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的帝王角色
一
宫内省、寡头政治家、军队、民政机关、报社、扇子制造商以及明信片印刷商都参与了把明治天皇转变为君主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起协作，经常是不知不觉地，把明治精英们所界定的文明化和国家进步的特性赋予到天皇的身上。这就意味着， (65) 不仅宫廷需要忠诚和统一的象征，而且天皇也很明显地与民族奋进的一些特性联系在一起，正如与其他特性脱离的那么清楚一样。
天皇在授予了标志着他新角色首次亮相的《宪法》之后，他与政治的关系就公开地维持在一个严格的礼仪层面上。他宣布议会开会，会见众臣听证政治事务，还一如往常地在少有的诏书上批示，那些诏书以尊贵的帝王用语表达了政府的意愿。 (66) 据报道，他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勤勉地细阅内阁文件，每天早上阅读官方公报和报纸来表示对国家事务深切的关心。据地方记载，他还阅读地方报纸。 (67) 人们说他信仰“进步主义，因为只有这样的主义才能使日本人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不过，“他不单独决策任何事情，尽管他明白全部事情，相反他还是等他的大臣们来协助” (68) 。因而，是大臣们来管理诸如税收、议会斗争、和约谈判的失败之类的世俗政务。人们认为天皇“已经认识到，对于我国的进步和其他超越政治、强大民族的成就来说，《宪法》是必不可少的”，似乎这二者之间很少有什么联系。 (69) 政治是太过于模糊不清的努力，不能与象征天皇的“宝石”混为一谈，而且在对人民进行的意识形态宣讲中，天皇的帝王之情被置于别处，而非政治上。
比如说，天皇的形象在教育中进行了强化，而教育正是明治时期以来对进行文明化设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明治天皇在位时期，极为重视学识，1899年以来帝国大学每一年的毕业典礼他都参加。日俄战争时期，为了振作教育大臣，他颁发了一道御旨，敦促“哪怕是在军事危机时期，教育也不应忽视，也应该勉励教育者们要勤奋工作” (70) 。
把教育挑选出来作为唯一的帝国成就而在1912年的颂词中值得一书的时候，作家夏目漱石表现出偏爱用人文措辞来表达民族自豪感，而非战争用语。但是，他也描绘了1889年以来日益为大家所熟悉的天皇的一面。无论是在就诸如镭和飞机这样的技术事件而提出睿智的问题方面，还是他勤奋听讲有关中文、 (71) 日语以及西语文本课程方面，天皇对知识的渴望都反复地为人们评说。他每年7月份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出现，尤其是优秀毕业生“从他的双手中”接受象征他们取得成就的题字银怀表的那一时刻，被广泛地进行宣传报道。 (72) 不仅他个人的资助而且财政赞助都以政府拨款的形式从宫内省划拨到教育机构及学术和教育协会，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这些资助多少不等：大到1900年拨50000元给福泽谕吉来发展私立庆应义塾大学；1908年拨30000元给大隈重信创建的早稻田大学；1909年拨20000元给佐佐木高行当校长时的国学院大学；1901年给日本帝国学院每年2000元，连续10年；1891年拨给日本教育协会500元；小到颁发大量的诸如刻有皇室徽章的银酒杯这样的小纪念品给各个领域的教育者以示敬意。 (73)
明治晚期，皇室在教育精英们中的出现及所施善行的这些迹象延续了早些年宫内省确立的模式。然而，天皇在教育界的突出显现却是新近才有的，这得归功于天皇肖像及《教育敕语》的广为散发，二者被结合起来用来培养人民的忠君爱国思想，这不是由宫内省，而是由文部省来进行的。19世纪80年代，森有礼就已宣称，在把人民的忠君爱国思想培养成如“国家”那样无形的东西这项事业上，“天皇是无可匹敌的资本，是最大的潜在宝藏”。 (74) 为此，森有礼强烈要求在学校里要严格地举办两个重要的皇室庆典，一个是二月十一日纪念神武天皇建国的纪元节，另一个是十一月三日明治天皇诞辰的天长节。虽然森有礼没有活着看到这一点——因他对自己所赞美的君主不敬而被杀死于1889年的纪元节上，但是文部省还是在1891年颁布的《关于小学庆祝节假日的规定》中采用了他的建议。 (75) 师生在天皇及皇后的肖像前鞠躬，高唱国歌，朗读教育敕语，紧接着是校长和其他当地名流进行爱国主义演讲，而且随后还常常举办校运会，展览学生的创作，分发点心和糖果。 (76)
