的描述仍不全面，带有特殊性。尽管目标设定了、要求有些夸大，但无论是文部省、神道教主义者、民间民族主义者，还是道德家都无法掌控他们各自语言的纯正性。后备役军人甚至可能是农民，通晓军事、农业两方思想家的语汇。这两种语汇时而互相竞争，时而强加于人。此外，在一个越来越融合的当代社会，社交网络纵横交错，十分典型。在这种情形下，意识形态信息就会一直受到干扰。因此，若想阐释明治末期出现的混合语意识形态，应从语言间的交融入手，仅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
二
不同意识形态在成型时，都会产生大量共通的内涵思想。在此过程中，有三组相互作用。第一组来自意识形态演讲中的重点部分，这里称之为“信息中间层”；第二组来自非重点因素，通常情况下就是意识形态术语中的“独立从句”；第三组来自非语言表达因素，这里指“深层社会意义”，该“意义”能让参与人理解意识形态话语。公共意识形态语言源源不断地产生，这些相互作用就是其过程的一大特色，正如意识形态的一本语法书。
第一组相互作用是最明显的，也是最公开的，来自各种资源中加以强调的重复语义。作为“信息中间层”的组成部分，这些因素很常见，而且重复频率高，影响力日积月累。将不同颜色的圆重叠后，其交错位置会变成一片色调较深的区域。各种意识形态表达也一样，虽然它们的内容、目的不尽相同，但也有共同的因素。层层叠加、反复出现，这些因素的存在就变得更为重要。在本组里，有许多标记、符号及神话。在过去，它们用于解决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上能够被感知的复杂的公民问题；而现在，它们和天皇制意识形态相关。
明治天皇是人人效忠的对象，同时还象征着现代性。事实上，每个环境中都少不了他的存在。当他穿上华丽的朝服，帝王的形象便深入大街小巷。然而，虽然天皇是无人不知的神，但他接触的公共语言表达范围始终较狭隘，他所处的语言圈很少和外界重合，因此社会影响力较薄弱。从基础层面讲，国体是一种民族延续的神话，代表着日本的国家特色，也是在意识形态信息交融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作为国家的代指，其表述也十分模糊，而正是这一点促进了“国体”的概念在民间盛行，但也因此，“国体”无法层层汇聚与天皇息息相关的描述性细节语言。虽然在明治晚期，民众大体已将“国体”理解为“日本”的近义词， (8) 但经常提及“国体”这个词的仍是统治者，因为它象征着统治者的谱系和国家政权。同样，“忠君爱国”由于出现频率太高，在市井中也已是相当陈腐的表达。这类短语代表了某种世俗主义的最低程度社会统一性。它们可以用于多重目的：以“国体”为例，它不需要确切的定义，只需大众的一致认可。尽管思想家们仍强调要把“忠君爱国”作为德育的目标，其他人却出于不同的考虑，比如认为“忠君爱国”有利于党派忠诚，能敦促企业跃居世界一流，或提升国产货的销量，而不是让进口啤酒占领市场。另一方面，社会上对“帝国”的不断重复和“天皇”的情况很像，它们都需要在所有社会方言的公共语言中不断渗透，增加具体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在信息中间层日益积累的就不是古代的帝国创始神话，或是最近人们为国内宪制、国外帝制现象的诠释，而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不断宣传。1913年，某地对1592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10个小学毕业的人中只有2个知道太阳女神为什么重要，只有不超过3个人知道建国纪念日是哪天。 (9) 但日本帝国陆军、帝国海军的两军军旗似乎随处可见，市政厅、流行杂志、插画，甚至陶器上都有它们的踪影。课本、演讲、流行歌曲中也出现了相关表达——从库页岛到台湾的“5500万日本同胞”。就如当代帝王一样，它们就是用来表明日本新地位的具体实证——日本已然是“一流国家”，迈入了“世界强国之列”，成了东方帝国。 (10) 像天皇和帝国、国体和忠君爱国这类表达都是爱国主义的精髓，是经过无数意识形态表达的锤炼才产生的，以发展“国民意识”。
思想家们在应对“复杂的社会”时，信息中间层往往涵盖与意识形态渊源极深的町村。无论是作为地方公民中心的行政自治村，受部队熏陶、作为军魂摇篮的民族村，还是具有农耕浪漫主义的传统村落，重要社区的各种标志都集中在乡村。 (11) 相关的表达元素在农村往往很常见， (12) 比如推崇“迷人的风俗”，表明了日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就是其本土方式或对安定的祈求。
