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社会建设相关理论探讨

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明确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推进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而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是加强和推进社会建设的理论依据，对于指导实际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探讨西方历史上影响较深远的社会学理论和中国新世纪研讨比较热烈的社会学理论，以期为实际工作者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西方历史上影响较深远的社会学理论

社会思想古已有之，但作为学科的社会学在西方发源至今，只有不到170年^[1]的历史。综合相关文献资料^[2]并融入笔者的思考，西方进入新世纪以前的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一些代表人物。

（一）创始阶段（1830年代到1870年代）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A.Comte，1798—1857）在1838年10月出版的《实证哲学教程》中最早正式提出“社会学”一词，被人们尊为“社会学之父”，或认为是社会学的命名人。孔德的社会学理论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社会静力学研究社会各个不同部分的结构关系，以及彼此间持久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也就是研究个人生活、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几个不同层次的结构和相互关系的各个方面；社会动力学是从社会变迁的连续阶段和相互关系的过程来研究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规律。孔德开启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先河，他的一些思想为后人继承和发展，成为近170年来西方社会学发展中的主流。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spencer，1820—1903)是英国社会学的创始人，是孔德之后最著名的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主要包括社会进化论与社会有机论。他的社会进化论认为，进化是一个普遍规律，社会的进化过程同生物进化过程一样，也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进化是一种自然过程，应遵循其自身的规律，而不应人为地干涉。他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也反对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他的社会有机论认为，社会是一个体系，一个由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构成的紧密整体；这个体系只能从其结构运转的意义上去理解；体系要存在下去，它的需求就必须得到满足。斯宾塞的著作曾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K. Marx, 1818—1883）和恩格斯（F. Engels，1820—1895）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包括革命的批判性形态和维护的建设性形态。前者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致命的弊病为主要任务，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目标；后者以促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主要任务，以维护、改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为主要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启了批判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先河，也开创了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学传统的先河。其思想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推崇，特别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得到继承和发展，而且也被一些西方社会学者所关注和接受，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二）形成阶段（1880年代到1930年代）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克姆（E.Durkheim,1858—1917）继孔德创立社会学之后使社会学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迪尔克姆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也是全世界第一位专业的社会学家，是公认的西方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他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是社会团结理论和社会危机理论。前者从正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团结与分工等问题，后者从反面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表现。他关于社会团结的基础是集体意识和社会分工的思想以及依靠法律维护社会团结的思想，他对现代社会中社会危机所作的分析，现在还具有现实意义。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Weber，1864—1920)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实证主义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之一，也是公认的西方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从研究方法上说属于理解社会学，他认为社会学就是要通过对各种社会行动的观察理解，找出这些行动的意义和合理性来说明社会行动。从研究内容上看则主要包括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他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是其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建立起了庞大的宗教社会学思想体系。他开启了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的先河，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美国的芝加哥学派是指20世纪初至30年代，围绕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形成的以实证主义研究为主要特色的社会学学派。芝加哥学派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人文区位、邻里关系、人口、种族、犯罪、贫民窟等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例。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社会学方向对后来美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分化阶段（1940年代到197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 1902—1979)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崛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一直在美国社会学界占主导地位。帕森斯1945年正式提出结构功能主义这一名词，并侧重对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进行功能分析，促进社会系统稳定于秩序。他全部理论的总倾向是强调社会体系的协调一致与社会体系的和谐本性。他终生致力于能够解释所有人类行为的巨型理论的建构，其理论体系博大精深，他所处的时代曾一度被称为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帕森斯时代”。

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G. C. Homans，1910—1989）是社会交换理论的创始人。社会交换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盛行于60年代。社会交换理论重点研究人际关系中的交换现象。霍曼斯认为，利己主义、趋利避害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因此，人与人之间具有比较普遍的功利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交换过程；这种交换并不都是有偿的，包括情感、报酬、资源、公正性等等；社会是个人行动和行为交换的结果，个人行为是社会学研究的最高原则。他的理论也被称之为行为主义交换论。这一理论对奉行个人主义至上的西方社会曾产生较大影响。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 Coser，1913—2003）是社会冲突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社会冲突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流行于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该理论在坚持不和谐是社会的固有特征的理论基础上，认为可以通过社会秩序的调整来缓解冲突，并在冲突与缓解的互动中寻求发展，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该理论强调社会冲突的正面功能，它认为冲突不仅导致了社会不和谐，而且具有社会整合的作用，可以推动社会变革，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是社会变迁的动力。“安全阀”理论是科塞的重要理论贡献。“安全阀”是一种社会运行的安全机制，科塞认为如果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发泄，就不会导致冲突，正像锅炉里过量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发生爆炸一样，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社会发展。社会冲突理论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对立面出现的。结构功能理论认为社会是移动着的静态的平衡，而社会冲突理论认为社会是动态的不均衡，批判了结构功能理论所宣扬的和谐的“太平盛世”，解释了困扰人们的种种严重的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社会冲突理论产生后的时代被人们称之为 “反帕森斯时代”。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H.Blumer，1900—1987）是符号互动理论的创始人。符号互动理论20世纪60至70年代以来流行于美国及西方社会学界。该理论侧重于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强调个人在互动过程中构建社会结构的能动性，揭示行动者对互动过程的主观理解，以及这一理解对进一步互动产生的影响。这一理论认为符号互动可以创造、维持和变革社会组织、结构与制度，对西方社会也曾产生较大影响。

