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及其时代
一
拥护国家意识形态的“大合唱”从19世纪80年代就开始高涨起来，而一旦唱响，就持续了几十年，尽管反应各有差异。对国家意识的呼吁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议会体制前的背景中脱离出来，而进入公共领域，在那里可以得到更大的适用范围。1900年，一直持反对态度的政治家大隈重信［1838—1922，明治时期政治家，财政改革家。日本第8任和第17任内阁总理大臣（首相）。译者注］认为日本国民需要有一种“国家意识”，这样他们就能够领导并保护更加不幸的中国兄弟免遭西方国家的进一步侵略。1906年，大隈重信更愿意坚信，政府关于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的说法毫无意义，因为“日本人民全都忠君爱国”。他们最大的困难不是意识形态不成熟，而是官僚政治过于发达，在这种政治下，官僚人数日益增多，而做事却日益腐败，甚至“在制定大量的法律、法规的时候”亦是如此 (93) 。大隈重信每一次都能够援引国家意识来达到他的目的——批判政府的政策——因为那些词现在已经广为使用，足可以立即让人明白而无可反对。这是既成意识形态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促使意识形态在一种语境中得以确立的那些因素在另一种语境中可以转化，而且会有不同的用法。早期一个青年组织的拥护者 (94) 在1896年对农村青年进行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的号召中，曾经把“国家意识”当作一个基点，而在1906年，一个倡导地方自治的主要官员却主张日俄战争在人民中唤起的“国家意识”和公民责任现在应该变为乡村管理的优势 (95) 。伴随这种意识形态用法扩大的另一个特征表现在不断的主张中，那些主张认为，国家意识永远处于危险之中，永远不会完成，或者是急剧衰退。那就是说，意识形态任务是永远完不成的，其过程还将继续下去。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意识形态大合唱首次发出强大声音期间，在其后任何一词的意识形态作用的内涵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无论是用来服务于后来的帝国主义事业，还是社会秩序，还是地方政府，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氛围已经把国家意识在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中牢固地确立下来了。
以社会问题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生产亦是如此。其关注之声后来就开始了，而且在其意识形态内容上留下了1890年代末、20世纪初那些岁月的痕迹。那时，日本正开始向工业帝国主义过渡，向一个近代中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社会过渡。这些社会问题，就像那些民族问题一样，在纳入意识形态内容之后还继续存在，而且最终显现出类似的特征，即其意义为人们接纳采用，用法得到扩展，其是否完成永远难以捉摸。然而，正如1880年代意识形态活动开始时的高涨一样，也可以说，明治天皇死后的那几年里，意识形态活动出现了低潮。当然，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反而强化了。这在早些年代里，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新的问题基本上纳入了明治晚期时的意识形态整合之中，全新的构成元素并不多见。
19世纪80年代后期，新的政治体制即将来临，它给人们带来一种初始感，其中已经有意识形态问题为人们高度关注，但是答案无几。现代意识形态话语还未曾确定，更不用说它的内涵了。皇帝，比如说，是立宪制君主，而且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国体。到了1912年，随着明治天皇的死去，天皇之死被广泛地认为是哈里·哈鲁图尼恩所说的“一种终结感”，那话语出现了 (96) 。皇帝既是立宪制君主又是神化了的家长， (97) 而且那种独特的国体很明显只属于日本。到了1915年，几乎所有传播公民信条和社会禁令的机构也都层层到位。此时，日本的现代神话已经产生了，其构成元素都已出现，甚至都已完全得到解释说明。
二
尽管1890年到1915年之间很多事情都已改变，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之前已经有了很多变化。1865年的日本到了1890年时，已大不一样了，而1890年的日本哪怕只是刚刚开始，也已步入了某种时期，这一时期在某种意义上结束于1945年，而在另一方面又属于当代。英国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认为，1890年世界已经进入了当代时期，体现当代特征的结构诸多方面到了1900年已触手可及，但是在那之前的几十年几乎没有。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世界”一词是指西方国家，与其用意相反，他的论断同样适于日本。尽管他希望给那些从不同角度切入过去的欧洲以外的历史分支留出空间，但就日本而言，可以说其角度与同一时期的诸多西方国家是一样的 (98) 。不仅诸如工业化、社会变革以及政治历程这样的现象如此，其意识形态亦是如此。
