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议员
一
1890年的政治，无论是被政府直接排斥，还是为舆论贬低，都是为数极少的话题。45万选民只占全部人口的1.1%。由于获得选举权要求每年交纳15元的直接税，所以农村交纳地税的资产者所占选举比例非常大，而城市里每一个经济阶层的居民所占比例非常小。某一农村地区的几百个选民由当地知名人士组成，这些知名人士中有的是乡村官员，有的是专业人士、实业家，或者是当地人的后代，他们在东京取得一些成功，专门回来参加竞选。 (122) 当候选人相互争论、相互诽谤，而选民们聚在一起预选出来一个候选人的时候，他们往往认识所讨论的人，甚至是本人，至少知道其声望——他们代表的社会阶层是如此的狭小。报道选举活动的新闻记者由于家庭或者成就的原因，与这同一群体联系在一起，而且事实上，有16个记者竞选成功。
通过阅读报纸及时了解政治活动的读者群比较庞大，尽管报纸不是很多。《大阪朝日新闻》在当时的发行量最大，每天发行万份；东京最大的三家报纸（《大和新闻》《邮便报知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每家印刷约为2万份；地方报纸发行的要少得多。 (123) 尽管有很多份报纸在几个读者手中传阅，但是其社会发行在那个期间还只是限于高级精英人士以及更多最近才增加的低级官员、小学教师、商人和其他的“中产社会阶层。” (124) 由于这些原因，选举就像宪法一样，只不过是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的兴趣问题，他们一心想成为拥有大量社会、经济或思想影响的人。他们中95%有选举权的人在大选中为自己的同伴投票。 (125)
他们所支持的人成为日本第一次全国选举出来的政治家。既然政治家们以完全合法的地位而存在，那么，他们的品性和行为也将会造就新兴的现代形式的政治概念。政府和精英舆论在1880年代期间已经先于事实而提出了立法政体的观点，一旦国会议员们开始运作议会工作，那么二者都将不会单独甚至也不会共同掌控事情。新兴政治家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来自他们本身。民众党派拥有170个议席，在300席位的众议院占多数，无党派占40个席位，备受争议却少票当选的官员只占80个席位。 (126) 因而，用1880年代狭隘的政治用语来说，国会选举是民的胜利。三分之二的议员是普通人，三分之一的议员是原来的武士阶层。尽管这意味着以前的特权阶层在国会中所占比例要高于其在一般民众中所占的比例，但是这种不均衡却很好地表现出明治新精英的组成成分。大多数议员的确就是那一代人，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在选举时年龄在43岁之下。
新国会议员像选民一样，主要是来自中产阶层而且大半来自农村。德富苏峰笔下的“中等收入的乡绅”似乎是应召而来。他们不是地方上最富有的人，因为上议院中只有15个最高纳税人的代表席位，当然他们也不贫穷，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没有财产。 (127) 他们很多人本质上只不过是地方名人，即该时期的地方知名人士，他们的个人传记为家庭和村人津津乐道，读起来就像是在读地方名人录中的内容。 (128) 无论他们是由较早时期的豪农还是富农、阶层转变而来的，还是新近成为农村实业精英，他们都是牢靠的地方人物。很多人耕作在自己的土地上，或者在其家乡或乡村从事经商活动，从生产传统的酱油和清酒到经营新出现的半产业性的纺织品，这些经营是其致富的重大来源，也是日本日益增长的国民生产。他们不是缺席者，但他们同样属于长期占据地方社会高层的社会经济阶层。只是他们没有成为乡村官员，而是成了国家议员。
也许这就是1890年入选下议院的最高级别的国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1897，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在伊藤博文内阁任外务大臣。译者注）把他的同事称为“三百个农民”的原因吧。 (129) 其实，300个议员中有60位是像他一样的“小贵族”，这正如政党曾经讽刺官员们一样。入选第一届国会的官僚代表的是继农业之后的第二大职业团体，从大臣级的陆奥宗光到拥有雄心壮志的郡长级别不等，郡长在早些时候被认为是国家官僚机构中级别最低的地方官员。 (130) 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是，多达三分之二的下议院入选者都是以前的郡议会议员。 (131) 这些与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国会议员所唤起的政治光彩相去甚远的入选议员，结果竟成了“县议会的翻版”，他们“多次前往东京”，或者用别的方式，无论他们从地方上获得什么利益或地位，都将其名望至少扩大到郡级而且常常是扩大到县级。 (132) 在普通人看来，身穿工装的农民即便穿上传统的和服裤裙也的确不是寻常的农民。
