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社会
一
意识形态的形成是连续的过程，因而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构成含有更早年代的线索。为什么一直贯穿那几十年的线索——比如说，作为国教的神道教——长期以来往往被人们忽视，却突然被早期曾经不屑一顾的那些人纳入意识形态的结构之中，这的确是个问题。然而，相反的问题却更为引人注目。是什么产生了让人们着手去编织这种意识形态的危机意识呢？1880年代，当这个问题的现成答案是“国家”的时候，一些人在回应从西方国家主义学到的经验，也就是马修·阿诺德所谓的“这种现代生活的怪病”。但是，一些人被一种对政治的深度怀疑和恐惧所驱使，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陌生的事物，一种更具威胁性的苦难。意识形态——以国家意识或者公民道德的形式——如果广为传播，编织得足够严谨，那种趋向政治不断闪烁的势头之火，有可能在议会制度重新点燃之前，就熄灭了，这在1880和1890年代不是一种不正常的希望。
然而，政治和国家并非意识形态形成的唯一动力，其他的很快就赫然出现了，营造出意识形态活动好像要蓬勃发展的一种危机氛围。对此，除传达19世纪民族国家必须履行的责任之外， (43) 明治晚期把不太容易驾驭而又令人不安的社会变革需求留给了日本近代意识形态。从1890年代末期，日本急于走向近代性的社会恶果就摆在了明治思想家们的面前，那时候，社会问题受到了大众关注，在日俄战争之后的整个10年间（1905—1915），针对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工作达到了如1880和1890年代宣扬民族国家那样的程度。
从1870年代早期以来就明显积聚起来的社会变革为什么在1890年代末、20世纪初成为意识形态的焦点，这是个问题，其答案各有不同。当时，投入到社会问题的倡议者们把他们的问题归因于社会的进步是很平常的。他们认为，日本沿着世界近代化之路已经前进了很远，在这条道路上，“一旦政治问题解决了，社会问题必然要出现”。国家的主要政治事务已经随着宪法和国会开幕而确定，“现在，社会问题已经成为政治家们的主要工作” (44) 。这句话是1896年一个支持产业立法来防止社会矛盾的保守派官员说的，是用来响应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宣扬这种矛盾的反对派活动分子的言辞。两方都援用欧洲经验和欧洲理论来说明，在未来的几年里，社会问题的凸显是不可避免的 (45) 。曾经反复宣传有关国家民族的新闻界现在充满了社会说教和对社会意识感的呼唤。学者和新闻工作者都一致认为，正如日本已经满足了19世纪物质文明、国家强大和政治权力的要求一样，现在它要满足20世纪社会方针和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46) 。其他人——比如说一个给县级地方官员上课的统计老师——自负地指出，最新的知识需要的不是关注“国家之事件”，而是“社会之变故” (47) 。他鄙视1880年代那不是通过职业来区分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而可能是通过封建阶级）过时的方法，认为那不合“逻辑”。因为“逻辑”把世纪之交的日本的各种进步势力都连在了一起，令其关注社会。
这种关注，像“社会”这个词语本身一样，对于明治时期来说是新鲜而陌生的，或者是它的拥护者自豪地那样宣称 (48) 。他们认为自己现在已远离1870年代，那时福泽谕吉已经断言“日本有政府，但没有国民” (49) 。到了20世纪初，在他们看来，日本似乎既有政府，也有国民，但好像要落后于接下来的文明开化重任， (50) 一个社会重任。无独有偶，久米邦武在1921年声称，“在日本历史上，就没有社会概念”，因而，驱使日本继续下去的是与西方不利而权威的比较，这一点启蒙思想家们一直在做 (51)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很多在20世纪初出于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目的，而着手解决社会问题的人们，觉得自己处于民间知性关注的前沿。
对国家的关注不可避免地转到对社会的关注，无论这种感觉有多么真实，它都不是当时人们潮水般进行社会评论的主要原因。没有太多智慧却广为听到的声音，明明白白地在为突然变得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呐喊，给予不同的鼓舞和激励。他们说，社会一片混乱，充满弊病，为经济困难所困扰，为生存竞争所动荡，为劳工问题所不安，面临危险思想，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以及工人与资本家的鸿沟所分裂 (52) 。地方上， (53) 比如说青年人，违法乱纪，自治混乱。城市里充满邪恶的臭味，使得年轻人走上邪路，引发社会冲突，甚至是革命。风俗颓废，道德败坏。而且，中产阶级是人们指望获得城市稳定的根本来源，他们本身已经演变成“社会问题”了 (54) 。在19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初，政治家、地方官员、新闻工作者、小说家以及说书人一起形成社会大变动的一套话语，而那在西方人听起来，宛如圣经一般 (55) 。更早时期有关国家统一的用语是考虑未来的，有关社会问题的用语面对的是现在，而且处处显得混乱不堪。
对于混乱的根源，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知识分子为农村中产阶层伤透了脑筋，有些知识分子为那些穷苦人，常常是城市下层人而十分烦恼 (56) 。一个官僚集团哀叹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衰退了，而另一个官僚集团却在严厉指责农民的商业意识落后。然而他们却共同组成了一支意识形态合唱队，像希腊戏剧中的合唱团一样，即参与其中又对其进行评论。他们的声音虽然不和谐，却都共同唱出一个歌词“社会”。社会问题、社会变革、社会政策、社会教育、社会革命、社会小说、社会主义、社会学——合唱主题非常清晰。