在法国，从1870年到1914年之间的44年——这与日本的明治时期几乎是同一时期——欧根·韦伯把那个时期描述为农民转变为法国人的过程，把人民纳入民族大业的过程。他把这个过程比作殖民化，描写巴黎教化了难以驯服的各个省郡，把“国家观念灌输进了地区的狭隘思维” (99) 。尽管日本国内事实上就没有什么独立的区域文化，但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同质性在情感的国家化方面却没有创造出什么奇迹。甚至在制度层面上，也有可能认为，日本自从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显示出较强的中央集权化，而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强大。也就是说，中央已经让地方承担了一系列的国家义务，从议会选举和征纳税务到供给警察、教师以及修建学校等等。因为很多国家所需是政府作出的规定， (100) 但政府却很少支付，所以地方预算中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被用来执行国家任务。 (101) 地方这样做，也许是日本19世纪变革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也许比中央政府的措施更为重要，如果没有地方的顺从，那些措施实际上什么也不是。但是地方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不是没有冲突而一下子就顺从的。当地方精英们认识到了政治教训、要求财政平衡，否则就代表地方利益在国家政治上有所举动时，韦伯在法国所描述的“语言、姿态以及国家政治观念渗透乡间的那个过程”在日本明治时期出现了。 (102) 另外，政府内部本身，各省之间不仅在制度方面，而且还在思想方面，竞相获取对地方各县的控制和影响。 (103) 尽管国家统一这种辞令不断地被用作解决地方利益冲突的法宝，但事实上，制度整合远非政府惯常承认地那样顺利。
中央和地方各县之间的政治关系是这样，国家一体化过程中的其他关系也是如此。日本的意识形态学者，与同一时期的德国同行一样，不仅寻求国家统一，同时还寻求一种“内在的精神复兴”，来帮助国家免受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潜在威胁。 (104) 尽管明治时期的新老精英们致力于社会的进步，但是他们也珍惜自己的主流地位，渴望社会的稳定，认为这是有必要保留的。因而，他们强烈要求用爱国主义和社会和谐来减弱潜在的不稳定因素。通过新近制定的公民教义，所有的日本人都将成为国民，同化到主流社会中去。正如同一时期的美国本土主义一样，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坚持把社会一致当作建设国家忠诚的原则。 (105) 把日本这样一个同一种族的国家与一个移民国家相比，也许比较奇怪。但事实上，日本的本土主义常常是出于几乎同样的目的而被援用，只不过其对象是日本国内那些有着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的人。其中，有些是自觉提倡诸如个人主义或社会主义那样不可接受的外国观念，有些是在不知不觉地追求那些不健康的具有西方思想特征的物质主义和个人成功。美国面对的是很多外国移民，日本则很少，但是那些外国人的出现通常会引起人们对其对策的关注，而不是人数上的担心，但是， (106) 如果说美国有真正意义上的外国人，那么日本则只有比喻意义上的外国人，不管哪一种情况，意识形态都是让这些人成为国民的主要方法。要重申早些时候的一种主张，这种比喻性的排外主义与反西方主义并不一样，而是为了实现本国目的，尤其是社会稳定的一种策略。在这一方面，如同国家整合一样，日本远非天皇制让我们相信那样的井然有序、前后一致。
做这些比较并非要主张明治历史进程跟同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完全一致，然而，就现代意识形态而言，相比频繁地跟第三世界进行比较来说，这种比较似乎更为有用。这里要提出两点。一是要再一次地强调，那时日本处在多种意识形态形成之中，而不只是一种，所以应该放在更大的语境之中来看，即巴勒克拉夫所描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发展进程之中。二是要强调，日本人转变为国民的过程，如法国农民成为法国公民、德国人成为德国公民、移民成为纯粹的美国公民的过程一样复杂、持久。简而言之，日本人既不是一下子成为爱国者的，其过程也不是它有时候看上去的那样彻底地不可改变。如果意识形态要提议或设想人与所处世界的一种关系的话，那么可以说，帝国日本的主流意识形态所设想的是，国家更加团结，社会比身处其中的人们所感到的那样更加稳定。但是，既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一种，有很多意识形态构想出现并得以存留，在某些方面会与官方意识形态设想相佐，在另一些方面却与之冲突。
