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空前的葬礼
一
1912年9月13日晚8点，葬礼队伍出现在二重桥的皇宫里。在加农炮和礼炮声中，在108次钟鸣声中，在游行挽歌哀伤的曲调中，葬礼队伍开启了一场庄严肃穆的游行，缓缓地前往目的地——青山阅兵场专门建造的葬礼礼堂。在手电筒和新装路灯发出的昏暗摇曳的灯光下，两万多名市民在东京街道——此前，政府下令将街道翻修为碎石路——两旁排队等候丧礼队伍的到来，绵延达2.5英里。街边等候的人群中，有的人来自东京周边市区，有的人甚至来自遥远的县城，他们闻讯后，都在一天之内赶来送行。随着丧礼队伍驶过，秋夜的街道愈加肃静无声。两个多小时后，皇家灵柩到达青山。然而又花了一个多小时，整个队伍才完全进入阅兵场。仪仗队和军乐团，包括“我们的盟友英国”的一支海军乐团，与身着长袍、拿着民族传统乐器的宫廷乐师一同护送葬礼队伍。身穿朝服的朝廷执事拿着弓、戟、扇、棍走在队伍的前列，随后紧跟着皇嗣子弟、王公大臣、朝廷元老、政府大臣、高级公务员以及皇室贵族，其中很多人都身穿闪闪发光的礼服套装。数千名“特殊朝拜者”也等候在葬礼场，其中有人就评价道：国会两院的议员们都身着黑色燕尾服跟在后面，这景象“活像是金鱼后边跟着泥鳅，或者是山鸡后边跟着企鹅一样”。尽管这个评论员认为宾客们在阶级和服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他自己和他绝大多数的同伴们也身着燕尾服，因为它是明治时期中产阶级精英分子的标准正装。
包括外国大使在内的各色政要端坐在看台之上，其中最显贵的当数西方政府与皇室的特使们。
宾客中还包括英国和德国的王子们、 (2) 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他们都友好地“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参加葬礼仪式。日本驻朝鲜大使、“驻台湾大使”和驻库页岛大使都列席仪式，以彰显日本疆域的新的纵横范围。虽然此次参会人数史无前例，但东京市政府各官员、东京商会、地方官员、各个市长、中小学校长以及宗教团体领导人（明治晚期常见的参会要员的名单），全部了出席此仪式。午夜临近，号声响起，葬礼正式开始，一万多名列席要员和市民对国王表示哀悼。先皇的儿子继承王位成为新任天皇，他身着总司令军装发表了简短的悼词。随后，时任首相西园寺以及宫内省大臣渡边分别悼念了已逝天皇。仪式结束后，天皇的灵柩被转移到葬礼火车上，于凌晨两点驶向京都。天皇与火车并称为明治时期两大标志，列车穿过了340多英里的东海道线，而沿途的铁轨边摆满了各种祭奠物品。在当天傍晚，先皇的灵柩抵达京都，随后当地又举行了一系列的哀悼仪式，15日上午，埋葬仪式在桃山皇室墓园举行。至此，已逝天皇的葬礼仪式正式落幕——这位先皇“在位45年间仁慈统治臣民，亲手筑建了一个宏伟崛起的日本帝国，这是在明治早期始料未及的”。所有人都将这次仪式描述为“一次史无前例的葬礼”。 (3)
13日，全国各地的乡镇政府办公室、学校、寺庙以及其他公共场所都举行“远方的哀悼仪式”。地方仪式仿照东京的规格，邀请地方名流列席。各个学校代表、乡村大会代表、警察代表以及地方红十字会预备役代表们相聚在学生和村民面前，出席哀悼仪式。列席人员对先皇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随后村长发表悼词。当时以日记形式记载了历史的相泽菊太郎于1908年当选为村长，在哀悼仪式中他歌颂先皇的仁慈赐予了子民文明开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福祉。 (4) 在枥木，严阵以待的反政府积极分子田中正造，在东京仪式开始的那个时刻就面南向着首都所在的地方，“如岩石般、笔直沉默、面无表情地静坐”了一个多小时。 (5)
