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典礼
一
1889年2月11日上午十点，显贵要人都聚集在皇宫里新装修的谒见大厅里。他们身着正规西装，或军装，或燕尾服，光彩照人，面对御座而立。欧洲设计风格的皇帝宝座，按照东方的传统规定，位于大厅的最北面。高高的讲台上铺着红色地毯，两边站着的是文武高官、贵族成员、都道府县知事以及其他特邀来宾。左边的旁听席上是外国外交使团以及外籍人员，右边的旁听席上站着选出来的新闻界代表和县议会主席，人民选他们做代表来出席这样重要的场合。十点半时，明治皇帝身着当时外国媒体所称做的总司令制服，在国歌声中走了进来。随行的有宫廷官员、皇宫警卫，还有身穿西式拖地长裙的皇后。全体人员鞠躬致敬。接着，内大臣三条实美（1837—1891，日本政治家，公卿出身，幕末、明治时期的公卿、政治家。译者注）呈上一幅书卷。天皇朗声宣读诏书，它是以“我们天皇先祖”的名义、“为了我们现在的国民以及后代”而颁布的，是“现在不可变更的基本大法”。天皇从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手里接过另外一幅写有宪法内容的书卷，这样说非常贴切，因为他是主要负责内容编写的寡头政治家。然后，天皇又递给已经走上讲台第一个台阶的首相黑田清隆（1840—1900，日本第二任首相，积极投身倒幕运动。译者注），他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任何人都是不允许俯视天皇的。首相深鞠一躬，接过那部“国家基本大法”。 (2) 据报道，所有在场人员都为这部宪法的重大意义深深感动，尽管事实上，除了参与起草的人员之外，没有人了解这部法律的内容。在外面的礼炮、隆隆钟声和里面的国歌伴奏声中，天皇及其随从人员离开了大厅。来宾们再次鞠躬致敬。不到十分钟，“大日本帝国宪法”就已经宣布完毕。正如人人所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空前的典礼”。 (3)
这个上午的早些时候，天皇已经在皇宫里举行另外一个仪式了，那一次是在内宫，穿的是古代宫廷礼服，因为国家新法律的颁布被安排在帝国建立第2549周年纪念日，即人们熟知的纪元节这一天。除了奉上传统的神道贡品，天皇还带来了宪法的消息。他在誓言中说道，颁布这样的一部法律有利于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同时还向祖先保证，这是为了保留先祖们留下来的古老政府形式。天皇告慰祖先之灵之后，神道教祭司向皇宫神社里的“诸位神灵”传递了同样的信息。剩下的就是，先前已经派出的敕使要去伊势神宫（日本神社的主要代表，自明治天皇以后的历代天皇即位时均要去参拜。译者注）以及两个特殊先祖的墓地进行参拜汇报，那两个先祖就是开国皇帝神武天皇和明治的父亲孝明天皇。就这样，整个国家的贵族阶级，还有诸多神灵，都正式得知新宪法的颁布。 (4)
仪式形式发人深省。天皇在皇宫正殿里公布宪法，这种姿态表示宪法是上天赐予这个国家的高贵礼物。统治权掌握在天皇手中，他的特权在新宪法中规定得清清楚楚。然而，事实是，天皇只不过在仪式上把这个文件从一个寡头政治者手中转到另一个寡头政治者手中，在政治上，政府将会以类似的方式来操作。政府决策将会通过天皇之手获得合法批准，如同一幅画卷，而没有任何改变。政党的缺失和官僚的大量存在，正符合寡头政治者对国会所起作用的看法，这种观点在那一周之内即将发布。当日下午，黑田清隆明确地宣布了内阁是至高无上的原则，三天后， (5) 伊藤博文又重申，政府必须与所有的政党分开。 (6) 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典礼的出席名单，合情合理地体现了1889年政府所构想的这种政治体制。