（四）整合阶段（1980年代至20世纪末）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 Habermas)^[3]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于德国及西方社会学界。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形而上学、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批判科学的概念，建立了交往行为理论和沟通理论，探讨了人类未来的理想境地。哈贝马斯认为，只有批判的社会学家，才是治疗社会疾病的医生，才能够帮助人们认识被意识形态歪曲的社会状况，才能使广大阶层和社会摆脱物质匮乏和人际关系的紧张的困境。哈贝马斯一度被誉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甚至被誉为“当代的黑格尔”，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 1927—1995)是美国理性选择学派的主要开创人。理性选择学派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活跃在西方社会学界的一个新兴理论流派。理性选择理论从理性人的基本假设出发构造了能解释各种宏微观社会现象的理论体系，其特色在于强调人类行为的目的性和选择性。科尔曼建立的宏大的概念体系，对西方社会曾产生较大影响。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Bourdieu,1930—2002）是揭秘社会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揭秘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流行于法国及西方社会学界。场域和习性是揭秘社会学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现代社会由既互相联系又各不相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竞争空间构成，这些空间就是场域。不同场域中的拥有不同社会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的社会行动者各自所遵循的思想、行为模式，就是习性。在场域和习性的共同作用下，政治家追逐权力，企业家追逐利润，文化人追逐名气，这就是社会生活的秘密。经过大量的实证调查，布迪厄发现社会不但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场域，而且这些场域中的社会行动者有着一定的血缘继承关系。这种再生现象是一种蕴藏很深的机制，人们都习以为常，甚至将这种由外在社会强加的分工内化。这就是社会结构再生产的秘密。正是这些秘密，使现存的秩序成为自然。由于对现存秩序强烈的批判性，揭秘社会学理论具有强大的震撼力。布迪厄不仅被当代法国誉为社会学泰斗，而且其起学术影响远达英美乃至当代中国。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 Giddens）是结构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结构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此后一直在西方社会学界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所探求的社会结构，只有经过结构化的过程方能得以说明。结构化过程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结构规定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活动也产生和再生出新的社会结构。他指出，行动与结构不是相互排斥的对立物，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双方均统一在社会实践中。结构化理论是关于社会实践的本质与过程的理论，主要诠释在社会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行动、结构、系统及制度的本质及相互关系。吉登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巨匠，以至有人把直到今天的时代都称之为“吉登斯时代”。吉登斯也是中国学界最为瞩目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

二、中国新世纪研讨较热烈的社会学理论(https://www.daowen.com)

西方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大约在19世纪末20世纪五四运动前后传入中国。此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进程，总体上就是西方社会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进程。换句话说，进入新世纪以前，中国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学理论较少。这里主要探讨新世纪影响最大、社会学界研讨最为热烈的五种社会学理论。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社会学学科，是实行改革开放后才恢复重建的，中国新世纪研讨较热烈的社会学理论，有些是原生态的，即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有些不是原生态的，而是源于西方的。这里要讲的是中国新世纪研讨较热烈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仅指新世纪在中国产生的社会学理论。

（一）科学发展理论

对科学发展理论比较早的阐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4年3月10日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对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的诠释。比较权威和比较全面的阐述是胡锦涛2007年10月15日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专题论述。这些论述，上网很容易查到，这里就不重复。

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来源，最根本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4]重要思想，如马克思主义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学说；俄国思想家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1870—1924）关于辩证法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的认识；中共中央前主席毛泽东（1893—197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和全面协调性的思想；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1904—1997）关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等理论；江泽民在1995年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科学发展观的形成，还受到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西方近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前者如生克发展观，后者如持续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世界近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扬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思想武器。科学发展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和谐社会理论

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更进一步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集中体现在胡锦涛2005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关于这个诠释的原文，上网很容易查到，这里就不重复。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理论来源，最根本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社会和谐学说。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历史前提，探讨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及关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的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提出了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主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强调必须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还受到中国传统的社会和谐理论和西方社会和谐理论的影响。前者如大同世界构想，后者如古代至中世纪三大宗教的构想^[5]。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中外社会和谐思想的扬弃，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和谐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展开形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建设和谐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正义理论

2007年3月1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阐释政府的任务时强调指出：要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正义即公正与道义。这一命题可以理解为，就当代中国而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公正和道义，对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弘扬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公正和道义，应该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高准则。

