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思想意识和现代日本
从明治末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共有30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中，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从未松懈，因为按照后代思想家的观点，影响世人的任务从未真正完成过。1930年代，军国主义和国家控制日益加强，思想意识的内容和方式变得异常激烈，甚至有时需要警察强力干预；在对战争进行“精神动员”时，这些方式和内容达到了高潮。因此，明治时期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控制过程得以继续。然而，战前几年中鲜有新事物诞生，倒是明治末期形成的构想规划被一再重申解读，以应对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内部时事评论者念念不忘的任何危机，或是“公众舆论”的仲裁者最为关注的任何风波。
在1910年代初期经济萧条的时候，国家政策再次经历唇枪舌剑，争论不休。官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们从各自实例出发，赞成国家以农业（这是理所当然的）、经济以及工业为基础； (2) 大正年代的教育家们不顾迅猛发展的“革新论”，依然娓娓而谈道德危机，再次强调以道德教育解决困难。 (3) 他们的观点听起来与1880年代末期教育家颇为相似，他们表示如果要以正确的方式向年轻人脑中注入正确的公民的“国家归属感”，那么道德教育十分必要，这种必要性“甚至被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校认可，因此在广泛学习西方的今天，这种必要性在日本显得更为迫切”。 (4) 此外，道德教育还能进一步保护年轻人，使其免遭如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异常思想”的侵蚀。 (5)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混乱年代仿佛代表了思想家们对于社会秩序混乱的早期恐惧，因为粮食短缺、罢工不断以及呼吁改革的浪潮使得俄日战争之后的日本的社会狂潮相形见绌。 (6) 为了回应这种恐惧，神道教徒、文部省和内务省以及各省精英再次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呼吁人民的各种情感结合起来。 (7) 某些怀疑论者则如下评价这种周期性的担忧：
近来，不断有人鼓吹人们将情感和思想结合起来，但是，人们的思想或是感情是如此轻易就能够结合起来吗？又要用怎样的方式才能把它们结合起来呢？很难理解这些人的真正意图。 (8)
然而，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有增无减。教育家们和地方议员既抱怨民主思想影响了在校学生，又抱怨日益增多的女性出门工作影响了社会风俗。 (9) 对于社会上显著增加的劳动人员及阶级冲突，内务省按照常规，综合运用思想意识和预防性的社会立法，并通过警察管控以减少罢工，三管齐下加以应对。1919年，日本成立了“社会部”，内务省组织中首次出现“社会”一词。一年后，该部部更名为“社会局”，负责处理失业、救济事宜。1919年，内务省又成立了一个政府资助的称作“协调处”的联盟。在为该联盟命名时，山形避开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一表达，因为这种表达带有明显的阶级斗争意味。 (10)
面对一个日益陷入苦难的乡村（1920年代增长不足，1930年代经济萧条），中央政府继续采用“积极的”行政政策。1919年，内务省推广了一场旨在“培养民族资源”的运动，该项目延续明治末期地方改良运动的模式，在思想意识领域努力“培养民族感”“培养自治概念”，并“通过提高生产资本，倡导勤勉坚韧、艰苦努力的美好习俗，以保障人民生活”。 (11) 尽管名称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但不论是从自治变为自我努力，还是从1900年代的地方提升和1920年代的民族资源培养变为1930年代的经济再生，思想意识领域的鼓励和组织上的鼓舞相得益彰，在这一时期保持不变。 (12) 正如一位学者评论1930年代中期“经济再生运动”对当地的影响时所讲，“经济的自我调节越困难，思想意识方面的重要性越突出”。 (13) 事实上，即使是在1945年8月末期，即战后社会最为艰难贫苦的时候，中央政府仍在促进实施战后乡村项目， (14) 而该项目正是依赖于通过各类地方农业协会所实现了的精神复苏和组织复苏。 (15)