7月30日天皇逝世， (6) 全国各地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悼念仪式，而9月13日举国上下开展的“远方的哀悼仪式”——不论是公开仪式还是私人仪式——都只是一系列仪式中最后举行的活动而已。中央部门及地方政府都颁布了不计其数、巨细无遗的仪式指令指导全国悼念仪式。这使得天皇逝世的消息渗透到整个日本，就连最小的村庄都沉浸其中。指令规定在仪式中禁止击鼓、醉酒、体育竞赛及跳盂兰盆会舞。与此同时小商贩在火车上兜售黑臂带，官员获悉后裁定此类物品不符合明治时期尊贵的风尚。 (7) 尽管如此，但市面上黑绉胶还是迅速销售一空，价格高昂，同时通过售卖单独用黑布捆绑的报纸“乞讨者大赚了一笔”。到了9月，开始偶有言论认为葬礼如继续歇市将对生意带来不利。然而到13日，城镇和乡村依旧都沉寂在哀悼中，就连黄包车夫也不开工载客了，全国各地都弥漫着这种庄严肃穆的气氛。 (8)
人们常常用“中西结合”这个词评价东京的仪式——日本传统的仪式与新兴的浮华的欧式仪式相结合。由于年代史编者的理解相当世俗化，所以这里的传统仪式特指皇室传统仪式。报道并没有提及葬礼当天清晨神道教法师在皇居为天皇灵魂超度，但是媒体确实报道了在仪式结束后皇室家族和包括山县有朋在内的政府高官共同享用了先皇生前最喜爱的食物——鲶鱼和欧洲葡萄酒。与早先1889年史无前例的宪法颁布仪式相比，这次皇室葬礼确实更加简化了新旧仪式相结合的过程，给人留下了国家在举办仪式上更加得心应手的印象。
同时在天皇患病期间及辞世之后，皇室方在保护天皇隐私问题上的态度变得更加公开。一位记者回忆道：“在这之前，皇室生活是完全高高在上，人们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它。但是这次他们却打破了这个陈旧的习惯，就陛下的身体状况发表每日公报。” (9) 报纸甚至大胆建议，既然皇室已允许公众在旁观室俯瞰天皇出席国会开幕式，也应允许人们从高处俯瞰皇室的送葬队列。 (10) 总体来说，围绕天皇逝世举行的各类仪式表明人们并不是将天皇奉若神明，他们神化的是天皇的统治。
日本的现代化所取得的 (11) 所有成就归功于明治天皇和他的统治。在葬礼仪式上，大正皇帝用隐晦的皇家辞令诉说着先皇的恩泽和民众对皇室的忠诚，而首相西园寺在演讲中却处处透露出政府鲜明的立场——歌颂他自己或者更准确地说政府的所取得的成就。明治维新、颁布《五条御誓文》、废除封建集权等大事件都赫然在列。日本天皇不仅对内颁布宪法，对外还修订条约并且为扩大日本国家利益而进行对外扩张，甚至还建立了法典，振兴了工业，强健了军队、改善了教育以及提升了民众的文化修养。鉴于上述成就，首相西园寺将他的吊唁打造成了官方的明治维新史，该段历史至今依旧保持着自身的权威。而宫内省大臣的吊唁则提及了天皇更加温和且符合体制的举措。日本皇室认为，明治天皇巩固了皇室的统治，求贤纳士、颁布诏令、奖励功绩、简约军队、调研民生，从皇家的金库拨款帮助深陷贫苦的百姓。在葬礼的当天日本皇室确实将一百万日元的皇室礼金拨给地方和殖民地以纪念先皇的仁治。 (12)
明治时期的日本十分看重国外各国的反应。此次西方媒体对天皇逝世表现出了主动甚至热情洋溢的态度。二十年前，西方媒体对日本效仿西方立宪的做法持怀疑态度，而如今却又改口追捧日本天皇为“世界君主”，大大称赞现代化的日本。
这意味着明治时代的结束，先皇“开明与和平”统治的终结。日本曾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国，一方鲜为人知的土地，在封建军国主义的铁蹄下生存，任由历代幕府将军们鱼肉苍生。15岁的天皇继承了幕府将军王位，继续前任的路线将皇权推奉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室祖先可谓始自提尔和西顿古城仍处在兴盛的时代，那时北非的迦太基国为摆脱殖民统治为自由而战，而东方的圣人则瞪大了眼睛在寻找圣诞星。现在天皇已逝，在他东京那座现代化的宫殿中驾鹤西去，但他深知在他的鼓舞下和其他政治家的竭力辅佐之下，如红色碟状的日本国旗被一位日本伟人称之为好似封闭岛国之上的又薄又圆的“圣饼”，象征着这个统一的民族的信心和希望，也为其在世界大国之列赢得一席之地。这个岛屿王国的进化史谱写了文明史中最绚丽的一章。 (13)
