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民
一
尽管寡头政治执政者在1880年代末至1890年代初控制了政治进程和意识形态进程，但是他们绝对不是政治变质的唯一根源。在政府之外，民间舆论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政治事务看法。它的来源不同、本质迥异，对新生议会形象的影响也往往是——而且出人意料地——负面的。反对派、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人士是自命的人民（民）发言人。然而，他们也促成了对政治的中伤，但是却是无意的，而诽谤政治正是他们的敌对者（官）正在做的事情。
正如舆论的权威人士表达出来的那样，这种官与民之间的对立构成了日本政治的基本结构。如果寡头政治执政者固定的出发点是政党冲突和党派利益，那么政府之外的评论者一般是从强大而独断的官阀与授权不足的人民之间的斗争开始进行评论。官民之间的区分是东亚一种古老的政治思想，它让人想起了1882年福泽谕吉暗指的分裂，那时他写道，“一个巨大的差距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了” (81) 。在传统的统治里，这种分隔已经确立得很久了，而且清清楚楚。由于这个原因，大多数明治日本人，原本就不能期望他们对西方议会中的政党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们是需要官员的一点指导的。 (82) 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年里，不管头衔变化得多么大，人数增加得多么多，官方依然是官方。这些官员中包括常见的镇、村公所里的“官员大人”，国都里有名的“大官”以及既不常见也不有名的中央、府县官吏，后者出入于地方乡镇进行视察、募捐、指导，或者以别的方式进入到人民的生活之中。 (83) 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不常见，在国家里不有名，所以经常被认为是明治官场里的精髓、国家里无处不在的官员。
正是从这些官员的身上才散发出政府的气息，尽管他们没有什么名望，而且经验表明，政府是人民极少能影响的某种事物。所以立宪制提出了一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进入政府和人民生活中的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二分法，在能够顺应选举大会新的政治观点中不得不进行调整。因为，如果官员是“官”，人民是“民”的话，那么一个议会政治家是什么呢？还有，人民会怎么来想象他们在新政体中的作用呢？
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的反政府活跃分子着重强调了“民党”与寡头执政者之间的政治对抗以及他们对“吏党”的支持。 (84) 民众党派试图纠正“官尊民卑”这种根深蒂固的习气，但他们选用的方式却不是官民之间的调和，正像福泽谕吉所提倡和政府的花言巧语中经常重复的那样。 (85) 相反，他们期望在国会的议员席位上有一个适当的议会竞争。同时，荒谬可笑的官员们的旧有消遣活动，又一次成为反对派记者和演说者攻击的内容，而那些娱乐在1882年的刑罚中已经暂时被列为要处罚的犯罪行为。 (86)
先生们！你们看到的大部分人或趾高气扬地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里，或坐着马车神气地奔驰在东京市里，他们就是官吏；他们中的大多数昂首阔步在乡村里，他们也是官吏。这足以让人怀疑这个国家是否只有官吏。
