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皇在地方上的形象
由宫内省与寡头政治家、民政部门和民间报刊所勾画出来的天皇形象有清晰的君主轮廓，也许不太清晰的是，这种轮廓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程度，而人民的看法应该是统一的。地方文献表明，当和平与战争的庆典结束、国家与彩旗降下的时候，天皇在农村就消失了，正如国家无论是以官员的名义，还是以税收、征兵、稻米检验、蚕茧标准或新建铁路线的形式而永远存在那样。地方讲演、地方联合会的记载、农村计划，甚至是官员奉政府令而准备的工作计划都很少提到天皇，反而是从立宪制、战后经济复苏、第一强国的角度，也许是更为广泛地从国家进步的行程方面普遍地提及国家民族。 (124) 国策经常被用来作为依据，而天皇则很少如此。在非常隆重地介绍1914年的一个乡村计划时，编者们以世界历史作为开头，建议说“英国的富裕和德国的军事强大和军事知识”，不是一夜获得的，日本也是如此：
明治天皇陛下擅长民务， (125) 也擅长军务，很早就在考虑世界潮流并颁布了《五条御誓文》。人民为了实现目标而齐心协力，因而在当前的国家状态下，《五条御誓文》的承诺才渐渐地实现了。
他们继续说道，“在乡村也是一样”，因而它必须制定一个高效如《五条御誓文》那样的计划，来确保自己的未来。 (126) 但是，天皇死后，才出现了这种对天皇的暗指，而且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结束后对明治时期取得的进步成就的赞扬。总的说来，地方原始资料中充满了“我国”和“进步”这样的用词，而天皇用语则很明显只是用于某些特殊场合。
虽然这些反面证据不会使地方对天皇的看法有一种积极的性质，但是，很多文献记载了地方精英们对天皇形象的具体看法。因为这些有影响的人也是官员，肩负着传播意识形态信息的责任，这些信息来自一些组织，如预备军人组织、青年联合会以及地方政府系统本身等，因而他们对天皇的诠释往往既是地方的，也是国家层面上的。在意识形态上传播天皇形象方面，他们在地方上发挥作用的方式，与各大臣们和民间知识分子在中央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相似的。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 (127) 地方精英就已经站在关注国家事务和皇室事宜的大众前列，而且有些情况是自从明治维新之前就是如此。在政府决定把天皇肖像在全国普遍分发之前，这些人就已经请求将之发到他们所在的乡村学校和事务所里。这些人就是明治晚期天皇作地方短暂之行时，自豪地受邀去觐见天皇的官僚官员、产业家以及乡村的农业精英们。他们身着崭新的燕尾服，有时候就像1890年在名古屋拜见天皇的那些农村土豪士绅一样，行的不是适合燕尾服的西方鞠躬礼，而是跪地叩头的老式礼仪，他们的衣尾极不协调地拖在地上，成了宫廷聚会上极为有趣的事情。 (128)
还是这些农村土豪士绅们，构成了接受天皇自1881年以来授予蓝色功绩勋章的主要群体，就在那一年，天皇授勋制度建立了。总共有三种颜色的勋章：绿色代表忠、孝、德，接受绿色勋章的人往往是那些贫贱不能移的贫苦农民；红色代表挽救生命，是比较简单的一类；蓝色，最初被定义为对“公众利益”做出的贡献。对于绿色和红色勋章的定义一直没有什么改变，但是1890年4月，获得蓝色勋章的标准得以放宽，把勤勉工作和为民服务的模范包括在内了。同年9月份，这些标准进一步放宽，特别是把地方政府及地方议会成员、市长和公益事业的名誉职位都包含在内。1894年，鉴于近来大事进程中的繁荣昌盛以及文学、科技、农业、商业、工业所取得的进步情况，这些标准再一次被认为是“太过于狭隘”，因而，在公路、水坝、学校、过去的慈善机构之外，又添加了文艺、科技上的成就，还有公共设施工程的建设和修缮，田地、森林和渔场的改善，农业、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甚至还包括在这些领域里外国人所取得的成就。 (129) 不过，外国人获取的勋章极少，正如世纪之交两次发布的获勋者摘要所揭示的那样，蓝色勋章获得者几乎都是地主、产业家以及农村官员，他们因在地方取得的成就而被奖励以最高的皇室徽章。 (130)
从敏锐地认识到这些认可的重要性的农村官员中，产生出一些地方官员，他们有时候修订受到天皇青睐的那些人的传记，来使这些人更加符合官员们所设想的合适形象。比如，在被选为接受天皇赐给老年人礼物的一个贫穷农民的个人简介中，他最初被描写为吃七成粗粮、三成细粮来生存。但是，为了适应宫内省的消耗量，一个地方官员擅自把比例提高到一半对一半。或者，一个农民全部时间都工作在农业上的时候，在文章中，制茶和养蚕就会无端地进入到他的日常工作中，以证明地方官员在农业的副业方面的勤勉。 (131) 由编辑大笔一挥所进行的这种社会净化中，是地方脸面的官僚意识在作祟，是崇拜天皇给予的荣耀在作祟。