1901年， (57) 抨击帝国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思想家。译者注）和鼓吹帝国主义的元老政治家山县有朋两人都在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辩论 (58) 。1901年7月，在指导新任首相桂太郎（1848—1913，长州藩出身，日本现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的掌门弟子，在山县有朋隐退后成为其代言人，3次出面组阁。译者注）和其追随者时，山县有朋表达出他的感受，“将来，政府的困难不会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内政”。因为在那个时候，山县头脑里想的是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以及与英国的结盟，很显然他没有放弃对外国问题的强烈关注。然而他却在信中表明，他比较担忧的，也应该是桂太郎的担忧，即社会失序的后果。就在三个月前，日本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已经成立，但在当天就被取缔。山县警告新任首相说，“现在的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很复杂，大政方针会慢慢不知不觉地变得混乱起来，最终会不得不改变日本之船的前进航道” (59) 。对于社会主义者所宣扬的东西，山县会让桂太郎把稳船舵，进行阻止的。
因为20世纪初关于社会的理念，就像19世纪80年代有关国家的理念一样，都共同属于意识形态内容。它既不全部属于政府，也不属于反对方，也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集团。就像希腊合唱声中激昂的声调一样，意识形态是通过集体产生的美德而获得权威的。而对于不受胁迫出现的霸权思想而言，正是这种普遍而和谐的关注（无论个体声音多么不和谐）才是第一重要的。明治政府突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常常被认为是反对社会主义，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如此。1901年，的确可以辱骂政府把社会主义当作邪恶的事物而进行压制，但同时政府又婉转地以“社会政策”的名义采纳了一些同样的观点 (60) 。但是现在，就如在19世纪80年代一样，简单的回应太机械，太公式化，无法解释清楚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对社会问题的突然关注，正如对国家问题的关注一样，一定要追溯到不同的群体，他们的社会危机感都有不同的原因。
二
最根本的原因常常是经济方面的，尽管事实是，意识形态语言往往用“社会”来替代“经济”，很像它用“国家”来替代“政治”一样。或者，根据罗兰·巴特的（1915—1980，法国社会评论家及文学评论家，早期的著作在阐述语言结构的随意性及大众文化的一些现象时提供了类似的分析。译者注）说法，他认为神话就是语言掠夺，也许可以说，因为问题是经济方面的，他们的意识形态表述就回避了这个词，好像要用社会和谐来抹去经济矛盾的意义 (61) 。 (62) 这并不是说经济问题被忽视了，只是意识形态对其回应时，常常不提其名字而已。然而，那些经济矛盾是人们觉察得到的——而且是敏锐地感觉得到的。由于“文明的进步，生活的改变，以及新生企业的崛起，因而社会形势日益变得复杂” (63) ，这种看法是常见的，甚至有点悲伤。1890年代的评论家们，很像后来几年的经济历史学家，曾经指出，这个复杂的社会是经济变革的结果，这场经济变革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但是在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后的几年里迅速加快。他们的对手10年后确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的几年里，变化更为巨大——而且正在进行更加不稳定的经济发展。(https://www.daowen.com)
大多数指标表明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虽然在1870年到1913年之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5个百分点，使日本高居世界经济增长率前列，也许是榜首，但是，甚至那些认为经济增长比较平稳而且具有飞快的加速势头的经济学家，也发现19世纪90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出现“低潮”，1909年前后出现“衰退”。其他人论述说，日本第一次“近代”经济的衰退，出现于1890年，1900—1901年（1897—1898年就出现了前兆），后来在1907—1908年间又出现一次 (64) 。努力工作生活的那些人知道，明治晚期经济循环往复的发展时期是一个艰难的时期，就像每一次战后的繁荣就导致了每一次战后的萧条，物价上涨，税收增加一样。政府的支出，因军费开支而猛烈膨胀，也因急剧增加的债务和不断增加的行政管理费用而负担累累，1880年是六千六百万日元，到了1910年增长到一亿八千三百万日元。在同一时期，也就是从1890年到1910年之间，地方政府的支出增加了七倍，加剧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拉锯战 (65) 。
