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知识女性择业就业及职业发展研究 ——以广州为例
年轻知识女性择业就业及职业发展研究 ——以广州为例
一、导论
（一）研究背景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对于女性还是劳动力需求方来说，传统思维和性别歧视已不再是理性的选择。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体系被逐渐打破，女性逐渐成为支撑职场的一极。其中，知识女性的人力资本量相对更高，对自我认知、自我定位也比较清晰，这部分女性的职业发展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女性群体的整体发展都意义重大。
（二）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女性职业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基于“女权主义”思想，并侧重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角度来构建理论框架。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男女两性人力资本量的差异是女性职业发展的障碍[3]。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核心部门和边缘部门，女性因男女两性人力资本量的差异而被排挤到边缘部门[4]。统计性歧视，是指以群体特征代替个人特征识别劳动力能力所导致的女性职业发展特别是工资水平不如男性的状况[5]。互动理论认为，在直接和间接的互动交往中，受性别刻板化印象的影响，人们对女性的行为期望低于男性，易于造成制度化的不平等。女性主义理论则把女性就业的障碍性因素归结为传统性别规范、劳动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制度上的性别歧视[6]。在社会学学科范围内，中国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女性就业歧视与职业隔离问题，二是女性劳动就业中的角色冲突问题。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强化以及对男女两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不同角色的期待，是女性在职业发展中处于劣势的主要原因之一，不仅影响到女性是否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决策，而且决定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职业选择和发展，也会影响雇主的招聘行为[7]。
（三）研究对象
本文所说的知识女性，是指受过全日制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女性。本文作者选取18—30岁的年轻知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年轻知识女性大多没有婚育，受家庭牵绊较小，职业投入高，且事业心和成就动机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知识女性更强。她们处于职业进入和初步发展的阶段，初步确立了择业观和职业发展观，初步确定了未来职业发展的路径和方向。
（四）数据来源
本文作者于2010年4月—5月在广州进行了小型的问卷调查，共发放130份问卷，回收110份，有效问卷103份。调查对象均为18—30岁的年轻知识女性，78.6%未婚，20.4%已婚，89.3%没有生育，其籍贯、文化程度和职业状况详见表1。
表1 基本情况一览表 （单位：%）
二、择业观
（一）工作意义
如表2所示，在可以进行多项选择的前提下，调查对象认同年轻知识女性工作的意义是“自己经济独立” 的比例高达90.1%，认同工作的意义是“充实生活”的比例为69.6%，认同工作的意义是“帮助家庭”的比例为52.8%，认同工作的意义是“取得个人成功”的比例为52.1%。综合地看，首要因素为“自己经济独立”，说明年轻知识女性在职业发展初期就对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具有强烈的追求，自主意识、独立性意识强，在价值观上高度认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次要因素为“充实生活”，同时，在“其他”这一自填项中调查对象的说明倾向于“自己有兴趣、觉得开心”等精神因素。这说明工作对于年轻知识女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维持生存这样的基本物质需求，而上升为一种精神需求，即使丰衣足食仍然会出去工作。对“帮助家庭”的选择则说明目前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中，正在和男性一样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对于“取得个人成功”的选择说明年轻知识女性已不再甘于做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而是希望走到台前展示自己的才华，通过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表2 工作意义排序表（单位：%）
（二）择业因素
