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思想及其演变
普遍的意识形态语言出现于明治后期这段时期，产生于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版本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因为这种语言与明治时期日本民众的经验相对一致，因此这种语言居于主导地位。明治时期许多的日本民众都具有共同的诉求——维持现状，较老的几代思想家的这种愿望尤为强烈。他们不仅自己坚信，而且也劝说有着普遍公民价值信条的其他人。他们费尽心机地努力“影响”日本民众，尽管他们最终并没有使日本“思想统一”（自明治维新以来这一词语被频繁地使用），却使得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共通性，这种共通性部分反映在被称为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各种信条之上。明治后期，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各种信条构成了这种正统。乔治·奥威尔描述了这种正统时这样写道：
在任何给定的时刻都存在着一种正统（这种正统包含着大量的思想），而人们认为所有思想健全的人将会毫无疑问地接受正统的思想。虽然并没有明确地禁止人们不要说这种、那种或是其他的思想，但谈及非正统的思想却是“不妥当的”。正如在英国维多利亚中期，在女性面前提及裤子是“不妥当的”一样。 (110)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民众“毋庸置疑”会认可天皇和国家，正如他们懂得在政府官员面前提及社会抗议是“不妥当的”一样。部分民众的这些态度源于明治后期的经验之中，同时又与此经验之间产生了共鸣，因此对于那个时期的日本民众来说这些态度常常是不言而喻的。虽然表面上看民众会自然而然地接受正统的思想，但实际上民众是在社会上习得了正统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通过社会进行传播的。
随着正统的持续传播， (111) 明治末期的思想构成便被永久地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有时会把19世纪的担忧强加到20世纪的社会之中，部分原因是处于主导地位的思想家们那一代的代际如此，但也有一部分是政府机构的原因，因为日本的许多政府公立机构都是在明治时期新设立的。这些机构一旦成立，就会趋向于维系自己的发展，保护支撑它们持续发展的各种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自然会带有这些机构成立时期的色彩。这不仅适用于国家机构，如：军队、教育系统和当地政府；同时也适用于半公共半公益性质的协会和组织，如青年组织、地主协会。明治时期形成的意识形态及设立的各个政府机构在未来十年里将会原封不动地延用下去，这时，正统的各种体制便由此得到了巩固。
然而，有人争论说随着明治时期的结束，日本进入大正时期后，正统体制——天皇、忠诚、乡村以及皇族世袭制——在更为多样的意识形态景观之中只占有一部分比例。正是因为正统普遍的各种价值观没有多少独特之处，可以说是极其一般，因而与其主导思想大相径庭的多种多样的思想构成也一并存在着。1880年代政府的思想家们十分惧怕政治并且开始采取行动，他们尤其重视国家的统一。但是政治家和热衷于政治的民众都丝毫不畏惧政治。随着国家的建设，议会中的意识形态逐渐成形。1890年代政府内外的思想家们都十分担忧社会秩序并且开始作出反应，主要着眼于社会和谐与集体主义自我奉献精神。但是较年轻的几代人却相信或者说更为相信竞争及个人成功的社会思想，就像相信农耕的神话一样。那些既不认同集体主义价值观也不接受物质成功价值观的愤愤不平的知识分子们完全地退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舞台。文化和文明相比，这些知识分子更加喜欢文化，他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自我教育与知识追求的意识形态。尽管社会主义者在1901到1911年之间的大逆事件中受到了压迫，尽管他们后来又遭到了政府日益残酷地控制，但是也创立了激进另类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战前时期。1910年代较老的几代人对未来充满了恐惧，他们努力想要保护国家过去取得的成就。然而，尽管现在较年轻的几代人欢呼明治维新是一场革命，但是他们却认为明治维新失败了，并且在右翼的复辟抑或左翼的革命中试图重新履行明治维新的承诺。
总而言之， (112) 明治末期分散的思想意识领域体现了日本与其战前不同的历史时刻相互关联的多重立场。