不过，农村精英们也借助天皇为地方谋利益。他们把皇室成员的巡访当作完成地方项目的时机，因为那些项目的预算太大，在平常是无法进行的。 (132) 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项目通常是建设工程和公共设施工程。日俄战争后，地方精英们鼓励诸如提高农村积蓄、修建公路、改良陋习等方面的发展，来迎合天皇的来访，常常是置内务省发出的类似禁令而不
顾。 (133) 1991年，石桥湛山（1884—1973，日本第55任内阁总理大臣）写信，指责宫廷和地方官员坚持用不必要的铺张浪费来迎接皇太子到北海道的来访——从东京订购学校女生鞋子，安排人力车专用地方。石桥湛山所批评的“地方官员缺少常识”，到1991年为止，已经成为一种官僚常识，也就是把觐见皇室成员本人或代理人当作官员们的职能或他们那个地方应尽的重大责任。 (134)
其实在其他情况下，皇家礼仪很明显是地方事业的一个借口。1889年，长野县的第一大报纸报道说：
今天，如我们所承诺的那样，在庆祝神武天皇周年纪念之日，我们庆祝千古川大河上的上田大桥的竣工。今天将举办开通典礼，正如长久以来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该桥将连通长野南北。 (135)
在长野，后来据说公共设施工程建设是该县最为重要的政治工作，这座大桥是庆典的焦点，而且报纸宣布“今天要庆祝大桥开通典礼，商店关门停业” (136) 。唯一提到皇家的地方就是草率地提到神武天皇。神武天皇纪念日时，在长野别的地方，举办一个乡村宴会来纪念地方上那些对创办夜校做出贡献的人。宴会结束时，人们欢呼天皇陛下万岁，皇后陛下万岁，还高呼夜校万岁。 (137) 虽然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夜校，但对地方精英们来说，皇家庆典和地方成就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成为自然的一体了。
在某些情况下， (138) 地方精英对天皇的态度和更为普通的村民对天皇的态度之间的差别还是能看出来的。1881年到1905年25年间，长野县木曾谷的农民们一直在抗议把他们的土地及村里的土地进行没收，变成皇家林地来巩固皇室财产。他们从一开始就进行抵制，拒绝1880年代早期的边界测量，随后20多年里，不停地上书请愿。他们从地里拔掉边界标识，偷挖树木，所有人或村庄往往是在压力之下，才屈服于把他们的土地进行“皇家化”的。1905年，宫内省终于以一小笔拨款的形式达成妥协，但是一个名叫上田的农民想方设法，把他的财产保留到1928年。在这整个期间，村民们坚定不移地一直在打官司，以经济和法律为理由，反对没收他们的土地。
然而，地方精英却表现出不同的观点。 (139) 岛崎博资，一个古典学者家庭的儿子，小说家岛崎藤村的哥哥，1898年从中国游历归来，就开始着手工作，缓和木曾御料林问题所引起的“官民之间的摩擦”，修复他们之间的“和睦关系”。 (140) 村民们的顽固抵制让他很恼火，他所谓的村民的无知和固执让他很绝望，因而他警告村民不要对皇室不敬。他还表达出对牵连到天皇在内的不正当诉讼的担忧，担心县长是否会因此让宫内省丢面子。 (141) 村民们在这一点上表达得很清楚：
我们不是在起诉反对帝室财产，而是负责监管帝室财产的官员们在边界问题上出现了错误，把民众的土地和帝室林地混在一起了。因而，我们要求官员纠正边界错误，交还跟帝室林地混在一起的个人土地。既然这不是对帝室财产的起诉，而是一个要求把私有土地归还给所有者的起诉，那么就与不敬没什么关系了。在《宪法》第二十七条款保证转移所有权的规定下，我们是基于同部法律的第二十四条款提起这个诉讼的（它保证每个日本人有权接受法律任命的律师进行的审判）。 (142)
因而，请愿者们通过引用《宪法》条文驳斥了对他们犯上罪的指控。尽管岛崎是为了维护对帝室的忠诚而辩论的，但抗议者们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变，那就是官员们在威胁他们的土地， (143) 正如那些官员们计划修建铁路而不补偿火车浓烟将毁坏他们的田地一样。 (144) 村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皇室而抵制帝室林地，也将不会因为忠于皇室而屈从。
岛崎强调对帝室忠诚的部分原因也许是他属于1861年他所出生的那个地方精英阶层。他父亲是个村长，还是平田东助倡导的本土主义的忠实跟随者。他信仰恢复天皇统治，还在向明治政权过度的过程中失去了职位，失掉了财富和希望。 (145) 岛崎像他那个阶层的其他人一样接受教育，而且青年时，活跃在当时的民权运动当中。跟他的哥哥或德富苏峰不一样，他们都是离开家乡，去东京谋取更新的城市职业，岛崎从国外回来之后，就一直活跃在地方社区。他没有否定年轻时对民权的信仰，事实上，他在为适当地补偿那些有争议的财产而战斗。但是，他也认为尊敬皇室很重要。
无论是早期“国学”的影响，还是作为关心国家的地方领导人的豪农的自我意识，岛崎都表现出对天皇的崇敬，这种崇敬在农村精英们的身上并非不常见，地方报刊广泛报道了他们的观点。因此，1905年，岛崎很赞许地援引一家地方报纸上的一篇文章，文章认为，尤其是在战争的时候，“日本帝国最忠诚的臣民们的真正责任”在于“为了帝国的繁荣，为了对皇室的尊敬”，要做到“官民一起协力”。 (146) 这时，像在新兴意识形态话语的其他元素方面一样，比起那些高在县厅的官员们和处在下面村庄的农民们，地方精英们经常更为坚持自己的信条。
