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正时期的新政治
虽然山县似乎很担心天皇的逝世会改变他所谓的“国之方舟航行路线”，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而且要让刚刚登基、经验匮乏的大正天皇能够充分听取他的建议，山县确实应该要下些苦心。 (74) 与此同时，1912年8月，山县通过把皇室里的双重职位分配给桂太郎将其逐出了政治舞台。这样，他的得意门生就要在皇室中听从山县的领导，更重要的是，山县一直认为桂太郎背信弃义、结党营私，因此他的门生将无须迎合桂太郎 (75) 。12月，元老们被统一召回着手选举新总理的事情，“日本大臣自摧内阁”——舆论大力抨击山县助力推翻西园寺政府的行径——这急需政治处理 (76) 。山县宣扬自己关于党派“混乱无序”的熟悉论调，他知道“元老们受到了来自演讲和报纸的一致抨击，民众情绪大为躁动并被引入歧途”，便警告“紧随这场纷争之后的缠结” (77) 。他自称“只是一个军人，而非政客”，民众对这一程式化的辩解不予理会，但在1月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甚嚣尘上时，他的确全面诉诸了军事化的比喻：
反对派大举消除党派与保护宪法之旗。他们这么做目的就是误导和煽动民众，把政府推向众矢之的漩涡，这个策略使其收获日益增多。未免整个民族只剩一条逃亡之路，最好的方法就是向反对派的中心力量发起攻击 (78) 。
但他所号召来负责打头阵的桂太郎却选择了投降，并且决定组建对于山县来说将永远是宿敌的心腹——议会党派。因为如果山县仍然坚持自己40多年秉持的这个坚如磐石的信仰，那么现时政治世界的激流会以越来越大的力量将其裹挟而去。大正政治变革见证了1912到1913冬天发生在两个月里的两场内阁变故。这表明了1890年以来现实中政治变迁的程度。 (79)
用当时公认的话来说， (80) “自日本宪政建立以来已有20余年”。因此，大正时代初期的政治更迭便为评定两个时代交替时期所呈现的政治形态提供了契机 (81) 。
虽然天皇的逝世就意味着国家统治、君主专制甚至是个人独裁的终结，但在政治话语中，未来比过去更有吸引力，对崭新开始的寄望比在大正时代头几个月所做的反思更为重要。实际上，这种在日本政治时评员和党派政治家中广为流传的情绪与一种期许相似，即同样的社会精英群体在等待国会1890年开门时所寄予的期许。此时的民间舆论再一次提出了“二次复辟”的诉求，大正时代提出的这次复辟是为了满足明治时代“只在形式上而没有在精神和实质上”达成的立宪承诺。 (82) 因为意识形态的分类一旦确立便自其形成期不断发展下去，所以此后基本的政治划分还是分为了官和民两种，即“官家民家”。在大正时期的新政治中，在寡头统治集团的官僚子嗣中，在民众的政治党派中，究竟1880年代这场两分法中的哪一端会占据统治地位呢？ (83)
然而，在这些划分类别中，反对党派不断进化的标语也表现出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是来源于前两个立宪十年中他们所获得的经验。在大正时代宣称的这场复辟中有一对相似的标语，第一个是“摧毁派系政府”，这标语同“山县，井上，大山和松方这几位朝臣一样古老，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是老政客，到现在大正时代还操纵着大权” (84) 。新时代助力“积攒了30年的民愤”来对付寡头统治派系和元老大臣，雄辩家们兴致昂扬地宣称高潮的到来——“这些国家发展的最大绊脚石”终迎来了其迟到的终结。 (85) 反官僚势力的第二个标语是“保护立宪政府”，这更多地适用于现在的大正时代而不是过去的明治时代。他们运用宪法的权力和权威来迎合新型民生政治的需要，借此使用了同义词“立宪的”来表示党派的职位和需求。1889年，当立宪政府还是一个空想的时候，政府就宣称自己具有超越党派的公正，而党派则宣称代表了自由意志和公众意愿。“天皇授予的宪法”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号叫做“钦定宪法”，但寡头统治集团已经设计好实施方案并有意控制其运作过程，因此如果说该宪法属于任何人的话，那就一定属于这帮寡头集团了。