如今，我们童年的各种传统也只是走形式……名古屋进口的奇特西式糖果替代了以前手工自制的礼物，它们外面裹着花哨的糖纸，上面写着糖果名，比如“菊花雾”……参拜当地神明曾是促进农村团结的最重要方式……现在却退化成了毫无意义的仪式，节日成了喧闹的祭祀……家人各奔东西，远离家乡，疯狂地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利害关系”，低俗娱乐，城市生活和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都可能破坏家庭的和睦、破坏町村的团结，并由此威胁着“日本民族的优越性”。 (13) 町村社区的社会秩序受教条思想的摧残最为严重。信息中间层的另一个产物是对党派政治的偏见，同这一偏见一样，鉴于个人主义在思想表达上具有反社会的特质，人们渐渐将其当作社会异见，不再信任。此间探讨的社会主体往往就是町村。
在反复强调之下，家庭在意识形态语言中拥有了社会中心地位，这种强调也与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密切相关。农村青年如果想接受大量教育，就会受到官僚的连声怒骂，农民也会随声附和。有一家的长子因为父亲不允许他参加师资考试，就偷偷学习，悄悄参加考试，还通过了考试。邻居们听到这个消息一片唉声叹气，都说“那家完了”。这个故事发生在东北部，当时正值日俄战争过后的几年，日本局势危殆，许多家庭都是上述状况，町村的结构组织便随着家家户户的问题受到了威胁。有一个教师曾是武士出身，在明治维新期间成了自耕农。然而受“离开乡村的异教邪说”悄悄影响，他不断参加考试，两年后他就债务缠身，最终破产。其他青年似乎也想证明离经叛教具有传染的能力，纷纷加入教师、火车站员、护士、接生员等行列，结果“町村里的情境和几年前大有不同”。因此，这样相互重合、不断强加之后，意识形态精髓的最密集地带就多了家庭和町村两个概念。该思想精髓的组成由四元的国家变成了二元的社会，说明某些方面有所变化。这并不是指上述两个问题，而是指可遵守的价值观清单。最关键的是，共享交流的有效程度相对不同了。
严格来说， (14) 这类共享交流并不等同于共识。 (15) 如果人们就某事达成一致或意见汇集一处，从而产生共识，那裁决民意的人就是该议题达成共识的代表。他们往往以外交政策中的“强硬派”为名反对政府。然而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他们的立场仍有所偏向。就某个问题而言，愿意效力的都广泛赞同，“不相干”的人对此却是闻所未闻。在信息中间层，情况却几乎相反。除了信息重叠部位的中心，各种意识形态的表达或多或少都存在分歧。而那些与身边问题不相干的人可能只会注意到常见的重复性表达。就算之前没听过，但它们太常见了，一不小心就能“偷听”到。
比如，天皇的意识形态存在就不是共识的产物。1890年，各派政党在竞选会议上拉起了自相矛盾的条幅，宣称“永远自由”“以诚感天”和“天皇万岁”；1913年的宪法议会谴责了日本政府为得到天皇神权的一切作为，然后在“天皇陛下万岁”的高呼中关闭了议程。 (16) 喜多一木于1906年表示，政治关系应有所转变，这样人民就不再是天皇所有，而是和天皇一起为国家所有，但课本和流行读物都亲切地以家庭的称呼将天皇描述成日本人的母亲和父亲。 (17) 虽说各种观点各种信息来源都涉及天皇，但它们要么就天皇的本质各持己见，要么当天皇进入各自话语之时难以达成共识。相反，倒不如说他们一直致力于解决不同的问题，涉及的却是同一类符号。 (18) 这些符号被强调、重复的次数越多，其他人也就有更多机会接触。结果就是这些词语在使用时似乎资本化了，在共享的意识形态语言中成了通用的专业名词。 (19) 很多日本人开始逐渐接受，与此同时，这些词语的符号化诸般用法仍然十分通用，可以有各种理解，还可以相互加强。早在明治时期，评论家就曾提出，君主政体就如山川河流，是“自然形成的”，而天皇就如富士山，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就像美国的尼加拉大瀑布一样。 (20) 那些社会创造的符号经过时间的积累和大量使用，已经转变成天然遗迹的意识对等。
三
语义的自然化也会以其他形式存在，同样也是经常重复，但没那么明显。意识形态演讲中的非强调部分也的确会针对不同形式的国家、社会产生另一种非常有效的互动。如果分析一个意识形态语句的语法，就会经常发现句子开头是一个从属子句，陈述主要观点的论据。在这部分里，讲者会阐明他作出如此规定的必要性，以及出于对什么样的考虑而发表公共演说，比如环境如何不完善或出现了某种危机。由于讲者在界定问题，其主要观点就是该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这部分往往非常有说服力。对历史学家而言，这就是他演讲中信息量最密集的部分。但对于讲者来说，这也是他希望听众最易理解的部分。他认为听众会同意他的观点，“由于现在许多年轻人都被城市的种种引入歧途……”，事情有必要得到某些改善，而他恰好有一个解决方案。然后他会花相当多的公共时间来详述某种方案的种种益处，比如在某个外省建立夜校，希望能让当地教育家、年轻人或是他们的家长相信自己的提议是值得一做的。