国歌、糖果和爱国主义混合在一起， (77) 成为皇室的存在最终进入到每一个学校庆典里的模式，从新大楼的投入使用仪式到毕业典礼都体现着皇室的存在。然而，它却不是起源于文部省关于庆典的指令，而是19世纪80年代在学校里逐渐形成的，那时，县厅自己颁发规定，学校竞相要求第一个获得分发本地区的帝王肖像。学校的孩子们把这些庆典当作“点心日”来期待，而一些父母则把这些庆典当作让孩子待在家里和去地里干活的借口。在庆祝这些国家节日时，校长、地方教育者以及乡村官员热切地发挥着他们的权威作用，就像他们在乡村进行祭祖庆典时做的那样。但是现在，他们的地位因与天皇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而得到了加强。 (78)
虽然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很多地方在当地庆祝这些皇家节日，但绝不是普遍庆祝的，这不是文部省的指示能立即改变的事实。校志揭示出学校并不总是按指示他们的那样去举办庆典。而他们举办的时候，有时对于那些庆典的性质充满困惑。一所学校在1897年的记录里说，该校在二月十一日关闭来纪念孝明天皇，因而把传说中的公元前660年建国日调换成了明治天皇父亲的生日。 (79) 也是在1897年，一个地主的儿子相泽，31岁做了所在乡村的副村长，却没有在日记里提到过纪元节，他在1886年20多岁时就开始记日记了。也许是做了副村长的原因，他记载说村公所在二月十一日那天关闭了，但是他误把建国节当成明治天皇生日的天长节了。从那时起，相泽的一篇篇日记说明了皇室典礼渗透的模式，那些皇家典礼在乡下的其他地方也可见到。 (80) 他在1900年第一次附带地提到纪元节，与太子结婚的宣布有关，太子的婚礼是那一年的重要皇室庆典，在学校里广泛地进行庆祝。 (81) 1903年，他第一次在村学校里出席了纪元节庆典。从1905年起，该庆典就成了他每年的大事，随后的宴会及其他有关活动亦是如此。日俄战争后的时期里，诸如预备役军人聚会来为新学校建设进行资金募集之类的地方活动，越来越多地开始与国家节日一起举办。1908年相泽成为村长时，他不仅参加学校典礼，而且还讲话发言，从而以一种内务省所鼓励的方式扮演了地方精英的角色。
在社会上确立国家庆典 (82) 是一个很常见的工作模式。有远见的地方教育家和官员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在迎接这皇室象征的活动了，因为这给他们的村所、学校及他们自己带来了更大的声望。然而，除了学校之外，很少有村民意识到天皇庆典的存在。因此，文部省在90年代把这些程序编成法典并强行规定，但是直到20世纪最初10年，文部省所倡导的做法才完全渗透到社会上，最显著的时候是从日俄战争时期。那时，以皇家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庆典在不断增加，学校和地方组织共同举办活动来庆祝胜利，纪念《教育敕语》及类似的激励国民的1908年《戊申诏书》的颁布，举办学校成立周年活动以及其他赋有国家使命在内的乡村大事活动。 (83) 其他的意识形态机构，比如内务省和兵部省，在传播皇家庆典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到大约1910年为止，皇家庆典已经成为乡村的习俗了。在新年、两个皇家庆典三大节日停止工作来庆祝的乡村，在1880年代末为数很少，到日俄战争后的一段时期就逐渐变成了多数。 (84)
尽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地方庆典从没有完全达到政府的期望。20世纪初的10年里，省部官员在上呈给国会的指令和意见中还在继续抱怨说，那些程序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标准化，因为那些庆祝活动在实现他们“统一民心”的目标方面没有效果。 (85) 1911年，地方政府因还在遵守旧历举行农业庆典和地方节日而受到严厉谴责，因为这不仅意味着节日数量的增多，而且还意味着乡村依然在遵照1873年就已经废除的阴历。1911年的一个村计划中写道，人们认为“阴历的不便之处在于它与学校和村公所列的节日不一致，不言而喻，这妨碍了乡村的管理和教育” (86) 。这里的关键是， (87) 过多的节假日将会危害到生产活动——新历有60个节日，旧历有70个，而最新的农耕理论认为，80个以上的节日对农业有严重的影响。但是，自更早时期的中央政府指令以来，重点已经发生了改变，19世纪80年代政府所颁布的学校假日和政府节假日，常常屈从于旧历节日和田野里的工作。而现在，国家庆典优先于已有的惯例，地方问题集中在限制非工作日的数目上。作为国家庆典而进入农村奉行的日历的部分进程，明治天皇——他的肖像按照文部省的严格指示被锁在柜子里珍藏——已经紧密地融入基础教育普遍的做法中，融入学校在乡村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之中。