税收不仅增加了数量，而且还增加了种类。尽管地主及其政党在国会中掀起了一场政治斗争，1898年地税还是被提高了。但是，由于现有的酒税和所得税的增加以及新消费税和营业税制度，地税在国家收入中占据的比例日益减少。1890年，地税占国家收入的60.6%，但是在1899年，已经下降到32.5%，到了1911年，只占17.8%。相反，间接税在1890年在国家收入中占23.7%，1899年增至35.5%，1911年达到43.5% (66) 。那时，当然不仅仅是地主们，还有中下层收入的消费者们也要求救济。地方税收在1890年到1912年之间也增加了12倍， (67) 其中户税处于领先地位。结果，每个纳税家庭的国税和地税负担仅仅在1897年到1912年之间就增加3倍 (68) 。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进一步加剧形势的恶化。低收入阶层，无论是工人还是佃户尤其受到打击。尽管经济学家对于明治时期日本的实际收入是否增加有所争议，但是现代的资料很清楚地表明，相当多的日本人在1911年的确觉得生活比以前更糟 (69) 。他们的压力太大，所以让他们有一个更为长远的目光简直是一种奢侈，他们只是认为“这个世界是属于生产者的”。因为，尽管生产日益增长，但是劳动者们却在失业，“而且即便在好的年头里，人们也在挨饿”，这就好比“身处琵琶湖（日本第一大淡水湖，四面环山，面积约674平方公里。译者注），却没有水喝” (70) 。
另外，生产者日益向产业工人转化，因为从1895年到1915年战争期间的这20年形成了日本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上众所周知的起步阶段 (71) 。几次胜利战争——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还有1914—1918年花费少、获利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日本每十年就中断一次的历史，促使了日本经济规模上的飞跃发展，这样的战争常常如此。重工业扩大了，大部分是因为政府的投资，而且资本迅速集中在财阀们的手中 (72) 。由非初次就业与总就业的比例来衡量的工业化率，从1890年的31.2%稳步上升到1915年的43.6%，同时，工业生产在总生产中的比例也在逐步上升。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工厂生产对家庭产业或者说家庭手工业的相对百分比急剧上升，新兴二元经济中的现代经济部门就业率也在逐步增加 (73) 。在城市的工厂里工作，而不是在乡村稻田劳作，这种模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谋生性质，而且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然而，强调工业化在明治晚期急剧发展的经济学家同样很快指出，帝国日本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达到“成熟”的工业阶段。明治晚期的大部分工业依然是轻工业，整个期间纺织业在制造业总产量中平均占三分之二， (74) 占出口总量的一半还多 (75) 。1909年第一次工厂普查中，52%的工厂劳力是纺织女工，其中很多人都是短期工，她们短期工作，或者订立短期合同，然后就回家结婚 (76) 。此外，正如对于帝国日本的每一种描述都一定仪式般所重复的那样，日本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基础，43.6%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12年来自农业。如果再加上20.4%的家庭手工业产值，即便是工业生产急剧上升，也只有36%的产值是来自工业部分 (77) 。农业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也依然没有改变，非初次就业的增长来自经济学家所说的农村剩余劳力。总而言之，对明治晚期经济的回顾详细考察了那种明显的开始趋势，这种趋势在某种意义上还有数十年才能到达“转折点” (78) 。
然而，这种对工业化循序渐进的理解是明治晚期的评论者达不到的。要是那样，他们也许就不太会有社会危机感了。事实上，不像历史学家至少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变化的连续性上，当代人（尤其是意识形态学者）往往把他们的注意力几乎全部放在变化上。往更好的方面变化，往更坏的方面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尤其是后者，是意识形态生产最常用的催化剂。经常是在变革或多或少地被社会主流同化之后，意识形态学家就走开了。这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现象首次出现时，比如说产业工人阶级，它常常会引起意识形态学家的关注。广泛意义上的劳动者，1909年才达到二百五十万人，而到了1935年，达到八百万还要多。但是，在关注明治晚期劳工问题的人们看来，有关数字是1888年才只有十三万六千名劳工 (79) 。另外，劳动者当时还正在闹罢工。1890年代后期，工会作为广泛社会运动组织机构的一部分已经开始建立。争取更高报酬的罢工次数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经济萧条中有所上升，随后又有点回落，然后在日俄战争后萧条期间的1907年达到最高峰 (80) 。对于政府以及从社会混乱中退缩出来的其他人来说，劳工纠纷就像社会主义一样，是一个明显的前兆，表明现代经济生活产生了大规模和无法接受分裂规模的矛盾。
