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语境
一
那个时代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当时思想家们正在就他们在明治晚期所说的每一句话作出回应，当时的社会已为他们的每句话贴上了时代的标签。因此，他们所产生的思想语言欣然取决于当时的社会，主要由于其社会效力。从这一点上来看，思想意识的考察必然要从语法的层面过渡到语境的层面。在对语言的分析中，文法学者或许可以停留在种种相互作用上，这些作用可以形成会话且可以使其成为被彼此理解的表述。然而，在一场关于思想过程的讨论当中，有必要采取进一步措施。这是由于思想家们不只期望自己的言语为人们所理解，而且还希望为人们所信任，甚至希望人们可以遵循它们去行事。为了创造可信的思想，人们需要做的远不止于统一货币这么简单。
除非思想表达与人们所接受的指导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一致，否则出现的任何形式的霸权言论都可能经不起考验。无论是在消息所强调的中心部分，或是在附属从句未经强调的部分，抑或是在高深及沉默的社会意义中，与大众了解的相同，似乎思想表达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现实的“相似度”愈高，就愈发显得无懈可击。尽管其迷惑性很强，但似乎完美无瑕的事物往往能够在不遮蔽大众视线的情况下足够顺利地融入社会版图。某个因素可以如根深蒂固的儒家社会伦理突然之间即被《教育敕语》奉为无上真言，或如民族统一这个护身符一样因其可操纵性在日本国会召开之前被用来避开政治。但是在提出这些观点的当时的背景当中，两者本质上均不“难令人相信”。的确，孝道和民族统一似乎不需要人们将其视为积极的信仰；很大程度上只要避免人民公开怀疑即可。简而言之，这种思想表达与生活经验的一致性促进了思想价值观中的“明显的不可见性”。
因为这种一致性总是更显见，明治时期的思想从不会完全同其原本意图要勾勒的现实相符。
然而， (49) 在1915年之前出现的日本思想语言却与创造它的社会具有足够的一致性，总体上它貌似真实，甚至在诸多方面均符合常识。这意味着在明治时期，日本人可以在没有过度竞争或高压政治的情况下共享基本前提，并且可以就与他们相关的特定构想展开辩论。然而，在这种存在普遍可信性的框架下，一些明治时期思想如当时日本人民的生活经验相较于其他思想似乎更易于存活下来。而在这种一致性中散漫形成的差异可以有助于解释：相较于明治晚期的社会思想，为何日本的思想表达似乎变得更加无懈可击？
与时机有关，在思想上创造一种“民族感”的努力在1880年代晚期聚集了力量，通过追随当时的政治事实，这种“民族感”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出现。换言之，明治时期早期的变革已经为晚期思想家们努力去提供民族精神打下了民族基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890年代，宪法体系刚刚起步，民族统一也正处于从既定的条件向政治现状过渡的过程，而日本从1860年代开始在世界上寻求的地位仍需要在未来实现。因此，当时的时事评论员从事着多样的思想行业，而他们的工作与其所解说的系统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历史变革和思想建设的同时代性适用于明治晚期日本的思想表达，这种表达是一致性中最初的优势。19世纪，国家和天皇在驱动思想家方面的种种计划也同时受到了对方的驱动，而以经验和思想之间的辩证法来看，表述和规定性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接近。
本民族的思想也无懈可击，因为他们似乎适应19世纪日本和世界的各种现象，而他们也确实做到了。当代君主、民族统一、民族独特性、公民权的现世道德观，以及对君王愈演愈烈的吹嘘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耗尽明治晚期的轻信性。通过长期探索和反复讨论，这些价值观亲密而自然地不仅存在于政府大厦中，更存在于多元社会领域的诸多角落里。大量与国家相关的历史同丰富的可用价值观详细清单相匹配，这些价值观即源于日本的传统也源于从西方挪用的更新式的思想源泉。而且，在1890年到1915年的25年当中，出现的事件多半支持了国家和君王的观点，使得后者得以广泛传播。
人民开始习惯于视自己为国民。 (50) 在战争中取得的成功使得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壮大。在天皇去世以后，因为“日本在45年里取得了西方国家要花费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取得的成就” (51) ，所以日本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国内的一致赞誉。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讲，直至1945年战败，19世纪日本的思想最终也并未受到驳斥，而且其中的一些思想，如公民的“民族感”，一直延续至今。
