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制的思想
一
明治末期，政治与思想的相互影响促成了两个结果。大正政变事件证实了这两个结果的产生。第一，政府在思想上对政治的否定并没有阻止政治的繁荣发展。政府对思想的否定引起了新近参与者的注意。持有思想否定观点的党派代表已经参加了议会，并且深入了解中央和当地政府的官僚政治。在政治新的宪法背景下，无论思想多么公正与先验，其也无法阻止政治的发展势头。第二，换个角度考虑，政治上对意识形态某种意义上的否定事实上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建立的过程。国家的建立必须以议会政治的实施为主，帝国权威为辅，而不能颠倒主次。明治末期，思想领域十分分散，“议会思想”占据了稳定地位，而帝国意义上的国家观尚且包含在整个思想领域之中，但还没有起到掌控作用。
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中， (134) 政治家起初从反对党积累的政治经验中提炼出了议会概念。因此，议会概念的部分内容包含如下构想：1880年代的自由和民众权利、1910年代的宪政以及1920年代的民主。但是，议会概念的诞生绝对不能只归功于反对党一方。如果议会思想起源于民间反对党的政治传统，那么议会思想的成熟则归功于明治末期的政治实践。政治实践包括“选举骚乱”“利益关系”以及“妥协政治”。1913年，对于议会思想的产生，当地和国家政治家所做的贡献要多于评论家。在此之前，政治家已经学会用党派和议会的方式进行政治运作。他们相信这些方式在大正初期、1920到1930年代以及战后时期都具有效力。此外，随着主要的官僚主义者参与政党政治，议会思想对于很多成功的政界人物的素质来说也变得愈加必要。
鉴于此因，本书所提到的议会思想并不等同于由“大正民主主义”所引起的政治理想。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民主运动中的一些自由派理论家与活动家甚至在这一理念的某些重要方面难以达成共识。他们经常批判实践中的议会政治，但同样批判据说在实践上与议会政治针锋相对的官僚体制。对于政治思想而言，这便形成并保持了一种重要的差异性。原因在于：虽然一些民主理论家领袖（如吉野作造）的观点被认为有“潜在的反政治”倾向 (135) ，但本书所描述的在议会范围内活动的政治家在情感、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致力于政治实践。
这些政治家们的活动领域正是演变了的思想领域的一部分，其中大正变革的意图与议会领域政治家们的观点契合。1913年，议会思想让宪法运动的参与者对未来充满信心。通过宪法运动，政治得以持续发展。政治发展的下一个十年，议会的主要奋斗目标和政治史的主要内容便是为全体成年的选举权以及负责任的政党内阁奋斗。1925年，25岁以上的所有男性获得选举权。 (136) 1924年，加藤高明提出“正常的宪政”。这两次事件进一步证实了议会观点的牢固地位。但是，议会观点所普及的社会基层的力量具有局限性。尽管议会观点所普及的人数比1890年多，但是普及范围主要集中在乡村以及富人阶层。此外，直到1913年，民众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在政治活跃的精英阶层，议会概念的号召力也十分有限。
社会主义的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右派抛弃了议会活动，作为他们“否定政治” (137) 的范围，并且以社会和国家的名义践行激进主义。直到1930年代，左派和右派的激进分子谴责党和政府，认为二者是促成“陋习”的罪魁祸首，而这些“陋习”不利于民众（穷人或农民）的福利。教育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全然排斥公共政策。他们通常批评国家的过错，而这一次他们代之以如下诉求，即民众应为个人修养追求道德，在文化上进行美学追求，以及柳田国男所提倡的习俗上的集体表征。柳田将本土社会习俗视作超越与政治相关的部分利害以及超过半数 (138) 的多数决定原则。在上述案例中，政治的议会概念开始处于优势地位，但随即由于没有价值被弃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大正变革并没有引发任何改变。像从前一样，民众仍不关心议会政治。如果明治思想的一个遗留问题是没能阻止政治实践，那么另一个则是成功降低了政治在民间的价值。
二
自1880年代以来，对于政治地位的下降，政府一直是最处心积虑的一方。因此政府在政治上妥协，但是在思想上，其立场仍然坚定不移。寡头政治执行者和政府部门无力将国家或地方政府去政治化，已经越权调整了党派政治，并且接受了资本主义不断扩张这一政治事实。事实上，官僚主义政治家被迫把议会思想当作政治实践习惯做法的一部分。然而，跳出官僚政治家这个圈子，就总体的国民而言，帝国思想风靡全国，因为官僚主义思想家顽固地坚持国家团结，坚持要求专一、非政治性的忠诚。在政府内部这两种立场频繁地相互结合在一处。若伊东和山县有朋分别是明治官僚中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缩影，尽管有些矛盾，但田中义一是典型的两者兼具。田中义一是一位军人出身的官僚。 (139) 他在1910年代操纵了一个政党，后来又控制了另一个政党，从而实现了军方的目标，并且在1920年代末达到了事业巅峰，成了政友会 (140) 的首相和总裁。田中义一在党内用尽伊藤了如指掌的手段来谋取政治权利。与此同时，在他的导师山县有朋所提倡的思想努力方面，田中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田中把目标对准了年轻人、应征入伍者和后备役军人，并且孜孜不倦地警告他们小心政治。“好的，”田中答应对早期的宪政缺失做出让步，“因为后备役军人作为个体可以维护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如果后备役军人作为一个组织参与政治，则意味着危害国家” (141) 。