关于经济变化其他后果的类似思想也有所表现。 (81) 比如说，城市化问题，作为一个具有威胁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那并非因为城市——不仅仅劳工纠纷问题——是现代发明物，而是因为变化的规模。19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日俄战争后的几年里，越来越多的人们为工作和教育机会，为社会成功和经济生存机会所吸引，而搬进城市。在1888年到1913之间，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百分比，从百分之七翻了一番，达到百分之十四 (82) 。尽管日本绝大多数还是农村人，但那时很多人还是认为城市发展更加重要，正是因为它对农村所具有的意义。大阪市1897年的人口到1916年翻了一番，达到一百五十万。1911年，东京只有40%的居民出生于该市。尽管事实是，这些城市移民中有很多人基本上是暂时居住的——比如说，横浜市，1907年到1912年之间，大约60%的人口其户籍都留在其家庭所在地，但是他们的人数使那些城市膨胀起来 (83) 。明治晚期意识形态学家发现这种社会现象更加令人烦恼，因为它不仅仅限于首都。地方城市的发展速度也非常快，而且对于诸如四国这样的农村地区的乡村官员来说，松山市（日本四国岛西北岸港市。译者注）“乡村纯朴的风俗”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好像和传言中罪恶的东京街头一样令人堕落 (84) 。
因为，尽管新产生的日本城市居民和工人常常促进意识形态活动，但是意识形态本身针对的不是这些群体，而主要是针对乡村。而且，一直都是关注焦点的日本农村，不仅正在受到来自城市吸引力的扰乱，而且还受到这里所提到的经济变化的全部社会后果的干扰。1880—1890年代，大土地私有者越来越多，而且在世纪之交，遥领地主也急剧增加。在同一时期，自己耕作的地主常常作为农村中产阶层被看作社会稳定的因素，其人数却在下降，到了1908年，租佃在耕地中已经达到了45.5%，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 (85) 。在教育和公共事业正在消费更多的地方资金的时候，明治期间的两次战争，以及以战后管理的名义要求人们作出牺牲所带来的苦难，加剧了农村困难。人口外流、贫穷，尤其是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比如说东北地区，使得一些村庄不复存在，让更多的村庄受到了很大的破坏。日本的农村，曾经是农业生产以及提供财政收入的期望所在，一直能够缴纳沉重的税款，现在似乎处在无法完成这些古老的重任的边缘，在性质和规模上变化得如此之大。 (86) 因而，大量的农业法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出现了 (87) ，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也随之而来。官僚们主张儒家观念，认为农业是国家根本，而且农耕经济论者——想必是要对此进行赞扬——宣称“农村是国家的养料” (88) 。相当一部分支持农村抵制发展对其进一步侵害的意识形态工作还是继续进行下去了，一些人认为道德劝教能够让人们像以前那样继续进行农耕生产，尽管这不利于发展迅速工业化经济所固有的社会经济优势，这种社会经济优势到了1910年还要支撑起一个进行扩张的帝国。
三
明治晚期的评论者们说得很正确：他们所说的进步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就花大气力来进行记录、测量，因而各种社会测算大量出现。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这里提到的论题以及很多其他话题进行了调查 (89) 。新闻记者把当铺日益增加的数字记录下来，军方对逃避兵役的方法进行了合计，还有人（不清楚是谁）把东京街头的老鼠都进行了计算，那些老鼠仅仅在五年之内就增加到了八万只 (90) 。这些统计常常被用来支持社会秩序混乱成风这类的观点。的确，意识形态围绕社会问题而进行的夸张说法本身就很重要，因为那些可怕灾难的前景在任何地方，包括肮脏的东京，都没有意识形态学家在其劝教文章里说的那样清楚可见。还有他们如此频繁批判的社会现象——金钱的崇尚，城市的吸引，先进教育的诱惑——那时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这个词语尽管在意识形态评论中与问题紧密相连，在通俗用法中却常常表达出积极的意义。比如说，几乎全部入学的儿童都热切盼望完成学业后能够进入社会 (91) 。进步好像不仅已经拉开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且还加深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
开始于1880年代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教育， (92) 很快就自然成了意识形态内容，但是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问题似乎更难进行内化。为国家结构和踏上国际舞台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工作确实显得很慎重，相比之下，随后把社会从经济和社会变革日积月累造成的影响中恢复过来的工作则显得慌乱不堪。正如他们对国家进行的诠释一样，意识形态学者必须得逐渐总结出疗救社会的药方。然而，与国家事务相比，各种意识形态来源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较少。也许这是因为，相比国家的号召、政治的骚动而言，社会变革不太容易控制，经济关系更加导致分裂。或者是因为，日本在一方面准备得比另一方面更好。暂且不论这些推测，1905年到1915年之间的十年里用来设置宣传天皇制思想机构的制度，可以说从一开始，在其内部对这些机构要服务的社会目的有时候都不太确定。19世纪国家模式的憧憬好像要比适应20世纪需要的社会观念来得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