伦敦《每日邮报》文章的精妙在于它将日本置于历史中评述。相比之下，维也纳人的评论更加简洁平实，“睦仁天皇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宣布，他从无到有，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将日本打造成了一个世界大国。” (14)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不认为日本天皇是“白手起家塑造了一个大日本帝国”，就像他们也不同意当时美国人的评判一样——他们认为日本的进步证明日本人“拥有出众的雅利安人的品质”。 (15)
然而， (16) 刚刚结束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者非常在意此类评论，而且对葬礼上那些尊贵外国特使的外貌颇感兴趣。吉尔伯特和沙利文共同创作的喜剧《日本天皇》原定9月14日在伦敦进行公演，媒体报道称公演已被取消，以示葬礼当日对天皇的尊重，这一举动进一步彰显出国际尊重。 (17) 中国有些喉舌媒体持反对态度，甚至有一家媒体称“谢天谢地，日本终于遭到了老天的报应，天皇归西了”， (18) 并对这一事实欢呼雀跃。但此类观点孤掌难鸣。在国外舆论就像在国外政策上一样，日本大多数评论者倾向于从西方的角度来观察日本。
葬礼也反映出一个问题：1889年国外的观点曾经备受关注、令人焦虑，在1912年其受关注程度有所减弱。对于现代的定义正如燕尾服一般，逐渐体现出本土特色。而明治天皇的歌颂者们创作了大量信心满满的诗歌，对那个时代引以为傲。8月和9月的报刊上充满了对王朝复辟以来伟大成就的长篇回忆录和占据了头版头条的历史报道。 (19)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例子为山路爱山列举的五大成就：团结人民、推进民主、唤醒日本担当国际使命、资本家兴起，以及民众信仰发生改变。民众信仰的改变造成易卜生和托尔斯泰“不再属于异国他乡的人士”，日本与世界则同此凉热，已成为“世界的一个省份”。 (20) 有人将明治天皇与历史上的圣武等天皇相提并论，还有人认为他可以媲美拿破仑和维多利亚女王。 (21) 在明治统治时期，对于现代的定义几乎总是强调相同的要素：《五条御誓文》、宪法和帝国，与首相在葬礼上的描述相差无几。论者提及前朝，怀旧之情油然而生，似乎前朝已然迷失在了古代的黄金年代中。“如今每个人都很奢侈，但他们在前任天皇的统治时期却很节俭。他们穿衣时都戴着脏脏的领圈，直到衣衫褴褛才舍得做新衣服。” (22) 短短三个星期之内不仅改朝换代，就连因贫穷而养成的习惯也改头换面。
1889年，有些评论者曾宣称宪法下的现代化即将到来，如今这些人则吹嘘现代化已经彻底实现。然而他们对民众的态度大同小异，依然保持着说教的嘴脸。在宪法出台前夕，这些评论者曾敦促善良的国民展现出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但是现在他们又警示民众不要对已故的天皇感情泛滥。
成千上万的乡下人原本打算涌入东京， (23) 参加葬礼。但是经过劝告，他们决定纠正自己对于忠诚和爱国的错误认识，杜绝这种“狂热”，还是留在家中远距离膜拜。 (24) 乡野之人从未参加国家仪式，言谈举止难免失礼，无法为日本乃至世界打造“一场模范葬礼”， (25) 只会“为国家抹黑”。
然而，语调大同小异，但听众已经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舆论代表的公共人士关注着宪法和议会，代表了社会数量较少但颇具经济地位的一小部分民众，1889年媒体曾敦促他们承担公民责任。然而为天皇驾崩而感慨万千的日本人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属于整个国体。另外，官员和记者提到了东京葬礼期间的公众暴行，其中不仅包括1880年代和1890年代政治狂人的个别暴动，还包括大规模乃至暴力性的动乱，比如类似1905年日比谷纵火事件那样的游行示威。