他们大摇大摆、趾高气扬，他们也太多了。演说人继续说道，“有十多万个官，却只有六万个兵。没有任何国家拥有的官比兵还多， (87) 而只有在日本你才能看到这种现象。” (88) 官员就是那么多的“小华族”。他们“爱好新奇和赌博，购买西方的奢侈品；爱好泡温泉、下馆子，吃西餐、打台球；爱好去戏院、坐马车；喜好任何酒类”，他们的这些爱好给人民留下极为不好的“影响”。 (89) 这样的讽刺描述常常被民众党派用作削减官僚数量的论据。削减官员既会减少他们的不良影响，也会减轻人民的负担。这是整个1890年代预算战中反对派的一个主要目标口号。 (90)
用土话提到的鲶鱼和泥鳅再次出现在那时的流行歌曲和政治剧中。长着须的鱼很新颖地让人想起了明治早期官员们爱炫耀的八字胡。“那些留着泥鳅须一样胡子到处闲逛的人，呦，就是鲶鱼的伙伴”，1877年关于警察和官僚的一首歌如是说，而官吏歌的歌词也说“如果留胡子就能成为官员，那么猫、鼠皆是官员” (91) 。因为猫儿通俗上指的就是艺伎，非常喜欢鲶鱼，所以，直到1880年后期的政治歌曲里一个官僚（鲶鱼）不带着猫科小妾就极少出现时，这种隐喻才被取消。 (92) 伴随这两者的还有，对贿赂的指控以及撩拨那个时期的政治观众和报纸读者作风败坏的暗示。对官员的这些讽刺漫画也是政治文明戏（政治激进分子戏剧）的重要内容，文明戏是一种使人奋起的维护民权的表演和演讲结合体。这个剧种在1890年至1891年之间达到顶峰，那时该剧最著名的演员川上音次郎把一首反政府歌曲Oppekepe唱得非常出名，“为唤醒大臣和贵族们而奉上了一个闹钟，也为那些鲶鱼和泥鳅们带来了一剂自由之水” (93) 。
民众党派就这样把政治置于在日本人长久以来已经熟悉的官民二分法的框架之中，但是，甚至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传统的范畴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说，1870年代和1880年代的学生梦想成为政治家，这种儿时的志向是他们大多数父母在世袭封建等级制度下所无法拥有的。甚至在1880年代后期，这些梦想日渐渺茫的时候，广为流行的新年双六游戏依然以官员成名之路为特征。1887年一种“明治官员比赛”游戏是从政府精英们的马车开始的。 (94) 根据骰子掷出的情况，这辆马车要穿越画着诸如伊藤、黑田、山县画像的框架前进，直到到达顶峰皇室贵族、军队官员的有栖川亲王的画像，就成为胜者。 (95) 对于那些为贫困所致梦想更加渺茫的家庭来说，女儿成为猫（艺妓）并逮到一条鲶鱼（官员）的可能性使得漫画讽刺的明治官员似乎很有吸引力，哪怕是短暂的。 (96) 另外，官和民的区分在一般话语中没有在政治言论中那么明显，即便是1880年代受过教育的青年也模糊不清，把拿破仑跟亚伯拉罕·林肯混在一起，把官员与情绪高涨的议员搞混。 (97) 政府无论多么希望与党派斗争脱离关系，也无法避免与政治混为一谈。在1885年报纸举办的公众投票中，伊藤博文在“政治家”范畴内获胜，在14年后1899年投票中，伊藤又一次胜出，而山县却被放在所谓的非政治“兵”的范畴之中。但是，没有一种情况是政治家或兵达到“记者”福地源一郎和“商人”涩泽荣一在1885年所得的票数，或“教育家”福泽谕吉在1899年所得的票数。 (98) 投票的读者，比方说文部大臣，似乎更喜欢文化或创业英雄，而不是政治上的英雄，无论是政府里的还是政府外的。(https://www.daowen.com)
“民”的大众形象在1890年前后也同样刚刚开始，尤其是自从党派与更为广泛的民众之间的关系得到确定以来。事实上，这个问题极少被谈论，尽管自由主义思想一向严谨的中江兆民警告说，除非党派与人民之间建立一种积极回应、负责的关系，否则人民就可能以归顺国会而告终。“而且，无论是奴役于官员，还是国会，终归是奴隶” (99) 。然而，对于大多数反对派人员来说，当时的显著问题就是与政府的冲突，大多数“民”暂时还没有进行政治界定。政府，就其本身而言，在“民”的定义上变化无常。意识形态语言很清楚地表明，人民是天皇的国民，是国家同胞。但是，在1888—1889年间，关于建立地方政府制度的辩论却表明，“官”与“民”在体制上的区别体现在县、郡级别上。 (100) 作为中央政府最低的行政级别，受任命的县郡知事领导， (101) 是“官”在农村的最高岗位。他们的下面是村镇级别的地方自制机构，村长、镇长是选举出来的“民”之代表。因此，地方官员就是人民的“官”（虽然是地方“官”），是中央政府下的“民”，1890年，这确实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政治状态。在以后的20年里，这些地方官中很多人将成为政党政治家，所以，政治家在官民分裂中的归属这种国家问题，将会在地方级别上反复出现。同时，其余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与以前一样，没有界定。
二
在这种背景下，民间舆论力量做好了首届选举准备，同时也提出了一种既理想化又有偏见的政治观点。有关下议院候选人资格的讨论占满了新闻报刊，在1890年1月竞选前的一个月之内，出现了大量的“国会议员竞选指南”。首先，有人主张，那些人必须是“民”之代表，与“已经喝了宦海之水”这样的污名没有一点干系。 (102) 离任官员、争当官员的人、受政府资助的人——任何沾连官场的人都有嫌疑，因为“政府与人民有着不同的利益”，“任何与‘官’的结盟都是‘民’之敌人” (103) 。其次，“像铁路工程师一样”，他们必须已经获得了专门知识以适合他们专业职责，即“带动一个文明国家前进的政治火车头的工程师” (104) 。有声望和好出身还不够，他们还要知晓法律、政治以及日本当时的国情。因为，“正如英国有爱尔兰和穷人这样的特殊问题，日本有修约和降低地税问题”。对付这些问题所需要的知识，应该从报纸和翻译书籍上一点一点地获得。然而，学者们却成不了合适的竞选人，因为他们不习惯于解决“利益”问题，而且还只顾追赶外国新理论以进入社会为政治当差。第三，在最为重要的财富方面，理想的国会议员应是独立生活的人，他不需要仅仅是因为害怕丢掉饭碗而顺从官吏。然而，单是金钱是保证不了“政治思想”的，也保证不了国会不会成为一个“富人俱乐部”。因而，大多数人主张国会议员应该是中产阶层的人， (105) 来响应诸如德富苏峰一类作者的号召，即号召中产阶级实业家来贯彻施行新的国家政治。第四，候选人必须有自己坚定的主张，不仅仅只言不由衷地发发税收太重、自由不够之类的一般牢骚。最后，未来的议会代表禁止通过贿赂进行拉票，无论是用金钱、啤酒、糖果，还是通过暴力或者勾结地方官员。否则——这在当时也普遍提到——国会将成为县议会的国家翻版。 (106)
尽管人们经常呼吁采用欧洲模式，但是事实很清楚，完美的国会议员大部分是1880年代选举出来的政治家的负面榜样。“看看现在的地方议会，全都是普通人”，他们除了“懂得流氓政治，一无所知”，连“边沁（1748—1832，英国的法理学家、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者。译者注）和布莱克·斯通（1723—1780，英国法学家。译者注）都搞不清楚” (107) 。议员们常常被形容为自私自利、溜须拍马，是官员的腐败同事，而人们想象中的有远见卓识的国会议员应该具有那些地方议员所缺乏的所有美德。持反对意见者（不仅仅是政府官员）在1880年代学得了自己的政治经验，并以此来构建未来的议会制度。反对派思想家不是像寡头政治执政者那样否定政治，而是把政治进行理想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勾画出来的政治家形象再也丑陋不过了。到1890年春末，候选人真正出现并开始竞选的时候，好像掌握政治情况的公众就已经大失所望了。果不其然，完美的议员几乎没有，而人们所熟悉的地方贵族尽管正在竞选新的国家职位，却似乎像往常一样在处理着政治事务。