对于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载体的制度来说，情况亦是如此，甚至国家制度也可以变得和正统制度大相径庭。当地政府继续进行政治渗透，大正时期的学校也继续进行自由观念的教育渗透，尽管这既有违最初的意愿，又和后续的早期官僚机构所做出的努力相背离。在大正时期的公私合营机构里，一些青年组织宣扬社会主义，许多地主组织并未作为政府组织帮助解决地主与租户的矛盾，而是结成了联盟保护地主。 (113) 此外，明治时期各组织机构积累的经验也有利于当地组织进行不同的活动。明治末期涌现的养蚕机构和蚕事杂志致力于“向普通的平民蚕户传达（养蚕）真理。”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其中的一些机构和杂志发展成为制丝企业和行会；至20世纪30年代，丝绸市场在经济大萧条中崩溃，这些机构和杂志又发展成为当地土地改革理论的支持者。 (114) 这些制度如同社会意识形态，由思想家提出、经思想家影响，却不会永远受思想家的控制。
在这个具有多重意识形态的宇宙中，将正统信仰视为众多信仰中的一个系列构成有助于解释后续几十年间正统价值的发展道路。一系列看似独立无关的现象——从明治时期的保守主义到大正时期的自由主义，再到昭和时期的法西斯主义——反而成为一个持续进化的意识形态景观，而其中一个或其他分散的现象则不断发展成为权威。明治末期，正统信仰似乎经常在公共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一个原因即为思想家的描述占有数量优势。然而事实上，皇家的正统价值都和敌对价值相依而存，在这些敌对价值中只有社会主义被特别排出于社会容许的公民话语之外。或许是因为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正统信仰相对可信，因此无需过多强制，大多数人便都赞成它，正统信仰也能在掌握控制权的前提下容忍众多差异，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就连社会主义也得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幸存于世。在后来几年，正统价值丧失了其自然信誉，其他可代替的信仰有占据主导地位的危险——于是这种多样化的信仰便遭到了禁止。
然而，到了明治末期， (115) 社会话语方面的控制则稍稍减弱。事实上产生明显效果的可能是那些正统思想之外的元素——例如支持社会进步和促进个人成功的思想。
如果说现代民族国家所塑造的类似意识形态的思想包含了一些常规价值，且这些价值能够帮助国家、政府永世长存，那么这些价值至多会促使人民积极热烈地支持这个国家系统，而且至少可以防止他们通过起义来颠覆国家政权。一种有效的现代思想意识能够产生更进一步的效果——它能使这种只有一小部分精英人物赞成的小范围思想认同扩散，最终使整个社会都赞成它。从更广阔、更多重的意义上说，明治末期的思想意识可以说提供并促进了这种常规价值的产生和传播。尽管如夏目漱石所述那样甘愿为国家的利益出售豆腐的日本平民只占少数，然而希望完全脱离当时现实社会的人同样少之又少。 (116) 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的态度不一而足——从激进的自我牺牲或者抵制反抗到消极的漠不关心、视而不见，而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态度很有可能恰恰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尽管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消极被动，但是在社会事件参与方面却可能积极主动。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去参加乡村会议可能更多是为了饮酒或是为了自己的社会圈子，而不是为了提高道德和农业的地位。另一方面，许多人既享受着“文明”带来的希望，又忍受着“文明”导致的束缚，他们理解更多的是个人意义上的现代性，而非国家意义上的现代性。鉴于这种自由度，大批日本民众参与到这种相对自愿的公民活动的人数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明治时代的日本既没有高压政治，人民对正统思想也有信心，但这二者都将随着明治时代——这个创造了现代意识形态的时代——的结束而结束。
(1) 247
(2)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弘前；《战友》，1—40号（1910年11月—1914年2月），多处；以及，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
(3) 248
(4) 森，《町村是调查指针》，18—19。
(5) 例如，“家族学校”见：前田正名，《产业》，38号（1897年2月）：9。“储蓄精神”见，《爱知县海东郡伊福村村是》（1904），134；内务省地方局，《地方改良实例》（1912），26。“国家的单位”见：横山，《町村是调查纲要》（1909），1。
(6) “武士”见：加藤，“武士的精神”，《社会教育通俗讲话》（1918），215—234。“服从”见：加藤，《修养小品》（1915），101。“罗斯柴尔德”见：田川大吉郎，“老实人的故事”（1911年3月在芝的通俗讲谈会上的讲话），《东京府教育会杂志》，78号（1911年4月）：60。
(7) 249
(8) 250