除时机以外，价值观的适当保留、历史的支持、及时性——更精确地说，及时性的缺失——或许也促进了明治时期民族感的相对有效的交流。当时民族价值观的集体认同更容易实现，或许是因为他们对人民生活没有过于直接的影响。在明治时期的日本，除非在战争时期，否则很少有人会一觉醒来后有意识地思考到国家这一层面。对国家征收（如征税、征兵等）所导致的不满大体上指向那些管理他们的中层官僚。在明治晚期出现了保佑逃避兵役的神灵，家人会向神灵祈求他们的儿子体检不合格，但兵役逃离的现象与当时大众对天皇的崇拜相互矛盾 (52) 。向前来调查问询的官员隐瞒关于家庭财产、预算、纳税和债务的消息——用一个模范村的村长的言论，即向“科学”保守“秘密”——这却不会与家庭成员履行其他国家义务起冲突，如做军队后备军和成为“爱国妇女” (53) 。到了明治末期，人们不断向官员表达要求和不满，但同时，升国旗和为君主欢呼则相对容易地随处可见。
在政治价值观这一问题上，情况多少有些不同。阻遏政治的思想努力和建立有效运行的议会体系二者之间的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明显。政治以党派和“利益关系”的形式无处不在，加剧了思想和经验之间的紧张局面。在国家政治中，政府自身说一套做一套。这些紧张的问题同时出现于议会思想的规划中，这种思想营造了一种完全政治化的氛围，成为去政治化官方版本的替代品。然而，由于政治离大多数日本人民的生活经验较远，他们之间的矛盾便不至于十分突出和尖锐。
相较于民族思想甚至政治思想，明治晚期的社会思想从最初即与他们不甚一致。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时机问题。因为思想精英们开始加大力度关注“复杂的社会”这一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回应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已经多多少少不是他们能够应付的了。在明治时期两次战争的这十年当中，“文明”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变得愈加明显。同时，这些影响为思想家们展现了已经在进行当中的一项20世纪的工程。带着明显的惊喜和诸多愤怒，思想家们开始对其进行回应。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晚期的人们似乎在追赶现实，紧跟着社会变革的脚步建构着属于自己的社会。通常的结果便会在他们自己所描述的情境——或者他们诊断出的典型症状——以及为治愈其诊断出的症状提供处方。明治晚期的社会思潮在导致产生这些思潮的社会现象之后出现，可以理解它们似乎有时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
在国家问题上，思想家们基本尝试从社会问题上去推行变革，然而，也有很多思想家认为应限制变革的施行。为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他们重振农业的神话。身处城市化社会，他们神化村庄。法理社会唤醒了礼俗社会；面对个性化愈加得到推崇及社会的反常状态，思想家们将家庭奉为神圣——其实是以家国的隐喻来实现对家庭的神圣化，而且至少同等程度上起到了教化国家的作用。随着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观点进入大众道德的视野，甚至农村地区的日本人也开始寻求做好准备登上舞台，在指导下寻找“增强你的记忆力”和治疗“不可避免地伴随文明而产生的神经衰弱”的家庭秘方 (54) 。但对于同样的苦难，平均地权论者主张道：城市以竞争运作，但农村却以不同的原则运作，于是他们规定合作统一，共同奋斗，以及终止高等教育 (55) 。对于农村经济困难，人们普遍提出了解决办法，即从节俭、肥料、农副业（如凉鞋制作和养蚕）等方面入手，而财政上拮据的当地人则会听取关于关于朴素和更为有效的社区自救的讲座 (56) 。1880年代和1890年代的人们常常提及的那些生活水平不高的农村人士如今早已湮没在“富有都市气息的、官僚化了的”地方精英的世界当中，并且领薪水的城市中等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思想家们开始愈加严厉地批判中等阶层的自私和懒惰。至于劳动阶层，他们普遍倾向于一言不发。同时，小资产阶级开始了解武士道精神，而农民开始了解对神灵的崇敬 (57) 。