村民们能够把忠于皇室与地方利益的问题分开对待，这一点在其他县郡也显示出来了。的确，在整个明治时期，归还没收土地的木曾运动之类的事情在全国都有发生。各个地方的反对在本质上几乎是一样的。比如，1911年在山梨县，宫内省归还了早期没收的村共有地。1912年，县厅颁发了一道命令，应该在学校里举行庆典，来表示对皇室这种恩惠的感激。1917年又颁发了一道命令，确立3月11日为“恩赐纪念日”，以表达感激和“改良自治”。学校关门停课，国旗高挂， (147) 学生高唱描述这一事件的歌曲，教师给孩子们分发庆典点心。但是，对发生在皇室恩惠之前的没收村共有地的抗议却没有停止，因为土地是还给了县厅，而不是还给了地方。像以前一样，这个问题一直是官府没收了私有土地，要么是皇室，要么是县厅。 (148)
这样的事件表明，不是日本村民不忠于天皇，也不是对天皇不领情，而是他们对天皇的尊敬应该在某些层面上。有关天皇形象更为明显的意识形态表现出现在官员和地方精英之间，而对于大多数村民来说，天皇高高在上，不是他们所直接关注的事情。不过，从1912年天皇患病、驾崩时涌现出来的民众表现来看，人民对天皇看法的大概轮廓还是能看出来的。首先，到明治时期结束时，几乎所有的日本国民都意识到了天皇的存在，这在日本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人们至少知道了他的面容、他的逝世：知道了他长什么样子，知道了他什么时候去世。也许是因为他被描述得那么具体、那么清晰可见——颁布《宪法》、写诗作赋、检阅军队，甚至是自己打洗澡水——天皇的大众形象常常很人性、很个性。另外，他在宪法上的出现，在军队、学校、乡村庆典上的形象，以及战争中政治家般的形象，所有这些融为一体，使他成为象征明治时期文明成就的帝王人物。但是，宫内府在道德和宗教上的构建曾经作为发展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部分而日益受到重视，明治后期在民众社会交流中却显得不那么突出。这也许是因为，儒家的圣君形象和神道教的神像与留着八字胡的人像相比就逊色了。但不管什么原因，在大众眼里，皇室制度似乎更体现了日本的现代性，而不是日本的传统宝库；更是国家的威严象征，而不是先祖的神性彰显。最后，人民对于天皇驾崩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更是传达了他们对于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君主的感情。这个形象超越了明治天皇的逝世，而且经过二战前他儿子及孙子的统治，他一直是典型的帝国象征。 (149) 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个参与国家与私有土地之间的现代冲突（三里塚反对成田机场建设的抗争）的农民曾解释说，他把明治天皇的肖像挂在毛泽东的旁边，因为他俩都是“伟人”。 (150) 明治时代结束时确立的正是这种情感本身。
在明治时期的大众偶像里，两个无处不在的形象，作为“文明化”的象征渐渐地出现了：君主和火车。 (151) 两者都与进步联系在一起，甚至是在那种进步付出应有的代价的时候，而且两者促成了以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为特征的现代国家的形成。明治时期开端，天皇是坐在轿子里巡游乡村的一个青年，火车是刻在木版画上充满异国情调的“火轮车”。到明治时代结束时，火车已经突突地开进到偏远地区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现实，而天皇已经脱离报道宣传，其形象已经渲染得比真人更为高大。对于现代性而言，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都不会有比这两种象征更为强大的事物了。
(1) 73
(2) 关于德川的皇室制度和维新意识形态，见：赫谢尔·F.韦伯，《德川时代的日本皇室制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H.D.哈鲁图尼恩，《朝向维新：德川日本时期政治观念的成长》（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0）；赫谢尔·F.韦伯，“19世纪对皇室所持正统态度的发展”，见马吕斯·B.詹森编《改变日本人对现代化的态度》（普林斯顿：普林斯大学出版社，1965），167—191。
(3) 明治天皇的基本材料为：宫内厅编，《明治天皇纪》，全12卷，以及索引（吉川弘文馆，1968—1977）；明治神宫编，《明治天皇诏敕谨解》（讲谈社，1973）。另见约翰·惠特尼·豪尔，“现代日本的君王”，见罗伯特·E.沃德，《现代日本的政治发展》（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8），11—64；大卫·安森·提图斯，《战前日本的皇宫与政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