民众在之前的一切国内重大事件中都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相比之下，虽然排除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是对明治王朝终结的认知的确是国家性的标志性事件，这件大事会促使“全体人民”融入一个范围更广并更具包容性的集体。确实，许多评论家都认为以明治天皇驾崩所激发的民族团结意识让人回忆起明治时期的两场战争。 (26) 同一时期的其他人说当时的民族团结意识空前强盛，后来还有很多人回忆这一时期并做出了相同的评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整个民族不分阶层、不论出身，都被同一种情感深深地吸引着。” (27)
当时的各种演说和图片散布着浓厚的回忆的情感，相比之下，上述民族团结的情感更具普遍性，这种情感可谓俯仰皆是。毫不夸张，明治天皇驾崩的相关报道一时“洛阳纸贵”，在一位地方评论员看来，“自从天皇的葬礼以来，民众的阅读能力似乎已经突飞猛进”。 (28) 杂志的纪念专刊大为畅销，卖出了数万份；葬礼系列明信片迅速成为热门收藏，至于那些获准参加葬礼的媒体，民众对其报道的任何细节都饶有兴趣。《明治宪法》的发布仪式被印制成木刻版画，当时这种媒介形式在可视交流中已不再常用。
然而，经过无数次的印刷， (29) 天皇葬礼上的影像得以保留。利用新型照相机的闪光灯技术，夜间的仪式也得以拍摄。 (30) 日俄大战以来，商业印刷迅速兴起，而且民众对它的兴趣也空前浓厚，商业印刷得以抓住葬礼这个机遇大显身手。
这种兴趣原本集中在天皇身上，因此民众对天皇弥留之际以及死后数日的细节十分好奇。全国人民都在天皇病入膏肓之际为他祈祷，然而噩耗突至，在东京皇宫门前，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起来，寄托哀思。 (31) 天皇死后，民众或是参加葬礼、表达哀悼，或是大吃一惊、悲叹连连。还有些人戒酒、斋戒，很多民众轻声交谈，认为天皇之死难以置信。有评论称天皇之死印证了一句名言，“众神、佛陀和大学教授都无法战胜必死的命运”。 (32) 媒体评论道，黑臂带比比皆是，佩戴者“毫无疑问为市民，其中还包括农民，甚至来自田间地头”。内务省警察的报告以同样奉承的语调称，从未挥舞过国旗的社会主义者如今也打出哀悼的旗帜，“与普通大众一样，以相同的方式”纪念天皇的离世。 (33) 确实如此，但原因并不在于农民和社会主义者因天皇驾崩而转变为帝国的爱国主义分子，而在于他们正如其他许多人一样，为“我们熟悉、敬爱、万人景仰和依赖”的君主之死而悲哀。 (34) 这些话出自自诩“自由思想家”的田山花袋之口，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众多知识分子没有避开民族情绪的高涨，而是在生活中和报刊上倾吐悼念之情。
首先，民众悼念的是天皇个人而不是政府。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虽然德富芦花曾经抗议对“大逆事件”中社会主义者的残酷惩罚，但是面对天皇驾崩，他一定能通过感人至深的悼词来表达自己的伤感。基督徒内村鉴三曾对当权者而非国家进行了猛烈抨击，他也撰文指出自己正如丧父一般悲痛。另一位基督徒海老名弹正则为“上帝已如慈父一般庇护”了的天皇祷告。 (35) 为了彰显对弥留天皇的敬畏之情，政府强行而急切地匆忙关闭了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与此同时，媒体在报道天皇驾崩时也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夏目漱石对这两种现象明确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漱石也不例外， (36) 他在挽歌中对天皇歌功颂德，并将天皇与操纵天皇的“当权者”划清界限，因此也与政府划清了界限。 (37) 知识分子也有同感，当时他们代表着日本的平民百姓。民众将天皇和政府区别对待，知识分子的反应揭示出其程度大小。天皇颇受民众爱戴，由于手下的官员劣迹斑斑，相对而言天皇的权威神圣无暇，加之政治体制和思想意识的影响，民众饱含深情、浩浩荡荡地悼念明治天皇。相比之下，寡头政治家正如国民图腾一般，风平浪静甚至是悄无声息地走向坟墓。