(9)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手稿）。
(10) 金田一、安西，《日本的唱歌》，284。关于“一流国家”的一个典型例子见：竹越与三郎，《人民读本》（1913），1—5。课本，第二版（1910）：海后，《日本教科书大系》3：63—109；2：115—118。
(11) 关于“民族村”一词，见：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xvi及多处。
(12) 251
(13) 近藤静月弥，“是去是归：国民的优秀性”，《下伊那郡青年会报》，1号（1913年3月）：16—27。近藤是经常给当地青年组织授课的一位讲师，当身患疾病、无法亲自登台演讲时，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形成了这篇文章。
(14) 252
(15) 对“共识”的几种意义的相关讨论见：查尔斯·泰勒，“诠释学与人类科学”，《形而上学评论》卷25，1号（1971年9月）：3—51。
(16) 关于1890年见：梅森，《日本的第一次大选》，148。“宪法议会”见如：《信浓每日新闻》，1913年2月2—13日。
(17) 北一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1906），再版为《国体论》（北一辉遗著刊行会，1950），68—69；此外，《北一辉著作集》（美篶书房，1959），213。家庭式天皇见：例如，大隈重信，《国民读本》（宝文馆，1910），2。
(18) 见默里·埃德尔曼，《作为象征性行为的政治》（纽约：学院出版社，1971），10；《政治的象征性应用》（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64），1—21。
(19) 253
(20) “山川河流”见：阪谷素，“通向民选议会的非常规道路”，《明六杂志》，27号（1875年2月），见布雷斯特，《明六杂志》，334。“富士山”见：尾崎行雄，“欧美漫游记”（1888—1890），《尾崎行雄全集》3：48。
(21) 文明和社会主义见：《东京日日新闻》，1908年8月27日。“生活方式转变”见：《长周日日新闻》，1912年7月7日。“左撇子”见：《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3日。
(22) 克利福德·吉尔兹，“作为文化系统的常识”，《安提阿评论》，33号（1975）：8。
(23) 254
(24) 作为新词的“文明”见：西村茂树，“对于十二个西方词语的解释，第一部分”，《明六杂志》，36号（1875年5月），见布雷斯特，《明六杂志》，446—449。关于一种论点认为“新”不应该再和“文明”“日本”有所关联，参见：“废除旧日本新日本的差别”，《日本人》，400号（1904年12月5日）：3—6。关于“文明”的更早期使用，见：铃木修次，《文明的话语》（文化评论出版，1981），33—68。
(25) 《明六杂志》为所有这类用法提供了简明纲要：例如，布雷斯特，93、117、132、159、196、272、458，等等。
(26) 对“文明”的典型阐述，以铁路开篇，以天皇结尾，见：《大阪每日新闻》，1907年1月1日。
(27) 255
(28) “文明的邪恶影响”见：田中义一，“文明的隐患”，《田中中将讲演集》（1916），128—136。“阴暗面”见：山崎延吉，《地方自治讲习笔记》，8。“装饰物”见：小山正武，“家庭与敬神观念的关系”，《日本人》，446号（1906年11月5日）：15—17。“虚饰”见：致编辑的信，《山阴新闻》，1890年5月26日。
(29) “工厂法”见：道尔，“现代化的特殊案例：日本工厂法，1892—1911”，444。“乃木”见：《新潟新闻》，1912年9月16日。“文明的战国时代”见：押川春浪，“应当警惕的日本”，《冒险世界》（1910年12月），《明治大杂志》，174。“扔石头”见：《新潟新闻》，1912年8月21日。“地方债务”见：“地方债与国债”，《长周日日新闻》，1912年7月7日。
(30) 从1910年起，把飞机当作文明的最新产物已越来越常见，参见如：“不知道飞机的人不了解现代文明”，广告，《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3日；《风俗画报》，1911年10—11月。
(31) 《福岛县岩濑郡西袋村村是调查》（1902）。
(32) 《茨城县北相马郡小文间村是》（1914）。
(33) 256
(34) “不文明”见：西彼杵郡教育会，《小学校长讲习会讲演录》（1918），20。“幸德”见：“文明的风俗多仅是伪善”，《新公论》卷21，5号（1906年5月）：25—26。
(35) 金子筑水，“国运的进步与退步”，《太阳》卷18，15号（1912年11月）：14。
(36) 257
(37) 258
(38) 例如，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Ⅴ，滨田、福山；Ⅵ，丸龟（手稿）。
(39) 259
(40) 关于一种不同的观点，见：色川，《明治的文化》，315。
(41) 多种变化包括“有应担忧之物”“存有遗憾”“有无法忍受之事”，甚至是“无法忍耐长叹之念实是遗憾至极”，等等。