(4) 1867—1868年的天皇宣言，特别是“王政复古之大号令”（1867年12月9日）以及“明治维新之宸翰”（1868年5月14日），见：《明治天皇诏敕谨解》，63—65以后、116—118以后。这一时期对天皇的观点见：坂田吉雄，“明治时期的天皇观”，《产大法学》卷9，2号（1975年9月）：20—44。
(5) “明治维新之宸翰”（1868年3月14日），《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18。
(6) 74
(7) 关于“憧憬”，见：市井三郎，《“明治维新”的哲学》（讲谈社，1967），119—144，田中彰，《未完的明治维新》（三省堂，1968），3—19；芳贺登，“御一新与维新”，《明治国家与民众》（雄山阁，1974），3—26。“纳税减半”见：高木俊辅，《维新史的再发掘：相乐总三与被埋没的草莽们》（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70）。
(8) “五条御誓文”，《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15。这句话位于五条御誓文之后，并且在角田等的《日本传统之源》中遗漏了。
(9) “全国要地巡行之建议”（1872年5月），《明治天皇纪》2：674。
(10) 大久保利通，“关于定都大阪的建议书”（1868年1月23日），见坂田，“明治时期的天皇观”（1975年9月），26。
(11) 《明治天皇纪》1：602—603、611、655—694。
(12) 明治天皇出行的准确次数仍在争论中，最完整的记录是日本史籍协会编，《明治天皇行幸年表》（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此处引用的数字来自芳贺登，“明治国家与地方”，《明治国家与民众》，101。缩略的列表见：“明治行幸年表”，《明治文化全集，卷17，皇室篇》，632—641。
(13) “东进”见：《明治天皇纪》1：831—866；《明治天皇行幸年表》，4—13以及“海内”2—3。“所有国事都由天皇裁决”（万机必亲裁）见：“东京改称之书”，《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33。
(14) 75
(15) “皇族！皇族！”是“tonyare”节的开头歌词，据说品川弥二郎和大村益次郎谱写了此歌，见：古茂田，《日本流行歌史》，16、197。
(16) 关于出巡见：《明治天皇行幸年表》；芳贺，《明治国家与民众》；田中彰，“天皇巡行”，载于林英夫编，《地方文化的日本史，卷8，青云之志与挫折》（文一综合出版，1977），43—70。
(17) “君德培养”，如：元田永孚，“致岩仓右大臣之上书：君德辅导之要”，“明治时期的天皇观”（1976年3月），35—40。“一君万民”见：市井三郎，《“明治维新”的哲学》，198—215。
(18) “天皇亲征之直接展示”见：草间俊郎，“明治天皇行幸与随行之内讧：基于新资料的内讧解决之秘史”，《日本历史》，334号（1976年3月）：38。1878年的天皇出巡包括了本州的北陆和东海地区。
(19) 《日本历史》，334号（1976年3月）：39。
(20) 76
(21) 元田见：唐纳德·谢夫利，“元田永孚：明治天皇的儒学讲师”，大卫·S.尼维森、亚瑟·F.怀特编，《儒家进行时》（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9），302—333。佐佐木见：津田茂麿，《明治圣上与臣高行》（自笑会，1928）。
(22) “把神道教作为国教”见：村上，《国家神道》，85—119以及138以后。
(23) “形象无处不在”为哈鲁图尼恩之语：《朝向维新》，299。
(24) 见稻田正次，《明治宪法成立史》，全2卷（有斐阁，1962）；约瑟夫·匹陶，《明治早期日本的政治思想》（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159—195。
(25) 伊藤对枢密院的演讲包含了“国家之轴心”的发言，见金子坚太郎，《伊藤博文传》，卷2（春亩公追颂会，1940），614—617；摘录于提图斯，《皇宫与政治》，36，以及匹陶，《政治思想》，177—178。
(26) 见松本三之介，“明治前期的保守主义思想”，《近代日本的政治与人》（创文社，1966），93—127；秋田，《立宪政府的基础》，64—66。伊藤博文关于这一主题的回忆见：“对新宪法之批准的一些回忆”，见《新日本五十年》，合集，大隈重信，卷1（伦敦：史密斯和埃尔德出版公司，1909），122—132。
(27) 77
(28) 坂井雄吉，“关于明治宪法与传统国家观”，见石井紫郎编，《日本近代法史讲义》（青林讲义系列，1972），80—85。尽管坂井没有提及千叶卓三郎的《王道论》，它仍是一个类似观点的很好的例子：理查德·戴文，“帝王之路：一篇明治时代早期关于政府的论文”，《日本纪念碑》卷34，1号（1979年春），49—72。