理论来源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正义学说。马克思、恩格斯都曾加入正义者同盟，列宁曾强调战争有正义性与非正义性之分，毛泽东则深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6]但也吸收了中外其他正义思想的精华。在中国，《周易•坤卦》中就已有“真其正也，方其义也” 之说，《论语•颜渊》中有“政者，正也”之说，《荀子•子道》中有“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之说，《墨子•贵义》甚至认为“万事莫贵于义也”。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正义是最大的美德”。当代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1921—2002）在《正义论》中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7]。根据罗尔斯的“分粥”规则，为了确保正义，担任“分粥”职能的政府应该“后天下之粥而粥”。和罗尔斯一起执教哈佛大学的哲学家诺齐克(R. Nozick，1938—2002)则是程序正义论的发言人。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他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持有正义原则，如果个人持有的最初获得是通过合法手段实现的，这个持有就是正义的。二是转让正义原则，涉及到利益从一个的持有转让到另一个持有，如果个人之间的转让是通过合法的自愿交换、馈赠等方式完成，这种转让是正义正当的。三是矫正正义原则，如果个人持有通过非法不正当手段（如偷窃、欺诈、强夺、受贿等）获得，这是非正义的，为了使社会整体的持有都具有正义性，就必须对这种非正义持有进行矫正。

这一命题是对人类社会正义理论的科学扬弃。这一命题继承了自古至今的人类社会正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正义理论。但是，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形色色的正义观，本质上都是为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正义，才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正义。所以，这一命题是对一切剥削阶级正义观的历史的超越。而在世界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上，明确提出“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都是第一次。

（四）社会治理理论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治理与统治有区别。治理的权威未必只是政府，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治理的运行方向未必是自上而下，可以是上下互动；治理的疆域未必以领土为界，可以超越国家领土界限；治理的权威未必是法规命令，可以是公民的共识。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不能代替国家和市场，而且也存在着失效的可能，这就必须实行善治。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其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结合的最佳状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许多学者、政治家看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没有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德国前总理施罗德（G. Schroeder）就把新治理作为推行新政治的一个主导概念，其背后的含义是：国家现在已经不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解决所有问题了，要从新的角度出发，推行新治理。国家的行动能力受到限制，这是施罗德提出新治理的基本前提。就其直接原因而言，西方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善治替代善政，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8]

社会治理理论把社会的力量引入社会管理，力图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建构一种新型关系，有利于减轻政府的压力，对社会管理工作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社会治理理论也有一些缺陷，如政府与市民组织之间权责不明，界限模糊；民间组织也有失灵或失败的可能；全球治理理论有可能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又一手段。从中国现有国情来看，治理理论移植中国也有一定的难度。如中国政府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从“撑船”到“掌舵”的职能转变，全能政府色彩依然很浓；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难以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合作。中国要想走向善治，需要政府树立权力公共性的观念；加强对民间组织的培植、引导和管理，提高社会的自治与自律能力，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信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此外，要注意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整合、启蒙作用。

（五）社会福利理论

社会福利理论，包括福利国家理论与福利社会理论。福利国家理论是一种由国家完善社会福利，改善弱势群体状况，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学理论。其基本内容是：通过在国内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互助精神贯穿于整个国家，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简单来说，就是国家为每个人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保证在全国范围内福利的统一性及平等的获得性。全面社会保障服务对象覆盖全体公民，甚至包括旅居当地的外国人，个人享受的福利和公共服务不与收入相联系。福利社会理论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共同完善社会福利，改善弱势群体状况，实现社会公正的社会学理论。与福利国家理论不同，福利社会理论主张，政府不必大包大揽、事必躬亲，而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独自承担全部社会保障的责任，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应该由政府、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

福利国家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欧洲左翼政党主导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旗帜。贯彻福利国家理论比较典型的是北欧国家。半世纪前，北欧国家堪称欧洲最贫穷的农业国，实行变革的结果举世瞩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纂的2004年度《人类发展报告》，分别从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医疗保健和人均寿命等方面为评判指标，评选世界上最适于居住的国家，北欧国家挪威、瑞典第一、二位。现今北欧以最富裕的福利天堂举世闻名。北欧诸国社会结构突出的特色是，90%的公民都属于中产阶级，连扫马路的清洁工等蓝领工人，亦可以自豪地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典型的北欧模式主要体现在，国民的收入差距小，贫富差距相当均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而社会治安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区。但是，福利国家理论在促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财政负担沉重、低效率、公民的福利依赖、对民间自助行动的抑制等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石油危机中，西方世界启动了一场规模空前、持续至今的反对福利国家的运动。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性经济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福利社会构想，希望用它来取代陷入危机之中的福利国家。^[9]

社会福利理论是国际社会比较通行的说法。在国际社会，社会福利是大概念，社会保障是小概念，中国的用法相反，往往社会保障比社会福利的概念更大。所以，在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也可以叫社会保障理论。不管是社会福利理论还是社会保障理论，在当代中国，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正在由学者专家们不断完善。这一理论，是当下中国制定社会政策、实施社会保障、开展社会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中国实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伸张社会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文由刘小敏2007年5月16日在广东省民政学会主办的广东省民政政策理论研讨会上的专题演讲稿《显性社会学理论论说》整理而成，曾提交2008年5月13日由中共广东省惠州市委办公室、市委党校主办的“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研讨会”，因刘小敏应邀担任专家研讨主持人，本文仅用于书面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