在1912到1913年间， (86) 每一个政治党派都在其官方名称中使用了“特权”这个字眼，他们借此修辞宣示了其对宪法的所有权。然而政府的每项举措则被冠以了一个快速生成的表达，即“合宪-违宪”。 (87) 对于伊花《注评》中宪法方面的理解，这次的美浓—上中之争夺取了其中占绝对优势的权威解读。同样，各个党派借着宪法的名义把现已成熟的立宪政治思想体系融入官家和民家的思想划分当中。
有些人认为“立宪危机”会引发“捍卫立宪政府的关原之战”，然而事实与他们的构想却并不相符。即便这样，大正时期的变革还是清楚表明，会有更多派系从更多方面参加到官僚党派官家和政治党派民家的战争当中，这比明治时代的场面可恢宏多了。 (88) 元老大臣和私营党派都不必非得退出该领域，因为正如媒体正确观察的那样，铲除桂太郎并不意味着寡头统治集团在官僚党派、参议院和军事领域影响的终结。 (89) 这些部门仍源源不断地给山县提供特殊支持，直到1922年山县去世，他在这十年的大多数时光中也维持了较大的个人影响。尽管如此，元老大臣手中的权力还是衰减了，桂太郎不是山县派系中最后一个通过与其他党派结盟来寻求政治未来的人。因为田中吉和其他人的调解适应，政府最高层中的官民界限不断模糊。另一方面，天皇和议会政治的界限却越发分明。用尾崎行雄的名句来说，这是因为党派的存在使官僚无法继续再拿皇权当作护栏，拿天皇的法令当作子弹了。 (90) 军队在明治时代主要是通过元老大臣发挥作用，可现在已然以独立力量的姿态重新出现，他们有能力并且也有意向摧毁内阁。这些的终结也变得愈加明显。田中和山县皆将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视为“黄金机会”，这次革命促成了军队进行大陆扩张的计划，并以一分为二的形式影响了国内政治。 (91) 随着企业领导和商会联盟参与到保护立宪政府的运动当中，而且绝非偶然地参与到了降低营业税的运动当中，政治舞台上便能持续而迫切地听到商界的声音。 (92)
1912—1913年间扩大的政治 (93) 精英队伍正是德富苏峰所说的军事力量、财政力量以及民权力量。 (94) 最后一个民权力量仍然是指政治派别，其规模与影响的扩大通过大正变革事件日益为公众所熟知。1890年，民众派联合起来赢得了国会中的大多数席位，但从1908年到1913年，众议院的控制权都掌握在一个党派，或者确切的说是一直掌握在同一个党派手中，即立宪政友会。此外，原桂提出了“和解政治”和“相互谅解”的主张，这样，早前民众党派和官僚集团之间不可调和的敌对立场就取得了一个怀柔的结果。 (95) 尽管立宪政友会是一个民众党派，可它现在也是一个政府党派，一个与官僚集团进行利益交易以求得国会支持的执政党派。1912年12月到1913年2月期间，立宪政友会对桂太郎短命的内阁表达了其反对意见，成了一个反对党。2月份的时候，立宪政友会在山元统治官僚内阁期间回归政府党派；这样，最近一直被大声疾呼为官僚集团的反立宪政友会党派现在便高举起了反对的大旗。明治时代的变革是权力由官僚向党派的变革，而大正时期的变革则为权力在党派之间的更迭铺好了道路。 (96)
但这种在国会系统中再正常不过的变更发展却完全无助于增加党派的声望，或者从整体上增加政治的信誉。国会体系实际上并不完整，官僚内阁在其中的持续存在是促使上述现象发生的一个原因。此外，另一个原因则是明治时代政治话语中所确立的种类与和解政治相互妥协。这是因为长期标榜代表民间势力的人士似乎与一直以来备受指责的官僚官家互相妥协，携手联合了起来。 (97) 正如彼得·杜斯所说，这些党派已由“反对者”变为了“受尊重者”，这番巨变促使各个党派跨越界参与到了政治体制当中。 (98) 实际上，自大正时代以来，人们很少知道它是民众党派——“民党”，更多的是以既定党派——“正规政党”的名号来认识它。从公众舆论中可以得知，人们认为民众党派和官僚集团都一样，都是那种只顾政治而罔顾代议制的党派类别。早在1912—1913年，常常用来形容政府的消极词正被用来形容党派。批评家警告说：尽管党派各个都信誓旦旦，实际上它们既不倾向于立宪也不倾向于民粹，只有“私营党派政治”将紧随“官僚党派政治”之后成为下一种政治模式。 (99)
