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形象的捍卫者
一
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一个现代君主，一个现实中的神——具有这些特征的天皇将会成为帝国的意识形态核心。然而，1889年，他还没有穿上新角色的服装。因为天皇职位的传统法衣虚空而模糊不清，那是为皇帝长期居住在“云端之上”而设计的，将满足不了皇帝作为立宪国家的统治者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形象。 (2) 就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来说，它需要整个明治时期来为天皇编织新衣，并有力地在展现在民众面前。虽然这个过程开始于明治维新年间，但是很多都是在宪法颁布之后完成的，而且到1912年天皇驾崩的时候，他都是包裹在一种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意义的氛围之中。同时，天皇个人及天皇形象也变得越来越清晰，直至大多数日本人民对其新的皇帝服装的裁剪及样式都已熟悉。 (3)
意识形态是分阶段进行转变的，时代阶段，对皇帝进行各种诠释的阶段，对天皇职位进行复杂的法律和道德、帝王和宗教构建的布局阶段，都与之有关。明治维新初期，从1868年到1881年期间，新政府用皇室制度作为民族统一的象征中心而且把最近形成的政治上的统一作为年轻的明治皇帝的个人成就来进行展示。虽然皇帝统治的制度体系还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但是19世纪70年代的意识形态表现却突出了天皇和人民之间的直接关系。 (4) 这些人民首先就是封建贵族及其武士，没有他们“代表民族所发挥的作用”，还政于天皇的变革将毫无意义。 (5) 但也包括一些平民，他们对“明治维新”的憧憬与其说是在国家意义上的， (6) 不如说是群体意义上的，期盼的不是皇帝恢复统治，而是社会进步，是改造社会，有时候还比较具体的就是纳税减半。 (7) 对于这些群体以及其他有可能对新政府的合法性进行质疑的群体来说，法令向天皇提出变革要求，而且天皇亲自证明“我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一种史无前例的变革”——用《五条御誓文》中的语言来说。 (8)
皇帝的捍卫者在最初就公开表现为新政府成员，他们在19世纪70年代仍旧是还政于朝廷和国家的支持者。诸如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这样的武士，以及岩仓具视、三条实美这样的宫廷贵族，他们从一开始就敏感于“德川时代，王国只知幕府，人民不知道皇室的存在……即便现在王国终于稳固，天皇的意志在偏远的地方却还不为人们所知”这样的观念。 (9) 因而，天皇就被送达到那些偏远的地方。新天皇在1868年16岁的时候，最远只到过大阪，大久保利通希望天皇出现在那里，也许会把统治“从云端之上”降到人间，消除掉“龙颜难见、天皇不踏足地面”这样的印象。 (10) 把国都迁至大阪，一开始被认为是把天皇从古老的京都宫廷脱离出来的方法，这次早期出行最终被认为是“天皇御驾亲征叛军”。 (11) 这是明治天皇在位45年期间，离开首都出行102次中的第一次，而他的前任们在德川时期260多年里只出行过3次。 (12)
强调皇帝的到场没有使这些早期出行要达到的意识形态目的落空。作为1868年秋天把首都从京都迁至东京的一部分，一支有3300随从的浩大队伍凯旋东进，夸大了（甚至在完成这次东进的最终军事胜利之前）“所有国事都由天皇裁决”的目标。 (13) 由评定东部叛军的皇家指挥官有栖川亲王率领、高唱着“皇族！皇族！” (14) 的这支军队，不仅为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和作曲家沙利文创作历史剧《日本天皇》提供了合唱曲， (15) 而且还为沿途地区和村庄提供了新天皇到来的明显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这次出行成为天皇于1872、1876、1878、1880、1881和1885年进行的六大出巡的典范。明治天皇或乘船，或骑马，或坐辇，从北海道到九州，走过崎岖的山路，不远千里，前往“偏远地区”，体察他的臣民，也为臣民所拜见。六次出巡用了273天。 (16) 虽然朝廷官员也把这些出巡设想为一种年轻天皇君德培养的方法，但是，政府也同样注意维护自己在集权制中的统治地位，这种政体现在是一君万民。 (17)