这种对过去社会的呼唤十分吸引人 (58) 同时又很伤害人，因为它假定了一个大众呼唤的世界的恢复，尽管它即将消失。在常见的价值观清单中包含家庭、村庄和社会习俗。这份清单本身并不缺乏可信度，尤其是在农村。因为家庭观念源于这里，且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这里。但是，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考验已不再能支撑传统意义上的真理。因为，在日常生活的使用中，人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事实就该如此。越多的经验赋予这些真理以谎言，真理就会愈加精辟，愈加圆滑，愈加神圣。社会经济变革陪伴着日本过渡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大型工业化社会。面对这些变革，要保持住这些真理需要付出相当巨大的努力。而且事实上由于这种过渡刚刚起步，因此，介于官方社会神话及社会之间的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大，这种社会正处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当中，且其农业部门愈加不堪一击。因此，通常情况下，经验驳斥了思想建设，证明其实用性从最初就存在问题。
明治晚期的各种关乎社会的看法遭受了不利因素的影响，不仅仅是时机问题、占主导地位的农村价值观体系，还有随之而来的历史关联的匮乏以及及时性问题。不同于民族价值观，社会劝导更多情况下要面对的是——正如日本人所经历的——日常社会经济的现实。一方面频繁禁止对物质主义、创业热和暴富的投机思想，从而与农民自身的经济常识产生了矛盾，因为当时的农民常识性地认为任何有前途的 (59) 商业计划都比明年的水稻或大麦收成不佳可取。关于祖先们职业神圣性的布道对于相对贫困的农村人口来说可信性不强，而当时的经济困难则说服性更强，经济上的难题可以驱使农民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儿子成为农民工，到城市中去寻求工作，或到海外如朝鲜和北美找工作。在一些村庄中，约近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离开了农村，居住在异乡，而剩下的五分之四的人口当中则不乏所谓的“美国寡妇”，她们暂时且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都将与丈夫们分离，于是对剩下的男人们来说是一种道德上的威胁 (60) 。无论情况是否是这样，政府官员和巡回布道者们经常会讲一些与当地听众生活经验相悖的事情。可以理解，村民们开始怀疑对他们的奢侈生活水平的反复指责。评论家们赞美着那段时光，那时只有村长们家的地板上才有榻榻米的垫子，同时在1913年，评论家们批评了佃农们，因他们竟也期望如此奢侈的享受。自此，评论家们加入到了一场反对经济利益和社会变革的艰苦斗争中去。 (61)
由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确遇到过这些问题， (62) 所以在这些人以及思想家看来，意识形态的差异性极其明显。在“国家意识”基本成型很久之后，他们仍一直在苦苦探索“复杂社会”的种种出路。
民族的社会观念想努力扭转社会经济变革的方向，因此它们与社会的观念二者皆毫无例外地融入明治后期的历史情境之中去。然而，在1915年二者之间的差异还仍然可见。思想家们常常祈求回到乡村的过去，而社会正在走向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尽管如此，在目前这个环境中社会的发展趋势可以说确定无疑。但毕竟在日本，乡村仍然占主导地位：1915年约有五分之三的高薪从业人员从事农业工作；1913年接近四分之三的日本人居住在人口不到10000的地区；半数日本人留在人口不到5000的城镇及乡村中。 (63) 1910年，日本针对21个县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了一次调查。人们预期该项调查可以揭示出土地所有权集中化在急剧上升。但结论与之相反：1899年到1908年间“没有显著的迹象”表明土地发生了频繁的转让，土地所有权反而“极其稳定”。 (64)
无论怎么哀悼农耕传统的即将消失，这一传统对日本民众来说都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日本民众认为——至少是希望——可以保留农耕传统的精华，甚至可以重拾逝去的传统美德。希望与经验之间的矛盾只存在于时间的可能性当中。这也同样适用于意识形态语言的其他方面。重申人们熟知的美德、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较之中国与朝鲜）——对大多数日本民众来说这些都很合理。即使是那些不可能宣扬类似观点和立场的人也认为争论这些意义不大。为影响日本民众，思想家们写了卷帙浩繁的书籍。这些书籍以及意识与经验当时的一致性使得明治后期的神话变得真实可信，可以这样说，现在仍盛行着这些神话。