随着政治觉悟和政治活动的社会扩张将新一代年轻人和来自乡村和城市的民众涵括进来，政治的玷污似乎变得愈加致命。青年人协会以及后备役军人组织的队伍不断壮大。因此，他们也成为政治活动受限群体的一员。民族团结和地区和谐在思想上是应对政治分裂的一剂良药。政治分裂会危害国家安危，同时像往常一样，它还会改变国家的本性。因此，大正新政的支持者强调宪法以及议会的未来。与此同时，政府思想家则援引天皇以及社群的历史。在同质性的基础上，政府思想家提出了民族团结的观点。他们认为对精神团结的不懈坚持似乎可以为国家在政治上的日益融合提供一条替代性的选择，并且（如果天皇愿意）可以平息政治纷争。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1920年代，政治洪流将老师、租户、学生、工人以及一些青年团卷进了政治活动的漩涡。政府利用一种新的方式回应，即法律上压制、思想上劝说。同年，政府通过了全国成年男子选举权法案。在“常规立宪政府”统治期间，1925施行的《治安维持法》为思想控制提供了法律基础。在1928年大规模逮捕共产主义者的事件中，《治安维持法》在当时首相田中的领导下得以应用和加强。田中认为“邪恶思想”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一直处于警戒状态。 (142) 在整个帝国时期，随着后果日益严重，政府重申其思想观点，即无论是世袭制还是选举制，政治舞台都不适合爱国主义者。
但在政府外部， (143) 公众舆论的裁决者一直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试图增强他们同胞的政治意识。直到明治末期，评论员不断抱怨日本国民缺乏自己作为宪法国民 (144) 的充分认识。浮田和民曾提出过解决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为了让民众理解宪法的起源、重要性、精神和理想，办法之一就是向其做出解释，指出宪法如同国体一样神圣。只有通过实施和提升宪法才能确保国体的永恒。因此，任何重视国体的国民都应该意识到宪法的神圣，并且祈求宪法付诸实践，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 (145)
然而，为了将宪法神圣化，社会上存在比浮田的建议更普遍的提议，即提倡更广泛地传播宪法条款知识。国会成员依旧定期向下议院提交请愿书，并且要求增加国民教育中选举政治和宪法思想的比重。随着1913年宪法运动的到来，国会最终通过了一项条款。该条款规定在每年二月宪法颁布的纪念
日 (146) ，学校和乡村办公所要积极践行《宪法传播之敕语》。然而，建国纪念日已经传播过宪法，建国纪念日既是传说中帝国奠基的纪念日，又是重要的钦定假日。因为《敕语》认为宪法是对天皇和其神圣的帝王祖先的观点陈述，而这一针对宪法教义的立法条款与浮田的建议相似，这或许已超出提案人的本意。
法律学者美浓部达吉与上杉慎吉展开了关于宪法的争辩，由此另一相似的悖论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两人的争辩发生在1912—1913年政变期间，争辩目标为“阐明宪法的基本精神” (147) 。美浓部主张天皇机关说 (148) 、宪法对天皇特权的限制，以及国家在法制、团体上的本质，由此为议会政府奠定了理论基础。民众必须接受教育，旨在其可以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去，从而维护自身权利，抵制官僚政府的专制主义。上杉慎吉则跟随其老师穗积八束的脚步，强调天皇的神圣主体性，认为宪法乃天皇所赐，而国家本质上体现在历史和道德。民众必须接受教育，旨在培养强烈的民族精神，民众应为人忠顺，并能维护国体。 (149)
1920年代， (150) 上杉慎吉的支持者同时就职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律系。这些截然对立的立场确立了一个领域，即日本帝国宪法的解释性论述领域。1913年，为了帮助政党对政权有更深入地了解，拥护宪法运动引用了美浓部达吉的观点。1935年，拥护国体联盟则引用了上杉慎吉的观点，旨在本着“阐明国家政体”的名义迫使美浓部达吉离开贵族院。 (151) 明治宪法理论的两种对立观点均可作为未来政治的用途。在思想方面，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则显得更为重要。上杉慎吉支持法律，美浓部达吉则支持天皇。大多数日本人逐渐了解到：正是宪政与国体、宪法的主体政治与帝国国策的结合塑造了日本帝国的政治形态。
原因在于，尽管民众抱怨其没有接受过宪法的指导，但是在大正初期几乎没有人对宪法一无所知。大多数民众没有注意到报纸和杂志上关于宪法的错综复杂的争论，但1913年，更广泛的民众意识到了他们居住在一个宪法国家，这与1889年截然不同。如今，关于宪法和《教育敕语》所形成的解释性层面主要有两种传播途径：一，学校和政府资助组织；二，刊印以及社会交往的每一种方式。宪法通常与法律、公民应服从的义务以及日本国民作为臣民和同胞的“权利和义务”有关——“权利和义务”这个短语业已家喻户晓，田中甚至引用此短语来警告后备役军人小心政治。在社会教育的进程中，讲师所传授给听众的常见方法之一将明治天皇描述为“（他）建立了宪法，旨在清晰化民众权利”。年老的农民和城镇居民本没有追诉权，可以被武士处死。然而，一位著名的学者指出，既然他们是宪法体系下的国民，他们就不应该受此种歧视之害，他们的法定追诉权和政治参与权就应该得到保障。 (152) 就此方面而言，几乎没有人会否定天皇宪法善行的益处，或者拒绝用所要求的义务换取所赐予的权利。驻扎在各个省的军队官员们的报告指出民众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同时也有一些官员指出这也是因教育和新闻自由而产生的负面结果。 (153) 当教师的命令违反学校规章制度时，学生就会指责其“不具有宪法意识”。 (154) 当艺妓受到客人的侮辱时，艺妓也会给出同样的理由。 (155) 在1913年的本国语中，这些表达反映了模糊却广泛传播的互惠义务感。通常看来，互惠义务感附属于立宪制。因此，那些希望将议会观点逐步灌输给民众的人会面临重重困难。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不仅仅是民众对宪法政体的无知，更大的困难则是天皇法律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民众熟知的分离。
舆论机构进一步加大了帝国爱国主义与实用政治之间的隔阂。尽管舆论机构预料到了大正新政的到来，它们依旧继续着自1880年代以来业已成为稳定的公共节目对政客们的诽谤。1912年5月的全国选举催生出令人熟悉的关于腐败和“金钱政治”的哀叹。媒体严厉指责候选人行贿、选民受贿——选民有时收取双方的贿赂——有的选民甚至最终并没有投票。 (156) 投票的选民同样也受到了批评。媒体指责他们将选举当作个人事务而不是公共事务，批评他们“选举议员与挑选老婆或者新娘毫无差异”。挑选老婆时，他们至少还会考察新娘的家庭背景。但是选举议会成员时，他们都不会考虑议会成员的任何原则和特征。 (157) 政府的干预使得1915年的选举成了日本历史上第二大腐败的投票选举。当该事件发生时，报刊读者早已熟悉了贿赂和选举政治的违法行为。通过描述议员各种各样的公共罪孽，批评家试图激发议会行为的更高尚形式。尽管如此，反政府的评论员事实上只是不断强化了政府努力破坏政治美名这一事实。