问卷调查中，调查对象对影响择业最大的因素的排序为：“自己的想法”（60.8%），“家人的意见”（22.5%），“社会的认同”（13.7%）。这进一步说明年轻知识女性的独立意识很强，另外家庭和社会舆论也有一定影响。从表3可以发现，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以及社会对知识女性提出更高目标和要求的背景下，年轻知识女性虽然大多没有婚育带来的压力，但在择业时仍然会因为未来婚育的预定假设，考虑到作为职业女性需要同时承担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和人口再生产，需要同时扮演妻子、母亲和职工这三重角色的重任。把“工作稳定/有保障”视为择业的首要因素的调查对象，比例高达71.7%。同时，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进程中成长起来的“80后”[8]一代，择业的经济取向也很明显。调查对象在择业时对“有发展前途”和“收入高”考虑较多，比例分别达到64.9%和58.3%。而对“最难以接受的工作状况”的选择，比例最多的选项为 “没有前途”和“不被他人认可”，比例分别达到40.4%和23.1%。这说明处于职业发展初期的年轻知识女性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成就动机。
表3 择业因素排序表（单位：%）
（三）决胜因素
对于“您认为找工作的决胜因素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调查对象中43.7%选择了“工作能力”，23.3%选择了“社会交往能力”，17.5%选择了“学历”，10.7%选择了“自信心”，只有1%选择了传统看法中对于女性非常重要的“外在形象”。这说明年轻知识女性对自身从业条件的认识已发生很大改变，越来越重视与人力资本价值高度相关的一些因素（如工作能力等），而对女性来说曾经最具制约力的体貌特征如今已被时代所弱化。这一结果也可能是因为知识女性多在要求对前期人力资本有一定投入的行业工作，而这些行业对外在形象要求并不严苛。另外，在“其他”这一自填项中调查对象的说明倾向于“社会资本、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这说明中国社会传统的差序格局对年轻知识女性就业有一定影响。
（四）求职难度
表4 求职难度均值表[9]
有学者曾经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对女性人力资源的利用普遍存在着“三多三少”的现象:副职多、低层次多、传统领域多，正职少、高层管理少、新兴领域少[10]。本文作者的调查结果（如表4所示）是，求职难度依照工作类型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递增趋势，年轻知识女性找到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很容易，而要找到符合自己职业理想的工作却较困难。这说明年轻知识女性拥有相对较高的职业期望与要求。同时也说明，年轻知识女性的就业环境并不乐观。在调查对象的判断中，找到“有发展前景的工作”、“能施展自身才华的工作”和“有自主性的工作”的难度都高于中间值3(一般)，接近偏高值4（较困难），而找到“符合自己职业理想的工作”的难度值为4.07（在较困难与很困难之间）。总的来看,当前女性就业存在边缘化现象，而年轻知识女性就业正处于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
三、就业状况
（一）压力状况
表5 压力状态均值表[11]
如表5所示，调查对象对年轻知识女性工作压力强度的回答普遍为一般（42.6%）和较大（41.6%），还有3%的人选择很大。从表5可见几乎各项压力状况的均值都在1.5（接近 “有时有”）以上，只有“最近一个月是否有过觉得自己没有用的情况”和“最近一个月是否有过觉得活着没意思的情况”这两个比较极端的选项均值低于1.5，但仍然高于1（“没有”）。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一个月是否有过觉得身心疲惫的情况” 的选项均值为2.05（接近“经常有”），这说明角色冲突还没有白热化的年轻知识女性，对于工作就有难以负荷之感，这涉及到目前人才高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不合理的问题。
综上所述，年轻知识女性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深入研究其压力来源发现，从调查对象提供的数据来看（如表6所示），年轻知识层女性的工作压力，首先来自“工资低于自己的期待值”（60.7%），其次是“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47.0%），第三是“工作强度太大”（45.4%）和“升职困难”（45.2%），最后则是“职场竞争激烈”（27.8%）和“人际关系难以处理”（25.2%）。 认为“工资低于自己的期待值”，可能是因为现实与原来的职业期望差距悬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认为“工作强度太大”，可能是因为年轻知识女性刚从生活节奏偏慢的校园迈入节奏快、竞争激烈的职场，存在一定的角色适应问题；认为“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升职困难”和“人际关系难以处理”，说明年轻知识女性缺乏施展才华和合理晋升的平台，其职业发展环境亟待优化；而认为“职场竞争激烈”，可能既要归因于年轻知识女性的主观感受，也要归因于职场的客观特点。
表6 压力源排序表（单位：%）
(二)工作状态