许多国会议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133) 就这样突出了他们是人们所熟悉的精英人士，着装新式，而且常去国都东京，而不是郡府。第二印象是他们属于地方乡绅，是“突然穿上了西装，像小个头国外外交官的乡村议员”，或者如“Oppekepe歌曲”中的歌词所讽刺的那样，是“坐着黄包车，身穿西服西裤”但“缺少政治思想”令人厌恶的人。 (134) 两位议员入选了却还留着武士头结，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争论内容是他们要不要在11月份国会开幕时，采用更为合适的西方发型。 (135) 那个时候，据说众议院议员们要乘坐黄包车前往出席开幕仪式，上议院议员们要乘坐马车前往，但是人们描述说，很多众议院议员甚至在家里的乡村小路上坐的都是马车。木版画和新年双六游戏比赛通过对议员们的着装以及花费最高、很赶时尚的交通车辆的描绘，让人们加深了他们都很富足的印象。 (136) 对于一个在1890年经历第一次“现代”经济萧条和7月份大米价格是去年两倍的民族来说，“议会绅士们”的富人和贵族的奢侈形象并没有提高其作为人民代表的声望。 (137) 追赶西方时尚也没有提高其声望，而是把政治家们带入反对肤浅的西化范围之内，肤浅的西化思想是当时的文化国家主义的一部分，实际上更是社会精英与其他民众在生活方式上的鲜明差异。甚至是早些时候因为在鹿鸣馆举办化装舞会和下午茶舞会而被挖苦讽刺的政府在1890年出售颇具争议的大楼时，新的国会议员还在帝国饭店以及麒麟牌啤酒中寻找乐趣，1890年，化装舞会和下午茶舞会在日本刚开始出现，而且如燕尾服一样，是大多数日本人民遥不可及的。正如这些形象表明，人民的代表们常常显示出与他们很久以来就严厉指责其习惯的官员们有很多共同之处。
新的政治家们给人的第三个印象也许就是官派气息。甚至是德富苏峰——有时是平民知识分子但绝不是一般平民——写过《中产阶级的堕落行为》，他曾对那些人中的“乡绅们”期望太多：
有些成了乡村官员，与郡县官员往来不断，而且，作为其环境产物的人类突然被官化了。有些成了县议会议员，或者常务委员会成员， (138) 在一个地方小城市生活一段或半年时间而立刻被城市化了，这意味着他们已经软弱了。有些成了国会议员，加入了请愿委员会，或者成为代表。由他人推荐或自己主动前往东京，而迅即被都市化了，或者极其相反，他们因为已都市化了，而搬进东京。
就是那里，奢侈和许可证盛行，摧毁了农村社会的中流砥柱，而这些砥柱们则成了工作在郡所里的办事员，成了收税员、警察、高利贷者、政治寄生虫、讼棍、记者以及打手。 (139) 简而言之，官僚“官”的残渣和政治“民”（另外，有意思的是，还有记者）的糟粕混在一起，就成了新政治体制的地方产物。在德富苏峰看来，农村精英已经“官化”了；对于人民来说，郡公所里的办事员和新国会议员之间的区别从来就没有很清晰过，他们在任一个地区都有可能是同一个人。1890年时的大多数日本人对国会如对《宪法》一样都知之甚少，然而，虽然街上的一个人可能不知道《宪法》也制定了“国家管理规定”，但是他却一眼就能看出一个富裕、享有特权的人。自国会第一届选举及开幕的那时候起，相当多的新国家政治人物就很酷似过去的地方精英人士，而且与村政厅里尊贵的官员极其相像也并非偶然。
二
现代日本立宪制初期，几种政治观点之中出现的意识形态协作是毫无计划的。政府做出很大努力来否定政治，或者至少是限制政治。民间舆论试图根除政治的卑劣性，从而使其变得高尚。国会议员尽他们最大的政治努力来代表、实践政治。诸如山县有朋、井上毅之类的寡头政治执政者，在一定程度上为否定个人利益而赞成大众公平的儒家治国思想所激励，他们也受到来自对国家分裂的深刻恐惧的影响，国家分裂对于明治维新一代人来说很常见，西方的威胁还依然影响着他们对国家政策的考虑。另外，反对派的合法化当然会直接挑战他们的权力。公众舆论机构从长期的活动中汲取力量，使一个合适的议会反对派得以制度化，这常常导致民间评论者年轻时在挫折中把政治的实践完美化，在官与民的冲突中界定政治的本质。新国会议员在地方上学得政治经验，而后进入国会，时刻准备代表他们所属的那个阶层 (140) 以及那个地区的利益，就像他们在当地的村、县议会中那样，在那里边沁和布莱克·斯通的理论都没有任何意义。然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代理人传达出的每一种强化信息综合起来就是，政治是分裂的、不爱国、腐败的，并与官僚结盟，属于特权阶层所有。国民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了解到他们参与新的国家政体的权力的——也许不是踏着最吉利的音符走上议会制度的。