人类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但正如马克思提醒我们的那样，并非所愿。意识形态学家们，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受所处的时代影响，既为其提供的可能性所驱使，又为其局限性所制约。现代日本意识形态是明治时期的产物，因而决定意识形态所要呈现的形式及其发展方向。甚至是来自最近时期或者永恒过去的那些要素，也被纳入明治期间新近形成的意识形态框架之中，以适应那个时代的需要。所以，日本的意识形态，像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一样，反映了其产生的时代。至少从这一点来说，人们在明治天皇死后的那些年里所经受到的“终结感”并非不准确，因为明治晚期形成的现代性在1945年以前是很权威的。这也具有意识形态霸权的特征：由于它依然存在，所以现在就成了为变革所超越的过时的思想——其过于根深蒂固而无法为变革轻易废除掉。其他时期也许能给后代留下一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日本将会保留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哪怕是它已经失去曾经拥有的意义。
至此， (107) 已经从四个方面探讨了明治晚期意识形态。首先探讨的是战后日本所形成的天皇制意识形态。其次是理论说明，认为现代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中，其形成过程大抵相似。第三是意识形态学家对其主体的看法，即19世纪八九十年代具有国家意识的人们以及1890年代、20世纪初的社会评论家，对于其为唤起国人所作的努力的所思和所言。为了像他们那样理解明治晚期意识形态的重任，可以说，我们已经对他们进行了首要的探讨。第四就是探讨了简要的对比参照，把日本意识形态放在它的时间框架之中，即意识形态学家敏锐地意识到并极为清楚地将它放在更为宽广的国际语境之中。现在，这些表述一定得综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种分析不仅要极力描述意识形态生产者的主张，还要描述他们的意图。为了确立他们对于共同问题的不同声音，允许这些人一起述说，不管他们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资产阶级，是官僚主义者还是地主阶级，是进步者还是保守者。但是现在，他们的呼声必须分开，而且要做进一步努力，来说明他们相佐而又矛盾的主张是如何在其大量言辞之外、更为宽阔的社会空间之中产生出来的。
这样组织本课题，既反映了产生于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的演变，又对它进行了剖析。整个时间顺序始于典礼仪式、终于典礼仪式：1889年2月宪法颁布典礼，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1912年9月，明治天皇的隆重葬礼举行［同一天，乃木希典将军（1849.12.25—1912.9.13），明治天皇时代由日本官方人为制造出来的一个所谓军神。译者注）自杀］。对于那个时期的日本人来说，这两个重要国家典礼预示了一段日本现代史大有前途的开端和宏大辉煌的结局。在这个年代表的范围内，意识形态范围的主要方面都依次得到采纳，首先是与“国家意识”有关的方面，而后是关于一个“复杂社会”的方面。尽管现代国家观点在明治维新之前都已经是个问题了，但是直到1889年之后，那些观点才变得成熟。政治观念、国家和帝国的象征、 (108) 忠君爱国的公民道德等——这些国家要素构成了19世纪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基础。始于1890年代的社会问题的思想成果，在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完全成型。为了应对战后缠绕在那些思想家心头的社会危机感，日本的农业神话被翻新成为现代用途，乡村和家庭被重新认为是国家的社会基础。
结尾部分力图把这几个部分汇集起来，却形成不了一个大的整体。因为本课题否认明治时期完整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有这样一个整体特征，而是致力于审视意识形态语言，来理解它的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从而来说明霸权是通过意识形态措辞表现出来的。明治末期国家和社会是如何呈现的？这些观点是如何与其教义和体制通道大部分都已形成的正统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还有，20世纪前10年的那些说法是如何在随后的几年里进展的？那时哪些观点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超过其产生的语境而存留下来？尽管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满意的解答，但这种努力有助于提供天皇制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意识。