外国人的出席非常重要，欧洲风格的装饰以及西式服装也是如此。这部宪法在某种意义上是要表明，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尤其是一个否认不平等条约的主权国家，而那些不平等条约必须得进行重新修订。在典礼结束宪法副本分发给来宾时，准备好的英文版也送达了外国人手中。然而，他们的反应却比很多人希望的那样复杂。《纽约世界报》上有一篇令人称赞的关于“亚洲的美国人”的文章，上面说日本人被认为是“一个非常进步的种族。他们不断地接受了我们的服装、报纸、音乐风格，接受了我们的字母表、教育方法以及教育、思想自由等”。日本虽然取得了这样令人满意的进步，但实行的宪法是德国式的，这提出了“关于人们对这一切的稳定性究竟有多少信心”的问题。欧洲媒体，尽管对日本选择普鲁士宪法模式不如美国那么不安，但也表达了同样的怀疑态度。 (7) 这些反应令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感到沮丧，而当大约25年之后国际氛围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一位作者自豪地赞扬了他的国家成功地实行了立宪制度，这个制度“一开始被外国人认为只不过是对西方制度的模仿”。 (8)
但是，为了避免宪法颁布大典被误解为就是把明治天皇变成欧洲式的君主，早些时候向神灵和祖先的祷告声明就重申了德国人所称作的“睦仁天皇”统治者和日本最为古老的传统，即天照大神的后裔统治家族之间的关系。宪法对天皇“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宗教和精神至上的规定，体现在明治天皇对其祖先所做的要保持他们古老传统的誓言之中。礼节上赶欧洲时髦，治国上坚持最古老的日本神话传统，这不只囿于皇宫之中，被评论界称为“宪法伯爵”的伊藤博文，在其著名的“宪法解说”中解释宪法条文的时候，有时援用诸如“开国皇帝”这些传说中神的名字的例子，有时援用17世纪德国最高法院以及 (9) 英国威廉三世的外交事务方面的专题研究。 (10) 而那天早上，在森有礼（1847—1889，日本明治初期的政治家、教育家。是日本现代教育的先驱和首任文部大臣，被称为日本“明治时期六大教育家”之一、“日本现代教育之父”。译者注）准备前往有他署名的宪法的颁布庆典时，遇刺身亡。
森有礼，是以其西化政策而闻名的文部大臣。他的遇刺据说是因为一年多之前，他在伊势神社对皇室做出了大不敬的姿态。政府人员、舆论人士以及外籍人士，对他们所认为的这种帝王狂热的刺杀行为大为震惊。但是，随着媒体对每个耸人听闻的细节的报道，一部分人的情感很快就倾向那个青年刺杀者。二三月份有一段时间，“文明”先驱森有礼在公众眼中的光辉被其行刺者西野文太郎所遮掩。西野文太郎是长州藩武士，极其尊崇皇帝，为媒体大肆报道，结果政府暂停、取缔了那些好像在鼓励他那种分裂行为的报纸和刊物。在一些人看来，同一天进行的现代君主制和崇古这两个仪式似乎反映了森有礼和尊皇分子刺客所尊奉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帝国仪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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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这两种宫廷典礼远非他们所能理解，即便是在东京，庆祝活动也大有不同。在神灵和官员们所处的皇宫里面，一切都是那么的庄严肃穆；皇宫外面一片喧嚣，首都的大街上张灯结彩，旗帜飘扬，人头攒动，“就像神田和山王节、新年等所有节日都变成了一个节日似的”。 (12) 学童们在皇宫前面集结排队，里面夹杂着外地各县及东京其他各区来的人们。国旗早早就已卖光，胆子大的小贩以平常价格的六倍在叫卖水果，清酒批发商因需求猛增而迅速把价格提高了一倍。“宪法糖果”为“世纪庆典”而制造。 (13) 当那天下午天皇从二重桥的皇宫里出来，在青山阅兵场检阅军队的时候，“天皇陛下万岁”的喊声第一次在他的面前响起，正如已经提倡的那样，是效仿欧洲的“万岁”喝彩。 (14) 当晚皇宫里大宴宾客的时候，大多数东京人在以不同的方式庆祝这个活动。人们不是像欧洲庆典那样， (15) 脚穿新皮鞋，街上挂着闪闪发光的吊灯，而是以传统节日的方式来庆祝的，他们穿的是传统的高底木屐，街上挂着灯笼。但是，宫外人们的激动情绪一点都不亚于宫里。这种狂欢使得一个不苟言笑的外国人评论说，“这真是一个大笑话，人们对于宪法的内容一无所知，竟然这样狂欢” (16) 。中江兆民（1847—1901，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政治家，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译者注）悲哀地评论说“人们对一部宪法的名字飘飘然了”，尽管他们还不知道那究竟是“黄金还是糟粕”。 (17) 宪法就像一个神道节日上可移动的神坛的圣物，尽管人们在庆祝它，它却隐于无形之中。这种信息的普遍缺乏证明，寡头政治家们对宪法内容一直保密到它颁布的时候。