1880年代到1910年代之间确立的意识形态的意义和创立的那些意识形态的机构在后续几十年中得以延续。然而，后续几十年的情况已和明治晚期——即这些意识形态意义和机构初现萌芽的时期——大不相同。随着时代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所描绘的世界和这种意识形态本身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众多意识形态领域中，一些非正统的构想规划与正统思想相抗衡，以求让人理解这个不同以往、日新月异的社会。一战过后，尽管许多人都提议加强道德教育和精神统一，更多的精英人士（自由主义者、左翼人士和右翼人士）却号召实行民主政治，进行改革、维新，以及重建（简言之，重建似乎适用于所有场合）。 (16) 1920年代，日本的教科书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其竞争对手主要来源于明治时期其他的意识形态遗产。 (17)
1930年代不同寻常：不仅“天皇制”一词诞生于这一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也在这个时期变得僵化。要想描述正统思想僵化的过程，就需要了解当时思想家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了解他们在明治时期的情况。目前可以得出两个观察结论：第一个与和谐相关，它的产生源于1930年代政府对思想意识控制的日益增加。明治末期的思想意识虽不是自发形成的，但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说服劝告远远多于威逼强迫，成为建立思想意识霸权的手段。这种说服劝告有时是道德方面的，有时是社会层面的，有时还会从学校和军队的各部门机构入手。不同情况下威逼强迫的程度各不相同，但都行之有效。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正统思想，正如奥威尔所形容的那样：（正统思想）强而有力，因为人们都普遍信仰它，而这种普遍性得益于它在那个时代的合理性。
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一些思想意识方面的规划日益与其施加对象的经历格格不入。这在变化初现之际社会观点强烈反对变革这一方面尤为如此。如一位评论员所述，1912年时，家人们已不是一直住在一起，夫妻已在不同的工厂工作，《教育敕令》 (18) 里列举的儒家思想中五种人际关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以及朋友的交往）已不能够涵盖社会道德。 (19) 从1910年到1935年，工业和服务领域的实际就业的人数所占的比例正稳步上升，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到1935年，已有30.8%的人口居住于五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 (20) 然而，也正是在这几年中，有关农业的神话势头正旺，吸引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外，日本乡村也发生了变化。在农场，思想意识的应用最初依赖于当地的精英人物，而到了1920年代，大多数最具权力的精英人物已日益缺失。也正是在这些年里情势发生着转折——传统的家长管理式农业土崩瓦解，而现代的家长管理式工业尚未完全形成。地主不再向贫穷痛苦的佃户提供救助，而公司尚无法胜任任何程度的“家长”角色。 (21) 因此，在乡村面临经济困境时，政府定期要求当地居民进行自我救助的号召日益显得微弱无力。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人士看来，对于有效的“自我努力”来说，不论是1920年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方案，还是1930年代激进的平均地权主义者提出的计划，都比政府提出的合作精神、忠于皇权等耳熟能详的规劝训诫有效得多。 (22)
思想意识和经验之间的差异日益增加，这首先意味着一些思想意识并不像曾经那般完美无瑕。人们不再将思想意识视为自然生成的产物，因此需要施以更多的阴谋诡计和武力措施来维护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随着皇家意识形态丧失其“明显的不可见性”，遂变得更加强调当下、更加固执己见、更加无法容忍多样性，甚至更超过明治末期的实际所需。为了确保思想意识霸权，政府最终不得不“以恶制善”，审查关于《昆虫社会》的科学论文以及关于无产阶级社会的政治传单。与此同时，政府还镇压从皇家正教中偏离出去的少数学说，这种颠覆程度就如同军队发起武装叛乱，占领民众聚集的城市中心一样。 (23)
与此同时，这种差异不仅诱使高压政治加剧，还促使政府加强对于1930年代特色思想的劝说和“影响”上的力度。此外，由于前期的普遍思想变得日益繁杂与教条，思想家们的工作变得更加辛苦。对于像最初的“国体”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思想家们的做法更是如此。“转变国体”最初被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 (24) 认定为国家危害罪的一种。直接反对共产党，以及在美国暗示类似“反美国”的情绪，这些行为的内涵是将“国体”转化成为一个法律术语，一个即使是立法者也很难定义的法律术语。 (25) 截至1930年代末，“国体”一词以一种崇高的、神秘的、有时又令人费解的描述方式出现在低年级教科书及思想手册当中。在1937年的爱国教育指南，即《国体的根本意义》一书中（截至战争结束，该指南已被复印、分发出上百万册），“国家政体”被视为最为华丽、能够涵指一切的表现形式。一份翻译文献（这份翻译文本和原文一样浮笔浪墨）的首段写道：