但是，在明治晚期，严格说来，并不存在诸如“天皇制”这样的说法。那一时期的日本人压根就不知道什么“天皇制”，因为新的政治结构一再被称作“立宪制” (109) 。因而，要向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承认他们所处的世界的重要性，意识形态出现的时间必须以宪法为起点。
(1) 17
(2) 18
(3) 柏原孝章，“论周日”，讲话刊于《明六杂志》，33号（1875年3月）。布雷斯特，406—407。
(4) 例如，大久保利通，“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1873），松本三之介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卷30，明治思想集》（筑摩书房，1976），5—7。
(5) 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52；罗杰·F.哈克特，《现代日本崛起中的山县有朋，1838—1922》（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65。山县许多关于征兵的意见，很可能包括这一个，是由西周起草的。见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卷2（山县有朋公纪念事业会，1933），267—269。
(6) “地方政治改良报告”，《井上毅传》，1：480。
(7) “各地方实况报告”，（《读卖新闻》，1891年2月14日），一份大日本农会的，包括了对劳农（熟练的农民）这一农业精英团体的调查。关于地方政府重组，见：龟卦川浩，《明治地方自治制度的成立过程》（东京市政调查会，1955）；大岛美津子，《明治的农村》（教育社，1977）；库尔特·斯泰纳，《日本的地方政府》（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5），19—40。
(8) “小学令与新任文部大臣”，《山阴新闻》，1890年5月26日；“关于学校教育与政界风波之罚站一事”，《每日新闻》，1888年4月15日。
(9) 19
(10) 国立教育研究所，《日本近代教育百年史》，卷1（教育研究振兴会，1974），59—150；唐泽富太郎，《教科书的历史：教科书与日本人的形成》（创文社，1956），49—149；伊万·帕克·豪尔，《森有礼》（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9、10章。
(11) 法学士会，“法学士会关于法典编纂的意见”（1888年5月），星野通编，《民法典论争资料集》（日本评论社，1969），15；大日本教育会调查报告，“法典与伦理的关系”，《日本》，1892年9月24日。关于这一论争的有偏颇的观点，见：理查德·拉宾诺维茨，“日本的法律与社会进程”，《日本亚洲学会会报》卷10，系列3（1968）：7—39。
(12) 20
(13) “日清海军之比较”，《每日新闻》，1891年7月16日。关于军事体系见：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全2卷（有斐阁，1956）；恩斯特·L.普利赛森，《侵略之前：欧洲人整备日本军队》（图森：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1965）。
(14) “闪电主义”见：尾崎行雄，“英美的异同”（1889），《尾崎行雄全集》（1926）3：190。
(15) 关于这一建议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的情况，见：西奥多·K.拉伯，《早期现代欧洲为争取稳定的斗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147—151。
(16) 本庄荣治郎，“佐田介石之研究”，《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卷2（日本评论社，1947）；常光浩然，《明治的佛教家》，卷1（春秋社）
(17) 日本主义（群马县，前桥），1号（1890年2月11日）：1—2、23—24。
(18) “演歌”，添田知道，《演歌的明治大正史》（岩波新书，1963），22—23。这是最著名的戏剧化壮士歌之一；此类叠句常用来演唱关于官僚、乡绅以及反对党政客的内容。
(19) 21
(20) 22
(21) 政治与青年，见如：“致伊藤博文的信”（1878年7月），伊藤博文相关文书研究会，《伊藤博文相关文书》，卷8（塙书房，1980），95。立宪政府的准备，见如：“关于市制町村制郡制府县制的元老院演说”（1890年11月），《山县有朋意见书》，190；“征兵制度及自治制度确立的沿革”，《山县有朋意见书》，394。
(22) “略告读者诸君”，《爱国》（山梨县，甲府），1号（1890年5月7日）：2；“山梨县出现的政治思想”，5—6。
(23) 政治热潮，被称为“政治热”或“政热”。例子包括期刊对政党的支持，例如：《爱民》（长野），1889年4月；《平民主义》（千叶），1890年5月；地方青年组织的机关刊物，例如《上毛青年会杂志》（群马县）；地方教育组织的期刊也在此时增多，如《吾妻教育》（群马县，吾妻郡），1888年7月；以及保守的“日本主义”出版物如《日本主义》（前桥），1890年2月。（明治新闻杂志文库收藏，东京大学法学部）
(24) 陆羯南，“创刊之辞”，《日本》（1889年2月11日），西田长寿、植手通有编，《陆羯南全集》，卷2（美篶书房，1969），1—2。