二
随着明治时期的结束，当时这种一致性也不复存在了。可以预见，适合某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并非必然适用于另一个时代。然而明治时期思想的保守本性无疑加剧了后来出现的一致性与可信度之间的矛盾。
考究主要意识形态语言的保守性 (65) 部分的目的在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是谁的思想？就代际、社会构成及集体忧虑而言，统治着意识形态解读过程的那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同那些人提出的观点一样，很大程度上他们自身也是明治时期的产物。(https://www.daowen.com)
总的来说，思想家可归为两代人，这两代人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第一代人生于1830年代和1840年代，明治维新事件使得这代人在其职业生涯初期就掌控了日本的政权。这代人大都一直为官，甚至在他们被称为“天保年间的老人”之后依旧长期为政。山县友朋是早期意识形态的代表人，生于1838年，卒于1922年。在1870年明治改革初期到一战后这段漫长而多事的时期内，从30多岁到80多岁山县有朋对日本政府及其意识形态一直影响重大。第二代人生于1860、1870年代，德富苏峰把这代人称为“明治时期的新人”。像德富苏峰一样，这代人年轻时已小有名气。 (66) 山县友朋那一代人填补了国家政治领袖的空缺，而第二代人则一心急于谱写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坚信的明治时期的未来。第二代人的全盛时期正好处于明治末期，即从1880年代到1910年代之间。 (67) 因此这个时代孕育出了许多最为活跃的思想家，包括在官僚及军事领域山县友朋年轻的弟子们、在中心官僚机构中位居中层的职业长官以及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同时期的新兴意识形态才得以形成。德富苏峰在整个1940年代期间一直很活跃，足以使美国在战后以“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的罪名逮捕他。他于1957年逝世，终年94岁。 (68)
这两代人引起了明治时期的变革，同时他们也是明治时期变革的产物。随着他们的老去，新设立机构的人员也渐渐出现了老龄化现象。1911年大隈重信指责日本议会上院为“官僚们的养老院”；又谴责下议院“官员老龄化太多，这些人并不能正确代表日本民众所关注的新近的焦点问题”。 (69) 大隈重信一贯会对掌权者进行投机取巧地批判。尽管这次控告也不例外，但是在评价议会成员的年龄上他是正确的。
1890年， (70) 选举产生的官员中有45%是20到30岁的青年，下议院中年满或超过50岁的官员仅有17%。到了1924年，年满或超过50岁的官员达到了56%，而未满40岁的议员人数只占到了10%。 (71) 中央及省级政府高层领导中以及从事政治、教育及商业的上层精英中都出现了这一老龄化现象。1870年代不到30岁的官员到了1890年代都已年满40岁。截止到1920年代，政府部门高官要职的当权者大部分都已年满50岁。这种官员模式一旦建立，便会一直沿袭下去，直到现在这种模式依然存在。 (72) 与此类似，明治时期当地的精英们在1880年代还称得上年轻，但到了1910年代精英们也年事已高，上了年纪的官员频繁出现。比如有一位常年坚持记日记的地主相泽菊太郎，他生于1866年死于1962年。1880年代末期相泽菊太郎还很年轻，在一些乡村自助组织中也表现得积极踊跃。相泽菊太郎在1897年当副村长时只有30岁，从1908年到1920年间他一直担任村长职务。之后他又被聘为当地银行行长，直到1935年才退休，退休时相泽菊太郎已经有接近70岁的高龄了。 (73)
尽管山县、德富和相泽菊太郎比其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长寿，但是作为同一代人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政的职业生涯比后来的官员都要长。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几十年里日本进行了深入的体制改革，因此，这两代明治时期的人都在早年就已崛起并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4) 而且这两代人对日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在成熟制度体系内他们的继任者们。 (75) 因为这一代人的跨度长，所以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代人中的大部分既响应了1880年代末期国家意识的需求，同时又参与解决1900年代初期出现的所谓社会秩序上的危机。因此，他们对这两个任务分别做了不同的准备。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这两个任务出现在不同的时期。