如今，腐败议员和不良议员身上累计的嘲笑与政客们的极度堕落，同早先预留给行政官员们的嘲讽不谋而合。在流行歌曲中“傻瓜”成了议员的代名词。 (158) 一位曾在明治时期度过青年时代的人警告大正时期的年轻人不要像20年前明治时期的年轻人一样对政治心怀狂热。精英阶层继续在日比谷暴乱中坚守，议员如同马夫和车夫一样主导对政府的攻击。考虑到上述二者，评论家盛气凌人地总结出商业本可以承担更重要的天职。 (159) 尽管胡须已经刮去，马车变成了汽车，但是专业的政客们取代了象征官僚主义的 (160) “鲶鱼”和“泥鳅”，成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污秽之物。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再一次召唤受过教育的青年。在减少就业机会的时期，大学毕业生被低等和高等的文职工作的社会地位和生活保障所吸引。 (161) 受欢迎的就业指导总是建议地方上的小学毕业生应该成为当地乡村、城镇以及县办事处的警察和职员。在上述地方工作四年或者五年之后，这些毕业生提升了一个等级，“甚至可以通过学习超过年长者”。尽管官僚主义集团已经过时，但是官员们并没有过时。 (162) 尽管议员们成了新的害群之马，“在帝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污点”，但是官员们受欢迎的名声似乎得到了些许的修复。 (163)
三
政治实践已经发生变革；政治思想尚未革新。在距离大多数日本人自身生活经历相当遥远的议会领域之外，政府和“民众的舆论”均未能改变他们对于政治的道德模糊性单独但又相互深化的立场。影响流行政治文化的第一个综合因素就是民众与政治之间分歧的永存。1910年，山路爱山评论道“四种有影响力的人组成了日本的特权阶级：贵族、官员社会、政党以及富人”。山路爱山的目的是说明上述四种有影响力的人应该被当作“所有民众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 (164) 事实上，山路爱山的陈述（不排除带有敌意）确是对于政治和特权流行观点的一种公平表述。一方面，政府依旧是“官”的范围。尽管“官僚政治没有出现在亚里士多德定义的政治中”，“在任何有关政治理论的外国文本中也不能找到官僚政治”，但是在法律和专门知识当中建立了官僚政治。 (165) 另一方面，一部分原因是受欢迎的各个党派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官僚作风，如今，“民”所谓的代表们组成了专业政客的一个阶级。这些专业政客们与官员们分享政府事务。 (166) 在大众看来，各个政党加入官僚们的队伍当中，与他们一起站在了国家政治裂痕（即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分开的裂痕）的管理者一边。同时，如同过去的“官”一样，各个党派是政治的主体，而日本民众总是（如“民”长期所做的那样）将自己看作政治的客体。
“虽然我对政治了解的不多”，1914年一位年老读者在给报纸的信中写道，“但是政府里显赫的官员大人们此刻到底在做什么呢？”他解释到，尽管富人们可以支付得起奢侈的生活费用，但是物价还是很高，“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我们不能支撑起家人的生活。他们声称法律和规章制度可以使我们过得比过去更加自由， (167) 但更舒适的生活会是最大的自由。尽管规章制度很好，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金钱是第一位的，没有金钱，法律也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168) 。新闻媒体不断批评民众对政府的态度如同“他们”对“我们”做过的事情一样，表现出了对政治不思进取的冷淡。 (169) 大隈言道，随着习俗夸张的繁荣，为什么民众对他们在议会中利益的代表漠不关心？“他们缺乏经验吗？他们不成熟吗？或者他们睡着了吗？” (170) 如果有的话，他们变得麻木，训练有素，“如同持有先验观点的中世纪欧洲的和尚”，生活在议会的体制下，感受不到政治的存在。 (171) 在这个方面，明治前期对“官”和“民”的区分依旧基本保持不变，安部矶雄所称作的“政府对政治的阉割”引起了更多民众与国家事务之间反复灌输的无关系感。 (172)
此外，议会政治被公然地贬低。选举政治与无知的利己主义、原则的缺失以及个人关系对社会利益的控制联系在一起。各个政党背负着不公正的、偏袒的、派系代表的骂名。据说，在政客们和大臣们身上找到优点的可能性就如同谚语“缘木求鱼”一样毫无可能。如同广泛传播的对政治事务的不关心一样，引起民众对政治价值产生持久的矛盾心理的集体描述依旧被认为是当时日本选民的特征。 (173) 政治行为其他可供选择的形式——无论是阶级反抗还是爱国主义的威胁——都公然地拒绝议会政治，认为议会政治或许不如统治思想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诋毁那样鲜明。统治思想的产生不仅源于政府的官僚们，而且源于大多数致力于宪法事业的民间知识分子。
就思想进程而言，政治性质的共同改变可以归结为两点。第一，为了使民族道德化，国家非政治化，无论帝国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多大作用，没能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事实。对帝王无条件的忠诚只占据了民族信条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包括政治对民间话语的取代和实践中民众对政治的厌恶。上述二者如同国体的迷思一样切入地很深、 (174) 普及地很广。倘若天皇成了一位完全支持宪法的君主，议会政治或许依旧会获得含糊的名声。原因在于那些不愿意优先建立公共机制规范国家思想建设中心的利益和解决其中冲突的人不仅仅局限于帝国思想家们。尽管在日本帝国如下事实已经变得习以为常：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中立派，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接纳天皇用他的观念管理国家，但是以下事实也同样存在：无论是是右派、左派还是中立派，几乎没有人对议会实践怀有绝对地全心全意以及抱有永不幻灭的忠诚。