一篇名为《一部宪法为何物》的社论指出，“尽管区长阁下声称宪法是多么的美好、祥和，但是市井小民不清楚美好而祥和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美好而祥和”。作者接着解释说，宪法就是“国家的规定”，犹如公司要有规章制度、家庭要有家法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上，他准备找出两个祥和的方面：宪法颁布后，官员们不能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日本人民不需要流血就能从一个不情愿的统治者手中获得这样的一部法律，而西方往往不是这样。作者在结尾注明，用一二篇社论就能完全解释那部宪法是不可能的，并指出，他只是尽力地为日本小民提供了一个粗略的轮廓，要想了解进一步的细节，读者应去查阅二月十一日之后的《东京朝日新闻》报纸。 (18) 流行艺人不久就排出了这一方面的固定剧目，常见的一种剧目就是围绕一个双关语，即皇帝授予的不是一部宪法，而是一件丝质的工作服。“妹妹，你认为他们什么时候分发丝质外套？”“噢，也许明年国会商店开张时，会作为纪念品发给大家的。” (19)
在当地名士都相当了解“国会商店”的郡县，学校、寺庙、神社等在东京颁布国家宪法的同时，都在举办庆祝活动。人们用仿制书卷来暗指那时无法得到的真实宪法文献。那些庆祝活动就是举办各种体育比赛、燃放烟花爆竹、演奏音乐、鸣放礼炮以及举办饮酒聚会，但是，乡村狂欢普遍较少，精英们的宴会颇多。地方官员们召集同僚进行聚会，因为一则公告要求，“最好在一个群体内举行宪法庆祝活动，从而来和别人进行愉快而活泼的商谈。” (20) 爱国精神将以这种方式得以弘扬，演讲者经常辩论说，既然“宪法已经明确了公民协赞的权利以及君民共治”， (21) 那么这一点现在更加重要。 (22) 讲演中用到的协赞这个词就是赞成或协助的意思，这意味着一种对于议会政治的看法比那些民权运动活跃成员以及那些渴望他们倡导已久的政治参与权的人们的看法更为官僚化。因此，这些郡县集会以他们自己独有的方式像东京集会一样具有政治代表性。
这些集会通常被描述为“官民一起”的集会。官是指那些工作在府、县以及地方办公室的人员，“民”是指那些士绅、地主、商人、记者以及其他地方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在新的立宪制度中将既是政府的支持者，又是政府的敌对者。因而他们在演讲中强调公民的政治作用，而寡头政治者则主张帝国崛起中政府的作用。追随德富苏峰的知识青年，在认为自己是明治青年的时候，梦想着天平时期的人们所无法拥有的议会之梦。 (23) 一个忠实记录地方名士生活的日记作家相泽菊太郎，是神奈川县一个地主的次子，为二月十一日的这个重大事件所驱使，用不寻常的篇幅记录了宪法的颁布情况，他甚至一字不差地记录了从报纸上抄下来的详细报道，那报纸是他家在宪法颁布的前一年就已经开始订阅了。 (24) 不管在国会内，还是在国会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政府作斗争的田中昭三，最早抗议说，县议会议长们只是受邀去“满怀敬意地观看”，而不是像官老爷和老外那样“出席”东京的宪法颁布庆典。那些社会反传统者以及政治活动家发现这是对人民的一种侮辱的时候，他们就为自己搞到了一件礼服，并书写了三首发自内心的诗歌来庆祝宪法：《这个赠礼》《从君主到臣民》《无价之宝》。 (25) 其他地方名士对于这件事情并不那么激动，也不太了解。比如说，岩手县的“某个名人”在当地火车站婉言谢绝了出席宪法庆典的邀请，礼貌地保证说，他将非常高兴出席“明年的宪法颁布庆祝宴会”。 (26) 不过，总的来说，全国的地方精英名士都热切地期盼新的政体，因为无论他们是坚定的保守派还是自由的反对派，都在期盼能够参与其中。
