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形成
一
正如这种总特征描述所说，“意识形态学家”随处可见。明治政府的神话缔造者，不是任何一个单一的群体，无论其有无官方身份。所谓的“政府学者”并非宫廷理论家，而是那些以拥有独立的学识而自豪的理论顾问。简而言之，没有人以建构意识形态来谋生，反而有很多人以其他方式谋生，但常常对与他们的工作或职位密切相关的事情产生“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他们称之为“公众精神”。很多人在政府供职，但是，一般来说，为人们所期待要在那些事情上给予引导的主要政治人物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只有山县有朋这个寡头政治家是个例外。中央部门的诸多上层及中上层级别的官僚在勤勉地致力于意识形态建构大业，尤其是内务省、文部省，其次是陆军省和农商务省，但其关注点又各有差异。俄日战争后，陆军省需要人们自愿从军，并且有一副好的体格，而内务省及农商务省则希望那些农村青年守在那片古老的田地里耕作，而不是奔往城市那个“国民之坟墓” (29) 。他们构建各自的学说来达到其目的，而这些目的往往相互冲突，加之机构竞争和官僚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其结果是每个政府部门争相编制自己的理论要义，而没有促成统一的正统思想。极为活跃的还有府县一级的地方官员，以及各色各样的小官吏、村级官员和其他地方缙绅，这些人尽管经常出入地方政府，但从没想过他们与中央政府有任何联系，而是认为他们自身只是当地的名流而已。
那时， (30) 明治时期的意识形态这些最强大的观点——强硬路线，如同其外交政策一样，是来自政府之外，即人们所称谓的那样，是来自“民众之间”。这里的“民众”指的是新闻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及公众人物，该时期的“公众舆论”主要由他们形成。他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兴趣颇具影响力，且具有高度发达的国家意识，还极少减退。他们也经常抨击一个政府由于没有对民众的精神健康给予充分的关注而疏于道德教育。他们谴责物质主义，推崇爱国主义，质疑社会主义，极力主张日本要获得世界强国这样的更大声望，他们在日益增加的商业刊物上大量宣传这些主张。
很多利益集团，其中多数是明治早期社会制度变革的产物，诸如神道教僧侣、教育家、地主贵族之类的集团，在面临各自的危机时，比如明治初期神道教团体每况愈下，他们公开疾呼该组织对国家统一，或社会稳定，或“国民精神统一” (31) 之大业——正如1918年神道信徒一再重申他们一贯主张的那样，作出的贡献具有普遍性的重要意义。出于社会、经济或者文化目的而自发组织起来的协会团体在中央政府把他们纳入之前，就已经在从事对公民的教育活动，之后亦是如此。无数的社团、研究小组以及乡村组织，甚至在中央政府指示他们去那样做之前，就已经在追寻自己的目标了。
因此，不同的政府官员，在一个可能比天皇制意识形态这个词的内涵意义更为复杂的社会地域里，与其他众人一道，构建意识形态领域。如果说有“意识形态学家”存在的话——本研究表明这个词本身有着误导性——他们也是遍布各处，在不同的社会领域里进行着各不相同的阐释工作。在明治晚期的日本，就像在其他近代社会里一样，意识形态的形成既有个体意识形态层面也有团体意识形态层面，其中有时候是有意于此，有时又无意于此。
二
传播各自意识形态机构的人员也是如此，他们各自不同，并且确确实实地在从事着一种工作——教育儿童，训练士兵，征纳税收——这些活动同时也多少有些彰显一种意识形态层面。此方面最为明显的就是，诸如学校、军队和地方政府制度等这样的国家 (32) 机构以及诸多半公半私的组织在传递一种印象，即帝国日本的形成是自上而下的，而后又自下而上。中央政府的愿望通过这些层次相互关联的机构，传达下去，传播到最小的乡村单位，这种形式在理论上似乎是能想象得到的最有组织的社会传播网络 (33) 。当然，这种印象正是有关团体所希望传达的，因为每个政府部门都声称是自己在单枪匹马地动员整个民族。学校、神社、青年组织以及后备军人都各被资助自己的政府部门认为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唯一有效途径。
把这些途径归结在一起来看，至少可以避免落入把某一种意识形态内容当作整体意识形态的陷阱。军部文献记载整个民族都好像给军事化起来了，哪怕是一个卖鞋小贩，而在报德学会的年鉴记载里，这个民族则成了二宫尊德的崇拜者，因而，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宏伟的构建计划保持怀疑态度似乎是明智的。在不同的机构阶层需要民众投入时间、承担义务的时候，则更是如此。人们怀疑说，如果日俄战争后一个农民按内务省规定去出席大量协会组织的会议，那么他将无暇从事诸多地方和国家机构给予的社会活动任务，更不用说田间劳作了。其实，我们从许多地方官员的悲叹中了解到，很多地方协会团体通过免费提供食物和酒水或者是最新流行的幻灯放映，徒劳地竞相招揽人们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如养殖来亨鸡来实现经济自助远大前景的讲座 (34) 。其听众往往很有限，而且是自愿前来的，讲说者往往对听众宣传他们早已持有的观点。虽然这并不一定削弱宣传内容的影响，但显然比中央部门所惯常要求的宣传内容更为集中、规模更小。