对于思想家来说，其展示的主要亮点在于夜校，而不是城市生活如何危险。而对于意识形态的学者或语法专家来说，情况往往相反。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措辞可能是句子、段落或卷章，其从属句包含的各种语义都是社会共享的。这些元素应该都是清楚易懂、富有涵义的，一旦调查清楚了它们在措辞上的共同之处，讲者就能发起与众不同的语言攻势。然而，有些表达比其他表达更常见，即便是粗略扫一眼那些从属句，就能发现其他不同的开场说辞总会包括一些极为常见的语义，似乎就是常识。“当文明进步时”，它带来了社会主义，导致生活方式转变，或左撇子现象。所以思想家们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21) 像“文明”和“进步”这类概念在从属句中出现得越频繁，就会变得越来越没价值、越来越像常识性概念。但就观察而言，常识绝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普通。它也是一种社会产物，是集体对经验的阐释。只不过因为它的使用范围太广，看起来很自然，或很直白。 (22)
的确，如果回到五十年前， (23) 明治晚期意识形态常识的某些组成元素要么不存在，要么是晦涩难懂。“文明”这个词开启了明治时代，它的形式是外来的，语义是欧化或西化的，最后也慢慢归化了。起先，它在自身形式的前面汲取了“新的”或“日本的”这类形容词，后来又删掉了这些词语。 (24) 到明治晚期，“文明”已经成为一种本土社会文化的表达，和所有保持不变的普通名词一样，描述起来通俗易懂。
在归化过程中，文明这个词从意识形态演讲中的主句转移到了从属句。1870年代，“文明”和“启蒙”已成为意识项目的一部分，以接受、适应西方模式。当时，文明的倡导者总会用一番表达稍有差异但意思相同的措辞起头：“为了国力着想，为了扩大国家权力”，然后开始他们的谆谆劝诫。 (25) 因为这是19世纪中期最常用的从句之一，对“文明”的旨令则构成句子的中心大意。在很多表达中，“日本”和“文明”彼此结合，作为中心论点被人们公开强调、重复，数年之后，它们几乎就在听众的潜意识里积累起来。到了1900年代，就算有人对“文明”一词所带来的影响不满，也再无法屏蔽这个概念，就像他们无法抵抗“积攒铁轨”（成功的实体比拟）这样的表达一样。 (26) 那时，“文明”在从句中最常出现。它往往作为开场白，尽管“显而易见”，确是必须出现在意识形态声明的引言部分。因此，和社交礼仪的致敬用语及其他常见寒暄表达一样，“文明”逐渐成为大众眼中理所当然的词，人们使用得相当自然，似乎真是讲者潜意识里的一样。
如今，“文明”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致敬用语，任何语境都有，任何场合都可适用，已经无处不在。社会批评家暗示，“文明的邪恶影响”会导致铺张浪费，应推崇勤俭节约加以克制；而它的“阴暗面”藏有种种诱惑，信神、信佛可有助抵制。据称，文明的“装饰物”能引发唯物主义关切——只有亲情和责任感才有补救功效， (27) 而其“虚饰”正是政府失职的诱因，这方面政府的改革应“以金钱的方式来鼓励地方产业”。 (28) 文明病提及的次数增多，或即便是“所谓的文明”，只会启动意识形态思路。其他文献称，文明的“表象”包括一部工厂法，并且它可以解释乃木的自杀。在令人兴奋的“文明的战国时代”大背景下，众作家极力呼吁，日本必须成为世界第一，“在当今的文明时代”，不应该向火车扔石头。借用人们最熟悉的短语——“随着文明的进步”，评论家解释说经济问题必将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政府应该承担地方债务”，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 (29)
也许各种中立的声明对文明的暗示最多，它们的意图似乎是描述文明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影响。人们往往会以平淡的、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出“众所周知，”或“不言而喻”，似乎讲者、他的听众及所有有智慧的生物都真的知道文明会导致专业分工加强、政府开支扩大、“生存竞争”更加激烈或飞机的发明。 (30) 1902年，一个地方村庄规划就表明，虽然过去村民都遵守传统，一家只有三个、最多四个孩子，但是，“当社会大力宣扬文明法则，其后出生的孩子都渐渐长大成人，现在一家有七八个孩子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 (31) 。当时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农作物产量，来承担更高的抚养、教育费用。“文明”也产生了另一个常见结果，即暗示杀婴率显著下降的简单声明都悄悄消失了。1914年的一份村庄规划表明，经调查显示，近期破产人数增加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这些失败案例都是因为企业遇挫，其负责人对物质文明太过执迷，但直接原因是生活水平上升，储蓄减少，勤恳劳作的人少了，因而人们逐渐忘记了各自应尽的本分和责任”。 (32) 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就是推崇节俭，防止农户出售土地、向城市移居。顺便提一句：农民对生活的期望值越来越高，明显又是文明的一种影响。(https://www.daowen.com)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 (33) 文明已被视为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在其意义或价值上“达成共识”。的确，正如意识形态中的强调元素一样，这种非强调、近乎常理的特性可以让它有多种诠释，产生争论和分歧。但是，文明已然成为明治晚期社会的一部分，当时的日本人经常会以集体的形式提到它，虽然论调不一致。因此，尽管明治时期新一代日本男士、女性批评他们的长辈，说他们不科学、不文明，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却予以谴责，认为文明的那些形式只不过是一种虚伪 (34) 。但无论是好是坏，是喝彩还是诽谤，“文明”的存在已不是问题所在。
因此，在明治晚期形成的常见意识形态语言中，其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从属句中反复出现的无争议元素。尽管看起来它们没有那些受重视的国家象征有魄力，比如“天皇”或类似“町村”的社会指称，但这些众所周知的价值观可能比那些反复公开宣传、颇费唇舌的论调使用范围更大、受众更广。比如，“进步”这个概念就被人广为引用。作为一个大众命题，它赞成文明不过是明治维新的一种应用产物。“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也经常出现，导致其具体含义已大体流失。“进步”一词本身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表达。事实上，在明治时期结束时，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批评“日本文明的精神浅薄”，并且哀叹由于“时势讴歌者”的努力，这种批评业已黯然失色，因此实际上对大多数日本人没什么影响。“相反，大多数日本人期望着国家能进一步发展，对当代文明也很乐观。” (35) 至于另一些没那么乐观的人则如该论者一样，虽力求维持进步现状，但希望转变发展方向。
在明治时期，立宪制是另外一个从主要命题转移到从属句的元素。在1870和1880年代，宪政问题已成为政治讨论的纲领性焦点。在一些从属句的引进下，比如“时代潮流所需”或“以自由和大众人权的名义”，宪政的现代含义逐渐产生。在1880和1890年代末期，日本建立宪政并加以阐释，立宪制这个概念开始迅速赢得越来越多人的拥护。 (36) 到1913年大正政变时，宪政本身已不是问题所在。
从艺妓到官僚，日本各阶层将立宪制度适用于他们自己的世界之中，也许每一种应用意义都有所不同，但是基于其足够的语用共同基础，使得其用途得以广泛理解。像文明和进步一样，在19世纪中期立宪制度还是大众用语中的新鲜元素，但到了20世纪早期，它已然成为常用语了。
从属条款中的其他元素并不新颖，而是经过多次演变而来。在世界上寻求成功是对明治维新时期进步教义的个人层面上的解读，而其更早源于德川时代的社会思想。1872年，教育法案中首次对学习与成功的关联进行了官方规定，此后数年间，其普及性的加强表现在鼓舞人心的故事中，如《自己拯救自己》。1912年，这一信条业已在整个社会中普及，即“为了在社会上成功”合理地成了许多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包括达到比政府此前所努力倡导的教育水平更高的阶段。而从属条款中的其他元素则同本国历史一般古老。尤其是“我国”，实际上指日本一词时，犹如形成了一种古老的魔咒，思想精英们对此如此熟悉，以至于在众多司空见惯的介绍性词语中立刻脱颖而出。然而，由于半个世纪以来不强调但持续不断的重申，这些词语以及其他与其词义相近的词语已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所熟知，达到了曾经学识渊博的人所熟知的程度。19世纪进步的神话、明治时期的文明教条、立宪制度的政治学说，成功的社会道德，以及作为“我们日本人”的民族感与道德感——这些概括性的言语有可能存在欺骗性，后期被称为日本天皇思想的愈加明显的因素也是如此。
四
国民更少关注甚至几乎不会关注的则是那些令思想表达“具有意义”的社会含义，意义所在的语境亦即思想得以表达的语境。
他们几乎不会明显地 (37) 出现在思想言论加以强调和未加强调的部分当中，而是充斥在二者之间未加言说的空间当中。这些属于毋庸置疑的基本价值观，但也与所述之事的意义密不可分。因此，他们促进了第三种交流方式，日常语言表达由此产生。正如语言学家之主张，只了解一门语言的词汇、句子结构和方言远不足以解释使用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思想上亦如此，是社会实践中潜在和假定的意义使得思想方面的口语表达更明了，尽管有时这些意义并未得以明显表述。