尽管政治变质的思想影响将会很大，但是政治本身却很少是意识形态活动的直接目标。政府因为把政治从其公民信仰中剥离出去，所以闭口不谈，这进一步加大了对政治功效的排除。评论者们为这种沉默感到遗憾，哀叹说选举过后仅仅一年，政治就为人们所遗忘。“选举狂热”的所有迹象都已消退，正如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户时代俳谐诗人。译者注）诗中所写，“后果就是，武士的梦想”无影无踪。 (141) 现在成了新的武士的政治家，才刚刚开始他们的议会斗争，并忙于精通而不是界定政治艺术。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形象是受公众舆论监控的，公众舆论从没有放弃对政治人物作为总的一个类别的怀疑。从意识形态上对政治进行否定，这依然是负面的行为，而塑造国民的积极努力则集中在国家意识上。所以，在日本新建立的君主立宪制中，是君主而不是宪法——是天皇而不是契约——成为新兴国家神话的核心。
(1) 42
(2) 43
(3) 关于典礼的描述来自当时的目击者在以下文献中的叙述：《时事新报》《东京日日新闻》（1889年2月11—12日）；《风俗画报》，2号（1889年3月）；三宅雪岭，《同时代史》，卷2（岩波，1950），358—365；德之助·贝尔兹《觉醒中的日本：一位德国医生埃尔温·贝尔兹的日记》（伯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4），81—83；《明治天皇诏敕谨解》，821—840；以及当时的木版画，如“明治二十年二月十一日日本宪法发布日之图”，见丹波恒夫，《锦绘中所见的明治天皇与明治时代》（朝日新闻社，1966），56。“空前的”一词被大多数叙述者使用，常出现在“空前的盛典”这一短语中。
(4) 对“圣典”或“纪元节典礼”的描述来自：《明治天皇诏敕谨解》，817—820；三宅，《同时代史》，卷2，358—365。纪元节，或者说建国纪念日，是一个1873年设立的现代节日。对神明的誓言及对人民的敕语的结合在上文描述的国家庆典中，翻译见：伊藤博文附录，《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伊东巳代治译（英吉利法律学校，1889），151—154。
(5) 44
(6) 两次演讲都广泛刊行出版。关于政府中“超然主义”的政治背景，见：坂野，《明治宪法体制的确立》，1—6；御厨贵，《明治国家形成与地方经营》，204—220；乔治·秋田，《现代日本立宪政府的基础，1868—1900》（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68—75。
(7) 《纽约世界报》，1889年2月13日；相似的有，《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伦敦），《时报》，等等。
(8) “对西方制度的模仿”，见：竹越与三郎，《人民读本》（富山房，1913），10；贝尔兹，《觉醒中的日本》，85—89，及多处。
(9) 45
(10) “宪法伯”，《信浓每日新闻》，1890年4月3日；伊藤，《义解》，3、23、27。
(11) 典型的媒体报道见：《东京日日新闻》，1889年2月13日—3月10日；《时事新报》，1889年2月14日—2月27日。代表性的回应见：大久保利谦编，《森有礼全集》，卷2（宣文堂书店，1972），277—367；豪尔，《森有礼》，1—16。被封禁的刊物见：内务省警保局，《禁止单行本目录》，卷1（湖北社，1976），80。
(12) “宪法发布当天市中的热闹景象”，《东京日日新闻》，1889年2月13日；“宪法发布前一天的景象”，《东京日日新闻》，1889年2月11日。
(13) 《读卖新闻》，1913年2月8日；川崎房五郎，《明治东京史话》（桃源社，1968），243—246。著名的甜食品牌风月堂，用街边手推车贩卖“宪法糖果”［朝仓治彦、稻村徹元编，《明治世相编年辞典》（东京出版，1965），289］。
(14) “青年之‘万岁’呼声的评议”，《中外商业新报》，1889年2月8日。帝国大学教授外山正一对欢呼之正确发音的判定，见：和田信二郎，《皇室要典》（1913），503—505。