(25) “国家理论”见：《日本国教大道丛志》卷1，1号（1888年7月25日），1。日本国教大道社——由川合清丸、鸟尾小弥太、山冈铁太郎成立于1889年——的期刊，持续出版至1917年。另一个持久的保守主义组织，日本弘道会，由西村茂树等人成立于1887年。其期刊（多次改名）的出版贯穿了战前时代并在战后仍然延续。见《日本弘道会四十年史》（日本弘道会，1918）。
(26) 23
(27) 对国家的理解被称为“国家观念”或“国民性观念”。关于“国家主义”，见：肯尼斯·B.派尔，《明治日本的新时代：文化认同的问题，1885—1895》（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9）；唐纳德·H.夏夫利，“明治中期的日本化”，见夏夫利编，《日本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77—119。代表性的日本作品包括丸山真男，“明治国家的思想”，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社会的历史性探究》（岩波书店，1949），181—236；“陆羯南与国民主义”，明治史料研究联络会编，《从民权论到国家主义》（御茶水书房，1957），192—209；本山幸彦，“明治二十年代的政论中显现的国家主义”，坂田吉雄编，《明治前半期的国家主义》（未来社，1958），37—84。
(28) 《每日新闻》，1888年5月4日。
(29) 阿尔伯特·M.克雷格，“福泽谕吉：明治国家主义的哲学基础”，见罗伯特·E.沃德编，《现代日本的政治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144。
(30) 24
(31) 特别知名的是竹越与三郎，《新日本史》（1891—1892），《明治文学全集》，77：3—225；以及德富苏峰，《吉田松阴》（1893），《明治文学全集》，34：159—243。竹越强调了“作为日本国民的思想”，如7页；苏峰则强调“国民观念”“国民性的统一精神”，如174页。竹越分析了维新的革命性本质（134—142）；苏峰分享了这一观点，但在1908年一部更加全面的对这一作品的评述中放弃了它。见约翰·D.皮尔森，《德富苏峰，1863—1957：现代日本的记者》（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0），292—294。苏峰对“第二次维新”的呼唤在1890年代早期的演讲和作品中广泛回响，例如，“让二次维新之期尽早到来”，《活世界》，10号（1891年3月27日）：5—7。岛田三郎，《开国始末》（1887），它将维新历史与当时的条约修订联系起来（《明治文学全集》77：287—311）。对这一历史以及早先两段历史的评论，见田口卯吉，《日本开化小史》（1877—1882），以及福泽谕吉，《旧藩情》（1877），429—436。关于明治历史学家们，见：永原庆二、鹿野政直，《日本的历史学家》（日本评论社，1976），2—59。
(32) 江户会的机关刊物，《江户会杂志》以及《江户新闻》，是这一引文的来源，它们都开始发行于1889年。根据小木新造的研究，这一行为标志着首次有意识地对江户进行怀旧性使用，如作为地名和文化产物。《东京庶民生活史研究》（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9），11—23。
(33) 《东京日日新闻》，1891年4月5日；《西乡隆盛君生存记》（1891）；生方敏郎，《明治大正见闻史》（中央公论社，1978），25—26；《朝野新闻》，1889年2月10日。
(34) 25
(35) 广田昌希，《文明开化与民众意识》（青木书店，1980），56—81。
(36) 《太阳》卷3，20号（1897年10月20日）：58—59。
(37) 加藤弘之，“日本之国是（取‘武国主义’还是取‘商国主义’）”，《天则》卷1，1—2号（1889年4—5月）；无名氏，“应定一国之国是”，《活世界》，19号（1891年3月27）；志贺重昂，“日本前途之国是应为‘国粹保存旨义’”，《日本人》，3号（1888年5月）。
(38) 志贺重昂，“宣告日本人之上等”，《日本人》，1号（1888年4月）；派尔，《新时代》，64。
(39) 《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10月12日。
(40) 横井时雄，“日本的道德危机”，《远东》卷2，4号（1897年4月20日）：157。
(41) 26
(42) 战后的一般性叙述是这样说的；细致的分析见：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7—35。
(43) 27
(44) 添田寿一，“第一次农商工高等会议议事速记录：关于职工的取缔及保护”，《明治文化资料丛书，卷1，产业篇》（风间书房，1961），55。部分引用于冈利郎，“近代日本的社会政策思想之形成与发展：从‘国家政治’到‘社会政治’”，《思想》，558号（1970年12月）：69—88。
(45) “保守派官员”见：冈利郎，“近代日本的社会政策思想之形成与发展：从‘国家政治’到‘社会政治’”，以及肯尼斯·B.派尔，“追随的好处：德国经济学与日本官僚主义者，1890—1925”，《日本研究杂志》卷1，1号（1974年秋）：127—164。“反对派”见：冈，71，以及幸德秋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日本人》，129号（1900年12月）：13—15。