支持1878年那次皇帝出巡的井上馨认为，“天皇遍访全国，不仅让人民了解到了天皇伟大的德行，而且还是天皇亲征之直接展示，从而打消了对于君主政治的疑虑” (18) 。但在这些出巡中同时展现的还有政府和宫廷中的显要人物，他们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井上馨、黑田、松方、德大寺、岩仓以及三条实美，他们都在出巡中伴随过天皇一段时间。在1870年代的这些出行中，政府和宫廷关于谁随从天皇合适的争吵，不仅反映了这十年里这两大权力机关的摩擦，而且还反映出几种不同皇室制度观点之间也有摩擦。宫廷顾问官元田永孚（1818—1891，日本江户末期、明治前期教育家。译者注）和佐佐木高行采用担任他们自己曾担任职务的那些人的建议，来支持天皇直接参与政治，这两人反对井上馨参与1878年那次的皇帝出巡。他们指责井上馨的“行为令人反感”，这也许是指他的财政观点，他的西化思想，他最近去巴黎的出访，也许是指他的长州出身。虽然如此，但已经是工业部大臣的井上馨还是得到陪同天皇的允许，正如岩仓所说的那样，以免让他觉得“自己在这个重要的职位上得不到信任”，这会极大地影响到“政府的未来”。 (19)
而这种未来正是保守的宫廷顾问官们所担心的事情，他们不仅反对井上，总体上还反对寡头统治。甚至在政治寡头们奋力解决宪政问题的时候，元田永孚及其他人还在设法把天皇树立成仁义的以德治国的儒家国君形象。 (20) 在政治权利上，宫廷的儒家主义者们是斗不过像1879年废除宫廷顾问部门的伊藤博文那样的寡头政治家们的。但是，他们维护皇家道德观念的不懈努力虽然为早期的政府所遮蔽，最终还是在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中以不同的形式得以彰显。 (21) 其祭政一致的观点曾在明治维新后三年里盛行一时的神道主义者，比儒家主义者还要黯然失色。因为，即便是政府里的渐进主义者，他们反对民权运动早期建立选举议会的要求，也完全信服西方形式的宪政而拒绝接受把神道教作为国教。 (22) 尽管天皇在巡游中参拜过伊势神宫，但在界定日本君主立宪制性质的政治斗争中，神道应作为一个国家部门重要地位的多次申明，却无人理睬。
19世纪70年代，天皇直接统治的形成和无处不在的天皇形象促进了反对封建残余侵入的国家统一。 (23) 1880年代，对天皇形象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改造反而集中在皇室制度的法律界定方面，为宪政的未来做好准备。从1881年允诺制定宪法的敕令一直到1889年颁布宪法的典礼这期间，统治权问题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宪法将使皇权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在法律上得以明确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里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物是伊藤博文和井上毅。虽然两人在某些方面意见不同，比如说，伊藤博文喜爱的是井上毅对西方律法主义的卓越见解，而不是他对前德川本土主义的继承，但他们都共同关注重构皇室制度，这使得天皇及其政府将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显得合理稳妥。 (24) 这就意味着维护君主权力，而反对政党的权力，伊藤曾在1888年他那次著名的演说中提到过这些政党，那次演讲中他宣称皇室乃是国家的“轴心”，在没有这样一个轴心的情况下，“把政治交付给民众进行草率的议讨，国家最终将会坍塌” (25) 。不仅仅只遭到民间的空泛议论，政府官员也在喋喋不休地进行反对，因为有些政府成员批评伊藤偏爱的普鲁士宪法模式，而像元田永孚这样的宫廷官僚以及诸如谷干城一样政府外的保守派则继续致力于建立一个更重德政而较少西化的宫廷轴心。 (26)
19世纪80年代， (27) 这些政治权力中心都提出各自的天皇形象，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自称是可以登上日本皇室这个“虚空之舰”的合适人选。这些观点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集德性和法性为一体，有位学者曾把这一点看作“中古宪政”所具有的特征，无论它采取的是朝廷上的儒家道德主义形式，还是民权关于忠君和王道的说法。 (28) 最终，天皇的这个法衣大得足以涵括对其统治权的德性和法性的诠释。第一点是体现在穗积八束（1960—1912，日本近代法学家）提出的家国这个道德语境下的皇权上，第二点最终表现在美浓部达吉（1873—1948，日本宪法学家）的关于把天皇作为一个法律机关的理论中。