(15) 46
(16) 常被引用的是贝尔兹的评论。《觉醒中的日本》，81。宴会见：三宅，《同时代史》，360。
(17) “黄金还是糟粕”，字面意思为“宝玉或是瓦片”，来自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幸德秋水编，《兆民先生：兆民先生行状记》（岩波文库，1960），17—18。以及，“人民对宪法发布之盛典的喜悦”（《自由新闻》，1889年2月10日），松永昌三遍，《中江兆民集》（筑摩书房，1974），288—289。
(18) “宪法是什么？”，《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2月7日。相似的，在地方报刊中：《岐阜日日新闻》，1889年2月9日。
(19) “宪法的解释”，《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3月5日。
(20) 《平稳村纪元节宪法发布祝宴会记事》，（长野，下高井郡：1889），2。地方庆典的代表性记录见：《山阴新闻》，1889年2月13—17日；《秋田魁新报》，2月19—22日；《岐阜日日新闻》，2月13—20日；《信浓每日新闻》，2月16日、3月5日；“发布当日全国各地的景象及其报道”，《时事新报》，2月12日。
(21) 47
(22) 《岐阜日日新闻》，1889年2月24日。
(23) 德富苏峰《新日本的青年》（1887）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明治文学全集》34：112—158）。此类青年的典型文学范例可见于德富芦花：《雪上的脚印》（《回忆之记》，1901），肯尼斯·史壮译。
(24) 相泽菊太郎，《相泽日记》（相模原：相泽荣久，1965），131—135。相泽的日记包含了约80年的内容，从1885到1962。生方，《明治大正见闻史》，23—24。
(25) 肯尼斯·史壮，《对抗风暴的公牛：日本环保主义先驱田中正造传》（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7），59—62。
(26) 《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11月10日。
(27) 48
(28) 《山阴新闻》，1889年2月13日。知识分子间有着相似的记录，例如，陆羯南，“宪法发布后日本国民的觉悟”（《日本》，1889年2月15日），《陆羯南全集》2：8—9；政治异议在杂志上发声，如《政论》，1889年3月4—18日，以及在政治会议上，如“关于宪法的感情”，《朝野新闻》，1889年3月6日。中江兆民在经过一个月不同寻常的沉默后，发表了他对喧嚣的不满，其他媒体则以热情的态度对宪法进行详细解释。审查将负面评论判定为“大不敬罪”，包括了宫武外骨的讽刺性杂志《顿智协会杂志》的宪法特刊（28号，1889），其编辑、画家和印刷者被起诉及下狱。
(29) 《岐阜日日新闻》，1889年3月20日。
(30) 例如，“读帝国宪法”，《秋田魁新报》，2月20日—3月12日，1889；“大日本帝国宪法要论”，《信浓每日新闻》，2月22日—3月5日；“大日本帝国宪法评论”，《朝野新闻》，2—3月。典型的增刊和号外组合是《高知日报》，2月12—15日。
(31) 《秋田魁新报》，1889年2月19—21日。
(32) 同样的警告从宪法发布到首次大选期间一直重复。例如，《福陵新报》，1890年7月1日。
(33) “广大民众”见：山本武利，《新闻与民众》（纪伊国屋书店，1973），130—134，及多处；西田长寿，《明治时代的新闻与杂志》（至文堂，1961），149—205。木版画，它们都有一些差别，因为画家们并非亲自参加了典礼，见：小西四郎，《锦绘幕末明治历史，卷10，宪法发布》（讲谈社，1977），28—33；丹波，《锦绘中所见的明治》，55—56。绘画同样被用在战前的基本伦理教材中，用来描述宪法的章节内容，见：海后宗臣编，《日本教科书大系，卷3，近代篇》（讲谈社，1962），57（1903年教科书）、110—111（1910）、204—205（1918）。1941年的教科书用国会议事堂的照片取代了这些绘画。
(34) 49
(35) 岐阜县，《岐阜县史，通史篇，近代》，卷2（岐阜：岐阜县，1972），186。
(36) 《信浓每日新闻》，1889年2月8日。
(37) 《泰晤士报》，1851年5月2日，引用于大卫·汤姆森，《19世纪的英格兰》（伦敦：企鹅图书，1950），99。山县从柏林来信称这一场合应被认为是“第三次维新（第二次为废藩置县）。在二十年出头的时间里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世界中是无与伦比的进步。”