第二，在一些潜心于对现代政治做出解释说明的人当中，尽管他们的地位和目的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往往都表现出对于政党相关利益的党派代表的厌恶。对党派政治的抵抗一部分源于儒家对公共领域中利己主义的否定，一部分源于日本社会体系中解决冲突与追求利益的可供选择的形式，更有一部分由于明治政府的机制结构。尽管对政治进行思想否定的官僚主义动机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具有现实意义，其反方即新闻媒体和知识分子则持有批评和理想主义的态度。但是双方都做出了贡献。就像仅仅以天皇为中心的思想不能解释对帝国国体广泛的默许，而政府单方面也不能取代政治的全部的作用。当霸权思想被普遍接受时才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在当代日本，尽管曾经君权神授的天皇如今成了一个符号，新闻媒体、知识分子以及公众继续对议会政治实践既秉持同样的信念，又对其表示不满。无论这是否是明治政府或者明治深层次社会结构的礼仪化结果，政治价值的模糊性一旦建立后，至今其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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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4
(3) 有关葬礼场景的描写借鉴了无数亲历者的描述，参见：“明治天皇御大葬号”，《风俗画报》，438号（1912年10月）；《明治天皇御大葬》（至诚社出版部，1912）；“御大葬纪念号”，《太阳》卷18，14号（1912年10月）；《日本》，9月13—16日；《东京朝日新闻》，9月13—18日；《读卖新闻》，9月13—17日；《万朝报》，9月14日。关于“特殊朝拜者”以及“无人想象过的日本”的评论，参见：《太阳》，44—50、12。这场史无前例的葬礼被称为“前所未有的盛仪”，“空前的盛式”，等等。
(4) 《相泽日记·续续》，463—465；《秋田魁新报》，《新潟新闻》，《福冈日日新闻》，1912年9月12—15日。
(5) 史壮，《对抗风暴的公牛》，196—197。田中早些时候曾代表全村人给天皇写信，祈祷他能顺利康复。而田中的村庄被足尾矿山污染事故所摧毁，为了村庄的利益，田中与国家政府长期周旋，这也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6) 215
(7) 《秋田魁新报》，1912年8月2日—9月13日。整个8月份，报纸一字不漏地刊登了各种哀悼指南。其他细节来自《信浓每日新闻》，7月31日—8月10日。
(8) 《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9月10、14日；《福井日报》，9月18日。
(9) 生方，《明治大正见闻史》，191。天皇病情的详细资料见：如，《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7月22—29日。
(10) 《读卖新闻》，《时事新报》，1912年9月3—4日。
(11) 216
(12) 演讲见：杉，《明治天皇御大葬》，52。皇室礼金见：42—43。
(13) 《每日电讯报》，1912年7月40日。望月小太郎，《作为世界君主的已故日本天皇》（东京：自由新闻社，1913），19。这些外国评论以日语的评论集的形式发表为《世界的明治天皇》（英文通信社，1913）。报纸和杂志也再版了这些评论抑或是总结了评论的主旨大意后刊登出版。
(14) 《新自由出版》（1912年7月30日），见望月，《作为世界君主的已故日本天皇》，183。
(15) 亚瑟·梅·纳普，“谁是日本人？”《大西洋月刊》卷10，3号（1912年9月）：335；乔治·凯南，“我们能理解日本人吗？”《展望》（1912年8月10日）：822。日本媒体对两篇文章均有报道。
(16) 217
(17) 《东京日日新闻》，1912年9月12日。
(18) 《日本时报》1912年9月1日刊登了译文，原文来自在广州发行的国民党报刊《南粤报》。
(19) 例如，“明治的骄傲”，《福井日报》，1912年8月5日；“明治的回顾”，《福井日报》，8月4日—9月22日；“皇帝御圣德记”，《九州日日新闻》，8月1—7日；“呜呼先帝！”《中外商业新报》，7月30日。
(20) “明治大帝与其时代”，《国民杂志》卷3，16号（1912年8月15日）：4—21；卷3，17号（1912年9月日）：1—11。大隈重信，“谨表追怀明治大帝”，《新日本》卷2，9号（1912年9月）：2—17。这一风潮的一部长篇范例，其中部分刊登在全国的报纸上，参见：三宅雪岭，“明治年间的变迁”，《同时代史》4：160—397。
(21) 例如，圣武天皇见：《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7月31日。拿破仑和维多利亚见：“明治天皇一代圣德记”，《太阳》卷18，13号（1912年9月）：7—12。相比之下，有些论者认为明治天皇无与伦比，比如：“大行天皇（译者注：对逝世天皇的尊称）与列国皇帝”，《秋田魁新报》，1912年8月4日。
(22) 《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8月25日。
(23) 218
(24) “御大葬与地方人”，《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9月6日。
(25) “欧美特使的欢迎”，《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9月11日；“大葬之看点”，《东京朝日新闻》，9月12日；“一般市民的奉送注意事项”，《东京朝日新闻》，9月13日；“下个月13日的警察”，《读卖新闻》，8月30日；“灵柩奉送的须知”，《时事新报》，9月4日。
(26) 关直彦，“御大葬中体现的日本人之特质”，《太阳》卷18，14号（1912年10月）：62；“半月评论”，《国民杂志》卷3，17号（1912年9月1日）：12。
(27) 牧野伸显，《回顾录》，卷2（中公文库，1978），61。
(28) 《爱媛新报》，1913年1月24日。
(29) 219
(30) 媒体的报道，包括照片，参见：社史编纂委员会，《每日新闻七十年》（每日新闻社，1952），148—152；朝日新闻社社史编修室，《朝日新闻社的九十年》（朝日新闻社，1969），265—271。
(31) 媒体于7月21日报道了天皇的疾病，九日之后天皇便与世长辞。“日月无光神人同哭”，《万朝报》，1912年7月30日；《东京朝日新闻》，7月27—30日；《风俗画报》，437号（1912年9月）；“巨大的悲伤”，《俳味》（1912年9月）。当时的日记，如：田代晃二编，《田代善太郎日记·明治篇》（创元社，1968），471；《相泽日记·续续》，457—458。