把皇帝“万世一系”写进宪法第一条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类似的理论之争。在1880年代那个背景下，皇室不仅代表着躲避政治的一个超然轴心，还是国家统一的象征——1873年大久保所谓的“我国的土地、风俗、人情和时势”；1888年伊藤博文视之为西方的基督教；1889年井上毅在皇帝的宣誓里所写的，向皇室先祖宣称，宪法就是现在对皇祖皇宗遗赐后代之统治宏范的解释说明。 (29) 1880年代，天皇一系的统治被广为认同，甚至那些坚持议会和政体世俗观点的人士也大为认可。 (30) 1890年，信奉本土文化主义的同时又信奉立宪主义的井上毅也接受了这两个观点。
仪式，作为国家的礼仪，是社会事务，并非国家事务。君主不仅是国家事务的首脑，还是社会的典范。他把国家事务交托给政府，而社会事务——礼仪、慈善等此类的事情则由皇家自己来施行。仪式因而属于皇室的内部事务，不应该与国家事务混为一谈。 (31)
通过这样的评论，井上毅允许把皇统文化本土主义的观点纳入天皇的个人形象之中，同时他又再一次地拒绝了神道主义者提出的，要在新的宪制政府里设立一个宗教部门的要求。
因为1880年代期间， (32) 那么多的要素才成就了皇室制度的宪制概念——那些要素并不总是一致的，所以经过十年制度上的准备，天皇以宪制君主这个新角色出现了。1880年代末对皇室大部分财产以及皇室典范的加强，同时又作为宪法颁布，使得天皇的财政地位和个人地位得到了巩固。伊藤博文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作用，首先是1884年到1887年间他当皇室大臣的时候，然后是从1888年当枢密院议长的时候。 (33) 至于天皇自己，虽然他继续进行巡游，但是他的最后一次出巡结束于1885年，即内阁制确立的那一年。对1880年代的伊藤、井上毅和其他政客来说，也许皇室制度的界定好像要比皇帝形象的显现还要重要，到1889年为止，天皇统治取代幕府统治就不再需要皇帝本人现身于大众面前，也的确如此。可以说，开始于1846年孝明天皇在对外问题上涉入政治时的“维新天皇”这个阶段，在1889年明治天皇为宪法再一次超越于政治的时候结束了，那时宪法规定了天皇的最高权威而不是统治权。然而，虽然皇帝本人就这样归于“云端之上”，像他年轻时那样，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新形象的形成在很多方面才刚刚开始，因为正是在明治时期后期，日本天皇的现代君主形象才公开形成。(https://www.daowen.com)
二
君主的形成明显有三个特点。首先，他的形象在公众面前取代了他本人。其次，民众本身也扩大了范围，包括两方面，一是思想捍卫者的圈子扩大了，二是捍卫者宣讲的听众对象包括了所有的民众，即全体国民。第三，明治后期的国家和社会问题决定了日本现代君主以象征性的形象呈现在民众面前。总之，1880年代末以及1890年代，天皇体现了明治精英们所定义的国家进步的要素，还成了国家统一的象征，不是政治和立法意义上的，而是爱国、公民意义上的国家统一的象征。接着，在日俄战争（1904—1905）以后，天皇也向社会转变。作为家天下的家长，他象征着和谐统一；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他代表了神圣的日本祖先之种族。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开始于授予宪法 (34) 之后天皇本人的相对隐退。当然，正是他早些时候的显现才使得他后来的隐遁格外引人注意，但的确如此，天皇统治时进行的100多次出巡中，有70多次是发生在1889年以前的。 (35) 明治后期，他的出访在时间和宣传方面被严格地限制起来。一开始时的巡游是为了让民众看见他，但现在是出于诸如军队演习、舰队检阅或者特殊典礼等那样明确的宣传目的。 (36) 在更早时期，人们夹道而立，为的是一睹天子尊荣。他们从田地而来，呈上稻谷，而且虔诚地叩头作揖，这表示着天皇既是保护神，又是封建君主。 (37) 而现在，天皇陛下面前的道路常常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空无一人。详细的指示早已下达，禁止叩头或者下跪，禁止诸如工人头围毛巾那样的家常装束。 (38) 早些时候，天皇是下榻在当地贵族的府邸中的，那些贵族常常要用相当大的花费，来准备诸如修建一个崭新大门或者御厕那样的特别设施。这些豪农的庄园——其中，熊本县的德富苏峰庄园以及长野山区的小说作家岛崎藤村庄园——后来被保存下来，达到全国各地都知道“明治天皇曾在这里下榻”的效果。 (39) 但在他统治的后20年里，出巡时他都是在县衙、军营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度过夜晚的；他很少去造船厂访问，也很少出席铁路线或者桥梁的开通典礼，也很少像以前那样去访问当地学校。更不用想，正如媒体传言和皇宫断然宣布的那样，天皇会去出席189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哥伦比亚展览会。 (40) 甚至是他在国内的出巡，观众也要被仔细地审查，而且主要是县府官员和挑选出来的当地精英。1910年媒体抱怨说，这些出巡中，只有贵族和有地位的人士才允许面见天皇，而那时“在宪政体制下，人民应该是王位的保障” (41) 。
事实上，在明治后期，臣民们很少有接近天皇的，这把他的官方面貌和特征从现实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一个意大利艺术家经过两次的尝试之后，第一次还惹得陛下不高兴，终于在1888年捕捉到了天皇的完美形象。他更早时期的画像就是如此。皇宫不仅把这张雕刻画像发给领事馆、 (42) 各省部、县府以及高等教育机构，而且在1890年代早期，还分发给全国的地方事务所和中小学校。 (43) 自此，在民众眼里，天皇几乎是永不衰老。为身穿制服，佩戴勋章，手握剑柄，身边桌子上放着带有白色羽毛的帽子这样的帝王画像所取代的天皇形象，从而更是无处不在，比天皇早期出巡要达到的效果还要明显。
天皇是由宫内省直接负责的，它对档案的严密保管使得皇宫管理在明治时期为民众密不所知，甚至今天也是如此。 (44) 皇宫官僚机构的“外部”，正如《宫廷和政治》的作者大卫·泰特斯所描述的那样，负责天皇的官方形象和相应的皇室尊严。 (45) 1887年，忠于宫廷的元田永孚帮助把伊藤博文从宫内省大臣的位置上一拉下来，宫廷高官又一次从民选政府中分离出来，基本上跟古老的过去一样。然而，宫内大臣一职在明治后期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土方久元（1887—1889年）和田中光昭（1898—1909年）两个人来担任的，他们都是来自土佐藩的维新志士，在进入宫廷之前，都在政府部门做事，因而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是很特别的。当说到1885年到1912年期间宫廷权力受到寡头政治的控制时，实际上指的是一小群维新同僚相互影响的局面，它包括其中与土方久元更为亲密的伊藤博文和对田中光昭更有影响力、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天皇本人更有影响力的山县有朋。 (46) 这些人并不总是合作或者说相互同意，而且导致1889年以后天皇被回缩进皇宫内的专横决策是不是他们共同做出的，还是值得怀疑的。更为准确地说，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他们的授权和利益虽然互相补充，却是针对他们各自的职位的。
宫内省竭力守护皇宫的自治权， (47) 维护天皇的最高荣誉。第一方面是在与政府进行司法权争吵的过程中履行的，宫内省反复维护它的皇宫管理权限，反对其他省部的侵入。与文部省发生的争论是哪个部门来分发和控制天皇的肖像以及教育敕语；与内务省争论的是其在地方上准备皇帝出行所发挥作用的大小上；甚至还跟首相发生争执，宫内大臣田中光昭拒绝听从首相的召唤前去他的府邸，因为除了天皇的命令之外他不听从任何人的命令。 (48) 第二方面，宫内省通过慎重控制哪些帝国部门会冠以皇家的名义，来履行保护天皇形象的授权。帝王赏赐的对象，无论是幼稚园还是医院，抑或是对寡头政治家的个人“奉献”，都是由宫廷官僚机构部门来决定的。 (49) 参拜伊势神宫，允许会见那些要求觐见天皇的人，或者是在1903年军事演习上的会见，首次准许地方产业家进入天皇的陪从队伍中，以显示“皇家带头鼓励企业、敦促减缓进口和增加出口”等决策——皇帝赞同的这些安排都保留在宫内省的职责范围内，而且有助于形成明治后期向公众塑造的君主形象。 (50)
那些年与天皇最为亲近的寡头政治家中，伊藤和山县最为突出。天皇本人觉得与伊藤更为亲密，他经常就诸如议会政治的细节等事情咨询伊藤：如果新成立的国会不赞同政府的行政提议，政府将怎么办？1890年2月，天皇这样问道。“尽一切努力来说服国会配合”，伊藤回答说。 (51) 无论是在伊藤的人力车翻倒时还是在他的葬礼上，天皇对他通常都保持高度的赞扬和特别的关切。 (52) 但是，天皇对其很少显示个人热情的山县有朋，在塑造帝王形象的意识形态部署方面，远比伊藤更有影响力。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山县在皇宫内培植起来的关系，不仅是在明治后期，而且从1909年到1920年就在培植，那时他要确保宫内大臣一职由他的同盟来担任。