现有社会关系阶层在不断地妨碍政府通过其下属机构对意识形态信息的传播，而且新的机构一旦存在，就会为了自保而创建出自己的要求及其思想战略。广受赞扬的地方自治政府机关有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关注问题，有些机关支持中央政府的思想观点， (35) 有的则相反。负责塑造“下一代国民”的学校教师这一职业，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拥戴，如同人们拥戴维护其公民利益的政府一般 (36) 。明治晚期意识形态的代理机构，在当时以及现在依然经常被认为是将民众信息无阻碍地传播到其意向受众的渠道。然而，这些渠道既非虚空，亦非笔直，而是有其诸多扭结。政府在地方层面任命的那些意识形态社会监护人，反映了地方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或者是不同的文明开化观点，但总而言之是不可靠的。最为显著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认为地方精英是其意识形态活动在地方展开的主要支柱人物，而这些人同时又往往是创业地主，是日益扩大的政治党派寻求支持的对象 (37) 。但是，明治政府官员在其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对政党政治是深恶痛绝的。
明治晚期，向民众传播意识形态的并非只有政府扶持的机构。在这一时期，交通和通信事业迅速发展，新闻传播范围更广，印刷产业日益扩大。在1905到1913年之间，平均每年几乎有27000种书籍出版（1913年，只有德国一个国家比日本出版的书多，美国才接近日本的一半）；同一时期，创办的杂志有1500到2000种 (38) 。由于19世纪70年代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人们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能够接触到广泛的不同意见。人们的视界拓宽了，娱乐活动也向人们频频招手，教育资源迅速增加。诸如政治党派这类新的私有机构以及像家庭这样旧的私有机构都在响应时代的召唤，向其成员乃至整个社会寻求自身永存的重要意义。因而，这些传播意识形态的机构渠道增加了，其目的却相互冲突。常年关注意识形态的统一就是这一点的部分证明。比如德川时期的禁奢法令，颁布得非常频繁，结果，反复宣传本身就让人怀疑其是否有效。对意识形态持久的关注表明，如果宣传其影响的活动进展得很顺利，那么，就根本不需要这样大费周折地应对此事了。
三
为此，意识形态的形成也离不开向其做大量阐释工作的传播对象——国人自己，因为任何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历史都必须有其理论家及其追随对象。但意识形态生产者更为重要，他们天性善于表达，口才好，正是他们让我们知道，他们讲的是谁，在向谁言说。从他们那里，人们看到了意识形态价值的等级制度， (39) 有民众的一般做法和具体做法，有上层、中层及大众看法，有给予农民、士兵、农村青年、纳税人、妻子和母亲的暗示或指引。几乎对每个人都有点说法，尽管不是太多。不像对农民那样进行大量的劝导，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及新产生的工人阶层尽管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和担忧，却几乎没有受到直接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他们受到轻视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有助于解释轻视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影响。
但是政府官员及道德学家们提到的那些人存在吗？或者更为准确一些，20世纪初，“社会驯化”提倡者想象中的“农村青年”听到了他们的代言吗？东京中央政府的想法——通过官方文件或者新闻报纸展示的无穷前景——意识形态渗透整个社会，就好像没有人不知道中央政府劝教者赋予他们身上的公民使命。检验这一前景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考查意识形态语言是如何通过传播机构抵达它的目标，并确保其在地方跟在中央是一致的。有些主题在传达到地方乡村的时候已经淡化，因为那里的人们更乐于谈论桑蚕，而非“国家政体”。有时候，话语与内容没有变化，但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下，人们的理解却各有差异。东京知识分子以及法律学者援引儒家学说《大学》以及约翰·罗斯金的著作，来对“家庭体制的退化”进行理论上的说明，因为他们担心家庭体制的衰退会意味着个人主义的泛滥 (40) 。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农村，这个词的意义更为明确：长子们要离开家庭前往城市，农田荒芜，家庭即将破产。如果意识形态在这件事上进行强调，那么这个群体在其他事上就要接受与其互为矛盾的劝告。如果这个群体要和谐相处就要进行不断地说教，那么达尔文的社会竞争和个人生存学说亦是如此。不断聆听“和谐” (41) 说教的农村青年同样被生存竞争的召唤唤醒。当然，他们的思想往往集中在不太具有启迪意义的事情上，常常被不同地形容并贬低为对经济成功的“自然欲望”，更加远大的前景，更多的乐趣，所有这些说法使得他们迈出“不自然的一步”，离开家乡，前往城市 (42) 。尽管农村青年也许听到了社会教育的说教，但同时也清楚地听到了更多的其他事情。