对于与世长辞的天皇，还有一种情绪较为普遍，而且同样与政治无关。漱石在名作《心灵》一文中提到，“明治时期的时代精神始于天皇登基，终于天皇逝世”，造成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成为落伍之人” (38) 。换而言之，这些人不仅为天皇的逝世而悲痛万分，而且为出乎意料的时代转变而感到无所适从。天皇去世当天下午，政府宣布改变年号，长达54年的明治时代戛然而止，大正一年拉开序幕。年代的表述发生改变，不过民众受长期习惯的影响，“笔误之下”仍会写出明治二字。 (39) 商人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大正，从而在新时代中起到宣传作用。另外，日本对于一切划分时代的表达都十分精确，提到过去，不管刚刚过去多久，都成了“前朝”或“前任天皇时代”。 (40) 面对新时代纪年，许多老年人感觉到自己的时代已经随着明治天皇逝世而终结。德富芦花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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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逝世，年号也随之改变……我心知肚明，但是仍然感觉到明治这个名字会永远流传下去。我出生于明治一年的十月，当年明治天皇登基，当月天皇首次从京都来到东京……我习惯于将明治的年号当作自己的年龄，与明治同岁，我既为之光荣，又为之羞愧。
天皇逝世使明治时代的历史走向终结。当年号由明治变为大正时，我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也一分为二。 (41)
日本还有些年轻人对其他朝代一无所知，瞬间感到无所适从。有个学生称自己属于这么一群人——“我们唯一的骄傲便是身为明治时期的新一代。”现在他却意识到，“归根结底，我们并非新一代日本人，我们的命运与天宝年间出生的人毫无两样。” (42)
几年之后有句话颇为流行 (43) ——明治天皇已消逝于往昔——然而在天皇逝世的那年夏天，民众对这句话已经有了深切的感受。
二
历时三天的葬礼标志着明治时代的终结，这一终结感引发了情感共鸣，但是乃木将军自杀这一新闻使得这种情感的共鸣和葬礼双双破碎。9月13日晚上7：40，正当送葬队伍即将离开皇宫之际，战斗英雄乃木希典与夫人静子坐在家中明治天皇的画像之前，按照传统方式切腹自杀。乃木用一柄军刀开膛破肚，夫人则以匕首刺入心脏。夫妇二人生前曾留下笔记，其中有诗歌提到“追随天皇”，并记述了乃木在1877年的西南平叛战争中丧失了军旗的经过。 (44) 自杀传言在葬礼上散播开来，民众付之一笑，不以为然。然而次日凌晨2：00第一份号外传遍大街小巷之时，嘲笑转变为震惊，但是民众仍然将信将疑。 (45) 明治时代声名赫赫的一位公众人物选择殉葬，乍听此新闻，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日本正在隆重庆祝现代化，但是日俄战争中的伟大军人和英雄却因袭传统、切腹自杀，更何况德川幕府早在1663年就在法律上废除了这种陈规陋习。