(46) 久松义典，“社会之管见一斑”，《日本人》，109号（1900年2月）：12—14。
(47) “不是关注‘国家之事件’，而是‘社会之变故’”见：横山雅男，《町村是调查纲要》（盛冈：岩手县内务部庶务课，1909），3—9。
(48) 汉语复合词“社会”之现代意义“社会整体”首次由1870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们在日本确立，但是直到1890年代才成为普遍用法。斋藤毅，《明治的语言：架起从东方到西方的桥梁》（讲谈社，1977），175—228。(https://www.daowen.com)
(49)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1875），大卫·A.迪尔沃思、G.卡梅隆·赫斯特译（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1973），144。相似的，见《劝学篇》（1874），大卫·A.迪尔沃思、平野梅代译（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1969），25。
(50) 28
(51) 《会报》（1921年4月），引用于斋藤，《明治的语言》，177。
(52) “社会混乱”或“社会乱调”之语在当时的评论中随处可见。一份内容丰富的研究样本由军队提供于：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Ⅰ—Ⅴ（手稿）。代表性的个别例子见：“社会病”见，柳田国男，“坟墓与森林的故事”，《斯民》卷6，10号（1912年1月），48。“文明病”见，德富苏峰，“文明病”（1906），载于《苏峰文选》（民友社，1915），933—936。“流行病”见泽柳政太郎，“学生的风纪问题”，《人道》卷1，6号（1905年9月），7。对“经济困难”的典型表述见：《国民杂志》（转下页）
(53) （接上页）之《杂报》，1—3卷（1910—1912年）。“生存竞争”见：穗积八束，《国民教育：爱国心》（有斐阁，1897）；大石正巳的演讲，《国民新闻》，1907年2月15日；金子筑水，“近代主义的渊源”，《太阳》卷17，14号（1911年11月1日），18—19。“劳工问题”见：横山源之助，“劳动运动之初幕”，《中央公论》（1899年8月）；其社会政策学会之期刊，《社会》，1—3卷（1899—1901年）。“危险思想”见：牧野伸显，“关于学生之风纪振肃”，《训令》1号（1906年6月），见文部省编，《学制百年史》，卷2（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2），35；平田东助论1908年的戊申诏书，见加藤房藏编，《伯爵平田东助传》（平田伯传记编纂事务所，1927），119—128；小松原英太郎论社会教育（1911年4月），立石驹吉编，《小松原文相教育论》（二松堂书店，1911），309—323；村松恒一郎，“关于危险思想防止案的疑问”（众议院，1911年3月9日），见安部矶雄编，《帝国议会教育议事总览》，卷3（临川书店，1971），48—62。以上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涉及贫富之间的分歧。
(54) “违法乱纪”和“自治混乱”见：“成绩不良町村行政整理实行件”（福岛：1908），见不破和彦，“日俄战后的农村振兴与农民教化，I”，《东北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年报》，25号（1977），17。“风俗颓废”，“道德败坏”，见：东宽一，“风俗颓废论”，《日本人》，52—55、57号（1897年10月5日—11月20日）；以及特别是围绕着“学生风纪训令”（1906年6月）的争论，如，《教育时论》，761—771号（1906年6—11月）。“中产阶级”见：“中等社会的责任”，《东京日日新闻》，1907年1月16日；“受过教育的游民的处置问题”，《中央公论》（1912年7月），75—90。
(55) “社会大变动的一套话语”，见：立花雄一，《明治下层记录文学》（创树社，1981）。
(56) 一般使用的词语是“中等阶级”，它于188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以及“下层社会”，它在世纪之交时广泛传播。
(57) 29
(58) 幸德秋水，“危险存在于内部”（1901），《幸德秋水全集》，卷3（幸德秋水全集编集委员会，1968），217—220；《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1901），《近代日本思想大系，卷13，幸德秋水集》（筑摩书房，1975），34—78；弗雷德里克·G.诺特海尔弗，《幸德秋水：日本激进主义者的肖像》（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55—87。
(59) 山县致桂，1901年8月11日，桂太郎文书（70—12号），宪政资料室，国立国会图书馆（手稿）。
(60) 木山熊次郎，“二三青年论”，《丁酉伦理会伦理讲演集》，101号（1911年1月）：78—79。
(61) 罗兰·巴特，《神话学》（纽约：希尔与王出版社，1972），131—142。
(62) 30
(63) 《长周日日新闻》，1912年7月7日。