(38) 50
(39) 社论，《东京新报》，1889年9月4日，引用于冈，“近代日本的社会政策思想”，69。
(40) 公共集会的规章（《集会条例》，1880，1882年修订）。《法令全书》（内阁官房局，1880），57—61；英文翻译见W.W.麦克莱伦编，《日本政府档案，日本亚洲文化社会记录》，42，系列1，第1部分（1917）：495—501。这次立法包括和平保护法（《保安条例》，1887），公共集会和政治结社法（《集会及政社法》，1890），以及和平保护警察法（《治安警察法》，1990），见：中村吉三郎，《明治法制史》，卷1（清水弘文堂书房，1971），209—220，以及2：51—84。此外，在以下作品中也有简短提及：石井良助，《明治时期的日本立法》，威廉·J.钱伯利斯（东京：泛太平洋出版社，1958），262—263、465—470、556—557。
(41) 《法令全书》，7号（1890），165—170。
(42) 51
(43) 山梨县议会事务局，《山梨县议会史》，卷2（山梨县议会，1973）：集会数，36；尸体，44；同志会，46；政社，65；组织间的比较，73。有泉贞夫，《明治政治史的基础过程》（吉川弘文馆，1980），201—207。
(44) 52
(45) 森有礼，“关于明六社第一年次役员改选的演说”，《明六杂志》，30号（1875年2月），布雷斯特，367—368；还可见，xii—xliv。森使用了“政治”一词，这在1880年代早期仍然能与“政治统治”等同，这种多样的含义最终成了主流。见铃木修次，《文明的话语》（文化评论出版社，1981），107—114。
(46) 小池善吉，“明治后期地方青年的思想与运动Ⅰ：关于群马县吾妻郡东部地方的青年”，《群马大学教养部纪要10》（1976）：83—86。
(47) “请愿”见：安部编，《帝国议会》1：81—96。言论控制法（11号训令，1893年10月11日）的文本见：教育史编纂会，《明治以后日本教育制度发达史》，卷3（教育资料调查会，1964），978；以及海后宗臣，《井上毅的教育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68），782—788。辩论见：《教育时论》，308号（1893年11月15日）。
(48) 教育史编纂会，《发达史》3：978。以及，海原徹，《明治教员史的研究》（密涅瓦书房，1973），192—199。
(49) 见关于修订公共集会和政治结社法的国会辩论（1890年12月），安部编，《帝国议会》1：33。
53
(50) “热情已经远离政治”，字面意义为政治世界失去了政治讨论的骨骼或精髓。三宅雪岭，《明治思想小史》（连载于《大阪朝日新闻》，1913，之后由丙午出版社出版），见鹿野政直编，《日本的名著》，卷37（中央公论社，1971），418。
(51) “赐陆海军军人之敕谕”，《明治天皇诏敕谨解》，657—661；部分翻译于角田等，《日本传统之源》，705—707。
(52) 三浦圭吾对法规与言论控制令的对比并没有反对的含义，见：梅溪升，《明治前期政治史的研究》（未来社，1963），214；山县的“国家危急时刻”见：“致伊藤博文的信”，1881年10月6日，《伊藤博文相关文书》8：104。
(53) 54
(54) 梅溪，《明治前期政治史》，178—240；托马斯·R.H.哈文思，《西周与现代日本思想》（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0），200—216；哈克特，《山县有朋》，83—86；詹姆斯·L.哈夫曼，《明治出版中的政治：福地源一郎的一生》（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0），139—154。福泽谕吉对军队与天皇采取了相似的观点，见“帝室论”（1882年5月），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卷5（岩波书店，1959），259—292。
(55) 理查德·J.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军队与农村社区》（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154—165。
(56) “陆海军人不应干涉政治”（《东京日日新闻》，1882年2月27日），梅溪，《明治前期政治史》，236。
(57) 55
(58) 1889年训令见：“不必特加限制的乃对公众就政治上及学术上的意见进行演说或叙述之事”（1889年1月24日），麦克莱伦，《日本政府档案》，505。