不久有人指出，“自从1703年四十七浪人复仇以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像乃木将军切腹自杀一样唤起国民的感情” (46) 。这一对比恰如其分，部分原因在于乃木志虑忠纯，经常与广义上的复仇武士联系在一起；加之乃木的自杀方式也与四十七浪人大同小异，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当中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焦点在于切腹的道德性和合理性。天皇去世暂时引发了国民的情感共鸣，而乃木自杀又使其分崩离析。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或是赞扬“这一壮举在辉煌的明治时代终结之际为之锦上添花”，或是指责“这一陈规陋习”违背了整体上“追求进步和发展的国家政策”。 (47) 有些人热情讴歌，“啊！伟大的乃木将军！”；其他人则表示遗憾：真是悲哀，日本竟然纵容与一切“文明之道”背道而驰的行为。只要出现类似言论，持反对态度的信件或文章就会第一时间见报。 (48)
曾有记者采访多位伦理学家 (49) 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得到的答复是“虽然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自杀当然是件坏事，但是对于乃木的案例却不能轻易作出评判……如果你打算见报，那我确实无可奉告”。这位记者评论道，报纸则面临着更大的难题。 (50)
在关于乃木的浩如烟海的传记和回忆录中，提到最近天皇去世的不过是做了混杂处理的寥寥一二段，因此有关报道的问题得以轻松解决，社论倒成了难题。日俄大战以来，年轻人自杀这一问题颇具争议，广大民众将它称为文明的顽疾。无独有偶，7月，二十个平民在天皇死后自杀，“这一陋习”遭到了严厉谴责：日本作为20世纪的“世界一流大国”，这种习俗成何体统！ (51) 但是，对于乃木的情况却不能轻下结论。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同一份报纸模棱两可地评论道：
乃木将军之死标志着日本传统武士道的终结，虽然我们情感上万分敬佩，但是出于理智却不敢苟同。但愿这一举动未来不会败坏日本的伦理道德。将军的动机值得欣赏，但是做法下不为例。 (52)
在报刊的第一反应中，这一娴熟调控的矛盾心理颇具代表性。乃木的殉葬与现代日本格格不入，但他的忠心耿耿和武士道精神却在“无意之中”成了“伦理教材”，评论者试图将二者分割开来。 (53) 外媒对武士道大肆赞扬，进一步缩短了这种差距，日本的媒体也很快受此影响。伦敦的《泰晤士报》曾在天皇驾崩时预言“一场精神危机”的到来，如今则宣称乃木自杀展示出“日本的民族精神尚未灭绝”。 (54) 这一点正是乃木的批评者们所惧怕的。
有些评论者严厉谴责乃木的殉葬，但就是这些人也颇感尴尬。因为天皇逝世之后，他们近期在勉励同胞或批评政府之时，虽然打着隐喻的幌子，实际上三番五次将“殉葬”这个词用作褒义。举例来说，9月有一份报纸对乃木狂轰滥炸，而这份报纸曾在8月指出，“政界元老和当朝官员只会从私人金库中一掷千金修建官邸”，按理说来应该切开他们的便便大腹，从而表彰已故天皇的功德。
“然而，既然当代伦理不允许殉葬 (55) ……达官贵人至少可以决心在精神层面上达到相应的高度，同时摒弃自己的私欲。” (56) 毫无疑问，这位论者将“殉葬”一词进行了戏剧化地使用，完全忽视了当代的现实。然而这些比喻是真实的；实际上，那些目光长远、对日本的现代化满怀信心的记者们反倒推动了“殉葬”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这位论者甚至有可能宣称，在1912年的夏天，自己的做法无可挑剔。无独有偶，众多读者几周之后大声疾呼，称赞乃木忠心耿耿、遵循传统，其论调与那位论者大同小异。确实，对于其中的许多人，乃木的可歌可泣之处在于他切身实践了殉葬这一仪式，而在几乎所有人看来，它只是过去一种颇具修辞色彩的遗俗。
