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确定

尽管历史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但是，就现代日本而言，为什么这个特定时期就应该是在明治晚期尚不太清楚。1868年，明治维新使皇帝重新拥有统治权力，这象征了近代帝国的开始，然而，现在所谓的“天皇制”意识形态直到1890年前后才正儿八经地开始出现。这种延缓有时候被解释为，那时的日本正忙于艰难的近代化建设工作，从而无暇过多地顾及政治合理化或者花言巧语劝诱民众等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存在着，但并不像日本文明开化运动日程表上的其他事务那么紧迫，那些事务是日本根据大部分西方资料而拟定出来的。

记录文献常常把明治时期的前20年描绘成务实而发生巨变的年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建设包含了中央集权化、征兵制度、地税改革、议会制运动以及宪法的制定；社会变革也相当多：在法律上废除封建等级身份，小学实行义务教育，开展西化运动，物质文化飞跃进步，提高乡下农业优秀人才的地位。19世纪80年代早期，日本在强大的农业基础之上已经工业化，私营企业发展势头很强，政府已有抑制通货紧缩的经验，这一切表明，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时已开始成形。经济发展有加速，也有挫折，但是到1890年为止，其方向已清楚地确定下来了。同时，国家基础设施的发展也在进行，如铁路，通讯，金融机构。甚至在存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国际关系领域里， (2) 其交涉对象也已经非常明确，因为19世纪50年代后期，日本签订了很多不平等条约。这基本上就像明治初期为获得与西方平起平坐的情景正在明治晚期上演，所以，对外修改条约、战胜中国和俄国以及与英国结盟就好似成功地实现了过去的追求，也似乎是开始向未来的强大帝国迈进。那么，在所有这些领域里，那些结构的建设以及日本的近代性取向就属于明治前半期的问题了。

虽然明治初期的精英们的确在忙于追求他们所了解的“文明开化”事宜，但他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绝对不冷漠，因为“即使我们让人民日夜兼程，数十年里也赶不上西方，如果这样，他们一周浪费一天，那要花费多长时间呢？”这句话中的“一天”指的是星期天，如果给“过度浪费”了，仅仅30年里就会失去1500天，那可是“整整的四年零一个月啊” (3) 。受此以及其他更要关心的事情所驱使，“启蒙”知识分子在1870年代就致力于训导民众为文明开化的各个方面做好准备，让民众节省下来那些可能的星期天。他们一再重申“人民的风俗和情感”还没有充分地发展到可以实行人民主权论的政府领导，当然他们也在提出意识形态观点 (4) 。神道宣教士在1870年代初期——该教的全盛时期，非常短暂——也是如此。持续时间较长且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贯穿那个十年及以后的三个标语口号：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在制度变革的动荡年代里，这些词语被反复用作国家政策的象征和文告，而且正如山县所说，像教育系统和军队这样的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被设想为“在适当的时候，整个国家将成为一个伟大的民间和军队大学” (5) 。从明治时期开始——实际上在那之前——实用主义从来就没有完全压过影响民众的迫切要求。

虽然如此，1880年代后期却标志着意识形态活动高潮的到来。其活动规模更大；在政府机关里，在民间，在媒体上，在学校里，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更多的人在谈论这个问题。他们也对更多的人谈论这个问题，而且号召更为迫切。用那些演讲者的话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过多的变革所激励。国家对实现西方模式的渴望有时候好像超过了其掌控能力，因为政府既要建立新制度又要为掌控这些制度而尝试不停地变化。“政府的指令自从王政复古以来经常发生改变或者经常解散基层乡村管理机构，结果就成了一个奇怪的历史述说了。”此外，1886年井上毅（1839—1895，日本明治时期政治家、教育家。译者注）继续说道，制度上的这种变化无常使得“自治精神”难以形成 (6) 。到1890年为止，地方政府体制已经进行了三次重大重组，分别是在1871—1872年，1878年和1888—1889年，其中的变化非常之小。1891年，北方诸县的地主尽管看不清楚新制度较旧制度有什么好处，但还是强烈要求“不应该再变来变去了，而是应该给民众留下充足的时间去适应” (7) 。据说教育法令亦是如此，好像是“随着教育大臣的变换，它必须得进行修订或更改”。那么，“国民教育的原则”如何能确定下来呢？ (8) 1880年代后期，这种哀怨在政府之外的新闻界，还有地方上都颇为常见，这种状况连同学生的家长共同承担了新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成本。自从1872年制定最初教育法令以来，管理和课程变化一直令人眼花缭乱。一种管理体制先是在1872年基于高度中央化的法国模式被确立下来，然后在1879年一年之内就变成了美国模式的地方管理， (9) 1880年恢复成国家干预模式（尽管国家没有给予任何补贴），1885年又有所变更，而在1886年又大幅度发生改变，成了欧洲混合型的国家主义教育模式，这主要受了德国的影响。与此同时，基础课程内容也从英美强调个人才智的均等主义，其教材是从威尔森的《读者们》或者韦兰的《智慧》直译过来的，变成了注重道德教育的儒家主义和欧洲精英主义的混合体，其教材范围从最古老的《论语》到最新的赫尔巴特（1776—1841，近代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译者注）著作 (10) 。(https://www.daowen.com)