深陷在一个较早时代产生的分歧之中，党派政客似乎是想确保留下这么一种整体印象：就是无论他们的言谈听起来多倾向于民家， (100) 其举措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官家。就像之前一样，这种观念阻碍了天皇施行立宪政治，天皇进一步丧失了直接的政治操控权，这样，那些打着所谓单纯“非政治”旗号的人就变得更加容易求得天皇的庇护。这同样也不利于更多的民众施行立宪政治，虽然他们在语义层面上仍属民家，但在立宪资质上却依然没有一个有效的自我政治定义。
然而，在这束集中关注议会政治耀眼而狭窄的聚光灯之外，大正时代的变革也表明了其他形式的公共行动同样可以在政治舞台的广阔边际上找到立足之地。民众大会和民众暴乱与1913年初发生的保护立宪政府运动一样都是有着双重根源的。既传承自19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影响力的精英人士”的演讲大会，又传承自通常很暴力的城市的群众抗议，而这种抗议正是明治时代最后十年群众罢工和游行的主要特征。 (101) 2月10号的这场游行的确“将国会周遭区域突然变成了一幅战场景象”。实际上，尽管人们判定这次暴力事件较以往更为严重，但还是会不停地拿它与1905年反对《朴茨茅斯条约》的日比谷烧打事件相比较。这次事件中，暴民们再一次在东京和其他各省上演了焚烧警察岗亭和攻击遵循政府路线的报刊的恶性事件。 (102) 政府人物，特别是像田中义一这样的类似山县的人物，很快就看到了民众游行中社会主义的效果和无政府状态的可怕。 (103) 民众的政治行动和群众的社会抗议这两个分开来都让政府感到异常恐惧的东西，在此正式交会。用田平东助（山县的另一门生）的话来说，12月到次年2月这段时间对于政府就是“国家解体切实发生在我们眼前的一段时间”。 (104) 而事实上，随着政治行动和政治表达实现并包含了一个很大程度上正在急速变革与工业化社会，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实为国家融合的结果。
扩张的政治范围在其他行业也一样明显。无论是数百个当地有志者为抗议1887年政府提议条约修订所发起的地方集会，还是街头暴民回应1905年条约所引致对于“国耻”广泛的大声疾呼，新闻舆论对于刺激公共行动一向起着重要作用。在1912年12月动乱发生期间，德富苏峰曾抱怨过“新闻舆论所能做的就是煽动民众情绪”。然而因为他自己政府喉舌性质的《国民报纸》也不过如是，并且再次被斥为“御用报纸” (105) ，因此其言论不免显得虚伪狡猾。
到1912年，政治机关闲置已久，更多的报纸宣称自己“不偏不倚， (106) 无党无派”，但是也许正是因为《大阪朝日》长期与寡头政治先验论相联系，让它过多地受到了政府思想的玷污，从而使其一度避开了这个称号。 (107) 政治人物为赢得舆论导向争风吃醋，就连山县都一反常态，谄媚地表现出对德富报纸莫大的兴趣。该报对政府的支持使得山县对其不断增加的发行量笑逐颜开，也为报纸带来了非官方的月入补贴。 (108)
尽管大部分媒体声称追求社论公平，然而在大正变革期间，他们仍然进行着积极地反政府活动。他们既口诛笔伐元老大臣，又热衷参与记者立宪运动。记者们不但积极参加其他组织，还在1913年1月和2月牵头组织了自己的集会。 (109) 这种行动主义促使德富的国民报纸、其他五个官僚日报和另外20份县级报纸联合组织了一个“促进立宪政府的媒体联盟”，其目的是支持桂太郎对阵反对党派和其他报纸的事业。然而，反对政府的新闻媒体影响力却更为深远。事实上，一个学者之后曾对记者的行动主义及对抗报道的联合作用给出如下结论：这是反政府媒体首次驱使党派作出决定而不是受制于党派。 (110) 这种奏效的“骚动”模式在1918年的抢米暴动中再次上演，当时《大阪朝日》煽动起了全国上下对政府财政政策的不满，而且自己也在同时期的白虹事件中遭到政府的镇压。 (111)