作为一代人，已故的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也经历了激烈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由明治维新之后的改革应运而生。封建阶级中既有旧时的武士又有平民，其中武士经常在本阶层内部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而平民大都是地主和富农。但这两类人都是依靠自己的成就获取了成功，而并非凭借其祖先的地位。“武士精神”体现在明治时期所强调的忠君爱国当中，而平民思想家与旧时武士都具有“武士精神”。 (76)
社会阶层中既有传统的乡村精英又有新兴的现代中产阶级。这两类人的城乡意识形态往往大相径庭，但是由于处于同一社会阶层，东京的官员、新闻工作者同大多数留在当地的名人通常在国家与社会问题上的观点比较类似。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乡村的新近移民构成了城市的中产阶级，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共同经历并推动了明治时期的体制与经济的发展。可以这样说，那是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在保护明治时期国家成就及社会制度方面拥有专属权利。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既不是贵族、农民，也不是再次提及的基于欧洲模式的中产阶级。他们代表着新旧中产阶级精英混合的社会群体，是明治时期主导现代日本社会构成的代表人物：这一中产阶级以其通过教育和成就所取得的社会流动性为荣，同时也密切关注现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以巩固自身的地位。
与此类似，明治思想家们的共同关注也超越了其经历的形成时期。他们的一些经历与1910年代日本人的经历迥然不同，这一点在当时引发了人们的热议。新一代的年轻人，即于1880年代后出生的那代人，常常欣喜于这一差异。他们也乐意生于这样的年代，在这个时代里：
“现代”这个词语有种奇异的吸引力。中老年人及一些学者对这个词心生厌恶并且感到无比的痛苦。但与此相反，大多数年轻人及另一些学者却对现代主义大旗之下也已取得的胜利成果欢欣鼓舞。 (77)
1910年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属于明治时期的前两代人，他们对现代性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不感兴趣。一位评论家认为：一切伟大的变革都发生在明治维新时期，那时，政治原则鲜明，民众以帝国忠诚之道或立宪政府的名义从事着国家而非个人的事务。 (78) 另一位论者则哀叹道：“人们谈论忠孝这个词语的次数越多，这个词语就越容易丧失其真正的含义”，接着他又总结说“当今所有日本人中仅50岁以上的老年人才具有真诚这一美德”。 (79)
现在明治初期成为人们歌颂、 (80) 自豪与怀旧的对象，以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时期激发了意识形态的产生。一位内务省的官员详细列举了1870年代与1880年代间的各项改革并总结道：“在我们民族整个2500年的历史当中，明治时期无与伦比。” (81) 1911年中国的辛亥革命重新引发了日本对明治初期各项改革的重大讨论，并把这些改革视为解决中国动荡不安局面的一种有效出路。在1905年的一本历史作品当中，一名明治时期的第二代人把后明治维新中的各项变革描述为：不单单指政治机构方面的变革，而是“全面的革命、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根本性革命” (82) 。同一时期，人们越来越有意识地关注国家历史问题，国家历史日益成为制度化的焦点问题。1908年日本历史第一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增加到了五、六年级的扩展后的必修课程当中；1911年在文部省的指导下开始正式收集与明治维新有关的历史素材。 (83) 明治末期又出现了国家纪念碑的保存问题。鉴于“虽然美国建国最晚、历史不长，但美国正在做这项工作，”一位保护运动的支持者主张日本也必须开始保护本国愈加珍贵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遗迹。 (84)