不过，山县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长期对意识形态问题感兴趣。1880年代伊藤还在处理皇宫的政治和法律地位的时候，山县就开始为宪制政体做准备了，这个政体中的天皇以及他掌控的忠皇派在民众里已经非常引人注目了。山县在与皇家对其臣民指示密切的两个相关法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82年的《军人敕语》和1890年的《教育敕语》。据传记作家们说，山县还由衷地崇敬皇室——伊藤则很少受到这样的一种评论，而且还在他的花园里建造一座圣祠来纪念天皇，每天进行敬拜， (53) 无论下雨还是飘雪，以表示他的忠心，甚至在年老的时候，也是如此。 (54) 山县对天皇公共形象重要性的意识，还体现在他对诸如田中光昭提议的小事细节进行关注上面。田中曾提议取消天皇原定要出席一个地方宴会的安排，因为该地区在流行一种传染病——痢疾。山县反对说，这样做会让当地人民失望，是不合适的。 (55) 但总的来说，他喜欢敕令、喜欢高高在上的皇帝威严，而不是天皇的个人亮相。据说，1896年，参加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加冕典礼之后，山县曾表示，希望日本的宫廷仪式也要充满类似的神秘和威严。 (56) 事实上，对于山县、伊藤以及其他的维新一代人来说，把天皇与他们读到过或者在出游欧洲过程中拜访过的西方君主联系起来，也许是他们对于什么才是天皇在民众中适当形象的最清楚的指南。
对于许多民间意识形态学家来说也是如此，1880年代后期他们已经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努力唤起基于日本无与伦比的皇室一系统治之上的一种民族意识。尽管像陆羯南（1857—1907，日本政论家）这样的作者们强调了皇室的无与伦比性，但是大多数人还是热衷于比较每一种类的皇室。 (57) 德富苏峰年轻时很少提及天皇，而在1890年代初期开始援用天皇，像西方国家那样做的一样，来指望他们的君主提供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的源泉。 (58) 1901年，他提到“1900年5月皇太子的婚姻，在一夫一妻的新制度下，1901年皇家继承人得体的出身”，来号召人们要避开上层社会不道德的方式，相反要仿效家族道德规范和人类关系的皇家典范。作为说服他的报纸读者信奉他信仰的最强一点，德富苏峰援用了一句英国谚语“皇室乃荣誉之源”，来说明“日本皇室乃社会道德之源”。 (59)
涉及西方君主最为普通的事情则更加具体。 (60) 报界不断地提及欧洲的皇室，来补充对于日本宫廷的日常生活以及皇室成员的日常活动的报道。得意于自己的报道来自“云端之外”的东京《朝日新闻》报，1890年详细地报道了意大利皇家悼念其国王的弟弟的过程；1911年报道了“我们的天皇和帝国同盟国的君王以及英国、德国、俄国和奥地利等其他国家的君主，互相致电祝福新年”。 (61) 报纸、杂志还刊登了欧洲王室的飞短流长，当时的英语识字课本上出现的“国王”和“女王”，在同一页上用“皇帝”和“皇后”来解释。以分析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衷心服务于政府而著称的学者井上哲次郎，把明治天皇与他的外国同行进行了比较，发现明治天皇比拿破仑或者亚历山大大帝更加品德高尚，后两人不仅没有人情味，而且还没有雅致，因为他们不像天皇那样有诗词才情。虽然就维新以来日本的进步发展来说，德皇威廉一世好像也不是明治天皇的对手， (62) 但是井上说，最恰当的比较对象还是德皇。天皇驾崩时，无论是过去的君主，还是现在的君主，没有跟天皇做过比较的几乎没有，而且众人发现他与他们不仅相似，而且更优秀。 (63)
天皇的帝王形象如此广泛地显现在明治后期，这得归功于满足民众好奇心的大量令人信服的细节上：关于天皇善骑和美食兴趣的描述——能品出一条香鱼是京都桂川河的还是东京多摩川河的，以及其他广泛流传于当时流行文化中的帝王的轶事。报刊、版画商、折扇制造商、画卷以及印有帝王肖像的纪念品，还有皇家供应方面赢利的产业，都随时准备着用全面报道和王族承袭下来的不太成熟的烦琐程序来激起和平息民众的那种好奇心。尽管宫内省徒劳地想控制非官方的帝王形象，但事实上，明治天皇虽然又一次高坐于云端之上，却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为民众所熟知。 (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