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分析
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分析
珠江三角洲包括广东省的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9个市，经济总量占广东的七到八成，占全国的一成以上。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在全国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关注当下珠江三角洲的用工相对短缺问题，对促进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基本特征
从流动人口学的角度看珠江三角洲的用工相对短缺现象，既可以从流动人口的自然、经济、社会状况下笔，也可以从人口流动的阶段性、群体性、地域性着墨。[13]这里，参考相关文献[14]的研究范式，主要从务工型流动人口——劳动力的来源、结构、供给、需求入手，探讨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在当前表现最为明显的四个基本特征。
（一）从劳动力来源来看，用工相对短缺以外省务工型流动人口相对短缺为主，以本省务工型流动人口相对短缺为辅
自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入粤民工潮”以来，广东拥有的外省务工型流动人口长期雄居全国之首。2000年，中国跨地区流动人口4000万人，其中1160万流入广东，数倍于北京的365万人和上海的344万人。[15]由于省外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到2007年末广东成为中国常住人口（包括本地户籍人口和居住时间半年以上的外地常驻流动人口）第一大省。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外省劳动力基本上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因为如此，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力市场长期以外省劳动力作为本省劳动力的重要补充。但近年来，入粤民工数量已开始出现下降趋势。中山大学李伟民教授研究有关统计数据后指出：近年来广东劳动力市场供给愈益依赖于区域内的供给，来自区域之外的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劳动力市场开始转变为地区性市场，而不再是过去年月里的那种“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的全国性市场[16]。现在，广东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有没有动摇以及今后会不会动摇，笔者因缺乏准确的数据支撑而不敢妄言。但毋容置疑的是，从笔者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及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来看，现在珠江三角洲存在的用工相对短缺现象，主要是外省务工型流动人口相对短缺。
（二）从劳动力结构来看，用工短缺以第三产业劳动力相对短缺为主，以第一、二产业劳动力相对短缺为辅
有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广东省人力资源市场第三产业特别是在信息传输及计算机服务软件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服务行业的拉动下，用工需求比重由2月份的48.79%上升到6月份的50.89%，比重增加2.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尤其是随着制造业、建筑业和房地产业需求数量呈现一定幅度的减少，用工需求比重由2月份的49.68%下降到6月份的48.08%，比重减少1.6个百分点[17]。这一趋势还可以从广州市2009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中得到说明。从总量结构看，广州第四季度用工需求产业格局继续呈现同样的态势，一、二、三次产业用工需求占重依次为0.05:45.92:54.03。第三产业稳占用人需求主导地位，本季用工需求占全市用工总量五成多，超过第二产业8.11个百分点[18]。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发展正在转型升级。从相关统计数据来看，用工相对短缺，基本现状是按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顺序依次递增，但也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行业，劳动力结构的相对短缺会有不同的表现。如第三产业中体力要求不高的行业一般不缺工，而第二产业中体力要求较高的生产制造业，就存在比较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2009年6月至12月，深圳市劳动力市场用工需求呈逐月增加态势，求人倍率从6月1.14、9月1.43到12月份的1.82，上升至全年最高点。从行业看，2009年第四季度制造业用工需求就占总全部用工需求的49.4%[19]。
（三）从劳动力需求来看，用工短缺以专业、技术型高素质流动人口相对短缺为主，以非专业、非技术型低素质流动人口相对短缺为辅
广东省2009年6月份的市场供求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市场技工的缺口数达75.4万人次，求人倍率为1.37；市场普工供过于求达72.7万人次，求人倍率为0.74。可见，全省范围内对技术工人的求人倍率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倍[20]。在广州，除体力要求较高的生产运输工人职业大类求人倍率较高外，专业、技术性岗位求人倍率普遍居高，2009年第四季度专业、技术人员职业大类求人倍率高达16.01，单位负责人职业大类的求人倍率高达15.21。其中技术等级为职业资格五级（初级）的需求人数为23948人，求职人数仅78人，求人倍率高达317.49；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需求人数为18681人，求职人数仅32人，求人倍率高达594.2[21]。这就表明，总的来看，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升级，珠江三角洲地区生产对象发生了转变、劳动设备越来越现代化，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当然，这种现象也不是绝对的。在深圳，技术等级越高越容易找工作，2009年第四季度职业资格三级（高级技能）和职业资格二级（技师）职务的求人倍率分别为3.14和2.20，技工需求表现尤为紧缺。但普工短缺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在制造业中，“招工难”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建筑装饰、电子电器、玩具、制鞋、五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22]。