(32) “呜呼！明治的终结：记者间的杂感”，《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7月31日。流行的反应见：《新潟新闻》，1912年8月16—17日；《秋田魁新报》，8月1—15日；《九州日日新闻》，8月1—9日，等等。
(33) “黑臂带”见：《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9月13日。“内务省”见：近代日本史料研究会，《日本社会运动史料》，系列2，卷2—1，《特别要视察人状势一班》（明治文献资料刊行会，1957），177—184。
(34) “东京三十年”，《田山花袋全集》15：685—686。
(35) 内村，致宫部金吾的信（1912年7月31日），《内村鉴三全集》20；海老名弹正，“明治天皇的圣德”，《新人》卷13，9号（1912年10月）：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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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漱石全集》（岩波书店）13：701；15：156。“挽歌”见：《夏目漱石全集》（筑摩书房）10：165。
(38) 夏目漱石，《心》，埃德温·麦克莱伦译（芝加哥：亨利·雷格纳里公司，1957），295。
(39) “今日秋晨/笔误中写下明治四十五年/改为大正，颇感悲伤/见行人黑臂带/满眼泪水”。“千鸟节”，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156。媒体也报道，学童和其他人均很不习惯将“明治”改写成“大正”。
(40) 商家改名见：《新潟新闻》，1912年8月22日。
(41) 德富芦花，“明治天皇驾崩的前后”，《蚯蚓的戏言》（1913），《明治文学全集》42：335—338。
(42) 新一代日本人见：《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7月31日；以及，“七月三十日的早晨”，《秋田魁新报》，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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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有关自杀的记述见：大滨徹也，《明治的军神：乃木希典》（雄山阁，1972），184—196；“跟随我主”（慕大君之行迹，我亦随去），192。
(45) 如，芳贺矢一，“大葬仪出祷之期”，《新日本》卷2，10号（1912年10月）：7—11；生方，《明治大正见闻史》，212—219。
(46) 浮田和民，“论乃木大将的徇死”，《太阳》卷18，15号（1912年11月）：2。
(47) 《日本与日本人》（1912年10月）：3；“陋习打破论”，《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9月19日。
(48) 《万朝报》，1912年9月16—18日；《新潟新闻》，9月16—21日；《福井日报》，9月15—26日；《长周日日新闻》，9月17日—10月23日；《信浓每日新闻》，9月15—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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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生方，《明治大正见闻史》，228。谷本富乃是厉声斥责乃木殉葬行为的批评者之一，但他的观点遭到了抨击，最终向京都帝国大学辞职。
(51) “徇死的弊风”，《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8月10日），引自大滨，《明治的军神》，205。7月31日，一位老人在佐贺自杀，这一行为引发了此文及其他众多评论：《佐贺新闻》，1912年8月1—3日。
(52) 《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9月15日。这种对理智和情感的分割是一种常用的方式，例如：《信浓每日新闻》，9月22日。
(53) 《时事新报》，1912年9月16日；《东京日日新闻》，9月17日；《日本》，9月18日；《中外商业新报》，9月18日。
(54) 《泰晤士报》（伦敦），重刊于《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8月30日、9月14日。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1912年9月17日）记录了对国外媒体报道的欣慰之情。
(55) 223
(56) 《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8月9日。头山满所写的题为《精神性的徇死吧》的文章造成文部省禁止了报纸的发行，见：《新潟新闻》，1912年8月17日。
(57) “关于将来日本的三大疑问”，《太阳》卷14，1号（1908年1月）：37。浮田论同一主题的笔调温和版本，见：“关于武士道的三种见解”，《太阳》卷16，10号（1910年7月）：1—7，以及，山路爱山，“新武士道”（1899），《爱山文集》，361—362。
(58) 《太阳》卷18，15号（1912年11月）：9。
(59) 224
(60) 植村正久，“奉送明治天皇之车舆”，《福井新报》，1912年9月12日；柏木义圆，“乃木大将与自杀”，《上毛教界月报》（1912年10月15日），引自大滨，《明治的军神》，215—220。
(61) 大滨，《明治的军神》，187—203、291—294；大宅壮一，《火焰在流动》（文艺春秋，1972），21—32。
(62) 例如，《都新闻》，《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9月15—16日；大滨，《明治的军神》，210—213。
(63) 仓田喜弘，《明治大正的民众娱乐》，116—129；思想之科学研究会，《梦与面貌》（中央公论社，1950），293—301。有关乃木的流行歌曲见：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156。
(64) 225