如果教育对于明治晚期的进步设想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么帝国也很重要，而且加大对帝国宣传的最高峰不是出现在学校里，而是发生在两次明治战争的背景下。首先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使司令官陛下的形象从军队教育和思想灌输的范围中走出来，全面进入公众的视野。1894年9月，当帝国总部移到广岛登陆点时，天皇及时抵达随之跟来“监管重要的战争事务”，宣布日本对朝鲜的胜利。 (88) 天皇被刊登在全国的报纸头版上达8个多月之久，被描述为像战争中的一个士兵那样备尝艰辛。天皇的朴素被细致地记录下来，每个句子的开头都是“他是那么‘高雅地’居住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军服穿到很破旧，坐的不是扶手椅，而是三条腿的凳子，有时还自己准备洗澡水。”“天皇丝毫不顾及那些不便之处，夜以继日地处理军务”，“六点起床，子夜才休息，甚至休息时还在听从辅佐官详述军队事务”，虽然有家报纸确实报道说，他有时在走廊里踢会儿足球。 (89) 除了给予军事建议和审阅文件之外，1894年，天皇还赠予军队4000多加仑清酒和80万盒香烟，而且战争胜利后，把刻有“皇室礼物”字样的香烟发给被形容为“感激涕零”的士兵 (90) 。报纸、大受欢迎的杂志——尤其是博文馆发行的非常成功的《日清战争的真实记录》、木版画以及无数的伴随幻灯演示的叙述小册子都在描述战争的胜利，明治天皇成了公众中心人物。 (91)
在获得鼓舞人心的胜利之后， (92) 日本宣布自己为“东方强国”。地方社论欢欣鼓舞地说“2500年来取得国内文化和制度成就之后的现在，即1895年，这一年将会因得到国际承认而被历史记住” (93) 。因此，西方将“像我们自称的那样称我们为‘日本’，意思是升起的太阳，外国报道中再也不会有‘Japan’或‘Japs’这类的称呼了” (94) 。天皇与这些重大的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孩子们高呼天皇万岁的时候，他们也在高呼帝国万岁。 (95)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天皇因取得“亚洲的和平”和在广岛的领导及接受的考验而受到赞扬。 (96) 然而，三个星期之后，天皇却从报纸的头版迅速消失了，正如他红遍报纸一样，迅速地归隐到和平时期的皇室生活之中。(https://www.daowen.com)
几乎是10年后，天皇作为战时最高司令官而重新出现时，他的形象与以前截然不同了。在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中，帝国总部是在东京。以前的中日战争时，天皇与军队同甘共苦。而现在，他与政府一样劳心劳力，召开帝国会议而不是军队演习。从通过战争与和平的决策与俄国进行徒劳的谈判来看，天皇被描述为主动而积极地出现，他对自己臣民安危的极大担心使得他无暇休息。一部分是因为他统治的成熟，一部分是因为他健康不佳，这一点在战争期间民众并不知晓，因而这个可怜的最高司令官变成了一个政治家。他对战争的参与，充斥在各种宣布胜利、激励坚持下去的敕谕里，并体现在诗歌里。天皇创作的9万首诗作中，有7526首是天皇（也许是皇家诗局）在一年半的战争中写出来的。 (97) 有关天皇深切关心士兵的创作主题的巨大明证还包括那首著名的诗歌：“为国家杀敌，但勿忘仁慈”，小说家德富芦花还为此诗与批评此诗自相矛盾的托尔斯泰发生争吵。 (98) 但是这首诗的主旨更为常见地体现在这些诗行里：“每当想起战斗中的那些人，我便无心赏花” (99) 。这种怜悯之情对天皇起了很大作用，他从日俄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御国、 (100) 忧民的典范。1906年的一篇地方报道记载到，“自从日俄战争，人们对皇室和先祖们的信仰变得更为强大，对天神的崇敬也更为深切” (101) 。