(29) 大久保利通论土地、风俗、人情和时势见：“关于立宪政体的意见书”（1873），松本编，《近代日本思想大系》，30：5—7。［乔治·M.贝克曼有不同翻译，见《明治宪法的创制：寡头与日本宪政发展，1868—1891》（西港，格林伍德出版社，1957），112］。对皇室先祖的宣誓见：《明治天皇诏敕谨解》，817—818；有微小差异的译文见伊藤，《义解》，152。
(30) 宪法之私拟草案中天皇一系的内容，见：色川，《明治的文化》，264—278。
(31) “关于建议设立神祇院的意见”，《井上毅传》2：281—282。
(32) 78
(33) 见提图斯，《皇宫与政治》，65—69、41—46。
(34) 79
(35) 这些数字仍依来源而各有细微的差别，见：《明治天皇行幸年表》；芳贺，《明治国家与民众》，101；提图斯，《皇宫与政治》，48。
(36) 一个在长野县显现这种差异的例子，见：上条宏之，《地域民众史笔记》（银河书房，1977），288—316。
(37) 宫田登，“民间信仰与天皇信仰”，《传统与现代》，29号（1974年9月），113—132；和歌，《天皇制的历史心理》。皇家记录见：《明治天皇纪》1：847—848，等等；以及，《明治天皇圣绩》（文部省，1935—1936），多处。
(38) 作为官方编年史的补充，有许多关于明治行幸的更具体的记录，其中最完整的是天皇行经之地出版的记录，例如：宫城县厅，《明治天皇圣绩志》（仙台：1925）；茨城县厅，《明治四十年特别大演习：御临幸纪念贴》（水户：1908）；星野武男，《明治天皇行幸史录》（潮书房，1931），大部分的细节记录都关于早期的巡行。明治晚期储君的出行，见：角金次郎编，《山阴道行启录：纪念》（松江，1907）；鹿儿岛市役所，《行启日记》（鹿儿岛：1908）。
(39) 下榻住所或“安在所”在明治晚期开始商业化，并在1930年代早期在全国范围获得文部省的承认，见《明治天皇圣绩》。1872年到九州的巡行中，天皇访问了德富家（其家为乡士）的住宅；此住宅现于熊本作为德富纪念园的一部分。大宅，长野县妻笼的豪农岛崎家的房屋，天皇于1880年巡行中造访，现作为博物馆，包括在桂离宫中的一个优雅皇室设计。1948年，占领当局解密了379个纪念明治天皇的地点，见：威廉·伍达德，《盟军对日本的占领与日本宗教》（莱顿：E.J.布里尔，1972），171。
(40) 《东京日日新闻》，1892年4月12日。
(41) 《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2月2日。
(42) 80
(43) 《明治天皇纪》：奇欧索尔1888年肖像，7：7—8；早期的分发见2：789—790，及3：134；“学校”见，7：424、644。
(44) 书陵部，现宫内厅档案室的材料非常丰富，但有些零散。二手文献由那些与宫内较为接近的人书写，但他们倾向于赞美而非实事求是地记录。这里的核心写作者是渡边几治郎。见其《明治天皇与辅弼的人们》（千仓书房，1938）；《明治天皇的圣德：教育》（千仓书房，1941）；《日清日俄战争史话》（千仓书房，1937）；以及《明治天皇》，全2卷（明治天皇颂德会，1958）。《明治天皇》被认为是他在日本战败后想要完成的一部关于伟大天皇的准确编年记录的简短版本。
(45) 提图斯，《皇宫与政治》，63—74。
(46) 见提图斯，24—26、118—132；渡边，《明治天皇》2：302—335。
(47) 81
(48) 与文部省的争论见：《明治天皇纪》7：644；亘理章三郎，《教育敕语与学校教育》（茗溪会，1930），1—61。与内务省的争论见：大霞会，《内务省史》，卷3（地方财务协会，1971），757—792。田中拒绝拜访首相以及因管辖范围引起的摩擦，见：提图斯，《皇宫与政治》，124—125。
(49) 提图斯，《皇宫与政治》，128。
(50) 宫内大臣田中与实业家们，见：《明治天皇纪》10：397—398。
(51) 《明治天皇纪》，7：471。
(52) 这些以及其他明治晚期关于伊藤与天皇关系的例子，见：《明治天皇纪》，7：648、652；8：160、469；12：299；渡边，《明治天皇》2：302—325。
(53) 82
(54) 冈义武，《山县有朋：明治日本的象征》（岩波新书，1958），120—121；哈克特，《山县有朋》，247。
(55) 指1902年天皇原定出席在熊本的宴会，见：德富，《山县有朋传》3：1215—1218。
(56) 木村毅，《明治天皇》（至文堂，1956），260。
(57) 陆关于“中世纪宪政主义”的观点见：坂井，“明治宪法与传统国家观”，66—69。
(58) 德富苏峰，“理想的立宪君主制”，《国民之友》，200号（1893年8月23日）：8—10。
(59) 原文为“我国之帝室为社会风教之源泉”：“帝室与社会风教”，《周日讲坛》，卷2（民友社，1902），7—11。
(60) 83
(61) 《东京朝日新闻》，例如，“云上的元旦”，1911年6月1日；“意大利”，1890年1月23日；“新年电报”，1911年1月9日。
(62) 井上哲次郎，“明治天皇陛下之御人格”，见《人格与修养》（广文堂，1915），275—328。
(63) 例如，圣武天皇见：《信浓每日新闻》，1912年7月31日。拿破仑和维多利亚见：“明治天皇一代圣德记”，《太阳》卷18，13号（1912年9月）：7—12，等等。