(59) 政府办公人员的服务规定见：“官吏服务纪律”（敕令，1887年7月29日）；山中永之佑，《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与官僚制》（弘文堂，1974），8—9、277—285。帝国大学见：罗伯特·M.斯伯丁，《天皇制日本的高等公务员考核》（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7），78—99。
(60) “帝国大学的官房学”，《朝野新闻》，1889年8月6日。
(61) 升味准之助，《日本政党史论》，卷2（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47—54。
(62) 德富，《山县有朋传》3：371—372（有强调记号）。关于1899年修订的条例（《文官任用令》），见：斯伯丁，111—120。
(63) 56
(64) 山县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告诫，见：内务省训令（1889年12月），麦克莱伦，《日本政府档案》，419—422。
(65) 关于两种职业道路，见：高根正昭，《日本的政治精英》（中央公论社，1976），英文版为《日本的政治精英》（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1981），123—144。(https://www.daowen.com)
(66) 末广铁肠：“教员学生都可会合于清谈集会中”（众议院，1890年12月20日），安部编，《帝国议会》1：32—34。作为政治及文学活动家，末广撰写了1880年代最有名的政治小说中的几篇，见《明治文学全集》6：111—321。
(67) 57
(68) “不可对教师学生进行政社劝诱”（众议院，1891年3月1日），《帝国议会》1：37。
(69) “望置学校于政治宗教之外”（众议院，1897年3月2日），《帝国议会》1：309。辩论的全过程见：《帝国议会》1：32—38、45、58—59、62—66、308—310。
(70) 关于“宗教与教育的冲突”见：“一般教育应独立于宗教界之事”（1899年8月），《学制百年史》2：35。
(71) 58
(72) “将大选须知编入小学教科书之建议”（众议院，1898年5月28日—6月1日），安部编，《帝国议会》1：353—358。
(73) 关于1880年代见：御厨，《明治国家形成与地方经营》。关于1890年代见：坂野，《明治宪法体系的确立》；秋田，《立宪政府的基础》。
(74) 地方官员会议上的讲话（1890年2月13日）：《明治文化全集，卷10，正史篇》2：149—52。
(75) “政党意见”（致伊藤博文，1890年11月14日），《井上毅传》2：288。
(76) 黑田致地方官员（2月12日）：《明治文化全集，卷10，正史篇》2：36—42。尽管此时伊藤等人同样考虑了国家利益而非地方利益，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这一词语较少地联系到国家利益而更多地联系到了地方和派系的利益。
(77) 59
(78) 山本，《新闻与民众》，69—86。
(79) 在元老院的讲话（1888年11月20日）：龟卦川浩，《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篇》（文生书院，1977），321。
(80) 60
(81)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1875），143。尽管“民官”与“民间”在字母拼写上相同，但前者包含“民众”与“官员”，后者则意为“民众间”，指称政府之外的范围。
(82) 61
(83) 这种感觉的朴素表现见：德富芦花，《寄生树》，它实际上是篠原良平（1881—1908）的回忆录，良平的父亲在1889年担任东北一农村的村长。《芦花全集》，卷8（芦花全集刊行会，1929），29—55。
(84) “民党”包括自由党和改进党及其派系。“吏党”（又称官宪党）包括井上馨的温和保守主义的自治党，鸟尾小弥太的激进保守主义的保守中正派，以及大选后亲政府派系的联合——大成会。
(85) “时事新报的官民调和论”（1893），《福泽谕吉全集》13：650—676。
(86) 根据于1882年1月正式生效的刑法，犯“官吏侮辱罪”将被处以1个月至1年的监禁以及5至50元的罚金。朝仓和稻村，《明治世相编年辞典》，202。
(87) 62
(88) Shin enzetsu，no.5（1 Dec.1889）：36.