无论“天皇的意志是否如此屋里的钟声那样传遍全国上下”， (102) 对于明治天皇来说，日俄战争标志着他统治国家的最高峰，也许就是如此。在天皇两年来深切地关注国家危机之后，最终离开东京时，去了伊势神宫。他的——也是整个民族的——祖先陵前，汇报了所取得的胜利，而先前击败中国后，他没有这样前来。 (103) 对俄国的胜利扩大了天皇的光环，这使得天皇的形象与获得国际声望的成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不仅使他成为进步的象征，而且还成为帝国的象征。如英国女王一样，天皇如今不只是代表着国内事务的安排，还象征着日本“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104) 。日本已成为一个大国，“一个伟大的国家”，对此，学生们高唱：“从北部的库页岛、千岛群岛到南部的澎湖列岛、朝鲜及整个日本，都归我们这个大国统治，不落的太阳旗高高飘扬在五千万同胞的头上。” (105) 现在，日本已经实现了“明治维新以来所追求的理想，实现了与西方进步想媲美的理想”。作为大国国民，日本人将会受到国际各国的尊敬，“这些国家心向日本，就如向日葵面朝太阳” (106) 。而帝国之光的中心，站着的是天皇，天皇是胜利及世界强国的象征。
胜利属于天皇，而随后的“屈辱的和平”与天皇没有干系。1905年9月，民间活动家在东京的日比谷暴乱中及其他地方大声疾呼，抗议这“屈辱的和平”。其实，公共舆论抗议一个被指责因接受低于“天皇及其臣民所期盼” (107) 的条款而背叛了帝国大业的政府时，是需要天皇的意志的。如往常一样，失败与天皇无关，而国家取得的成就则归功于天皇。而如今，一场由空前的官方宣传和商业报道所呈现的艰难战争结束时，不仅是天皇，还有帝国，都成为国家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引人注目的事实。
二
宣传得不那么充分，而且也许是不那么引起轰动的，是日俄战争后添加在天皇身上的有关处理国内事务方面的形象，那时，认为社会混乱的看法会引起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尽管天皇长久以来让人联想到慈爱和关怀，但是他那记录完好的从“云端”对“眼下”的关心， (108) 现在则呈现出一种更为具体的社会特征。 (109) 宫内省继续拨专款用来救济洪灾、震灾及其他自然灾难，就像慈善捐款那样经常以皇后的名义来进行，捐给诸如医院、孤儿院、红十字会及妇女爱国会这些社会认可的机构。 (110) 1906年，东北部60年来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皇室捐款多达4万元，几乎相当于当时英文报纸所称的“大亨们”岩崎、三井和安田共同捐出的数目。 (111) 虽然数目巨大，但是需要也大，而且宫内省只遵从政府喜欢的私人救灾，而非公家救灾，哪怕是在非常艰难的时候。但是1911年，引起天皇施予前所未有的捐款的，既不是自然灾难，也不是经济困难。大叛逆事件中的24个左翼分子，有12人被判死刑，执行死刑后的两星期内，宫内省拨款150万元，用于最为贫穷的人们的医疗。宣称捐款的御旨是在最体现皇室的皇家节日纪元节的2月11日公布的，它开头明确地说“经济状况发生改变的时候，人心容易迷失方向” (112) 。因而，新闻媒体建议皇室设法用慈善行为作为灵丹妙药，来应对社会主义。 (113) 用皇室拨款及15倍于宫内省总数的私募基金建立的救灾会，成为天皇新的社会良知的公开明证。尤其是山县，认为天皇是压制社会主义的合适的思想武器，因而，与救灾会有关的政府官员有诸如首相桂一郎、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及其副臣一木喜德郎这些与山县看法一样的人，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114)
内务省出于自身的原因，也在利用天皇来面对社会问题。不过，内务省不是用表面的社会救济来对付一种意识形态威胁，而是竭力用强化的天皇思想来面对社会威胁。 (115) 面对战后乡村严重的经济困难，内务大臣平田东助协助准备了一道谕旨，这道谕旨是以儒家统治者的风格写出来的。1908年的《戊申诏书》迅速地被新闻媒体贴上“勤勉而节俭”的标签，它对努力工作、彬彬有礼、生活简朴和极其努力作了明文规定。天皇命令他“忠诚的臣民”要遵守这些“我们崇敬的祖先们的教导”，“以跟上世界快速的进步，共享文明的福祉”。当平田东助向县长会议进行解释的时候，这种让人日益熟悉的过去和未来混合在一起的天皇教导是用来促进“经济和道德的和谐”，加强地方机构的，这些机构是国家的基础，顺便说一下，不是内务省在乡村工作计划的基础。 (116)