如果不知道那些其他的事情是什么，意识形态就脱离了其社会环境而过于孤立、极具戏剧性。从人为来源向外探查意识形态是不够的，无论那些人来自中央还是地方，还是在家庭内部，只要你接近那些缔造意识形态的人们，意识形态就会出现在各个角落，充斥乡村、学校教室、家家户户，其影响如滚滚蒸汽笼罩其上。二战后，人们回顾历史时，也确实把天皇制意识形态比作囊括一切的大气层 (43) 。然而，在当时身居其中的人们看来，这种思想意识只不过是明治晚期甚嚣尘上的各种社会潮流中的一种，而且远不如其倡议者可能认为的那样重要。那时，意识形态学家可以在无意中起到帮助作用，因为他们在不断地把号着社会脉搏，结果，经常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在其国民精神中虚弱不堪。他们哀叹民众对其言说漠不关心，揭示这种意识形态失败时所表达出来的模糊性，犹如东风射马耳，几乎难以培养人们的这种思想意识。因为这些论说家紧接着就极其挑剔地指出，人们对其邪恶的影响并非漠不关心，他们拿出了间接证据，证明明治晚期还有其他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潮流在竞相引起思想家们的关注。
为了形成一种较为完整的“画布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在其上面所处的位置，人们把目光转向了严格来说并非意识形态内容的来源上。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有意识地提倡一种民众观点，尽管观点确实有可能被表达出来了。乡村计划、教师报告、统计调查、政治演说、日记、回忆录以及流行歌曲等所有这一切，让我们有机会把明治晚期的经历放在较意识形态学家惯常提供的更大的框架里来关照。这给我们提供了类似于阅读当时报纸所得到的一种观点，而那时的报纸本身就是此项研究的来源。通过把意识形态更为平稳地纳入到其生存的语境里，这些来源就会减少其缔造者们认为它所具有的重要性，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减少分析家们所认为的重要性。作为一个为其研究所吸引的分析者，笔者也没能逃脱这种失真。意识形态正如被有意识地实行一样，在意识形态研究中依然比其在实行对象的生活中更为彰显。虽然如此，偶尔还是有可能从整个社会中重建意识形态观点的某种概念的。这就意味着要寻找尽可能多的社会信息资料，对明治晚期日本所处的话语进行一个几乎是现象学的调查。 (44) 人们不仅想知道皇室是如何形成的，其近代角色是如何扮演的，还想知道天皇是如何出现的。而且更深一层来说，你不仅想了解民众是如何受帝国象征和天皇影响的，还想知道他们同时受到别的什么影响。很明显，“非意识形态”来源有助于把召唤起来的公民角色置于他们其他社会生活的语境之中，把意识形态的民众意识资料置于那些不断与其竞争、矛盾、冲突的思想和价值观中。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此处描述的意识形态形成过程的显著特征就是认真勤勉的意识形态缔造者掌控之外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逐渐出现在明治晚期的那种具有共识的思想。
四
这些共识是如何出现的仍然是个问题。就此而言，本书主题强调的是差异性而非一致性。一些真正忙于民众劝导的“思想家”提出了明治晚期多种相互冲突的观点，而传播这些观点的机构同样各不相同，其听众也互有差异。这个过程本身是不可控制的。官僚和政论家只对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有所回应，提出对策服务于他们所认为的社会或国家目的。他们的想法一旦表达出来，本身就成了公众财产、社会事实，以多种偏爱而相互矛盾的方式被操纵着、传播着。国体，这个神秘的国家政治概念，就有了多种用途；对于地方有效自治的呼唤有时又与发出该号召的中央部门的利益相冲突。此外，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中正在发生很多其他事情，其引起的变异和偏离是那些孜孜不倦地工作在意识形态活动中的思想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那么，称霸思想是如何从一个经过详细考察而明显前后不连贯、 (45) 目的不统一的进程中出现的呢？答案取决于较天皇制思想所表明的更为松散的意识形态话语构建。如果该话语被认为在其内部多样不一，霸权思想多元，那么正统思想只不过是散乱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个元素而已。正如它通过试错过程、断断续续地产生一样，明治后期，许多其他现实思想亦是如此，它们本来就是，也应该如此。其中，有些思想为主流思想所摈弃，从而受到压制。但是，大多数思想相互共存、重叠，相互依赖，因而，不是一种而是好几种思想在一个连续的进程中相互改变、相互调整。