也许是基于这个原因，新闻报刊对竞选人回以辛辣的批评，竞选的卑劣手段也成为竞选活动最主要宣传的问题。尽管候选人被指责未能完成理想议员所应做的每一件事情，但是最普遍的不满是他们缺乏主张，竞选手段卑鄙。“你的主张是什么？”竞选演讲大会上一名听众这样问道。“没什么特别的”，竞选人回答道。“对政务做过什么调查吗？”“还没有。”“你未来的社会和政治政策是什么？”“截至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展望。”评论者说，截至目前，太多的竞选人只对未来的名声和利益感兴趣，为此，他们讨好“官”，顺从“民”。 (108) 竞选人的动机和能力遭到人们的怀疑， (109) 因而他们被嘲笑为是一些“突然要想起当竞选人的官员”，是“在政界不为人们所知，但是如果出了名，所有人都认为极不合适的一些人” (110) 。尽管这样的描述一般是指那些“自己提名”的候选人，有时候得票还不到十票，但是这些丰富多彩的人物却为新闻报刊大肆报道，因而给“选举骚动”增添了一种无原则投机主义的狂欢氛围。 (111)
然而，更为常见的是那些为新闻记者和愤怒的竞选对手极为关注的贿赂、暴力以及阴谋勾结方面的传言。三者之中的暴力手段，为受雇的政治流氓所用，反而没有政府或新闻界害怕的那样广为流传。 (112) 另一方面，据说贿赂手段的精致程度已经达到了最高，因为竞选人争相赠送礼品——但这只不过是必须的——来获取他们有影响力的同僚们的投票。人们用歌曲和打油诗对竞选政治中的高额花费进行讽刺吟唱。 (113) “八百钱浪费在社交费用上，一分都没剩下——身无分文。” (114) “滋生选举丑闻的温床”的例子包括“宴会上提供价值三十元的茶点，而入场费只收三元”，“许诺把政府林地当作免费礼物赠送的竞选人”，“任何分赠超过五十元的人”，还有其他的过错，这些过错处在可以接受的殷勤待客行为与选举法处罚条例补充规定下应受处罚的贿赂行为之间。 (115) 相互勾结也处在社会习俗和不正当选举之间的分界线上，因为举行预选大会的做法对有些人来说，好像是地方贵族逃避不必要冲突的一个合理的方式，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私下达成的协议证明了“最近的选举骚乱不是人们及主张之间的公开竞争，而根本是发生在幕后的竞争” (116) 。
总而言之，1890年，舆论机关对政治家的看法要稍微好于政府对认为是自私自利的党派主义的严厉看法。的确，新闻记者们攻击的目标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在他们看来好像是“玷污了国家的宪法尊严”的投机主义和腐败行为。 (117) 但是，他们在批评选举竞争混乱这种不体面的现象时，往往使用寡头政治执政者使用的批评用语。遭竞争对手中伤诽谤的竞选者要求对方在报上以“恢复名誉”的方式进行公开道歉的时候，评论者责备说，议会政治给社会带来了可悲的不和谐现象。人们建议在大选之后举办谈笑会，来防止竞选人之间的冲突“玷污、败坏立宪政体的确立”。否则，“这些公开的斗争就有可能使人们对立宪政治留下一种特殊的看法” (118) 。但是，有可能是新闻界像竞选人一样，对传达这种看法也负有责任，有很大一部分竞选人对于其不太正直的同僚所指控的过错，是无辜的。
事实上，现在的学者们认为1890年竞选进行得相当顺利，政府的管理也比较公平，竞选人在竞选活动中很负责任，选民也热情响应。 (119) 但是，现代观点有相当一部分是根据不同的标准来判断的。经过十年的议会期盼而孕育出来的高度的政治理想，与令人失望的人类政治行为的平庸现实之间有很大出入，这是人们一直失望的根源。甚至当时的政治小说也在用浪漫理想主义来揭露那些贿赂和暴力行为，正是那些行为使官与民都应对议会事务的悲哀现状负有责任。 (120) 当政府粗暴无礼地介入1892年竞选丑闻时，公众反对的目标是官僚，而不是竞选人。 (121) 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却接触到舆论的人来说，一直都有一种印象，那就是政治与腐败是分不开的。总的来说，无论对于官，还是民，在日本实行议会体制的初级阶段，政治受到舆论界的批评显得颇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