“殉葬”一词因鲜有人提起而无关痛痒，倘若情况属实，那“武士道”一词更是如此。日俄大战以来，该词总是被民众挂在嘴边，因此日渐强势。乃木被称作“武士道中的精英”，这一称谓不仅指代他的赫赫军功以及他在贵族学校的勇士教育理论，还有一整套扩展之后的意义，它提升了乃木自杀的伦理价值。有些因乃木自杀而大吃一惊的人也亲身扩展了这种重要性。举例来说，《太阳报》是当时阅读范围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舆论报刊，其主撰稿人浮田和民自称基督徒和立宪主义者，他曾在1908年指出商业道德败坏乃是日本的一大问题，并提出“为商界注入武士道精神” (57) 作为解决方案，就连他都在无比现代化的环境中使用了传统的比喻。然而乃木自杀之后，正如众多伦理学家一样，浮田似乎也不知作何评论。他认为这一举动可歌可泣，但与今日“复杂的社会”水火不容，并指出虽然这一举动有可能对军人产生影响，但若想引发“在自己的选区贿赂选民的政治家和出卖选票的选民”的悔改之意却希望渺茫。人们也不可能指望此举能将“爱慕虚荣的官员”和“贪图享乐的商人”改造成高尚的人。这样看来，真希望乃木将军仍然在世，并教育出一位“天才”继续践行此类令人敬畏的任务。 (58) 浮田的观点犹如织布机上的梭子一般，来去之间自相矛盾，在尊重和谴责之间徘徊。
浮田倡导独树一帜的武士道， (59) 认为他的读者有可能称赞、至少理解他的这一指代。乃木实践了他人口中货真价实的自杀，浮田也许希望民众产生敬畏之情。还有一些悼念天皇、仰慕乃木的基督徒则将乃木自杀批评为“戏剧化的武士道”和“过时的武士道”。 (60) 但是武士道确有其事。不管是漠不关心还是有意批评，知识分子选用了这样的语言，尽管厉声谴责，却在不经意中促使这种颇为流行的现象持续下去。
乃木自杀在其他阶层中也引发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个节骨眼上，军队希望申请预算，成立两个新的部门，因此公共形象陷入低谷，可以猜测，军方对乃木的英雄事迹倍感欣喜。政府则出于政治和思想两方面原因，只得自我克制，给出一个违心的答复。然而，乃木的英雄主义进一步复杂化，因为他的遗嘱中有一小段提到，随着自己去世，乃木家族将永远终结，但是政府并不鼓励民众享有这种特权。于是政府出面打压，企图隐瞒这个部分，结果仍被媒体抢先刊登。就在政府发言人公布经审查的版本之时，德高苏峰将删除的部分刊登在《国民新闻》之上并沿街叫卖。当时反对派指责政府违背乃木的意愿，进而引发政治冲突，后来政治冲突再度燃起，原因在于1914年政府不顾将军的遗嘱，将乃木家族正式保留下来。朝廷对神化的乃木形象颇为重视，而且似乎并不担心他人模仿乃木的鲁莽行为，因此并未禁止当年出版的28本关于乃木的书，也没有干涉1913至1942年新增出版的97本。但是朝廷仍然迫于压力，并未全篇公布乃木自杀的法医报告，原因可能与遗嘱相同：其中包含的医学事实将会破坏喷涌而出的英雄传奇。 (61)
在民众口中，乃木已然成为一个英雄，但是相对于千篇一律的版本，乃木自杀这一行为大大减轻了矛盾和说教的意味。 (62) 在大众文化中，明治时期的化身是乃木而不是天皇。讲谈和浪曲是民众所讲述和歌颂的传奇故事，它们是当时最为流行的消遣，乃木连同四十七“浪人”一道成了其中无处不在的主角。起初浪曲只是一种街头娱乐，精英人士认为其与“下层社会”密不可分，而1912—1913年，民众却不分阶层地对乃木将军故事的兴趣空前浓厚，于是这种娱乐也达到流行巅峰。 (63)
虽然在帝国时期的小学课本上， (64) 明治天皇的出镜率高居榜首，但是据一份表格统计，《少年俱乐部》对天皇只字未提，而这份由讲谈社出版的杂志在年轻人中最为流行。取而代之、在年轻人的英雄排行榜上领衔的是楠木正成、四十七浪人、虚构故事“道中膝栗毛”的主人公弥次喜多，以及乃木将军。教科书中也不乏乃木的身影，而且地位高于楠木，语文课文就是例子。讲谈社声名远播，被誉为“私人教育部”，讲谈社对乃木大肆宣传，加之乃木在课本上时有出现，因此乃木在英雄榜上高居榜首。 (65) 乃木的妻子也自杀身亡，但是并未受到太多关注，有一位歌颂者称乃木厌恶三类人：神父、商人和女人，也许她希望通过自杀向丈夫证明自己的忠诚。 (66)