在明治末期国家反思的过程中，明治初期被确立为一项历史课题。1868年《五条御誓文》作为帝国政府各项改革的意图与成功的象征日趋频繁地进入人们的视域。1880年代在塑造意识形态方面，《五条御誓文》中的内容似乎过于抽象，但在1890年代《五条御誓文》中的内容又重新活跃起来。《五条御誓文》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又重现在1908年的《戊申诏书》之中，并重申了“统一全国各阶层思想观念”的重要性。 (85) 尽管在随后的10年间，宪法与《教育敕语》将会给出更多的解释与评论，但因为《五条御誓文》是思想家们构思出来的，因此《五条御誓文》很可能会是有关现代性最为出名的陈述。到了1910年代，《五条御誓文》似乎属于辉煌的过去了。尽管有些人反对回归过去，但他们也认同“我们出生的时代与明治先驱们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伊藤公爵取得伟大立法成果的时代与他那一代人“已经成为旧梦一场” (86) 。还有些人赞扬从明治维新到宪法之间数十年当中所涌现的“无出其右的政治领袖们”。虽然那些政治领袖们缺乏知识与经验，但瑕不掩瑜，他们“纯正的民族意识”弥补了他们的不足。 (87)
事实上， (88) 正是明治后期的几代年轻人缺乏民族感这一点使得山形和德富这些人十分担忧。数十年里，他们在国家各项事务方面已经设计好了种种目标。在山形一生所写的大量信件中“为了国家”反复出现。“为了国家”是山形所知的最佳辩护理由；不知真诚与否，他几乎在每封信件的内容中都强调了这个词语。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井上馨之死、“郡”的废除及危险思想的出现都让人十分遗憾；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有轨电车罢工后东京恢复平静，官僚体系在应对议会时的统一以及一次创纪录的农业大丰收都令人十分满意；所有与山形互通信件的人都尽一切办法劝说山形“为了国家”保重自己的身体。 (89) 在德富出版了的一些作品中、受欢迎的各个专栏中（德富把专栏命名为“训诫”，并把这些训诫收集为自己的周日闲聊），以及在他的各项历史作品中，类似的说法随处可见。 (90) 1913年德富对一群年轻人说道：“我表面上看来一直处于简单休闲的状态中，但实际上我的头脑中一直充斥着各种忧国的思想。” (91) 事实上，那些思想已经成为他那一代当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写照。
日本的目标已经变成保护其自主权、抵御西方国家对自己的威胁。这一目标在明治维新及明治早期激励着山形的事业蒸蒸日上。明治末期，德富及其他人努力想提升日本的地位，使之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明治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前述的两个目标都一一实现。但对于这几代当中的评论员来说，这些目标似乎永远处于威胁当中。日本每年的新年回顾会上都会描述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文明的进步，当时日本正处于危难当中，而且刚刚恢复了帝王的统治。文章常常能以理性的思维做出总结：以后没有非凡的付出，“1906年的奇迹”（或者当时讨论的某一年份）将不会持续下去。 (92) 在山形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的言辞中不时地流露出担忧国家能否兴旺发达的类似观点。由于“白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我国”，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预示着在远东会有一场种族冲突，而当时的日本外有俄国革命，内有“抢米风潮”，这使得他“非常担心与焦虑日本的未来。” (93) 1913年德富带着对日本未来的思考在其向一群人演讲时的结尾说道：我们所处的世界“现在正给我们施加着沉重的压力。”
因此即便日本暂时可以稍作休息， (94) “但是务必小心谨慎、居安思危……提前做好万全准备。” (95) 我们“为了国家”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能会付之东流，这一观点在明治较老的两代人中的思想家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思想家们对日益膨胀的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各种后果的担忧加剧了对上述观点的恐惧之情。俄日战争后期，思想家们认为对国家最大的威胁似乎来自国内。在这种情形下，思想家们提出了社会的观点，以确保国力能得以保护，使国力免于徒劳地浪费在国家混乱、发展衰退之中。因此他们反思过去，好像要去找到一些迄今为止决定日本成功的关键因素。村庄、家庭、社会道德、节俭、武士道精神、农业及神道教——这些因素合起来似乎在明治初期有力地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因此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在未来像壁垒般防止日本出现国家分裂。