世袭的皇帝们接受了日本建国者的圣谕，世世代代统治国家，这就是我们永恒且亘古不变的国体。因此，基于此项伟大原则，所有人民团结一心，组成了一个大家庭，遵从着天皇的意愿，实际提高了忠孝之类美德的地位。这就是国体的辉煌之处。这种国体是日本永恒不变、万古长青的基石，在历史的长河中光芒四射。除此之外，这一国体的稳固与国家的发展相辅相成。这种国体与天地同在，永垂不朽。因此，最首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认识到，在国家建基的现实当中，这种光芒之源是以怎样活跃的光辉映照万物的。 (26)
然而，正如一位学者日后回忆的那样，1940年代人们对国体一无所知，大家只能简单地“感受它”。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专著暗示出思想意识的控制规模扩大，所以人们才产生了这种情感。 (27) 战争结束后，社会上产生了“过去几年关于国体的歪曲理论”。这个时代的产物是政府和民间思想家们通过固化皇室正统思想，以应对国内社会经济压力与国外日益恶化的国际环境而诞生的。这就好像国体独特的光辉及其可靠的永恒性变得更加重要，好像整个世界都在它周围消失了一样。 (28)
1945年夏天，战争还有几个星期就要结束，世界似乎也即将随之崩溃，政府紧紧抓住“国体护持”这一借口，将其作为接受投降的条件。在天皇以广播的方式告知世人战争结束时，他宣布国体实际上被保存了下来。1946年，政府保守派和国会坚称新的战后宪法并不能改变国体。 (29) 然而，那时候国体的意义已经开始减弱。 (30) 1946年，保守派将国体视为“国家的基本特征”，以天皇制度存在与否来界定国体。 (31) 因此，相比于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的光辉国体，这一做法愈加接近于1880年代的国家政体的定义。后来，“国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概念随即土崩瓦解。据说在战后时期，日本的年轻人听到和“国体”音似的词（但实际上是“国民体育大会”的缩写词时），会认为这个词仅仅代表每年在日本广为庆祝的“国家体育比赛”。 (32)
这段关于战前迷思的战后历史暗示了在战前时期日本对于天皇制这一思想角色的另一种观察。战争刚刚结束的那段时期，占领当局和日本人共同废除了关于天皇制思想的一般性及特殊性原则。人们重新以民主的名义审视国家和社会，许多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抛弃了原有的国体，转而追求民主。他们的这种热情暗示着，战前的典型思想意识如今已是弄巧成拙。皇权正统不仅变得与国家及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其僵化程度甚至还有违常理。事实上，皇权正统不仅与城市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之后战争失败这样的明显事实相矛盾，也和思想意识常识相违背。例如，对个人主义的否认程度逐渐加强，甚至所有在经济、教育方面的努力、奋斗都被认为是可疑的（除非完全提升到国家需求的高度）。从明治时期开始，日本的官方思想就将个人成功及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同国家进步联系起来，尽管日本人民接触了此种思想意识却鲜有人愿意抛弃前者，选择后者。然而现在，他们的工作仅仅和“保卫和维持帝国皇位之繁荣的思想”相关。 (33) 在战争时代，日本的教科书中不仅将日本描述为诸神的国度，将天皇描述成神祇，甚至将富士山也视为神圣的象征；而坚守这种传统的本土文化保护论者通常带着一种激进的反西方情绪——不论这种传统是以“征服现代”的概念出现，还是以日本精神的优越性进行表达。 (34) 从明治时期引入文明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追寻现代性，这种反西方主义和日本的经验经历格格不入，在战争结束后甚至消失得比国体还要迅速。回首往昔，1945年至1946年正统“天皇制”的迅速消失暗示着经验和思想意识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异常紧张，以至于一旦支撑官方思想的体制体系遭到解体，官方的意识形态就很容易予以废除。 (35)