因此，随着历史由明治时期进入到大正时期，20世纪日本新闻舆论的两个特点也变得明朗起来。一是规模稳健扩大，这不仅体现在整体发行量的持续增长上，还体现在其向着大型国家报纸的定位不断转型的趋势上。正是因为它将严肃报道与大众喜好有机结合，才得以成功吸引了一批形形色色兼容并包的读者群体。这种形式的典型代表——《大阪朝日》报纸及其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每日大阪》皆在大正时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大阪朝日》的发行量由1913年的约250000份扩大到了1923年的800000份；而同时期《每日大阪》的发行量也由300000份增长到了920000份。 (112)
1890年报纸的读者圈还很小， (113) 但后来就突破了中产精英阶层的观念界限，向着受众越来越大众化的方向发展开来，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潮。与此同时，仍然代表了日本新闻媒体特征的独特的社论立场也以一种更为决然的姿态出现在大众面前。经常爆发改革运动的反政府立场通常会像反对政府一样也反对党派。社论的立场就是将这种反政府立场和人们越来越坚持的“公正无党派”的社论政策相联系。就连积极进取的《大阪朝日》也接纳了这个自己早前极力避免的格言，在1918年政府镇压的余波中成了一家公正中立、不偏不倚的新闻媒体。 (114) 人们小心翼翼地践行着反对举措，有时还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去维持社论的独立自主不结盟。但是两者的结合并不仅仅是审查制度的产物。相反，如同审查制度本身，这种结合实际上是明治时期政治活动和思想意识的产物。反对立场源自由来已久的反对政府的大众改革，而不结盟立场源自判定无益民事的党派政治所累计产生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二
1912到1913年的系列事件也表明：地方的政治领域扩张可以和国家级的相匹敌。虽然人们说立宪运动是由中央的积极分子“挑起”的，但只有地方社会和政界的革新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转变会点燃如此明亮而急促的火焰。 (115) 一些“立宪青年”团体以党派的名义反对政府，另外一些以天皇的名义反对政府。“立宪青年”团体的数量表明了这种对青年了解政治进行思想隔绝的行为不是完全成功的。新闻界很快把这种现象诊断为“政治热”，现在，这种“政治热”使得很多女同学和男同学备受煎熬 (116) 。就像1880年代的政治青年一样，1913年的立宪青年是新一代政治意识的产物。一位地方军官将他们描述为堕落的农民和懒汉。因为这些人都屈服于了“令人似懂非懂的立宪理论和野心勃勃的政客的煽动” (117) 。实际上这些当地青年通常也是有学识的积极分子，尽管他们受过无关政治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但还是在大正时期参加了这样或那样有组织的政治活动。
在许多大正时期的青年刚刚开始参与政治之时，当地精英中许多年长于这些青年的社会人士到1913年已经深谙党派政治之道。 (118)
山县欲使当地政府继续 (119) “远离中央政治纷争”，但政府没能听从他的反复警告，还是卷入到了“党派冲突”的漩涡当中。 (120) 有位军官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山县就这个问题发表的每一场演说的语言批判了他所在区域的立宪青年，并对1913年自治制度最终引发了国家的四分五裂深感痛心：
这个区域出其不意地掀起了一阵政党热潮。党别和派系色彩不仅充斥在中上级阶层当中，甚至在社会底层人民中也随处可见。极力控告反对党派成了当时人们生活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个党派的城市或村庄才能得到相对的安宁平静。但是如果一个地方存在两个对立政党的话，那派系斗争就会渗透到自我管理的每一个问题当中。这些问题通常关乎道路和学校，或更为甚者会涉及农业设施和神社的财政管理。似乎不论一个党派提出什么主张，不管这个主张有什么优点，都会被另一党派不遗余力地进行抨击。这就像国家政治一样，会在很多情况下产生危害。政党热潮使得各县深受其害。我一向认为党派斗争介入自治制度应该算是一种违反公德的行为。