(64) 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不一，并且像所有的明治经济数据一样，是争议的主题。据中村隆英的推算，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领先美国与加拿大；其他人认为日本仅低于这些国家，但仍处于第一集团。［《战前日本经济增长的分析》（岩波书店，1971）2—9］。“低潮”见：大川一司、亨利·罗索夫斯基，《日本经济增长：二十世纪的趋势加速》（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19—43。“衰退”见：长冈新吉，《明治恐慌史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2—11。
(65) 大川一司等，《长期经济统计：推算与分析》卷8“国民所得”（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178；安藤良雄，《近代日本经济史要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18—19。这些是名义上的数字，在这里使用是因为它们源于当时的数据，而非真实的数字。
(66) 安藤，《经济史》，18；坂野润治，《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富国强兵与民力修养》（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146—174、243。地税在1904和1905年再次征收。
(67) 31
(68) 一方面，地方（市、镇和村）税收有最大幅的增长；加入地方税收之后，所有非国税增加了将近9倍。另一方面，国税在1912年是1890年的5.5倍［《明治以降本国主要经济统计》（日本银行统计局，1966），136—137、150—151］。每户的负担见：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资本主义与地主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46—49。
(69) 安藤，《经济史》，27；野田努，“价格”，见大川一司、筱原三代平编，《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79），219—228。新古典主义者关于生活水平提高的观点，见：艾伦·C.凯利、杰弗里·G.威廉姆森、拉塞尔·J.奇塔姆，《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与历史》（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2），130—175。少数日本经济学家采纳了这个观点。
(70) “生产者的天下，需要者的苦痛”，《国民杂志》卷2，2号（1911年2月1日）：9。
(71) 大石嘉一郎、宫本宪一编，《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的基本知识》（有斐阁，1975），114—334；中村隆英《战前日本经济》，14—201；大川一司、亨利·罗索夫斯基，“日本经济增长的一个世纪”，见威廉·W.洛克伍德编《日本的国家与经济事业：关于增长之政治经济学论文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5），66—81；以及山村小藏，“日本经济1911—1930：集中、冲突与危机”，见伯纳德·S.西尔伯曼、H.D.哈鲁图尼恩编，《危机中的日本：大正民主论文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299—328。
(72) 中村政则估计，在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政府资本的工业所占比例为30%。在日俄战争后的1907年，这一比例达到51%。见大石、宫本，《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115—116。
(73) 南亮进，《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的经验》（东京：纪伊国屋，1973），25；安藤，《经济史》，8；中村隆英，《战前日本经济》，70—73。
(74) 32
(75) 加里·R.萨克森豪斯，“日本棉纺织业中的乡村女孩与竞争者之间的交流”，见休·帕特里克编，《日本工业化及其社会后果》（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6），98；山泽逸平、山本有造，“交易与报酬的平衡”，见大川、筱原，《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135。
(76) 罗伯特·E.科尔、富永健一，“日本改变中的职业结构及其意义”，见帕特里克，《日本工业化》，59。其他的统计数字见，农商务省，《职工情况》（1903），再版，大河内一男编（光生馆，1971），17；隅谷三喜男，《日本资本主义与劳动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90—104.