在通常情况下这可能是真的， (36) 但它绝不是普遍的真理。1930年代至1940年代涌现了大批维护皇权的狂热分子，他们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禁令的传播和执行。纵观那些年，正统思想似乎有足够的能力通过刺激社会来实现国家的目的。然而，即使是在这个时期，对于思想意识的众多解读都暗示如果要解释国民行为，那么单纯的官方解读是不够的，这需要多方的解读与多种因素的互动。尽管国家的权力日益增长，早年间的模式却似乎延续至今。这可能意味着当时流行的思想意识规划不仅是官方教化的产物，也是各种思想家（官员及其他人士）共同操纵的结果。如果说正统思想动员了社会，那么更可以说社会也继续进行着自我调动，不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其深刻的社会意义都是社会的支柱。关于昭和时期思想意识的发展过程，有两个问题必须关注：一是天皇制思想如何如同国家意愿的要求一般引领了战前日本人的行为，二是国家如何制止思想意识与国家发展背道而驰。
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发现，那种从1945年回望昔日皇权鼎盛的时期的观点夸大了正统思想的力量，而这种夸大是可以理解的。某种程度上源于战后日本承诺要建立一个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国家，而这需要立刻确定是哪些社会力量对之前的灾难负责。在这种情境下，鉴于思想意识的潜力和令人厌恶的程度易于具体化，因此人们赋予了它可能本质上并不具备的实质、威望，甚至功效。这个研究至少暗示了正统思想——这个包含了政府教化、镇压和控制的结合物——的重要性可能和与之相对应的其他思想论述不相上下，这些思想论述有些并不是由战前日本创造的，也不能被战后的继任者们废除。
这是因为， (37) 精心构建起来的若干歌颂天皇制思想的丰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法律或体制的改革摒弃或削减，就像天皇和富士山业已从神圣的典范沦落为自然形成的象征。至于之前提到的明治起源，1945年失去的正是天皇制的各种因素，它们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涌现出来，后逐步扩展，到战争前夕已将早期的其他众多解读排挤出可容许的说法范围之外。然而，这些从其他方面进行的解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在明治时期思想意识论述的从属条款中可以看出，不论是将日本视为一个整体，还是视为社会和经济改善中的个体，战后的日本并未抛弃已有的信仰。在明治时期，国民整体首次拥有国家意识（即作为日本公民的意识），并延续至今。战后对于国家成就和“我们大日本国”国际地位的自豪感也延续至今，尽管现在日本主要凭借其卓越的经济文化实力提升国际地位，而不像战前主要依靠帝国力量。从深刻的社会意义（这种意义难以言表）来看，战争的失败无疑并未阻止国家的发展，却深刻影响着日本民众对于个人和集体的态度。新的政治体系并未改变议会政策的性质，反而将其奉为神圣，但也未能全部消除社会在解决谋私导致冲突的做法方面产生的厌恶情绪。
因此，1945年见证了许多诞生于明治及以后时期思想意识因素的消逝，而战后形成的另一种不同精神的思想意识成果延续至今。事实上，战后的几十年间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再次解读和明治晚期的解读并不同。此外，与明治时期一样，战后的思想意识并未有任何新突破，亦未采用现成的思想。相反，由于日本的现代化体现在许多其他方面，就如同明治时期的日本民众想象自己享受于政治和社会世界中一样，当代思想继续继承了对政治社会世界的解读。
(1) 279
(2) 例如以“立国论”为主题的一系列文章：《中央公论》卷26，4号（1911年4月）：15—132。
(3) 例如，在当地教育界会议上的讲座，发表在《信浓教育》上：浮田和民，“道德的基础”（1913年12月），笕克彦，“教育敕语与时代思潮”（1915年8月）。关于“革新论”及其他典型的修辞，见：吉田熊次，“道德教育的革新”，《伦理讲演集》，125号（1913年3月）。
(4) 津田元德，“理想的小学校长”，《小学校长讲习会讲演录》（西彼杵郡教育会，1918），14—15。
(5) “异常”；“关于教育的效果与一般设施紧密相连的建议”；发表于临时教育会，1919年1月17日，见教育史编纂会，《发达史》5：1196—1204。关于文部省建立的教育调查会（1913—1917），见：《教育时论》（1913年3—8月），关于寺内内阁（其成员中有诸如小松原、平田、一木等山县派人员）建立的临时教育会（1912—1919）：海后宗臣，《临时教育会议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0），池田进，“关于临时教育会议”，见池田进、本山幸彦编，《大正的教育》（第一法规出版社，1978），163—176。
(6) 280
(7) 例如，“神道教徒”见：孝本，“‘思想国难’与神社”，315—335。“文部省”见：国立教育研究所，《百年史》1：273—323。“内务省”见：大霞会，《内务省史》1：338—344。
(8) 《都新闻》，1919年3月29日。
(9) “教育家们”见：例如，“今后国民思想指导上教育者应当关注之点”，《帝国教育》，446号（1919年9月）。“议员”见：芳贺登，“地方文化与风俗习惯”，见古岛编，《明治大正乡土史研究法》，199—200。(https://www.daowen.com)