尽管文章中对像“意识形态学家”以及“意识形态”这样的一般名词有所影射，但这里的前提是，它们那时都没有现在所包含的意义。那时，不是近代意识形态，而是意识形态的聚集体才是称霸思想产生的领域。的确，在不同的思想意识之间有共同认可的地方，也有共同紧张的地方，其间那些思想看上去非常合乎常理，从而不值一提。比如说，有谁对进步的价值有所争议，或者对近代政治的道德模糊性有所怀疑。这些在日本的近代化进程中缓慢形成并被采用的观点，像更为显眼却没有广为认可的皇帝制度的正统学说一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但是，二者都很重要，而且这些观点在社会上创造出来并被吸纳的过程则更为重要。也许因为日本的帝国思想，像其国家本身一样，是在相对隔离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往往显得很独特。在这里，假设刚才描述的整个过程是复杂的近代社会所共有的，但是其制定的思想内容各不相同。从另一方面来说，任何对意识形态进程的抽象说明都无法解释一个特定意识形态的内容。对此，历史负有责任，因为日本的现代神话是从明治时期开始并在此期间造就的，只有明治时期那段历史才能最终解释清楚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本质。
(1) 3
(2) “文明开化”一词通常用于影响力，或是公民教育。《五条御誓文》中的“诸家一心”用来表示统一全体人民的感情与意见，在许多明治早期文献中表述为“人心归一”，20世纪初变形为“国民思想统一”。关于皇家用语的例子见：明治神宫编，《明治天皇诏敕谨解》（讲谈社，1973），114—116、239—240、1377—1379。关于社会教育的政府用语，见：内务省地方局，《地方改良实例》（博文馆，1912，），72—114。
(3) “布道员们”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岩波新书，1970），91—98。1881年井上毅的宣言见：“人心教导意见案”，井上毅传记编纂委员会编，《井上毅传·史料篇》，1卷（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66），248—249。井上用“风动”（字面上指移动的风）来修饰“引导人心”。“反对派”见：例如，“人民全体若能同心则可”，“民选议员设立建议书”（1874），见板垣退助编，《自由党史》（1910），90；还可见角田、德·巴里、基恩编，《日本传统之源》（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958）683—685。“讨论相同主题的启蒙思想家”见：威廉·R.布雷斯特译，《明六杂志：日本启蒙刊物》（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明治文化研究会编，《明治文化全集，5卷，杂志篇》（日本评论社，1968），43—268。
(4) “美学传统”见：尾崎行雄，“欧美漫游记”（1888—1890），《尾崎行雄全集》，3卷（平凡社，1926），163—188。社会学，“新时代的儒家”，见：建部豚吾，“明治思想的变迁”，《日本》，1898年3月23日。
(5) 4
(6) 关于这些教条的表述，见：罗伯特·金·豪尔编，约翰·欧文·冈特莱特译，《国体之本义：日本国体的根本原则（1937）》（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49）。
(7) 1945—1946年关于天皇制的辩论，见：日高六郎编，《战后思想的出发》（筑摩书房，1968），95—168。共产党关于推翻天皇制的章程，见：“怀疑人民”（《红旗》，1945年10月20日），《战后思想的出发》，245—247；九野收、神岛二郎编，《“天皇制”论集》，卷1（三一书房，1974），7—40。占领军的总体态度见：查尔斯·L.卡德斯，“日本的代议制政府”，见驻日盟军总司令，《日本政治的重新定向，1945年9月到1948年9月》。政府报告节选，卷1（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办公室，1949），xxiii-xxxv。
(8) 麦克阿瑟，“投降一周年公告”（1946年9月2日），驻日盟军总司令，《日本政治的重新定向》2：756—757，以及“致关注投降的美国公民”（1945年9月2日），2：737。关于意识形态解放的官方声明，见：驻日盟军总司令备忘录，“废止对国家神道的政府性赞助、支持、保存、控制和宣传”（1945年12月15日），2：46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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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极端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见伊万·莫里斯编，《现代日本政治中的思想与行为》（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3），1。原发表于《世界》，（1946年5月），它在前一个月刚发表了津田左右吉充满争议的文章“建国之情况与万世一系之思想”。尽管津田批评了天皇制及其对民众的压迫，但他仍为皇室辩护，认为它是一个被明治政府扭曲的文化制度，这为他招致了诸多责难。见1946年的《世界评论》《人民评论》《历史评论》等期刊，以及《日本历史》上其他学者对天皇制的批评文章。
(11) 吉本隆明，“如何看待天皇制”，《吉本隆明著作全集》，卷13（劲草书房，1972），460。
(12) 描述基于主要作者们关于该主题的作品。“丸山学派”见：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新书，1961），28—52；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未来 （转下页）