(89) 《活世界》，5号（1891年2月17日）：2—5。
(90) 见坂野，《明治宪法体系》，47—100。
(91) “风铃之音”（1875）与“官犬田”，古茂田信男等，《日本流行歌史》（社会思想社，1970），201；以及18、198。其他提及见，《江湖新报》（1880年11月18日）小野秀雄，《明治话题辞典》（东京堂出版，1968），129；仓田喜弘，《明治大正的民众娱乐》（岩波新书，1980），51—52。
(92) 最著名的讽刺性表达之一为“八蹴节”（1890），见：添田知道，《演歌的明治大正史》，16—19；古茂田，《日本流行歌史》，211。
(93) 仓田，《明治大正的民众娱乐》，104—109。当时对“文明戏”的记录见：《东京朝日新闻》，1890年9月9日；《东云新闻》，1889年6月23日。“Oppekepe”节见：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23—24。“自由之水”是利用了反对者自由党之名称的双关语。
(94) 63
(95) 《明治官员卿双六》（横山圆象，1887）。唐泽富太郎，《版画双六》（每日教育中心，1972）。
(96) 仓田，《明治大正的民众娱乐》，52。
(97) 金蒙斯，《白手起家之人》，86、115—116。
(98) 《今日新闻》，1885年5月5日，“明治十二杰”，《太阳（临时增刊）》卷5，13号（1899年6月）：1—560。
(99) 中江兆民，“唤醒选举人”（1890年4月），《明治文学全书》13：156。
(100) 关于郡县制的辩论是山县一场失败的斗争，见：龟卦川，《自治五十年史》，295—356。理查德·斯塔比兹，“明治日本地方自治体系的建立（1888—1890）：山县有朋和‘自治’的含义”（博士学位论文，耶鲁大学，1973），172—223。1899年山县内阁下郡长之官僚权威的增强见：龟卦川，434—441。
(101) 64
(102) 石川藤次，《国会议员选举须知》（1889），60。
(103) 《信浓每日新闻》，1890年4月1日。
(104) 石川，《国会议员选举须知》，6—8。
(105) 65
(106) 大野清太郎，《国会议员撰定镜》（1890年4月）；珂北仙史，《国会议员品定》（1889年12月）；石川，《国会议员选举须知》（1889）；“告选举人诸君议员选举之须知”，《日本人》，48号（1890年6月3日）；《山阴新闻》，《秋田魁新报》，《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3—6月。
(107) 石川，《国会议员选举须知》，31—43。
(108) 《山阴新闻》，1890年4月24日。尽管批评出现在石川县，但正如惯例一样，消息刊登在该县和日本其他地方的报纸上。
(109) 66
(110) 《山阳新报》，1890年7月1日。《福陵新报》，1890年6月21日。
(111) 较为综合的记述见：R.H.P.梅森，《日本的第一次大选：189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9）；末松谦澄，“二十三年的总选举”，《明治文化全书，卷10，正史篇》2：200—221。
(112) 梅森，174—185。
(113) 67
(114) 《东京日日新闻》，再刊行于《山阳新报》，1890年6月29日。
(115) 《山阴新闻》，1890年5月16日；《秋田魁新报》，6月12—28日；以及，梅森，167—173。刑法补充条例，它禁止贿赂、恐吓、诱骗投票人，含沙射影或是成群结队地用钟、号甚至篝火来煽动民众，“众议院议员选举处罚规定补充”（1890年5月30日），《法令全书》，7号（1890年），106—107；梅森，53、219。
(116) “众议院议员选举的结果”，《山阴新闻》，1890年6月12日、7月5日；《信浓每日新闻》，6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6月27日。
(117) 《福陵新报》，1890年7月1日。
(118) 《山阴新闻》，1890年4月20日、5月22日、7月1日；《福陵新报》，7月3日；《东京日日新闻》，6月15—30日。