因为在日本的社会体系中，团体具有可以集体表达及实践的正面价值，所以在地方层面上，对团体精神和合作团结的呼吁合乎情理。那些当地公民被失意的军职人员判定为“不善合作统一”或“完全不具备团体精神”，他们明白这些术语的涵义，尽管他们不曾选择通过某些刻意的行为使自己成为这方面的代表 (38) 。“修身”这个固有概念是孔子思想和德川时期流行道德思想的体现，没有这个概念，“自助自立”的信条就不太可能为大众所熟知，而教育与个人成功的关联亦是如此。对权威的明确态度造成官和民之间的分离这一点可以理解，同时也提高法律较之于政治的地位，使其成为调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工具。而以道德习俗的重要性在法律之上来保障公民秩序，这一点在社群风气盛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因为社群风气乃是当时大部分日本人最为熟悉和最常应用的社会道德形态。
这些集体的态度不仅引发了高度一致的观点，还引发了高度一致的紧张和矛盾，这些都成为日本帝国意识形态的标志。在传统社会关系中，团体和等级制诉求的竞争性与教育和企业应享有平等机会人们对这一主张产生了共鸣，同时对保持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和官僚特权的诉求产生了共鸣。“自我管理”则强调团体本身既应作为一种社会目标又应作为制度权威下国家等级中的一个单位。《教育敕语》中描述到结合了高尚和低俗情感的民众是在天皇统治下的臣民组成的道德群体。同时，在等级上他们扮演着国民的角色，服从于当地、郡县以及国家官僚机构。
个人奋斗和社会和谐是一对冲突的概念， (39) 因为人们时常在勉强认可个人经济竞争的同时，又不断劝告大众应将家庭和社会的共同福利放在第一位。在众人推崇的儒家思想中，关于赚钱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大众思想上的不安，这种不安掩盖了在武士道精神庇佑下的企业间的竞争性，同时也减轻了人们对商业的重视程度，或许这种重视本可以更好地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一方面，本国的家庭观念、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均需和谐地依靠社群主义的价值观，后者使得个人主义的产生或阶级冲突的表现变得尤为困难。另一方面，国家和民族并未能够立刻意识到个人成功和家庭生存是经济和社会的需要。确实，思想家坚持公众价值观的卓越性，并为之不懈努力，这表明通常由个人价值观构成了较强的个人动机。大众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之间关系紧张不断，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日本的深层社会意义不会轻易地使人民——无论是盲目的还是在预先安排的情况下——“过渡到国家的层面” (40) 。
然而，这些社会意义同样也解释了一些社会现象，而社会现象的产生又要归功于意识形态。于是思想家们会经常愉快地断定：乡村组织的有效运作或地主精英鲜明的爱国主义部分源于他们为“影响”他人而做的巨大的努力最终取得成功。而其他人则不停地在抱怨民众对实践他们的思想态度冷漠，令人感觉遗憾、可叹，极其有害，令人难以忍受 (41) 。前者主张坚持权利，而后者则坚持认为明显的思想劝说在产生社会实践的效果上毫无作用。事实上，社会实践会自动产生结果。选举人聚集到一起提前推选竞选者；村民全体参加到游行中，唯恐拒绝的结果会导致未投票者门前发生传统袭击事件；在战争时期，女人们则同邻居们一起列队出来栽种规定数量的树木；而地方议员则以微不足道的票数支持内务省的地方改良运动基金，以此来显示他们并未完全不配合 (42) 。响应性或缺乏响应性很大程度上很少源于思想本身，而应更多地归咎于一位明治时期的社会教育理论家所说的社会制约的道德力量。他补充道，毕竟武士道已经得到了发展，不再只是“武士们渴望不为人们所耻笑”的层面，甚至到了20世纪这样一个金钱主宰的年代，只要社会愿意用它们，社会就已拥有了道德制约的力量 (43) 。
社会确实会用到他们， (44) 即使不是在直接为国家服务或为“真正的武士道精神”服务时，也至少应该会在追求各种各样利益的过程中用到，这些利益均与金钱问题密切相关。不仅是社会制裁，还有实践中的集体利益使得当地组织和国家专业机构去大力游说，要求基金和优惠。地方村庄在1870年代相互竞争来建造小学。而1910年代又就当地中学校址的选择进行竞争。起初，文部省就其努力进行了表彰，而后又对他们进行谴责。然而，这些村庄负责人固执己见，始终坚持“追求属于他们自己的利益 (45) 。”而当这种利益与国家的主张产生冲突时，他们被官员指控为无理的冷漠；而当其回应与近期政府的指示一致时，文部省官员对其优点进行褒奖，并将其归功于自己。通常情况下，在思想与行为的关系当中，思想家们认为自己扮演的角色恰恰来自大众高度共享的社会意义和社会动机，这些意义和动机时而支持那些既定的思维模式，时而又与之相矛盾。