民法典从1871到1888年在以拿破仑法典为模板草案之后又进行了起草，结果拖了很久，才在1890年颁布后给否决了。这场法律论争，是在法国和英国民法概念之间进行的，二者皆反对本土风俗，最后成了公众争议。“我们国家摆脱封建主义以来任一时期的改革都有的无限的变更”都不能达成一致。欧洲模式有湮没“我们独特的方式和习俗”的危险，评论家们总是这样哀叹道，但是，这模式必须得定下来。另外，基本上没有人说，当1898年完全基于德国模式的一部民法典最终生效的时候，这些欧洲模式就已经被确定下来了 (11) 。自从1870年代， (12) 军队也从法国体制变为普鲁士体制，重大的机构变革在1886年和1889年之间再次进行；单单征兵法在1873年至1889年之间就进行了好几次修改。1891年，有人建议说，中国的海军优势是因为清朝“一心一意地”以英国模式来建设海军，而日本则“朝三暮四，去年学习法国，今年学习英国，军事训练不断变迁” (13) 。所有这些制度变革——以及更多的变革——在1880年代引发了评论高潮，号召某种民族情感稳定下来。

在这种意义上，1880年代末意识形态的获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个当代评论家把“明治维新”后的前20年描述为“闪电主义”的情况 (14) 。明治晚期与其说是剧变时期，不如说是确定时期；与其说是结构戏剧性变化，不如说是功能调整；明治晚期是吸收消化变革的时期，是危机过后获得某种稳定的时期 (15) 。为把事情确定下来，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做的努力是这个进程中的一部分，但这绝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回应，既不是对近来动荡情况的回应，也不是对——如现在经常认为的那样——当时西方化特征的回应。认为意识形态学家反西方化，那就是把他们肩上的任务给淡化了。他们大多数人很明显都不反西化，也不提倡回归到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过去。事实上，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期的反西化比一般记述表明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无论是在它的社会经济根源上，还是在它的思想影响上。比如说，抵制西方洋货的地方运动，是1880年代初佐田介石以及他的文章《灯具和国家的祸根》所煽动起来的，已经涉及佛教对基督教以及哥白尼学说的反对，还涉及那些遭受“文明开化”政策带来的经济后果的村庄号召自助，反对建制活动 (16) 。这是远离诸如“逆流社团”这样的地方集团利益的世界，该社团是为保存日本精神、反对全盘欧化而成立于1889年的。这些狭隘守旧的有产者大部分身着西装，自称是进步的保守派，珍爱现有制度，聚在一起讨论妓院的废除问题，讨论独立精神问题，以及富士山、琵琶湖和爱国主义等 (17) 。意识形态学家，一个新兴、自觉前瞻的中产阶级精英集团，他们本身就常常是反西化主义的讽刺对象，他们的衣着被嘲弄，他们的“啤酒、白兰地、苦艾酒”被人们用在歌曲中取乐、挖苦 (18) 。不管怎么说，到1890年为止， (19) 太多的事情得到了改变；也不可能再恢复往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有那么多的人承认它——有些人是因为恐惧，有些人充满期盼——因而，这种意识形态势头就在1880年代晚期聚集起来了，事实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