(119) 梅森，185—205。典型的当时的报道见：《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7月2日。
(120) 柳田泉，“政治小说之一般（2）”，《明治文学全集》6：454—456。特别受欢迎的是福地源一郎所写的虚构揭露小说，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为早先的意见和之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增添了可信性和尖锐性。（《明治文学全书》，11卷）
(121) 新闻报道见：《东京日日新闻》，1892年2月14—28日；《日本》，2月12日；《东京朝日新闻》，2月16日—3月4日；高桥雄犲，《明治警察史研究》，卷3（令文社，1963），207—340。
(122) 68
(123) 明治时期的发行量数据是臭名昭著地不准确，但人们对此仍有大体上的认同。基本来源包括《内务省统计报告》《警视厅统计书》以及各家报纸的宣称，除有着系统记录的《大阪朝日》之外，其余数据往往是夸大的。此处引用的数据见：《陆羯南全集》2：805；朝仓与稻村，《明治世相编年辞典》，644—645；山本，《新闻与民众》，130—133。
(124) “新闻读者的变迁”，《中央公论》（1900年5月）：85—86。
(125) 选举的统计数字见：梅森，30—31、185；末松，“二十三年的总选举”，《明治文化全集》10：201—221。
(126) 剩下的五个席位被保守的国民自由党获得，它于1891年解体。这是11月国会召开时的阵营情况。选举后的结果（尽管不完整）为：民党，144；吏党，35；独立党，87（梅森，190—195）。
69
(127) 例如，德富苏峰，“隐秘的政治变迁”，第2部分，《国民之友》，16号（1888年2月17日）：1—6；第3部分，17号（1888年3月2日）：1—7。税收数据见：梅森，195—198；末松，“二十三年的总选举”，《明治文化全集》10：204—205。
(128) 例如，高久岭之介，“明治地方名望家层的政治行动：河原林义雄小传”，《社会学》，22号（1977年12月）：168—217。
(129) 致井上馨的信（1893年12月20日），井上馨文书，宪政资料室，国立国会图书馆（手稿）。
(130) “众议院议员选举的评论”，《明治文化全集，卷10，正史篇》2：221；《国民新闻》（1890年7月6日）列出四十位获胜官僚的姓名和职位。
(131) 升味准之助，《日本政党史论》2：88。梅森采用了《日本》（1890年7月15日）上“158”这个数字，这很可能不包括之前是议员，但1890年不是议员的人物。
(132) 《山阴新闻》，1890年7月5日。
(133) 70
(134) 《东京朝日新闻》，1890年10月30日；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22。具有讽刺意味的评论非常普遍，如：描述一位将自己的照片散发给媒体的新当选的县议员时，评论暗示道“他时髦的礼服肯定需要八百元的年薪，但是他好像把他的硬板领搞反了，从正面看上去简直像领子里包着一只小狗”，《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8月21日。
(135) 《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7月7日、13日。
(136) 《东京日日新闻》，1890年11月30日。“木版画”见：丹波，《锦绘中所见的明治天皇》，56—59；小西，《锦绘幕末明治》10：70—77。“双六”见：《男子教育出人头地双六》以及《大日本国会议事堂双六》，都出现于1890年并以国会议事堂为游戏的目标。
(137) 关于萧条见：长冈新吉，《明治恐慌史序说》，26。
(138) 71
(139) 德富苏峰，“中等阶级的堕落”，《国民之友》，172号（1892年11月13日）：3—4。
(140) 72
(141) “选举狂热”和对芭蕉的引用，见：社论，《日本》，189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