(13) （接上页）社，1966）；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未来社，1954）；神岛二郎，《近代日本的精神构造》（岩波书店，1961），17—164；松本三之介，《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未来社，1969），254—308；松本，“政治幻灭的根源：日本的‘公’与‘私’”，见J.维克托·科什曼编，《日本的权威与个人：历史视点中的公民抗议》（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31—51。马克思主义的摘要见：井上清，《天皇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不过，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总体关注政治经济结构，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注较少，见：犬丸义一，“战后天皇制研究的成果”，《历史评论》（1967年4月）：27—41。“民众史”的观点见：色川大吉，“作为天皇制的意识形态”，《明治的文化》（岩波书店，1970），363—335；鹿野政直，《资本主义形成期的秩序意识》（筑摩书房，1969），259—625；安丸良夫（他用韦伯式的方法分析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早期起源），《日本的近代化与民众思想》（青木书店，1974）。关于天皇制的代表性战后作品，见：久野、神岛，《“天皇制”论集》，全2卷。天皇制研究的时代变化，见：“天皇制”，《思想》，336号（1952年6月）；“天皇制”，《思想的科学》，37号（1962年4月）；“作为思想的天皇制”，《科学与思想》，7号（1973年1月）；“现代的天皇与天皇制”，《现代与思想》，15号（1974年3月）；“天皇制”，《传统与现代（保存版）》（1975）；“现代天皇制”，《法学研讨会（增刊）》（1977年2月）；“天皇制与日本的近代”，《历史公论》，8号（1977年8月）。战后天皇制论者的简要索引，见：和歌森太郎，《天皇制的历史心理》（弘文堂，1973），8—12。(https://www.daowen.com)
(14) 6
(15) 色川，《明治的文化》，265。“黑箱”是马克思所言的“暗箱”（camera obscura），在这里，倒立成像的光学仪器被放大到其原始意义——一个足以进入的巨大房间（因此我们意识不到其中存在的意识形态扭曲）。
(16) “天皇制意识形态——‘明治百年’批判”，《历史学研究》，341号（1968年10月）；松浦玲等，《问天皇制与靖国》（筑摩书房，1978）；海神会，《续问天皇制》（筑摩书房，1978）。其他的天皇制问题包括教科书审查，帝国五十周年纪念，“元号”体系的制度化，等等。
(17) 7
(18) 克利福德·格尔茨，“作为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文化的解释》（纽约：基本图书，1973），216—220。
(19) 彼得·L.伯杰、托马斯·勒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论知识社会学》（纽约：锚版图书，1966），123—138。使用哲学术语对相似问题的讨论，见：保罗·拉比诺、威廉·M.沙利文编，《解释性社会科学：一名读者》（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9），2—8，及多处。
(20) 路易·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本·布鲁斯特译（伦敦：新左书系，1969），233—235。
(21)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节选》，昆汀·霍尔、杰弗里·诺埃尔·史密斯编译（纽约：国际出版社，1971），12—13、80，及多处。阿尔杜塞，“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列宁和哲学及其他论文》，本·布鲁斯特译（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71），142—147。
(22) 雷蒙·威廉姆斯，《文化社会学》（纽约：肖肯书局，1982），29。
(23) 阿尔杜塞，《保卫马克思》，232。在一种不同的传统中，（见格尔茨对意识形态是一种“极端的智性堕落”的批驳，“作为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193—200。）关于意识形态是一种“所有社会系统中持久的功能性成分”的主张存在于社会科学的所有流派之中。例如，伯纳德·巴伯，“意识形态系统中的功能、易变性和变动”，见罗纳德巴伯、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编，《稳定性与社会变迁》（波士顿：小布朗出版公司，1971），251；约瑟夫·拉帕伦巴拉，“意识形态的衰退：一种分歧和一种解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卷60，1号（1966年3月）：7；罗尔夫·舒尔茨，“意识形态的某些社会心理的及政治的功能”，见冈特·W.雷姆林编，《通向知识社会学：一种社会学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纽约：人文出版社，1973），115—128。