类似于社会体系中的其他元素，这些集体态度对大众的意识形态加以限制。一方面因为思想家们的分享；另一方面也因为任何过大的偏差都有可能会导致其与传统社会智慧产生巨大的违逆。如在一门语言的句法当中，其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决定着思想家们会如何表达及可以如何去表达，但这两者并非固定且一成不变的。尽管对于一门语言而言，接受新的词汇比较困难，但句法上的变化仍时有发生。战前的思想讨论有时无意间暗示着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日本农村的社会语言。对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的分析，或对“集体主义伦理”的描述，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农村根源”联系在一起，而现代思想大厦就坚定地奠基在这种思想之上 (46) 。
但社会关系的基本观念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尽管其变化比思想表达的变化速度更慢。思想表达中的相互交流意义重大。例如，自我、家庭和团体关系的各种概念——不言而喻、甚至出乎意料，但在社会行为中普遍存在——它们产生于深层的社会体系，进而同类似孝道的学而得之的社会道德构想以及纲领性的指令（如劝诫人民勿抛弃祖先们的土地等）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 (47) 基本的家庭观念也处于一个缓慢移动和变化的过程当中。在本质上，其变化受到了新态度的影响，而这类新态度的产生又源于快速变迁的社会秩序。由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浪潮放宽了对农村生活中家庭成员惯常结构和固有角色的要求，那么由来已久的“家庭”这个概念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同理，集体的社会意义明显地影响着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如今，这种意识形态已然演变成资产阶级的社群主义而非个人主义。然而，社会关系也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阶段。在战前那些年代，思想家们认为有时这种变化恰恰与人们愈加厌恶的资产阶级的观念相反。战后的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等的”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之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社会观念的改变。因为即使在1930年代，官方在思想上赞扬了农民以及士兵，日本的社会观念的变革仍在不断进行之中。
大众思想的普遍用语即源于这类交流和沟通，诸如这些加以强调、未加以强调或未明显表述的思想表达。此处的表达所指代的并不单是思想家在阐述其信仰时的口语或书面表达，还指一系列的社会符号，在明治时期，日本人民将其收集起来并对其内在含义进行了深化。其中包括铁路一词，原意指“文明的发动机”，暗示的是货物和人类的移动。后者若指代乡村青年，似乎就不如前者货物受欢迎。在东京，有轨电车作为一种平民交通工具已成为该都市的标志，同警察的岗亭一起象征着财富和权利的工具，却成了罢工和游行示威期间人民倾泻愤怒的对象。在农村，农民一方面将蚕视为面临经济困难时的标志，另一方面，将其视为逃避问题时的部分补救方法。从每个村庄中心广泛修建起来的小学，人们意识到了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同时也意识到继续攻读中学则超出了农村学生家庭所能承担的经济水平。在战争中，天皇和牺牲代表两个伟大的字眼。而在农村较为小型的仪式中，天皇和民族却被与当地精英们在仪式中所穿着的燕尾服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及诸多其他的社会符号所传达的是国家和社会中的部分表述，这些表述往往与思想家们的表述产生了共鸣。
同时， (48) 它们也是对思想家们一致观点的呼应，这些表述致敬了1880年代的日本，却哀悼1990年代的社会，而且明治晚期社会的关注点所带来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