(64) 例如，用于标记天皇诞辰的相片的大卖见：《岐阜日日新闻》，1912年5月2日。准许制作有天皇标签的产品见：《山阴新闻》，1890年4月20日。宫内省对控制的努力见：《明治天皇纪》3：229；4：606；5：276。
(65) 84
(66) 马吕斯·詹森描述了1880年代的一种“文书减速”，当时天皇训令如同天皇的出行一般，有着显著的减少：“日本的君主制与现代化”，《亚洲研究杂志》卷36，4号（1977年8月）：616。(https://www.daowen.com)
(67) 关于他的阅读兴趣见：《国民新闻》，1892年11月18日。“地方报纸”见：《吾妻教育会杂志》（群马县），117号（1898年9月）：12。
(68) “明治天皇陛下之行程”，《世界的日本》（1896年10月）：3。
(69) 《秋田魁新报》，1889年2月19日。
(70) 夏目漱石，“明治天皇奉悼之辞”，《夏目漱石全集》，卷10（筑摩书房，1972），165。漱石逐字引用的训令是“与俄国交战时赐文部大臣之敕语”（1904年7月11日），见：《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270。
(71) 85
(72) 关于天皇学习兴趣的逸事见：例如，渡边，《明治天皇》，492—495。“课程”见：《东京朝日新闻》，1911年1月4、11日。毕业典礼见：《山阴新闻》，1899年7月15日，《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7月11日，等等。
(73) 庆应与早稻田见：《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273—1274。“国学院大学”见：渡边，《明治天皇》2：500。“日本教育协会”见：《东京日日新闻》，1891年4月26日。银酒杯和其他纪念品见：“皇室与教育”，《教育时论》，764号（1906年7月5日）：44。这些及其他事情也记录在《明治天皇纪》中。
(74) “阁议案”（1887—1889年间，具体日期不明），《森有礼全集》1：345。“无形的”见：海门山人，《森有礼》（民友社，1897），81—82。
(75) 山本信良、今野敏彦，《明治时期学校活动的考察：近代教育的天皇制意识形态》（新泉社，1973），67—74、81—82。
(76) 这些活动的纲要，包括典型的讲话，见：横山德次郎，《小学课外教材及教法》（宝文馆，1907），47—65及多处。
(77) 86
(78) 山本、今野，《明治时期学校活动》，86—109；佐藤秀夫，“我国小学节庆日大祭日仪式的形成过程”，《教育学研究》，30号（1963年3月）：48—54。
(79) 新藤东洋男，《教育敕语渗透过程中的政治与教育》（福冈：福冈县历史教育者协议会，1970），10—12。
(80) 相泽菊太郎，《相泽日记》，《续相泽日记》，《相泽日记·续续》，《相泽日记·增补》，2月11日，各条目。关于此次争论见：有泉贞夫，“明治国家与祝祭日”，《历史学研究》，341号（1968年10月）：63—66。
(81) 文学性的例子有：田山花袋，《乡村教师》（岩波书店，1972），50—51；《田山花袋全集》，卷2（文泉堂，1974），366。
(82) 87
(83) 例如，山本、今野，《明治时期学校活动》，122—127。
(84) 大致的对比见：有泉，“明治国家与祝祭日”，63、68。
(85) “关于三大节仪式的请愿”（1910年3月），安部编，《帝国议会》3：30。
(86) 《福岛县河沼郡笈川村村是》（1911），见有泉，“明治国家与祝祭日”，68。其他例子见：《宫城县名取郡生出村村是调查书》（仙台：1902）；《爱知县海东郡伊福村是》（爱知：1904）。
(87) 88
(88) 《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9月13—19日。
(89) 例子来自《东京朝日新闻》《奥羽日日新闻》《山阴新闻》以及《国民新闻》，1894年9—11月。引文来自《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10月5、24日，1895年1月6日。还可见渡边几治郎，《日清日俄战争史话》，151—154；中塚明，《日清战争的研究》（青木书店，1968），252—254；以及小说化的版本，木村毅，《广岛大本营的明治天皇》（雪华社，1966）。
(90) 《东京朝日新闻》，1895年2月26日；《都新闻》，1895年4月26日。
(91) 《日清战争实记录》出版于1894年8月到1896年1月。第1卷重印了23次并卖出了30万本；到第13卷时该杂志达到了300万这一空前的发行量。见坪谷善四郎，《博文馆五十年史》（博文馆，1937）。“木版画”见：丹波，《锦绘中所见的明治》，145—154；小西，《锦绘幕末明治》11：1—104。“伴随幻灯演示的叙述小册子”见：《名所第一回目录》（1895）；《日清战争幻灯会》（1895），《日清战争高等电影说明书》（1895年4月）。这样的幻灯结束时往往伴随着来自讲述者和观众的欢呼，“大元帅陛下万岁！”
(92) 89