本文分别从工作进展状况、事业发展前景、工作满意度和事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四方面来描述年轻知识女性主观感知的工作状态。如表7所示，调查对象对“您参加工作后觉得工作进展怎样”的回答情况是，“较顺利”为51.5%，“一般”为36.6%，而“很顺利”和“较不顺”的比例都较低。关于“您对现在工作的满意度” 的回答情况是，“一般”为46.5%，“较满意”为34.7%，“较不满”为15.8%。对“您觉得自己的事业发展前景怎样” 的回答情况是，“一般”为59.0%，“较好”为25.0%。相关分析显示，工作进展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514，统计显著性sig＜0.05，呈中度正相关；事业发展前景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252，sig＜0.05，呈弱正相关；工作压力与工作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179，sig＜0.05，呈弱负相关。可见工作进展的顺利程度、事业发展前景、工作压力状况是影响年轻知识女性工作满意度的要素。
表7 工作现状一览表（单位：%）
再来看年轻知识女性的月收入状况及其心理评价。如表8所示，有一部分收入中等偏下和一部分收入中等偏上的调查对象对自己生活水平的评价都为中等水平，从比例对比来看年轻知识女性的对自身生活水平的心理评价有偏低的趋向。究其原因，从客观上看，可能是因为年轻知识女性处于事业开创期，收入和职业地位不够稳定也不够高；从主观上看，可能是因为年轻知识女性选择了较高层次的参照群体，产生了一定的相对剥夺感。
表8 收入与心理评价对比表（单位：%）
四、职业发展观(https://www.daowen.com)
（一）性别视角下的职业发展观
表9 两性工作状况对比表（单位：%）
如表9所示，在调查对象对“您是否认为工作中男性比女性更有优势” 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是”与“否”的比例十分接近，分别为50.5%和49.5%。这说明随着社会的进步，男性生而强于女性的观念在年轻知识女性中已逐渐弱化，年轻知识女性对自我能力和优势的认知正在提升。但比例的接近也体现了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角力，仍有为数不少的女性内化了男权性质的社会文化，而形成抑制自身价值充分体现的思想和心理上的障碍。在对“找工作中是否遇到过性别歧视”这一问题的回答中，选择“否”的为72.3%，这说明随着法制的健全和人们观念的渐进，性别歧视现象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法律的规制下原本显性的就业性别歧视已经演变成隐性的性别歧视，即女性自身都无法确认自己遭遇了性别歧视，但事实上女性职业发展的空间小于男性；选择“是”的为27.3%，这说明目前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性别歧视现象，而且是显性的。调查中66.7%的调查对象认为女性的生存压力并不大于男性，这说明目前的社会分工中男性仍然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要责任，而女性仍是辅助性的角色。调查对象对于“在您的单位，女性是否拥有与男性同等的事业发展机会与空间” 这一问题的回答，“较同等”为43.6%，“完全同等”也占有6.9%的比例。这再一次说明了从纵向看性别歧视现象在减弱。同时也说明从横向看，仍有很大的可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毕竟“不太同等”为43.6%，这一比例不可小觑。
表10 女性事业发展空间与机会小于男性的原因排序表（单位：%）
从表10中，可找到男女事业发展机会与空间不同等的答案。综合地看，调查对象在回答“如果有人说女性的事业发展空间与机会小于男性，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时，选择人数最多的是“女性要照顾家庭，时间精力不足”，占84.2%。这说明基于性别差异的社会分工体系仍然是制约知识女性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即使是在没有太多家庭牵绊的创业初期就已经显露出女性的角色预设。其次是“社会氛围”，占74.5%。可见大多数年轻知识女性已经意识到自身发展的阻碍并不源于自身能力而是源于社会文化、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支撑的“玻璃天花板”[12]。第三是“女性缺乏事业心和成就动机”，占49.7%。女性的成就动机低与传统的性别分工的关系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社会性别并未生而具备，而是由社会文化建构而来。第四是“生理因素”，占43.2%。生理因素涉及到女性主义所争论的差异与平等的问题，无可否认男女两性在某些生理因素上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并不构成否定男女平等的理由，以生理因素为由将女性长期排斥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显然是不合理的。最后“性别歧视”占32.7%。这一点无需赘言，前人已有相当丰富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从性别视角来看，职场性骚扰是影响年轻知识女性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缺乏明确的法律保障，现在它还是一个停留在道德领域的问题，加上大多数当事人都不愿对外披露，而旁观者的态度又往往是视若无睹，所以这种现象一直或明或暗的存在并蔓延着。