(24)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920）（纽约：国际出版社，1970），47、65—66。虽然相对来说不是重点，但在马克思的其他作品中也有对意识形态的非贬损性的提及，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罗伯特·塔克编，《马克思恩格斯读本》（纽约：W.W.诺顿出版公司，19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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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尽管很难说这是一种严格的区分，见例如，有泉贞夫对“意识形态统合”一词的偏爱：“明治国家与民众统合”，《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卷17，近代4》（岩波书店，1976），222以后。关于卡尔·曼海姆，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和世界出版社，1936），84—108。
(27) 9
(28) “明治二十三年二月地方长官会议笔记”（1890），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抄本，东京都古文书馆（手稿）。
(29) “国民之坟墓”见：“农村自治的研究”（1908），《山崎延吉全集》，卷1（山崎延吉全集刊行会，193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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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民精神统一”见：樱井东北，“关于神祇之官衙的设立乃帝国国是最紧急最重要之部分”，《全国神职会会报》，232号（1918年2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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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代表性的报告见：鹿野，《资本主义形成期》，429—480；石田，《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180—202；隅谷三喜男，“国民视野的统合与分解”，《近代日本思想史大系》，卷5（筑摩书房，1960），22—30。
(34) 例如，地方协会团体提供食物和酒水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佐仓，1913年12月，东京大学法学部（手稿）。“会议”见：《信浓每日新闻》，1890年4月1、9日。关于来亨鸡，见：4月6日。这种演讲幻灯会在1890年代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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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文字含义为“二号公民”，一种典型的用法见，如，“立宪国民的教育”，《东京每日新闻》，1907年5月17日；“教育中的真福音”，《斯民》卷6，2号（1911年5月7日）：55。
(37) 见有泉，“明治国家与民众统合”，247—254。
(38) 日本书籍出版协会，《日本出版百年史年表》（日本书籍出版会，1968），1064；铃木敏夫，《出版：景气与不景气下兴亡的一个世纪》（出版新闻社，197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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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家庭与敬神观念的关系”，《日本人》，446号（1906年11月5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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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从欲望上看农村开发策”，《国民杂志》卷3，3号（1912年2月1日）：12—15，以及4号（1912年2月15日）：20—22。
(43) 竹内好，“权力与艺术”，《竹内好评论集，新编日本意识形态》（筑摩书房，1966），37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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