(93) “东方强国”见：《都新闻》，1895年4月27日。“1895年”见：《福陵新报》，1897年5月15日。
(94) “世界中的日本国民”，《世界的日本》（1896年10月25日）。
(95) 例如，“日清战争双六”，《少年世界》（1894年2月）；“观日清幻灯机”，《颖才新志》，906号（1895年1月5日）：3。
(96) 《都新闻》，1895年4月23日、5月5日。
(97) 明治神宫编，《明治天皇御集》（角川书店，1967），237。
(98) 芦花与托尔斯泰见：《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461。
(99) 《明治天皇御集》，83。
(100) 90
(101) 爱知教育会，《关于战后社会教育的调查》（名古屋：1906），280。
(102) 内务省次官床次竹二郎做的讲座发表于其《地方自治及振兴策》（实业之日本社，1912），13。
(103) 《东京朝日新闻》，1905年11月15日。同一天学校举办典礼，行政部门停止办公。《相泽日记·续续》，120。
(104) “进入世界强国之列”“与列强并行”，等等，是常见的表述。代表性的概述见：芳贺矢一、下田次郎编，《日本家庭百科事汇》（富山房，1906），1031—1033。
(105) “五千万同胞”，见金田一春彦、安西爱子编，《日本的唱歌》（讲谈社，1977），284。
(106) 竹越与三郎，《人民读本》（1913），212—213。
(107) “天皇及其臣民所期盼”见：《大阪朝日新闻》，1905年9月1日。地方活动家也讨论申请以天皇之名的纪念活动。例如，《山阴新闻》，1905年9月10日。其他对天皇的引述见：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与日俄战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20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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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万朝报》，1904年8月18日。
(110) 渡边几治郎，《皇室与社会问题》（文泉社，1925），205—215。赈灾及准确的总捐助额见：《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11月2日，1899年9月28日、10月16、30日。
(111) 《日本编年史》，1906年2月7日。
(112) “施疗再生之敕语”（1911年2月11日），《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427。
(113) “时事日新”，《太阳》卷17，5号（1911年4月）。
(114) 《济生会五十年史》（济生会，1964），1—9、15—78、1147—1148。吉田久一，《日本社会事业的历史》（劲草书房，1960）。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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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戊申诏书”（1908年10月13日），《明治天皇诏敕谨解》，1377以后。媒体对“诏书”的回应见：《东京日日新闻》，《东京每日新闻》，《东京朝日新闻》，《国民新闻》（有诏敕的英译），1908年10月15—17日。平田东助对政府官员的讲话见：《日本新闻》，10月15日。平田论诏敕见：《自强琐谈》（昭文堂，1911），135—190。
(117) 《教育敕语戊申诏书捧读式及第二次地方事业有功者表彰式记事》（横滨：神奈川县厅，1911），65。
(118) 例如，泽柳政太郎，“我国的教育”（1910），《泽柳全集》，卷1（泽柳全集刊行会，1925），425—433。
(119) 唐泽，《教科书的历史》，672—676。天皇在1910年教科书中的角色仍然是一个世俗的现代君主；四堂完全歌颂他的课讨论了《五条御誓文》、迁都东京、教育体系、军队、两次战争、宪法、吞并朝鲜和他广大的仁慈。《日本教科书大系》3：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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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日本政党相关书简，山县有朋文书，20号（1911），宪政资料室，国立国会图书馆（手稿）；德富，《山县有朋传》3：767—776。完整的记述，包括犬养的讲话见：《南北朝正闰论》（修文阁，1911）；以及，H.保罗·瓦利，《中世纪日本的天皇复辟》（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17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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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例如，明治晚期天皇对某些国内劝业博览会的造访——第3次，上野，东京（1890年4月）；第4次，京都（1895年5月）；第5次，大阪（1903年4月），见：《明治天皇纪》7：594、606；8：821；10：406—417。天皇鼓励的工业企业的例子见：《明治四十年特别大演习御临幸纪念贴》，7—8。