我在这2个城市和这个区域的193个村镇中待了14个月，在此期间，有8宗公职人员犯罪的案件闹上了法庭，有11宗正在接受调查，谁晓得还有多少宗仍未见天日。这无疑要归因于官员的腐败，可即便这样，他们也会推托说反对党的控告通常才是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因此，我相信直到这种极端的政治热潮冷却下来，狂妄的政治党人停止煽动大众，村庄团结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121)
这样的政治冷却很难实现，这是因为政党已经在府、郡等各级别的地方政治层面上很好地完成了进一步的自我建设。在1913年1月桂太郎忙于应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当口，他收到了山县的一封来信，力劝他索取各府的一手报告。“那里的条件和以往不同了”，山县在书信中低调地陈述道，“政府官员、行政人员、警务人员和其他官员似乎都持有各自不同的观点” (122) 。县级政府一度是府级政府稳定的下属官僚机构，可他们现在确实吸纳了越来越多同级别适合进入政友会的人。虽然山县在1906—1907年试图否决原敬废除郡的提议。但1921年原太郎最终还是成功地将郡从当地的政府系统当中移除了出去，在此之前的几年当中，郡县领导也都受到了党派的影响。 (123)
在明治时代后期， (124) 地方政治中官家和民家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这和中央政坛中的情况如出一辙。正如山县所担心的那样，民家政党渗透到了地方官家当中，我们再也不可能自信地宣称官家统治结束而民家统治开始了。此外，村民和镇民认为，官家统治结束和民家统治开始的分界点也并不明确。这是因为，当地负责人在占据官职的同时也支持党派。就像在国会中与其类似的官职一样，他们是以政治家的面貌出现在大众面前的，这种官职通常和施行统治的官家相关联，而不是受统治的民家。
党派人员和官僚人员除了在彼此的管辖范围内互相融合之外，政党路线的不同划分也逐渐在府级、郡级和村级的集会中逐渐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当地经济结构的变革使得党派在那里的存在显得越来越不可或缺。明治时代早期和中期的恶霸富农多半是在村中一边打理农事一边履行当地负责人的职责。明治后期也有一群类似于这些恶霸富农的人，他们加强了商业活动，扩大了所据土地，作为县级精英即当地的名望大户，他们常常为人所求，其政治眼光已经扩大到了县级及其以上的国会。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中层地主，随后成了不断扩大的立宪政友会在当地的支柱，并且成了政治分肥性质的“积极政策”的受益人。然而到大正时代中期，地主阶级的稀缺正好给村子松了绑。这是因为佃户问题日益恶化，不断增长的工业商业利益削弱了农业的政治强度。对于大地主来说，即便他们资金充足到足以在明治时代的各路党派中独善其身，可以不依靠他人仅依靠个人影响力达到成功，可现在也还是要常常向党派寻求帮助（多求助于反对立宪政友会战线的党派）以获取他们对其利益的支持。无论如何，这种情况还是变得越来越不“本地化”了。 (125)
与此同时，各地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这明确表明：他们再也不能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独立处理财政事务了。在1890年代早期，人们有时还会抵制政府对当地的事务的干涉，但到了明治时代后期，政府的管理就成了分配县级与国家级经费的必要环节。这些经费通常用于道路和学校建设，洪灾防控和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 (126) 需求一直都是适应权威权贵从中央流转到地方，可现在却备受争议地向两个方向一起发展开来。有充足的经验作保障，当地负责人追求的是那种在1889年被寡头政治执政者痛斥为党派颠覆行为的“利害关系”。
