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

一

然而，明治晚期爆发公民定义问题有更直接的原因。从封建社会开始，长期以来重构国家制度的努力终于就要到达顶点了。对于那些生活在该期间的人们来说，整个1880年代都有一股向前猛冲的推力。有一个人回顾近来所发生的变化，就会有几十个人凝视未来，尤其是在1890年，那时，第一届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将要开始实行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在其后的年代里，历史学家总结说，日本从早期近代化向近代化结构转型的重要时刻已经在明治时期的前20年里出现了。但是，在1880年代，社会政治精英预测说，重大的国家大事就摆在面前。1889年宪法的颁布将会建立国家，而且不管它带来的还有什么，1890年日本议会的召开将会使日本成为文明国家中的一员。就是这种对一个新开端的认知在1880年代后半期点燃了言论与行动之火，并以之点燃了意识形态的火花，变革的主题也常常在这一方面展现。人们说，如果这个国家要在制度上和意识形态上确立的话，那么，日本帝国该做出一个集体的决定了。

那股推向1890年的动力，在1880年代期间最早也最顽固地在中央政府内部变化不定地集聚起来了。1881年，独裁专政执政者就已经承诺制订一部宪法，实行国民议会制。而后，他们花费了接下来的九年时间制定出了必要的法律和政治条令，以确保议会政府的开始不会结束他们的官僚统治。政府闪电般地制定出大量而似乎过多的制度，来与它将来必须跟各党派共同执政的那一天进行时间上的赛跑。 (20) 1880年代早期，政府内部加强意识形态关注的迹象也开始出现。已经开始担心政治在“青年人精神和思想”上的影响的山县，越来越经常地谈及“立宪政府的准备工作”。后来，他说，那就像忙着做好旅行的准备，一个对他来说充满危险的旅程。立宪大事越近，他越发表示有必要在制度和精神上“加强国家的基础” (21) 。

那十年间，随着时间的推进，动力也在政府之外得以加强。到了1880年代后期，1890年的到来似乎迫在眉睫，事实就是如此。对于那些有望以某种方式受到开始实行宪政的影响，或影响宪政实行的人来说，1886年到1890年这个期间充满了希望，充满了紧迫感。反对党尽管要继续忍受政府的压制，但还是进行了重组。各种反对新近提议修改条约的运动，运用熟悉的抗议政府“软”外交政策的手段，于1887年和1889年遍及全国，尤其是地方精英更是参与其中。逃过1880年代早期通货紧缩的大地主们，通常拥有较大资产以及日益商业化的企业，他们期望有一个自己这个阶层能占支配地位的国会。他们——还有他们的子孙们——满怀期待，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波澜壮阔、深不见底、神秘莫测的政治海洋”之中 (22) 。其他不太富裕但有新式西方教育背景优势的年轻人，同样受到所谓的强大“政治热潮”的感染。他们在自己的村镇中成立小的协会，来关注国家的前景；他们发行或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手册般的报刊，他们，以及通常是他们原来的学校老师们，热情洋溢地在上面撰写有关国家需要的文章 (23) 。常常成为这些地方团体的名誉顾问的东京记者们，也大量涉及这个问题。有些人建议说，国家立宪制度更多的是需要国民精神，而不是政治狂热，因为“无论是高低贵贱，穷人还是富人，城市还是乡村”，如果都能团结起来，那么他们就能更好地“履行日本国民应有的职责” (24) 。政治和道德保守派成立团社，来宣传他们自己的“国家理论”观点，而一个即将为议会斗争分裂的国家是需要一种国家理论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所提倡的神道、儒教以及佛教，构成了一条“大道”，它“宛若东京一条宽阔的大街，无论王子还是大臣，无论武士、农民，工匠还是商人，无论乞丐还是流浪者，无论是马、牛还是猫、狗，都愿意一起行走其上” (25) 。而且要快，因为这些舆论权威者们总有迫切的时间感。不到两年，这个国家将必须为新政治制度的到来做好准备。