(42) 村庄暴乱见：“社会下层的波澜”，《太阳》卷3，30号（1897年10月）：263—264。战争时期的女人见：例如，德岛县府，《明治三十七八年德岛县战时史》（德岛，1907），644—656；茨城县，《茨城县战时状况一斑》（水户，1906）。“地方改良运动基金”见：山梨县议会事务局，《山梨县议会史》3：426。
(43) 加藤，《社会教育通俗讲话》（1918），229—230。
(44) 260
(45) 例如，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敦贺；Ⅶ，大分，等等（手稿）。
(46) 例如，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岩波新书，1961），44—50；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集体主义伦理”见：罗纳德·P.道尔、大内力，“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农村起源”，见詹姆斯·W.莫理编，《战前日本发展的两难困境》（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1），181—209。
(47) 261
(48) 262
(49) 263
(50) 264
(51) 《福井日报》，1912年9月22日。
(52) “兵役逃离”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佐仓；Ⅳ，奈良；Ⅶ，福冈；等等（手稿）。
(53) 森，《町村是调查指针》（1909），6—12。(https://www.daowen.com)
(54) “随着世界文明继续发展，所有人都为了生存而奋斗……提高你的记忆力”，《记忆力增进术》一书的封面广告（1909）。“神经衰弱”见如：《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8月7日、10月10日；《新潟新闻》，8月19日、9月4日，等等。
(55) 横井时敬，“农村改造论”，《横井博士全集》4：277。
(56) 典型例子见：内务省，《地方改良事绩》（1910），多处。
(57) “武士道”见：加藤，《社会教育通俗讲话》（1918），多处。“对神灵的崇敬”见：例如，“敬神思想与奖励善行”，《斯民》卷6，1号（1911年4月）：32—35。平田东助，“敬神的精神养成”（1911年4月对地方官员的讲话），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手稿）。
(58) 265
(59) 266
(60) 生活困难与外出务工，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津；Ⅴ，姬路，福知山，岩国，山口，松江；Ⅶ，久留米（手稿）。“美国寡妇”见：Ⅳ，和歌山。劳动力外流见：渡边信一，《日本农村人口论》，78—173；以及桑原真人，“明治大正时期的北海道移民”，《新道史》卷7，5号（1969）：1—15。
(61) 榻榻米和佃农见：社论，《读卖新闻》，1913年1月3日。
(62) 267
(63) 农业方面的就业情况见：大川、筱原，《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392。农业人口见：《明治以降本国主要经济统计》，14。
(64) 农商务省农务局，《土地所有权移动之状况》（农商务省，1910）
(65) 268
(66) “天保年间的老人”“明治时期的新人”，参见：德富苏峰，《新日本的青年》（1887），讨论见派尔，《新时代》，32—36、42—47；皮尔森，《德富苏峰》，118—124。
(67) 明治时期的第二代，见：内田义彦，“知识青年的诸类型”，《日本资本主义思想像》（岩波书店，1967），157—202；色川，《明治的文化》，209—232。
(68) 皮尔森，《德富苏峰》，381—397。
(69) 大隈重信，“从帝国议会看现代社会”，《太阳》卷17，3期（1911年2月）：8。
(70) 269
(71) 梅森，《日本的第一次大选》，196；杜斯，《政党竞争与政治变革》，15。
(72) 高根，《日本的政治精英》，34；万成博，《商业精英》（中公新书，1975）。明治时期另一个不同寻常的例子与贵族相关。战前85%的“新贵族”都是明治时期的政治与军事人物。他们在明治时期的政治影响力巨大，但仅限于他们那一代人。（高根，35—36、51）
(73) 简要的年表见《相泽日记》1：285。
(74) 270
(75) 出生于1925到1935年之间的那代人是个例外。1945年日本战败，当时这代人之中的一些人虽年轻却已崭露头角，而且在战后一直保有影响力。
(76) “武士精神”见：福地重孝，《士族与士族意识：使近代日本兴盛与灭亡之物》（春秋社，1967）。
(77) 金子筑水，“近代主义的渊源”，《太阳》卷17，14号（1911年11月）：11。
(78) 三宅雪岭，《明治思想小史》（1913）；鹿野政直编，《日本的名著》，卷37（中央公论社，1971），416—427。