(10) 大霞会，《内务省史》1：338，3：361—398；派尔，“追随者的好处”，127—164；森田良雄，《日本经营者团体发展史》（日刊劳动通信社，1958），57—59；悉尼·克劳库尔，“日本雇佣体系”，《日本研究杂志》卷4，2号（1978年夏）：225—246。
(11) 内务大臣床次竹二郎给都道府县知事的第94号指令（1919年3月）。《内务省史》1：340—344。
(12) 例如，内务省和农商务省的“经济再生运动”开始于1932年；诸如官僚思想家和农业思想家之类人物经常使用的“自立再生”一词也起源于这个时代。关于此运动的当地报道资料参见：中村政则，《近代日本地主制史研究》，321—383。
(13) 胜田市史编纂委员会，《胜田市史料》，卷3（1973），15。
(14) 281
(15) 粟屋宪太郎，《资料日本现代史，卷2，战败后不久的政治与社会》（大月书店，1980），389—390、495—496。
(16) 此用法的例子包括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一份“激进右派”的文书；永井柳太郎的《改造的理想》，大正“新自由主义”；讲述大正民主的卓越杂志，《改造》，创办于1919年；以及就新学生与工人运动而言呼吁“社会改造”的论著，尤其是1919到1921年的友爱会。参见斯蒂芬·S.拉奇，《日本劳工的崛起：友爱会，1912—1919》（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社，1972），以及亨利·德维特·史密斯Ⅱ，《日本的第一次学生暴动》（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
(17) 关于大正年间的教科书，见：唐泽，《教科书的历史》，330—430。
(18) 282
(19) 浮田和民，“新时代的使命”，《国民杂志》卷3，17号（1912年9月1日）：19—20。
(20) 就业数据见：大川、筱原，《日本经济发展的模式》，392。“城市人口”见：《明治以降本国主要经济统计》，14。
(21) “地主”见：沃斯沃，《日本地主》，66—93。“公司”见：克劳库尔，“日本雇佣体系”，225—246。
(22) 作为合作精神的范例，战前第四版小学教科书（1933—1939）讲述了五个乡村首领众志成城，共同修建了大坝，促进了当地繁荣的故事。这一现象在明治末期屡见不鲜，但是在1930年代中期日益变得凤毛麟角。海后，《日本教科书大系》3：340。
(23) “以恶制善”，字面含义为“用粪便来调节味增”，见：“二三青年论”，《伦理讲演集》，101号（1911年1月）：80。《昆虫社会》是一本讲述昆虫的生物书，该书由于“社会”一词受到审查人员的询问，见：城市郎，《续发禁本》（桃源社，1965），170。关于1888年到1934年受到审查的书籍，见：内务省警保局，《禁止单行本目录》，卷1（湖北社，1976）。关于思想控制，见：理查德·H·米切尔，《战前日本的思想控制》（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76）。关于“颠覆”，见：本-阿米·施罗尼，《日本之乱：少壮派军官和二·二六事件》（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3）。
(24) 283
(25) 米切尔，《战前日本的思想控制》，62—68；迈尼尔提出了“有害国体”的指控与“去美国化”的对比，参见：《日本传统与西方法律》，65—67。
(26) 《国体之本义》，豪尔、冈特莱特译，59。该手册是在文部省的指导下完成的，它的编委会包括如和辻哲郎和久松潜一等知名学者。
(27) 植手通有，“关于国体论”（《月报》，31号），《日本思想大系》，卷36，《荻生徂徕》（岩波书店，1971），8。植手也在回忆1940年与他“忠君爱国”的父亲一起徒劳地在商场寻找一本关于《古事记》的书的情景（他的父亲对该题材毫无兴趣）。当时店员还误解了他的请求，以为他要找“乞丐”（与“古事记”同音）。然而《古事记》是国家神道和国体的基本文献资源之一，根据《古事记》，1940年正是立国的2600周年。
(28) 例如，“各派政策讨论会：宪法问题与天皇制”，见日高编，《战后思想的出发》，105—106。
(29) “国体护持”，见：粟屋，《资料日本现代史》2：459—461、483—484、256—277。“宪法”见：石田雄，“战后民主改革与国民的对应”，《岩波讲座：日本历史，卷22，现代1》（岩波书店，1977），135—141。
(30) 284
(31) 关于定义，可参阅内阁对新宪法（1946年11月）的阐述，摘自豪尔、冈特莱特，《国体之本义》，198—202。
(32) 色川，《明治的文化》，266。
(33) 《国体之本义》，181。
(34) 例如，海后，《日本教科书大系》3：312、405、412。
(35) 里昂·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概念与此相关，参见：费斯廷格、亨利·W.里肯、斯坦利·沙克特，《预言失败时》（纽约：哈珀与罗，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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