自日俄战争之后的若干年中， (127) 内务省一直惯于给反对自治的理念打上有益地方发展的标签，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当地负责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代表当地利益的工作当中。 (128)
1912年，中央政府曾试图缩减其开支过大的财政预算，与此同时，地方管理者也开始制定自己的财政计划，而这些财政计划通常是非常大的手笔。举个例子，长野县就有一个城市启动了一项60000日元的项目，预计在3年内新建两所小学。而另一个村镇里的各个村庄之间更是对用于河堤修缮的资金争论不休。然而同时，还有一个村镇为了纪念天皇统治的第五个年头，计划加大在村镇资产、学校预算和道路建设方面的投入。 (129) 虽然当年明治时期的统治和西园寺内阁都没能撑过整个夏天，但政府的运作还是维持了足够长的时间。其间，内务省、文部省和农商务省得以在10月份以调节当地财政的名义颁布了联合指令。人们对政府节省开支的要求感到愤恨不已。长野县的一家报纸曾用卡通漫画表现了这样一个场景：大汗淋漓的中央政府工作人员正在用一把木槌从财政包中攫取庞大消费和政府补贴的每一粒谷物，而这个财政包当中就包括了用于当地教育和公共事业的预算开支。 (130) 地方官员和组织不但不惧怕政府的行政恫吓，还转而求助于政治党派，希望他们不断增加县级和国家级的资金投入量以充实当地的财政包。政府即时要求地方缩减财政投入，增加军事开支，而地方社会又对立宪政友会的“积极政策”充满期待，这其中的重重矛盾最终引致了社会的失望和不满。1913年1月和2月间，一股“寻求党派支持”的火焰在全国范围内点燃，其部分原因就要归咎于这种失望和不满。
国家的凝聚力由此发展成了一种政治化的行为，而明治前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执行性和劝谏性的。一位越来越倾向党派的精英人士从中穿针引线，使得中央和各县通过彼此的需求紧密相连。一些当地的资助者过去喜欢家长式的庇护支持，也曾在其阶层当中为灾难援助和学校建设筹集资金，但现在却再也不会这么做了。同时，地方需求也超过了他们能够提供帮助的范围。当地运筹的各个项目不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还需要地方甚至是全国的团结协作，而这并不能光靠有影响力的当地人士就可以做到的。
当地政治家和政治一样均要求实行各政党能够提供的超地方调解。1890年代，日本实行“地税政策”。日俄战争后期，政策则转变为“铁路政策”。 (131) 两者之间的转变成了日本政党与乡村精英之间关系转变的一个缩影。 (132)
20世纪早期，像同一时期的法国一样，日本省区的政治化业已开始。当地精英阶层通过满足政府的需要和需求获得自身利益。通过上述方式，国家政策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133) 与此同时，地方政策融入日本国家政策也同等重要。山县和其他政治家曾极力反对过此现象。明治政府早期推行中央集权制。随后，中央集权制逐渐转变成全国综合体制结构。该结构得以运作不是由于管理公正而是政治利益的驱使。1880年代，策划者本着富有成效和中立的态度制定地方政府体系，以“巩固国家的根基”。在不干预国家整体政治的前提下，策划者尽量满足国家综合管理的需要。如今，政策已经与策划者的计划相一致，日本已经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走向这一道路的方式与策划者之前的设想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