对于“假如您遇到上级男性的职场性骚扰您会怎么处理”的回答，调查对象中32.0%选择了“辞职”，24.3%选择了“当场质问”，19.4%选择了“诉诸法律”，“沉默忍受”的比例仅为4.9%。可见年轻知识女性自我保护意识较强，有运用法律手段的意识但是比例并不高。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法制本身不健全，职场性骚扰难于取证；另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愿意公开“这样的事”。如果“当场质问”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辞职”还是会成为最终的选择。另外，还有19.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其他”，从调查对象自填的答案来看，多半倾向于委婉的拒绝或者警告，但力求不要影响工作或者人际关系。这说明年轻知识女性希望能将职场性骚扰对自身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更接近一种有限度的忍耐。
(二)角色冲突中的职业发展观
表11 婚育影响交叉表（单位：人）
年轻知识女性对婚育影响有一定程度的认知。调查对象中，对于“您是否认为在工作中未婚女性比已婚女性更有竞争优势”的问题，选择“是”的为44.9%，选择“否”的为55.1%。对于“您是否认为结婚生子会对自身事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这一问题，选择“是”的为45.1%，选择“否”的为54.9%。这两个问题都是考察从主观角度看，婚育是否会对年轻知识女性的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表示不会有影响的比例略微多于表示会有影响的比例。再看两项指标的交叉表（如表11所示），24个人均回答为“是”，即非常肯定的认为婚育会对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34个人均回答“否”，即非常肯定地认为婚育不会对职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另外39人对两指标回答的方向不一致，其中20人认为婚育会有不利影响但自己会将职业回归风险降到最低，另外19人认为婚育会对自身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但不认为未婚比已婚更有优势，这可能是基于对已婚优势的某些认识，或者是认为结婚不会有不利影响，而生育会带来不利影响。
当问及“如果生育后回到单位面临降职减薪，您会怎么处理”时，64.4%的调查对象选择了“觉得不甘心，会努力恢复原有薪职”，这再次说明年轻知识女性的事业心和成就动机较强，会将婚育对于职业回归的影响降到最低。也有相当比例的调查对象选择了接受现实。综上所述，可见婚育对于知识女性的职业发展还是存在一定不利影响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务和养育孩子的重担被家务社会化或者丈夫及长辈分担，其影响程度较以往已经减轻很多。
表12 生育后面临降职减薪会怎么处理（单位：%）
年轻知识女性在发生角色冲突后会作何选择？年轻知识女性大多未婚育，职工和妻子、母亲的角色冲突并不强烈，但从表13可见角色冲突中的家庭取向在年轻知识女性中已经奠定了基础，日后真实面对这样的冲突时选择放弃事业的比例会更高。当面临角色冲突时，作为对传统女性行为模式和自我职业理想交锋的妥协，近六成的调查对象选择“牺牲自我的时间和空间去平衡家庭与事业的冲突”，近三成的调查对象直接选择了“事业退居其次”。回答“在升职的关键时期，如果领导要求必须留在单位加班，但您原本下班后要回家照顾生病的孩子，这时您会怎么处理” 这一问题时，57.0%的调查对象选择了“留在单位加班，请亲友照顾孩子”，36.0%选择了“向领导请假，回家照顾孩子”。可见偏向家庭的妥协，在像升职关键期这样的特殊时期会有一定改变。
表13 角色冲突时的选择（单位：%）
（三）力求平等的家庭事业观
从表14可见，对于偏向男性主义的前五个命题，调查对象的态度均值在2.48—3.31之间，即在3（中立）上下微微浮动。其中，反对程度最高的是“男人以事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3.31）和“女性应避免在社会地位上超过她的丈夫”（3.27）。这说明年轻知识女性对传统的社会分工和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反对意识较强，但总的来说对于强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不敢于说不，而是持一种比较保守的“中立”态度。对于偏向男女平等的后五个命题，调查对象的态度均值都在4（比较赞同）以上，只有命题“只要夫妻双方同意，可以实行经济AA制”的态度均值为2.77（接近中立）。这说明年轻知识女性的男女平等意识很强，但也受到传统家庭经济支出模式的影响。其中，赞同程度最高的是“即使丈夫收入足够高，自己仍然会出去工作”（4.47），“夫妻双方都应该给对方留下个人隐私空间”（4.38）和“夫妻双方应该公平合理的分担家务”（4.33）。这体现了社会变迁对于年轻知识女性的影响。“80后”的一代大都是独生子女，独立平等的意识相对于前辈更强，也拥有了更宽广的职业发展空间和更宽容的社会认同度。而在对于“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的回答中，调查对象除了对“家庭幸福”、“事业成功”有较大比例的选择外，在“其他”这一自填项中调查对象的说明以“实现人生价值”这一看法居多，由此可见年轻知识女性对自我的追求，对精神价值的重视。