正如对一个新开端的那种看法非常普遍一样， (26) 日本在深度和危险方面还没有为即将到来的重任做好准备这种看法也很普遍。虽然不同的人对于重任和危险的界定差异很大，但人们说，对于缺乏一种集体号召的人民来说，这种召唤就是一种充分发展起来的“国家主义”。因而，“国家”和“国民”这些词就在1880年代后期突然遍布全国各地，使得从左翼自由主义到右派道德主义的各种思想都涂上了有清晰记载的国家主义色彩 (27) 。国家精神、民族思维、国家教义、国家本质、国家独立等这种国家意识的喷薄而出，还包含有对民族性格，重新认识本土意识的探索，以及对于日本跃入19世纪西方国家所界定的世界秩序的探索。的确，“帝国”这个词语在学校、杂志以及保险公司的命名上变得非常流行，以至于一幅漫画善意地提出警告，说接下来就会有“帝国人力车夫”以及“帝国淘粪工”这些词的出现 (28) 。这正是要点，正如国家越来越急切地呼吁一样，要将所有的人民纳入这个国家中来，让他们用国家思想来思维，使他们成为“国民”，成为所谓的“新日本国”的新民。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宣教力图把民众联合起来，来对付外来敌人或者是国家价值观的失去，而且还用来应对很快就要到来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们将成为一个新立宪国家公民的那一天。

二(https://www.daowen.com)

对于以前基本不起作用的战斗口号来说，直接取材于过去的意识形态资料好像还不太充分。到1889年宪法颁布的时候，以“忠于皇帝，驱除野蛮”的名义而进行的明治维新就成为古董家研究的兴趣了。的确，正如艾伯特·克莱格（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专家、哈佛大学教授。译者注）所说，“到明治政府的诠释者进而去补充国家供给的时候，独尊天皇主义的橱柜里还空空如也 (29) ”。明治维新本身就像法国革命一样，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时代划分标志， (30) 它的涵义已经缩减得非常之少，为了给近代日本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首要原则，它必须再次进行改革。新的广为阅读的有关明治维新的记录资料，体现了他们在1880年代后期和1890年代早期对强调统一和国家意识的关注，对强调公众舆论重要性的关注，对强调日本“大革命”本质的关注。诠释者们在那场革命中探寻政体的根源，而那种政体只有在现在才能即将到来。而诸如德富苏峰（1863—1957，本名德富猪一郎，是日本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是继福泽谕吉之后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家，在福泽去世后接过其手中接力棒，鼓吹极具侵略性的皇室中心主义。译者注）这样的一些人已经在号召“第二次变革”，来完成第一次变革尚未完成的工作 (31) 。

德川时代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说，已经变得遥远陌生，无法再用那个时代以及更早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来唤起对它的怀旧之情。1889年，江户协会在东京建立，来保存江户名称并记录下来江户文化，以避免它的完全消失。江户文化的捍卫者们既有点保护主义性质，又有些反对独裁统治，把德川时代颂扬为“日本文明获得最大进步和发展的时期” (32) 。因而他们盗用最神圣的明治政府主张，说那20年已经让人想起了诸如“封建”和“陈旧”之类的修饰词语。也是在1889年，西乡隆盛（1828—1877，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萨摩藩武士、军人、政治家，他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前期一直从事于倒幕运动，维新成功后鼓吹并支持对外侵略扩张，因坚持征服朝鲜论遭反对，辞职回到鹿儿岛，兴办名为私学校的军事政治学校，后发动反政府的武装叛乱，史称“西南战争”，兵败而死。译者注），明治维新的英雄但后来背叛了明治政府，在宪法颁布的时候得到皇家赦免，并追赠官爵之位。政府如果用这样的举措来为自己赢得西乡隆盛某种传奇般的光环，那是白费功夫，因为就在两年之后，也就是1891年，一种耸人听闻的流言出现了，说西乡很快就会和沙皇太子一起出现在日本，另外一种说法是，他很快就会重返日本政坛。而且现在，左翼和右翼的反对派都挥舞着西乡的名号来批判政府这么快就给他恢复了名誉 (33) 。到了明治晚期，德川时代以及明治维新已经退出人们的视线，足以证明那个古老的传统，即用过去服务现在、尊重现在，或者咒骂现在。