(65) 唐泽富太郎，“日本儿童文学的近代式发展与其教育史意义：以明治—昭和的儿童杂志为中心”，《日本人的近代意识形成过程中的传统的契机与西欧的契机》，《“日本近代化”研究报》，2号（东京教育大学，1968），25—28。关于讲谈社见：铃木，《出版》，164—168。
(66) 井上哲次郎，“从思想的系统上看乃木大将”，《人格与修养》（广文堂，1915），342。
(67) 乃木的自杀激发了森鸥外，他开始写作历史类小说，并且很快就于乃木自杀五天之后就写出了与殉葬相关的《舆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还有1912年11月的《阿部一族》，参见：大卫·迪尔沃思、J.托马斯·里默尔编，《〈堺事件〉及其他作品》（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77），15—69。芥川的作品《将军》（1922）被W.H.H.诺曼翻译为《〈地狱变〉及其他作品》（东京：北星堂出版，1948），135—167。
(68) 例如，佐藤春夫，“悼乃木大将”，见《解释与鉴赏·临时增刊》（1968年1月）：135。
(69) 《国民杂志》卷3，19号（1912年10月1日）：8；卷3，20号（1912年10月15日）：9。
(70) G.M.杨，《维多利亚英国：一个时代的肖像》（纽约：双日锚出版社，1954），269。
(71) 226
(72) 大宅，《火焰在流动》，32—37；大滨，《明治的军神》，270—290。
(73) 227
(74) 信件是写给山县的，有的来自当时短暂在宫内任职的桂，还有的来自渡边千秋——他之前是内务省的官员，曾进入宫殿的官僚体系，当时为皇室大臣。山县有朋文书，1912年8月—10月（手稿）；同引于山本四郎，《大正政变的基础性研究》（御茶水书房，1970），114，n.2。
(75) 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卷5（乾元社，1951），（1912年8月1、20日），90、101。虽然原对山县之动机的解读并不客气，但它可能未必错误。冈，《山县有朋》，121—122。桂从1912年8月13日到12月21日担任侍卫长，同时也是掌玺大臣。
(76) 浅田幸村，“内阁破坏者”，《太阳》卷19，1号（1913年1月）：19—28。(https://www.daowen.com)
(77) 山县致寺内的书信（1912年12月12日），寺内正毅相关文书，106—360号（手稿）；同引于山本，《大正政变》，271。
(78) 山县致桂的书信（1913年1月14日），桂太郎文书，701—151号。关于山县对12月事件的记录中所谈到的“一介武人”，见：德富，《山县有朋传》3：819。亦见，哈克特，《山县有朋》，256。山县对1912—1913年事件的描述版本见：大正政变记，宪政资料室，国立国会图书馆（手稿）；亦见，山本，《大正政变》，641—52。
(79) “大正政治变革”见：山本，《大正政变》；升味，《日本政党史论》3：1—124；坂野润治，“桂园内阁与大正政变”，《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卷17，近代4》（岩波书店，1976），263—304；坂野，《大正政变：1900年体制的崩坏》（密涅瓦书房，1982）；奈地田，《原敬》。
(80) 228
(81) 例如，“监视议员吧”，《二六新报》，1913年1月5日；“新内阁与民党的对抗”，《山阳新报》，1912年12月23日，“皇室与政争”，《时事新报》，1913年1月14日。
(82) “新时代的使命”，《国民杂志》卷3，17号（1912年9月1日）：18；《东京朝日新闻》，1913年1月13日。“二次复辟”见如：林毅陆，“受到威胁的西园寺内阁”，《太阳》卷18，14号（1912年10月）：227。大正复辟见：“大正政治性维新的开始”，《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12月5日；“大正维新的声音”，《东京朝日新闻》，1913年2月2日；《福井日日新闻》，2月10日；《高知日报》，1月14日；标题为“大正维新的风云”的刊物：《太阳（临时增刊）》卷19，4号（1913年3月15日）；等等。
(83) 例如，笹川临风，“官家民家”，《日本与日本人》，597号（1913年1月）。
(84) “政变物语：现今的政界”，《大阪每日新闻》，1913年1月23日。
(85) “30年”见：社论，《福井日日新闻》，1913年2月10日。“绊脚石”见：“大正诸政之结核”，《日本与日本人》，597号（1913年1月）；等等。
(86) 229
(87) “合宪-违宪”的修饰，见如：《东京朝日新闻》，1913年1月22日，以及整个1913年1月到2月。
(88) “立宪危机”，一个当时的典型说法，见如：《大阪每日新闻》，1913年1月16日；《东京朝日新闻》，1月18日、2月26日。“关原”见：社论，《日本与日本人》，598号（1913年2月）；以及，山本，《大正政变》，134—138。
(89) 《山阳新报》，1913年2月16日。
(90) 奈地田，《原敬》，147。对于法令的典型回应见：社论，《大阪朝日新闻》，1913年2月10日。
(91) 田中致寺内的书信（1912年2月21日），寺内正毅相关文书，315—319号（手稿）；以及，坂野，“桂园内阁与大正政变”，286。山县写给桂的信（1912年2月9日），桂太郎文书，70—150号（手稿）；以及，奈地田，《原敬》，92。
(92) 升味，《日本政党史论》3：109—113。坂野润治，“大正政治危机与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1906—1914”，《远东历史论文》，19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3月），181—202。
(93) 230
(94) 德富苏峰，《大正政局史论》（民友社，1916），10；坂野，“桂园内阁与大正政变”，265。
(95) “和解政治”和“相互谅解”，后一词专门指1911年原与桂的协定。对于“和解”的普遍用法，见如：“政治上的妥协”，《东京日日新闻》，1910年5月27日。
(96) 三谷太一郎，《大正民主论》（中央公论社，1974），23—24。
(97) 例如，读者专栏，《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2月5日；“新内阁与民党的对抗”，《山阳新报》，12月23日。
(98) 皮特·杜斯，《大正日本的政党竞争与政治变革》（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12—16。
(99) “政党革新之机”及“吾人对政党的疑惑”，《山阳新报》，1913年2月15—16日；“天下何时能安定”，《信浓每日新闻》，1913年1月21日。
(100) 231