除了援用天皇的道德感化之外，内务省还经常提醒农村民众，要对天皇的慈爱心存感激，以及如何最好地报答天皇的恩情。“再过7年，明治时期就有50年了”，1911年一个内务官员庄重地发言说，“虽然在日俄战争、日中战争中，我们为了天皇，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但是和平时期我们也必须做点什么”。然后，他向听众中的地方官员建议说，神奈川地方促进会应该“克服一切困难，共同合作，促进国家的伟大进步和发展，在明治统治的第五十周年纪念时，把取得的成果献给天皇” (117) 。明治政权没有统治到50年，因为1912年天皇驾崩，神奈川也没有克服一切困难，但是在全国各地县镇的类似讲演中天皇和进步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对皇室作为家族国家的大本家这种祖传关系进行越来越多的强调，与援用天皇的做法结合一起，使得天皇慈爱家长的形象能够得到地方的社会、经济自助是最好的回应，人们这样建议。 (118)
也是在1905—1910年这一期间，文部省为了教育也进一步声称有权援用天皇的名义。除努力宣传从而分享1908年《戊申诏书》的意识形态潜能之外，文部省还负责重新修改了学校教材。1910年版的小学伦理课本增加了对天皇的宣传，他在课本上出现的次数超过任何历史人物（不过，皇后没有超过南丁格尔出现的次数） (119) ；修订过的教师指导强调了老师在课堂上使用以天皇为中心的例子的重要性。 (120) 在1911年的南北朝正统论之争中，教育家们坚持认为，历史教科书上应该有一个王廷是正式的。这个学术问题被政治化的事实，只是部分解释了政府——山县、桂一郎以及文部大臣小松原——为什么反应得那么强烈，抑或是为什么在野党政治家犬养毅能够在国会起身宣称，皇统不明晰是一个比社会主义者的大逆不道更为糟糕的叛逆的原因。 (121) 在大叛逆事件之后围绕在天皇身上的意识形态氛围中，14世纪遗留的历史问题显得那么重要，是因为皇室不仅越来越被看作国家的中心，而且也是社会结构自身的中心。
就这样，到明治天皇统治后期，他那象征性的帝王形象已经扩大和增强了。1912年天皇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现代君主的形象了。他高高在上于宪政，与教育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战争的胜利和国际声望密不可分。他以小额拨款、深切关怀而慷慨、仁慈，以诗情和资助而具个人文化魅力，并总是与文明化的成果联系在一起。天皇体现了明治时期的进步主义，不仅是日本的象征，而且还象征着日本有巨大的能力向文明世界的前沿迈进。天皇从永恒、万事一系的祖先们脱颖而出，成为进步的先锋，使得日本最传统的制度习俗只象征着过去。
在这种国家形象下，天皇本人及其宫廷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了，因为从魔术幻灯片到寡头政治家的声明等每一种描述的意识形态来源都加强了天皇象征的内涵意义。在另一方面，他作为社会施恩者和家族族长的角色却很少被谈论到，这一部分是因为参与这种意识形态建造的意识形态代言人较少，因而这种思想的强化比较微弱。再说，保护天皇文明化不太有利的一面，不仅意味着他被高置于政治之上， (122) 而且还意味着他很少与经济问题有关。尽管他举办了工业展会，开始接受产业家的觐见，但事实上，天皇所勉励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较为传统、没有风险的普通产业。养蚕业、制茶业、酿酒业被经常提及，而制铜老板、工厂女工却往往被屏蔽于公众视野。 (123) 因而，工业化较为黑暗的一面，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都属于政府事务，而非皇家事务。
的确，天皇陛下与任何领域里严酷的现实生活和生计问题都很少有什么关系。因此，当内务省官员及其他官员呼吁天皇发出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的号召时，地方与天皇的联系是浅显的。虽然日本村民对国家进步、严酷战争和帝国荣耀中的天皇很熟悉，但是天皇的出现很少对严酷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因为这个原因，把现代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比作为稻田地里的族长来进行彰显，也许要容易些。明治后期，天皇的形象至少先是在国家进步方面发挥最大的作用，而非在社会凝聚力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