(124) 例如，《自强》（茨城县筑波郡斯民会），1号（1910年1月），《兵库县揖保郡是及町村是》（姬路：兵库县揖保郡役所，1908）；《高知县吾川郡田村是调查书》（高知：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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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茨城县北相马郡小文间村是》（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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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每日新闻》，1890年4月8日。
(129) “褒章条例”及其修订，见：《明治天皇纪》5：584；7：541、599；8：366。这些改动同样在媒体中报道出来。
(130) 杉本胜二郎，《明治忠孝节义传：东洋立志篇》，全5卷（国之础社，1898）；内务省官房局，《明治国民龟鉴》（国光社，1902）。1882到1897年间有617名获得者，其中159人为蓝色勋章获得者（例如，27—28页）。还可见武田清子，《天皇制思想与教育》（明治图书，1964），50—57。
(131) 铃木正幸，“帝国宪法发布纪念养老金借贷者来历：被篡改的村民来历”，《地方史研究》，129号（1974年6月）：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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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例如，宫城县厅，《明治天皇圣绩志》，483—510、610—623；《行启纪念事业》（福井：1909）；《山阴道行启录：纪念》（松江：1907）。
(134) 石桥湛山，“宫内官与地方管理”（《东洋时论》，1911年9月）。石桥湛山全集编纂委员会，《石桥湛山全集》，卷1（东洋经济新报社，1971），182—185。
(135) 《信浓每日新闻》，1890年4月3日；以及《山阴新闻》，4月1—3日。
(136) 长野及公共设施见：《国民杂志》卷1，2号（1911年1月）：99—100。
(137) 《信浓每日新闻》，1890年4月8日。
(138) 98
(139) 这个记录基于1967年发现的，岛崎在1901到1905年间写的日记，青木惠一郎编，《木曾御料林事件交涉录：史料》（新生社，11968）。
(140) 在岛崎的记录中，摩擦与和睦反反复复，见：3、4、14、194、256，等等。
(141) 《木曾御料林事件交涉录：史料》；村民的顽固保守和粗野的乡村特征见：53、222、259、364，等等。“不敬”，字面意义上仅是不尊敬但用于大不敬罪，见：68、334—335，等等。地方政府官员见：238、244。
(142) 青木惠一郎编，《木曾御料林事件交涉录：史料》，335。
(143) 99
(144) 青木惠一郎编，《木曾御料林事件交涉录：史料》，28—29、88。
(145) 岛崎藤村的父亲是其关于明治维新的小说的主人公青山半藏的原型，《夜明之前》（1929—1935），全4卷（新潮文库，1955）。
(146) 《信浓每日新闻》（1905年8月9日）；青木，《史料》，522；町田正三，《木曾御料林事件》（长野：银河书房，1982），607—614。
(147) 100
(148) 北条浩，《村与入会的百年史》（御茶水书房，1978），3—6、100—157。
(149) 101
(150) 松浦玲，《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什么》（边境社，1974），253—254。
(151) 关于火车见：原田胜正、青木荣一，《日本的铁道：一百年来的脚步》（三省堂，1973）；铃木重三，《明治铁道锦绘》（交通协力会，1971）；永田博，《明治的汽车》（交通日本社，1978）；反町昭治，《铁道的日本史》（文献出版，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