在文学界，森鸥外和芥川龙之介等作家也对乃木自杀作出回应。 (67) 但是著书立说的作家或是像森鸥外一样为自杀辩解，或是如芥川龙之介一般讽刺挖苦，暴露了知识分子阶层模棱两可的态度。对于他们来说，乃木正如“日本的堂吉诃德”，既令人赞叹又令人不安。 (68) 然而，虽然各派观点层出不穷，乃木对于大多数日本人的重要性不应被夸大。相对于针对乃木自杀发表意见的群众，更多的民众选择保持沉默。对于他们来说，殉葬既不值得谴责，也不值得庆祝，只不过是与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异常举止。 (69) 确实，年轻人似乎并未从乃木殉葬中受到“启发”，于是由于不理解将军之死而受到指责。天皇死后举国悲痛、深切悼念，而乃木殉葬则争议不断、众说纷纭，民众对于二人之死的反应迥然不同。
1912年9月13日夜里举办了两场仪式，其中之一为全民仪式，标志着明治时代的终结。明治时代横跨经年，在亲身经历这一时代的民众看来时间更长。明治天皇正如维多利亚女王，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一个时代。造成“在某个时间段内出现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假象；相对于任何一个未因政治或宗教信仰巨变而一分为二的时代而言，这一时代的民众和风俗、科学和哲学、社会生活结构和指导思想都更加迅速而彻底地发生了变革” (70) 。
在日本， (71) 虚假的延续和潜在的变革与君权和帝王联系在一起，而且更名改姓，成了“现代化”。明治和现代化均未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部分进步青年满心向往明治时代尽快走向终结，现代化方可大行其道，但是其父辈却满心恐惧，明治时代一旦终结，那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将会被现代化风卷残云。但是二者都感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流逝，而且毋庸置疑，他们已然生活在现代化之中。
乃木殉葬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这种确定性，造成知识分子摇摆不定，对日本现代化的本质满腹狐疑。对于包括军队、学校以及乃木主义的私人拥护者在内的其他人来说，殉葬成了为国尽忠和为国捐躯的象征。对于通俗文化而言，乃木正是武士自杀这一英雄壮举的当代写照。 (72) 虽然民众对乃木自杀观点不一，但是这种分化也成了明治时期的一大遗产。宪法颁布当日清晨，森有礼遭到帝国主义狂热分子的刺杀，与之相同，乃木自杀连同“世界级君主”葬礼的豪华排场，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1889年，明治天皇以祖先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颁布了宪法，其祖先最为庄严的神社为伊势神宫。文部大臣遭到刺客暗杀，从而纠正了民众的皇室祖先的轻视。在逻辑上或是思想上，一石激起千层浪。1912年，民众将对帝国的忠诚等同于爱国主义，加之天皇逝世所引发的情感大爆发，二者共同营造了一种氛围，其中乃木殉葬虽然匪夷所思，却不可反驳。现代君主立宪政体和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并行不悖，而且通过天皇自身相互连接。有些民众偏爱立宪主义、反对武士道，他们对乃木之死惊愕不已，但是也加入了这场话语的争论。无意之中用了某个比喻可能说明你粗心大意，或者对明治天皇和明治时代感情真挚，而将众说纷纭改进为众声喧哗之中的异口同声，虽有些刺耳，但和谐确有其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种双重思想遗产不仅影响了军国主义者和激进的右翼人士，也影响了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立宪主义和帝王主义的词相互交织、相互重叠，在左翼和右翼、议会政治和恐怖暗杀、各种信号的操纵者和被操纵者之间产生了共鸣。明治时代的终结并没有结束明治时期的历史，它为后来的几十年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