国家进步发展带来的一些负面社会效应可能会摧毁其产生的正面的国家成果，这一恐惧使得日本从意识形态上努力去修复过去数十年的社会团结。山形对于日本民众“情感、习俗及思想”的担忧促使他在1913年的大正变革后要求军队的72名国内的团级指挥官每人都提交一份报告。所提交的报告中频频出现关于对乡村进行文化入侵的毁灭性描写。山形的手稿中有许许多多的符号，一些与乡村自治政府中分裂的党派政治相关，但大部分都是关于年轻人爱国意识淡薄以及奢侈浪费的作风。偶尔山形会记录在应征士兵中普遍出现的沙眼事件，但他常常会在一些句子下划线强调，被划线的句子记录了乡村新兵夸耀丝巾及金边眼镜的频繁性——实际上其中一名东北青年所带的眼镜并没有镜片。低水平的国民教育使他不安，民众通过圆滑的手段获取应征豁免也使他担忧。尽管东京的青少年并非文盲，尽管他们会进行计算并且掌握了实用商业语言，但是许多一流小学的毕业生却对伊势神宫一无所知。当一位小学教师被一名官员问及伊势神宫时，他也并不能清楚地作出解释。 (96) 一位名叫相泽的“地主”也记录过类似的令人懊恼的事件：在征兵体检这种庄严的场合，当地青年人却表现得“不守规矩、甚至十分任性”。 (97) 山形和其他人把青年人的毫无章法、奢侈以及自私自利的特征看作国家危亡的社会证据。
“物质主义的发展使得社会走向粗俗、 (98) 变得动荡不安。粗俗的社会或许尚在容忍的范围之内，但社会动荡却会对国家的安定造成威胁。” (99) 一战后德富写道。镇压社会主义也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因为正如评论中所说，“单单‘摧毁’这个词就足以使日本政府心生恐惧了”。 (100)
1910年代使明治时期的思想家们愈加恐惧的是日本的未来。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自19世纪便开始致力于使日本兴盛繁荣的事业。沿着保守主义的路线（如曼海姆 (101) ）因此他们时常争论称制定宪法、设立议会、实行杂居制等政策的时机还未成熟。 (102) 然而，以国家进步的名义，他们判定自己最终会深思考虑这些及其他的一些变革。后来由于早期的一些改革使得社会变革在明治末期日趋明朗化，思想家们开始暗示时机已经过度过熟，社会在衰退，相应地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思想家们态度发生变化的时刻正是他们认为社会变革可能会摧毁日本业已取得的国家成果之时。他们从意识形态上努力使社会回到过去，他们有时会过分地担忧青年一代的堕落现象，这些都源于他们深深地恐惧“明治时期所取得的光辉成就”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不只是思想家们对此担忧。一方面，明治后期人们认为明治时期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许多畅销杂志预测明治时期会继续延续半个世纪，各个村庄也在积极筹备明治一百周年的建设规划。 (103) 另一方面，191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走向未来的“一个转型时代”，而未来的轮廓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104) 明治时期的许多日本民众一生之中经历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日新月异的变革，一位西方观察者写道：这种变革“致使人类异常地感到自己已经变老了。” (105) 一位撰写国家道德纲要的作家1916年带着优越感表示：“大多数保守主义分子都年事已高；他们都有着怀旧的心理。他们并不理解现在的时代，也不赞同现在的时代。” (106) 当然，像大多数精英一样，这位作家把自己视为一名进步分子，虽然他的书致力于解释意识正统的各种原理，比如国体、家族世袭制。年龄是个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是未来的不确定，因为绝大多数的日本民众主要还是希望继续维持现在的社会，而远非排斥反对现在的社会。因此大多数日本民众容易受到那些承诺“使社会一成不变”（如巴特 (107) ）如之前日本历史一样，人们抗拒彻底的变革，再加上后来又把变革整合到现状当中，这二者使得明治时期的思想以保护国家进步的名义变得保守谨慎。 (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