(101) 县级会议通常可以吸引1000到4000人参加，参见：《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每日新闻》，此外，如《信浓每日新闻》和《福冈日日新闻》之类的当地报纸（1913年1月18日—2月12日），列举了部分会议出席人员的列表，参见：升味，《日本政党史论》3：114—116。
(102) “战场”见：《时事新报》，1913年2月11—14日；以及，“呜呼！二月十日”，见“大正维新的风云”。《太阳》卷19，4号（1913年3月15日）：233—240。早期围绕国会的抗议见：《东京朝日新闻》。1913年2月6日；以及山本，《大正政变》，594—610。被东京暴民攻击的报刊包括《国民》《大和》《都》《二六》《报知》及《读卖》（《东京朝日新闻》，1913年2月11日）。《高知新闻》《中国新闻》等也在地方上受到过类似的攻击，参见：《福冈日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1913年2月13—15日；山本，《大正政变》，604—610。
(103) 田中致寺内的书信（1913年2月15日），寺内正毅相关文书，314—315号（手稿）。
(104) 奈地田，《原敬》，100；平田致桂太郎的书信（1912年12月10日），桂太郎文书，10—19号（手稿）。
(105) “御用报纸”，即政府的或官办的报纸，参见：德富致寺内的书信，（1912年2月11日），寺内正毅相关文书，314—330号（手稿）。关于该攻击见：《东京朝日新闻》，1913年2月11日。
(106) 232
(107) 山本，《新闻与民众》（纪伊国屋书店，1973），123。
(108) “笑逐颜开”见：山县致德富的书信（1908年8月15日），德富苏峰文书，苏峰纪念馆。关于与德富的这次和其他各次的私人交流，其讨论见：伊藤隆、乔治·秋田，“德富—山县通信：明治—大正日本的出版与政治”，《日本纪念碑》卷36，4号（1981年冬）：391—423。
(109) 记者集会的例子见：《时事新报》，1913年1月9日；《东京日日新闻》，1月14日；《东京朝日新闻》，1月18日。
(110) 小野秀雄，《日本新闻史》（良书普及会，1948），123。
(111) 所谓“白虹贯日”是古代中国用来表示内乱的征兆，这种表述使得内务省颁布了禁令，从而导致了报纸的自由派代表作家以辞呈表达抗议的活动，参见：有山辉雄，“朝日新闻‘白虹事件’”，《隆道》（1972年10—11月）。
(112) 每日新闻社，《每日新闻百年史，1872—1972》（每日新闻社，1972），419；山本，《新闻与民众》，130—134、198。1912年底主要报纸发行数据的另一个（但有时未必可靠的）来源为：小野秀雄，《我国新闻杂志发达之概观》，见“明治大正的文化”，《太阳》（创业40年纪念增刊）卷33，8号（1927年7月15日）：377—395。
(113) 233
(114) 朝日新闻社社史编修室，《朝日新闻社的九十年》，318—323。这段话依然是今日《朝日新闻》的格言之一，并被日本三大日报的另外两家（《每日》和《读卖》）以类似的话语复述，参见：山本，《新闻与民众》，185。
(115) 升味，《日本政党史论》3：118—123。
(116) “立宪青年”团体的例子见：《福冈日日新闻》，1913年2月13—17日；《山阳新报》，2月13日；等等。关于政治热见如：《东京日日新闻》，2月27日；《大阪日日新闻》，3月1日；《大阪每日新闻》，3月19日。
(117)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手稿）。
(118) 见松尾尊兑，《大正民主的研究》（青木书店，1966），106—122；有泉贞夫，《明治政治史的基础过程》，371—387。
(119) 234
(120) 山县有朋，“对地方官的训示”（1889年12月25日），翻译于麦克莱伦，《日本政府档案》，419—422；“对地方长官的训示”（1890年2月），引自菅野，《近代日本的农民支配的历史性构造》，87；山县，国会演讲（1899），见龟卦川，《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篇》，426—428。
(121)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Ⅱ，高田（手稿）。笔者注：整个国家都有着相似的评论。见：Ⅱ，弘前；Ⅳ，和歌山；Ⅴ，鸟取；Ⅶ，佐贺；等等。类似的记录见：山路爱山，《国民杂志》卷1，1期（1912年12月）：5—6。
(122) 山县致桂（1913年1月14日），桂太郎文书，70—151号（手稿）。
(123) 三谷太一郎，《日本政党政治的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70—132。奈地田，《原敬》，35—55。1923年该提议生效后，郡的行政机关随即于1926年被废除，参见：龟卦川，《自治五十年史：制度篇》，500—516、552—558。
(124) 235
(125) 就像所有包括不同地区在内的概论一样，这些描述都忽视了地域差别，不同地域精英的社会经济学行为差别很大。关于明治—大正时期山梨县的这种过渡的研究见：有泉，《明治政治史的基础过程》，328—370。
(126) 有泉，“明治国家与民众统合”，247—254；《明治政治史的基础过程》，244—327。
(127) 236
(128) 例如，内务省，《地方改良事业讲演集》（1909）1：25—26。
(129) 在这些例子中，上田学校的建设，丰丘区民关于村落河流基金的大会，信田自供会对明治周年的纪念，参见：《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5日、5月6日、5月5日。
(130) 《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0月5—10日。
(131) 237
(132) 三谷，《大正民主论》，17—22。
(133) 这是欧根·韦伯对法国的描述，见《政策如何到达农民：对农民政治化的再观察》。
(134) 238
(135) 奈地田哲夫，《日本》（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新泽西：普林帝斯—霍尔，1974），121。
(136) 239
(137) 大正社会主义中“否定政治”见：三谷，《大正民主论》，80—92。
(138) 桥川，《柳田国男》，64。关于明治末期到大正时代知识分子从政治中退隐的状况，参见：哈里·D.哈鲁图尼恩，“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帝国日本中的权威与知识分子选择的模糊”，见西尔伯曼、哈鲁图尼恩编，《危机中的日本》，110—155。