表14 家庭事业观（单位：%）[13]
表15 女性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单位：%）
另外，表15反映的是年轻知识女性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决定因素的看法。调查对象选择“受教育程度”的占41.2%，选择“经济收入”的占38.2%。这说明年轻知识女性对知识的拥有具有较强的自豪感，但也并未忽视现实生活中经济因素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研究的年轻知识女性主体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一代。她们曾经因为独生子女的身份而备受争议，如今她们走上了工作岗位，浮沉在社会的风口浪尖，已经成熟起来。她们的独立意识、事业心和成就动机以及两性平等意识更强烈更清晰，她们重视精神价值和自我实现。同时，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氛围的影响，她们也十分重视家庭，并且也在尽力去满足社会对女性的三重角色期望。从她们的主观认知中，可以体察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公民观念的变迁和中国女性事业的发展。本文作者认为，年轻知识女性在职业发展中追求的是平等与尊重。这里，平等不是一刀切似的整齐划一，毫无性别意识，而是充分理解女性的特点，合理地运用女性人力资源；尊重是指尊重女性为家庭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努力为女性提供能减轻角色冲突所造成压力的社会保障机制。
（本文由刘小敏所带研究生、广东省佛山市统计局城市调查队许雁雁硕士和广东省博罗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高俊硕士与刘小敏合作完成，初稿由许雁雁执笔；本文提交2010年7月24—26日由中国社会学会主办的2010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社会性别视野下的中国道路和社会发展”分论坛）
【注释】
[1] 张兆曙：《草根智慧与社会空间的再造—浙江经验的一种空间社会学解读》，《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2] 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7页。
[3] 徐敏：《现阶段我国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武汉科技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4] 刘德中、牛变秀：《中国的职业性别隔离与女性就业》，《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5] 徐敏：《现阶段我国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武汉科技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6] 张静敏：《城镇女性就业的社会排斥问题研究: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以济南市为例》，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7] 赵琳：《高知女性职业选择与发展的经济学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8]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流行的说法，指1980年至1989年之间出生的人。
[9] 统计分析中对各类工作求职难度的设定是：依照1—5分对答案“很容易、较容易、一般、较困难、很困难”进行赋分，最低分1分表示很容易，最高分5分表示很困难，分数越高表明求职难度越大。
[10] 王禄宁：《关于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若干问题思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11] 统计分析中对压力状态的设定是：依照1—3分对答案“没有、有时有、经常有”进行赋分，最低分1分表示没有，最高分3分表示经常有，分数越高表明压力越大。
[12] 美国劳动部“联邦玻璃天花板委员会”给“玻璃天花板”下的定义是：女性和少数民族的提升人为被设置障碍，这种障碍是看不见的，然而却是使女性和少数民族无法登上组织阶梯上层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不管他（她）们的资格和成就如何。
[13] 统计分析中对关于家庭事业观的10个命题的设定是：对于前五个偏男性主义的命题依照1—5分对答案“完全赞同、比较赞同、中立、不太赞同、坚决反对”赋分，低于3分表示倾向于赞同，而高于3分表示倾向于反对；对于后五个体现男女平等的命题依照5—1分对答案“完全赞同、比较赞同、中立、不太赞同、坚决反对”赋分，低于3分表示倾向于反对，而高于3分表示倾向于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