从另一方面来说，明治早期依然很近，太过于争议性，刚刚过去的时期常常如此，从而无法为民众提供素材。“富国强兵”问题已经如此牢固地成为国家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它好像无法唤起民众，除非它要反对已经以此名义行事20年的政府。“文明开化”的号召本身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早期已经成为大众抗议的目标，那时征兵制度、学校、户籍制度以及其他现代性事物的确立 (34) 打破了乡村社会与经济的平衡 (35) 。再者，明治最初时期的意识形态规划已经开始显得抽象而有局限性。1868年天皇颁布的《五条御誓文》已经明确宣布，国事将会得到治理，“把高低贵贱，各色人等的意见观点都统一起来”，它在面对宪制国家的具体需要时，显得傲然过时。事实上，明治早期政治宣言针对的听众总体上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封建贵族及一小撮不平常的发迹平民。然而，到了明治晚期，政客们的花言巧语却坚决主张四千万同胞将足以创造这个国家。“人民大众仅仅在这个国家出生、长大并不足以被认为是国民”成了通俗说法，这在日本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成为国民的前提是要有一种健全的民族意识，没有它，人民仍然不是国民，那么国家就濒临危险了 (36) 。

要详细听完意识形态学家那时的观点，还需要另外一点，这像其他观点一样，在1880年代后期，被可怕地重复来重复去。爱国主义的内容到底包含什么还不清楚这个事实，使得对统一体的切身需要变得复杂了，而这种需要建立在适于近代性的公民价值观基础之上，以迎接新政治制度的挑战。最广意义上的国策传达给国民之前，得先确立下来。这个国家是要军事化还是商业化，是跟随俾斯麦还是迪斯雷利（1804—1881，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首相任期内，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译者注），是欧化还是本土化？ (37) 诸如“宗教、道德、教育、艺术、政治以及生产制度”之类的事情都可以多多少少地来任意选择这种天真怪异的假设，很多“选择”就摆在面前 (38) 。当然，政府在能够制定的制度上已经做出很多选择了，而且正在急着作出更多的选择，大规模地通过法律法规——1890年的前10个月就通过了336项，就是在11月份国会开幕之前的最后期限里 (39) 。关于这一点，1880年代和1890年代具有国家意识的人们都非常清楚，因为他们撰写出了“关于政治和伦理的伟大著作，来为建设中的宏伟体制提供基础” (40) 。那些体制无论多么宏大，都超越了它们的基础这个事实，只会使得这项重任变得难上加难。

后来几年的观点就已经常常显示出，明治晚期意识形态的喷发是20多年来官僚建国的高潮。因而，天皇制意识形态的记录材料通常表明， (41) 正统思想信条来源于1889年和1890年的帝国宪法和教育敕语 (42) 。但是，正如思想家们所坚决主张的那样，1890年是混乱和论争的一年。然而，很少有人声称自己理解了二者的文本真义，而且那些声称理解的人对于其意义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差异。事实上，文本仅仅是开始，而且，像美国宪法和面向国旗宣誓效忠一样，他们依靠诠释阶层来获得公民效能，就明治晚期的日本而言，这个阶层仍要来临。尽管这里的分析将有必要把1880和1890年代鼓吹起来的花言巧语削弱很多，以揭示其所容纳的实际含义，但是，在这一点上，至少意识形态学家们的理解还是健全的。无论1890年以前的几年里完成了什么，真正的国家意识形态实际上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