(139) 240
(140) 一个观点认为田中的政党观最早可上溯至1912年，参见：坂野润治，“大正初期陆军的政党观：以田中义一为中心”，《军事史学》卷11，4号（1976年3月）：54—62。
(141) 田中义一，“国民与军队”（1911）及“六周现役兵的觉悟”（1913），见《田中中将讲演集》（1916），55、303。梅瑟斯特，《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1、2章及多处。
(142) 参见理查德·H.米切尔，《战前日本的思想控制》（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6），39—96。
(143) 241
(144) 典型的抱怨见：《东京府教育会杂志》，82号（1911年5月27日）：5。
(145) “关于将来日本的三大疑问”，《太阳》卷14，1号（1908年1月）：40。
(146) 它于1912年3月28日提出；1913年3月30日通过（但是没有保证它在选举期间被阅读）；政府于1914年3月的第31次国会会议上质疑它的履行状况。（原回答到，指令已经被送到中小学，但是乡村部门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尚未遵循指令。）“政治性知识品德涵养的建议”等等，见安部编，《帝国议会》3：128—131、168—170、182。
(147) 美浓部达吉，《宪法讲话》的序言，1911年文部省中学教师夏季大会的讲稿，1912年出版时引起了上杉的攻击［“关于国体的异说”，《太阳》卷18，8号（1912年6月）：69—80］和辩论。争论的文章总集见：星岛二郎编，《上杉博士对美浓部博士最近宪法论》（实业之日本社，1913）。关于辩论见：松本三之介，“日本宪法学中国家论的展开：以这一过程中的法与权力问题为中心”，《天皇制国家与政治思想》，254—308；中村雄二郎，“民法典论争与美浓部—上杉宪法论争”，见宫川编，《近代日本思想论争》，85—95；以及，弗兰克·O.米勒，《美浓部达吉：日本宪政主义的诠释者》（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5），27—38。关于上杉的立场及其老师穗积的观点，见：迈尼尔，《日本传统与西方法律》，105—147。
(148) 1912年，美浓部达吉发表《宪法讲话》提出“天皇机关说”，主张国家为法人，日本天皇是国家行使统治权的机关，统治权乃国家权力，既非君主也非国民之权力。
(149) 上杉自1910年直到1929年去世都在东京帝国大学教书；美浓部达吉则于1920年获得了新设的宪法第二讲座的讲席，直到其于1934年（“美浓部事件”的前一年）退休。关于该事件见：米勒，《美浓部达吉》，196—253。美浓部在1932年获选为贵族院议员。
(150) 242
(151) 加藤，《社会教育通俗讲话》（1918），253—254。
(152) 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例如，Ⅱ，姬路、冈山；及Ⅰ—Ⅴ，多处。
(153) 243
(154) “不具有宪法意识”的本国语使用，参见：《东京日日新闻》，1913年2月27日；《大阪每日新闻》，2月12日；等等。
(155) 例如，《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5月2—12日；“国民的政治思想”，《岐阜日日新闻》，5月3日；《山阴新闻》，5月4、9、16日。关于地方教育的警示性材料见如：西彼杵郡教育会，《小学校长讲习会讲演录》（1918），52—53。
(156) 安部矶雄，“对选举变得冷淡的国民”，此处引自《山阴新闻》，1912年5月5日。
(157) 例如，“腐败议员”见：浮田和民，“新时代的使命”，《国民杂志》卷3，7号（1912年9月）：18—20。“不良议员”见：《山阴新闻》，1912年5月12日。“极度堕落”见：木山熊次郎，“二三青年论”，《伦理讲演集》，101号（1911年1月）：82—83。其他例子见：“代议员气质”，《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1月26、29—31日，2月1、23日；“议会风云录”，《日本与日本人》，598—602号（1913年1月1日—3月15日）。
(158) 关于“傻瓜”，参见：“呜呼无法理解”，添田，《演歌的明治大正史》，126。致大正青年见：新渡户稻造，“大正青年的进路”，《新日本》（1915年1月），《大正大杂志》（流动出版，1978），36—39。
(159) 见金蒙斯，《白手起家之人》，277—287。
(160) 244
(161) 例如，《就职入门：近期调查》，19—21。
(162) 伊东圭堂，《就职指南草》，10。
(163) 山路爱山，“应与世间战斗的我等之军规”，《国民杂志》卷1，1号（1910年12月）：4。
(164) “官僚政治”，《大阪每日新闻》，1913年1月21日（有续，1月23—29日）。
(165) 关于这种各政党对官僚主义之结构性适应的强有力观点，参见：伯纳德·S.西尔伯曼，“日本的官僚主义角色，1900—1945：作为政客的官僚”，见西尔伯曼、哈鲁图尼恩编，《危机中的日本》，183—216。
(166) “读者与记者：生活的乐趣是首要的”，《都新闻》，1914年2月13日。
(167) 245
(168) 例如，社论，《东京每日新闻》，1907年5月17日；《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5月25日；《山阴新闻》，5月6日；《岐阜日日新闻》，5月11日。此外，赞许角度的论述见：各连队区管内民情风俗思想界的现状，Ⅲ，津，及多处（手稿）。
(169) “国民性的大反抗：大隈伯爵的谈话”，《东京每日新闻》，1907年1月8日。
(170) “立宪国民的教育”，《东京每日新闻》，1907年5月17日。
(171) 安部矶雄，“对选举变得冷淡的国民”，《山阴新闻》，1912年5月5日。
(172) 相泽哲堂，“告地方青年”，《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12月5日。
(173) 例如，内阁官房内阁调查室，《日本的政治性冷漠》（1961）；日本放送协会放送舆论调查所，《第二日本人的意识：NHK舆论调查》（至诚堂，1980），55—69；英文摘要见639—644页。布拉德利·M.理查德森，《日本的政治文化》（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4），29—82。
(174) 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