但是， (27) 即便宪法庆祝活动还在继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人在说，这个史无前例的大事带来更多的是庆祝活动，而不是人们的沉思。一篇社论说，喧嚣热闹已经足够了，该开始准备立宪政体了。 (28) 媒体提醒读者《五条御誓文》已经承诺要召开大会，进行公众讨论，公布1881年敕语，还要制定一部宪法，建立议会。现在日本正是要进行这些的时候，“那股台风已经过去了，热情也已经完全冷却下来了” (29) 。为了竭力补救这一点，新闻报纸在头版上刊登标题为“阅读宪法”的系列文章，并用增刊和号外来刊登每一条款的全文及其解释。 (30) 虽然语言很术语化，而且内容还难得足以让那些非常刻苦的读者也望而却步，但是评论者们却在不停地批评国民，对于“一部能使人民进步、幸福和繁荣所必须的法律”不予理会。为了回应帝国赐予宪法这种慷慨之事，民众不断地受到督促要尽自己的力量。同样的系列社论文章却建议说，调整好君民之间的关系是需要时间的。英国在政治参与方面已有千年的经验，这对于日本来说却很新鲜。 (31) 在种论调下，民间报刊经常不知不觉地在随声附和政府的立场观点，即人民还没有准备好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来。还有一些报刊在坚持不懈地号召人民履行公民职责，敦促人民关心宪法，这样才“不会玷污国家的荣誉” (32) 。
即便如此，宪法这样劝教下的听众在社会上、经济上、政治上依然很狭隘。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为报刊新闻读者的广大民众，对宪法的了解是通过道听途说以及宪法庆祝活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画在木版画上的颁布仪式了解的。 (33) 但是帝国宪法本身离人们就很遥远，与熟悉的政治和情感现实的联系非常微小，难以在名字上维持更广的人气。二月底、三月份，在地方知名人士聚 (34) 在一起召开宪法阅读会议的时候，参加过一次这种场合的一千多人，据说，都是“身穿西装、头戴高高的礼帽的乡绅，其中没有一个是马车夫或人力车夫或身穿工作服的” (35) 。明治晚期的日本，“马车夫和人力车夫”是下层工人的标准社会称号，他们通常都生活在城市里。尽管这些群体也都加入了二月十一日的狂欢活动，但是他们对于已经成为“亚洲第一个制定宪法国家的国民”的兴趣自然非常微小。因为在1889年，“国民”这个词不管被援用过多少次，它的实际意义都离那些经常提到的“要人”——也就是有影响的人，以及那些能够也将要成为国民的人，以及那些已经全面了解宪法新闻的人的兴趣则更为近些。
1889年2月，有明确的意见认为，拥有一部宪法，证明日本现在已经在全力向“文明”迈进。因为“有国就必须有一部宪法，没有宪法，国家不值一名” (36) 。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政府和渴望获得政治权力的反对派，都相信这部宪法的前提设想。随着宪法的颁布仪式活动，明治精英们暂时也有了一种“开始感”，一种经历所谓“一个国家的春天”的感觉。更广泛的公众，与其说在庆祝宪法，不如说在庆祝这个季节，也加入堪称皇帝加冕的一种氛围，或许更恰当地说，是类似于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出席水晶宫世博会开幕式的那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有些人已经看到了“第二次也是更为光辉的皇帝就职仪式” (37) 。1889年，日本舆论人士认为，天皇赐予宪法开创了众所周知的立宪制度这种现代政体，不仅加强了国家，也巩固了君主。但是，他们还不能预知这种宪政体制将会如何运作，所以只把这种制度的建立看作庆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