(77) 后藤靖，“近代天皇制论”，见历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编，《讲座日本史》，卷9（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192。
(78) 在1872到1914年间，农业人口持续稳定在约1600万，同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对非农就业的贡献率一直在70%左右。梅村又次，“人口与劳动力”，见大川、筱原，《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244—246；科尔、富永，见帕特里克，《日本工业化》，57—63；以及南亮进，《转折点》，105—112、225—226。南亮进假定劳力供应中的“转折点”直到1950年代才到来。
(79) 后藤靖，“近代天皇制论”，188。估算各有不同，但总人口在1888年约有4000万，1912年约有5200万，1935年约有6800万。以产业分类计算，后藤提供的劳动人口比例如下：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887 78% 9% 13%
1912 62% 18% 20%
1936 45% 24% 31%
从1887年到1912年，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翻了一倍，这引起了此处提到的“关注”。
(80) 劳动运动史料委员会，《日本劳动运动史料》，卷2（东京大学出版会，1963），3—173；隅谷，《日本资本主义》，115—119、159—160。
(81) 33
(82) 而且，城市在以总人口增长率2.5倍的速度成长。大渊宽，“日本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转变”，见帕特里克编，《日本工业化》，330—337。
(83) 大阪市，《明治大正大阪市史》，卷2（日本评论社，1934—1935），118—120；“东京市的人口”，《国民杂志》卷3，10号（1912年6月15日），59；山田操，《京滨都市问题》（恒星社厚生阁，1974），22—26。
(84) 森恒太郎，《町村是调查指针》（丁未出版社，1909），180。地方增长率的范例见：水野坦、平野和子，“关于明治初期的‘城市-乡村’人口”，《统计局研究汇报》，30号（1976年3月），1—27；海野福寿，“工业发展与都市的动向”，见古岛敏雄等，《乡土史研究讲座，卷7，明治大正乡土史研究法》（朝仓书店，1972），148。
(85) 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123；安·沃斯沃，《日本地主：地方精英的衰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66—88。
(86) 34
(87) 见托马斯·R.H.哈文思，《现代日本的农场与国家：农业国家主义，1870—1940》（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4），56—110。
(88) 山崎延吉的演讲，《地方自治讲习笔记》（岛根，大东町：1912），9。
(89) 这些调查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文部省，《职工情况》（1903），再版，大河内一男编（光生馆，1971）；内务省地方局、社会局，《细民调查统计表》（1912，1914，1922），再版，1973。地方政府计划的样式（称为“是”）之简要概述，见：《地方产业的思想与运动》（密涅瓦书房，1891），159—173。
(90) “逃避兵役”见：菊池邦作，《逃避征兵的研究》（立风书房，1977），2、3；当铺与老鼠见：《国民杂志》卷2，1号（1911年2月1日），89—91。
(91) 关于“社会问题”的代表性论述，见：横山源之助，“社会问题之勃兴”（《每日新闻》，1889年1月14日、2月24日），隅谷三喜男编，《横山源之助全集》，卷1（明治文献，1972），518—526。大众使用的针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南：例如，斋藤留吉《小学毕业苦学成功就职手续立身指南》（成功社，1910）；高柳淳之助，《小学毕业立身指南》（学友社，1910）。
(92) 35
(93) 大隈重信，“去来两世纪间世界各国与日本的位置”，《太阳》卷6，8号（1900年6月15日）：2；在进步党大会的讲话，《每日新闻》，1906年1月22日。
(94) 36
(95) 山本泷之助，“乡村青年”（1896），熊谷辰治郎编，《山本泷之助全集》（日本青年馆，1931）4—11。井上友一，“西欧自治大观”（1906），井上会编，《井上博士与地方自治》（全国町村长会，1940），19。
(96) 哈里·D.哈鲁图尼恩，“导论：终结感与大正的问题”，见西尔伯曼、哈鲁图尼恩编，《危机中的日本》，3—10。
(97) 37
(9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导论》，（巴尔的摩：企鹅图书，1976），9—42。
(99) 欧根·韦伯，《从农夫到法国人：法国乡村的现代化，1870—1914》（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6），485—496。
(100) 38
(101) 大岛，《明治的农村》，170—179。
(102) 欧根·韦伯，“政策如何到达农民：对农民政治化的再观察”，《美国历史评论》87卷，2号（1982年4月）：358。
(103) 对1880年代围绕地方政府制度化控制而引发的政府内部斗争的细致研究，见：御厨贵，《明治国家形成与地方经营》（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104) 乔治·L.莫斯，《德国意识形态的危机：第三帝国的理智起源》（纽约：格罗塞特和邓拉普，1964），1—9。
(105) 约翰·海厄姆，《国土上的陌生人：美国排外主义的模式，1860—1925》（纽约：文艺协会出版社，1973）。
(106) 39
(107) 40
(108) 41
(109) 明治时代的用词是“立宪制”或“立宪君主制”；“天皇制”一词从1930年代开始出现，它的常被引用的章节——共产国际的“1932命题”——确定绝对君主制是共产主义必须打倒的目标。石堂清伦、山边健太郎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命题集》（青木书店，1961），76—101。“天皇制”一词起源于并且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一反对日本君主制的感觉，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