(79) 海老名弹正，“宗教家眼中的现代社会”，《太阳》卷17，3号（1911年2月）：29。
(80) 271
(81) 《教育敕语戊申诏书捧读式及第二次地方事业有功人员表彰式记事》，67。
(82) 山路爱山，“现代日本教会史论”（1906），《基督教评论·日本人民史》，8。
(83) “课程”见：有泉，“明治国家与民众统合”，229。教育界控告维新史料编纂会，称其在史学研究方面存在偏见——它支持政府对长州关于明治维新的偏见：《教育时论》（1911年1月15日）：60、68。地方教育机构对历史也有类似的担忧，例如：“信浓史阶段设立宗旨书”，《信浓教育》，270号（1909年4月）。
(84) “关于史迹胜地纪念物等的保存”，（提交于县政府会议，1911年4月），地方官会议议决书及笔记（手稿）。对问题的讨论见：《斯民》卷6，1—4号（1911年4月—7月）。
(85) “诸家一心”，《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377—1378。《五条御誓文》还被肯定性地完全引用于1946年1月1日发布的“天皇诏书”——这份诏书否定了天皇的神性。见：驻日盟军总司令，《日本政治的重新定向》，470。
(86) “模仿西洋绝对没门儿”，《国民杂志》卷2，1号（1911年1月）：8。
(87) 例如，早川哲司，“人心一新论”，《国民杂志》卷2，1号（1911年1月）：8。
(88) 272
(89) 比如，致寺内正毅（1911年8月16日）；平田东助（1907年3月19日）；寺内（1906年9月19日）；桂太郎（1902年12月9日，1903年6月2日）的信，见：山县有朋文书（手稿）。致德富的信（1903年10月3日），德富苏峰文书（手稿）。
(90) 比如，德富苏峰，《大正的青年与帝国的前途》（民友社，1916）；《事务一家言》（民友社，1913）。“周日闲聊”见：《周日讲坛》，全11卷（民友社，1900—1911），并被广泛地再版。“历史作品”见：尤其德富其撰写的广为人知的《吉田松阴》修订版（民友社，1908）。
(91) 皮尔森，《德富苏峰》，307。
(92) “过去与将来”，《大阪每日新闻》，1907年1月1日。
(93)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山县有朋意见书》，342。“俄国革命”及“抢米风潮”见：伊藤、秋田，“德富—山县通信”，421。
(94) 273
(95) 皮尔森，《德富苏峰》，307。
(96) 山县的铅笔标记在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手稿）中多处可见。
(97) 《相泽日记·续续》，1907年5月15日，192—193。
(98) 274
(99) 皮尔森，《德富苏峰》，307。
(100) 木山熊次郎，“二三青年论”，《伦理讲演集》，101号（1911年1月）：74。
(101) 志贺重昂，“宣示日本人之优越”，《日本人》（1888年4月）：3—4。关于曼海姆见：“保守主义思想”，《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74—164。
(102) 曼海姆（1893—1947），德国著名社会学家。
(103) 坪谷水哉，“明治百年东京繁昌记”，《冒险世界》1910年4月20日；《宫城县名取郡生出村村是调查书》（1902）。
(104) “一个转型时代”见：“现代思想的统一”，《国民杂志》卷3，13号（1912年7月1日）：86；秋元兴朝，“家庭眼中的现代社会”，《太阳》卷17，3号（1911年2月）：23；等等。
(105) 巴兹尔·霍尔·张伯伦，《日本事务志》（伦敦：约翰·默里，1905），v。
(106) 深作，《国民道德要义》（1916），456。
(107) 罗兰·巴特，《神话学》（纽约：希尔与王出版社，1972），155。
(108) 罗兰·巴特（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
(109) 275
(110)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1945）初版“序言”，首次出版时题为“出版的自由”。《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72年9月15日）：1037—39。
(111) 276
(112) 277
(113) “大正时期的学校”见：中野光，《大正自由教育的研究》（黎明书房，1968）。“青年组织”见：平山，《青年集团史研究序说》，108—257。“地主组织”见：安·沃斯沃，“对平等的追寻：1920年代的日本佃农联盟”，载于奈地田哲夫、J.维克托·科什曼编，《日本现代史中的冲突：被忽视的教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2），366—411。
(114) 《山梨蚕桑时报》（1906），引自泷泽秀树《茧与生丝的近代史》（教育社，1979），167—176。
(115) 278
(116) 夏目漱石，“我的个人主义”，杰伊·鲁宾译，《日本纪念碑》卷34，1号（1979年春）：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