（四）从劳动力供给来看，用工短缺以女性、年长劳动力相对短缺为主，以男性、年轻劳动力相对短缺为辅
这里先看看2009年第四季度的统计数据。在广州，该季度发布的招聘需求中，除少部分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存在岗位内在需求外，性别不限的职位需求占比高达99.93%。但本季度进场登记求职者的男性人数为7296人，占66.78%；女性人数仅为3629人，占33.22%。求职群体的男女性别比约为7：3。从年龄上说，该季度需要16岁至44岁的青壮年共120516人，占需求总量的75.02%；需要45岁以上人员仅39798人，仅占需求总量的24.98%。但本季度求职人数中，前者8525人，求人倍率为14.14；后者2399人，求人倍率为16.59。年长者求人倍率略高[23]。在深圳，该季度除去用工的性别要求，男性的求人倍率为1.02，女性为2.27。从年龄上说，该季度需要16岁至44岁的青壮年共1718132人，占需求总量的88.36%；需要45岁以上人员仅39362人，仅占需求总量的2.02%。[24]但本季度求职人数中，前者1102416人，求人倍率为1.56；后者22806人，求人倍率为1.72。仍然是年长者求人倍率略高。所以，总的来看，用工短缺中女工和年长者短缺更为明显。当然，这种短缺也是相对的，有些岗位，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只不过有时表现为隐性歧视；在青壮年中，不同年龄段的用工短缺情况不同，而且在不同的时段也有所不同。如深圳该季度劳动力市场对25—34岁年龄段的主体求职群体需求增长明显，求人倍率为1.80，而此前这一年龄段的求人倍率仅为1.20[25]。
二、成因分析
在美国社会学家赫伯尔推力拉力理论的基础上，1966年，美国人口学家E·S·李（Everett S.Lee，1918—2007）提出，影响人口流动的有四大要素：即原住地、目的地、介入障碍、个人因素[26]。众所周知，这一理论，对研究人口流动的动因具有普遍意义。在此，谨按照该理论的基本框架探究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的形成原因。
（一）流出地综合性拉力的作用
流出地即务工型流动人口的原住地，主要是指广大乡村地区。对流出地来说，中央惠农政策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蓬勃开展是将流动者拉回流出地的主要因素。近年来，伴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出台，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在此条件下，一方面，广大乡村客观上需要把部分劳动力滞留在乡村开展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惠农政策的现实效应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广大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必要性。例如，税费改革政策大大减轻了农民负担、降低了务农成本，同时农产品的价格也在上涨。农业税取消后，种田还有补贴，这对农民来说，是百年不遇的好事，农民对于新政策的反响强烈。外出打工与留在家乡种地的成本收益发生了变化，再加上种种复杂的社会因素所导致的“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现象客观存在，权衡利弊，一些农民便由过去选择外出务工转变为选择留在家乡务农。据估计，税费改革以来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10元，农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大改善，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农民出外打工的热情[27]。当然，对流出地来说，将流动者拉回流出地的还有其他影响因素。例如，留出地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也导致农民工季节性流动的趋势增强。一般来说，从流出地来看，在农忙时期，在春节等传统的节假日，如果流入地的务工效益并非十分理想，部分外出务工的流动人口便会自然地作出回流到流出地的抉择。
（二）流入地综合性推力的作用
流入地即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目的地，在本文中是指珠江三角洲地区。近年来，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和增强广东产业竞争力，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进阶段乃至工业化发展后期的实际出发，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对珠江三角洲地区作出了 “腾笼换鸟”的“双转移”战略决策。所谓“双转移”，是指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向当地二、三产业和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转移。近几年来，“双转移”政策在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对珠江三角洲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长远地看，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珠江三角洲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将会持续增长，对女性劳动力需求也会相应地持续增长。但在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逐步减少，高新科技产业将会逐步增加。与此相适应，必然出现简单劳动力需求的减少和复杂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例如，传统制造业劳动力需求将会逐步萎缩，现代制造业劳动力需求中，中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会趋于旺盛。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就难免会出现以专业、技术型高素质流动人口招工相对短缺为主的状况。当然，从流入地来看，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工资水平提高较慢、人文环境改善较慢等，也是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用工相对短缺的重要影响因素。最近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的深圳富士康集团雇工连续跳楼事件，是个比较极端的案例。尽管事件的原因错综复杂，但不可否认，缺少人文关怀和温馨的用工环境，确实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三）各种中间介入障碍的作用
影响人口流动的介入障碍因素与社会变迁的进程密切相关。就当下的形势来分析，最大的因素便是中国中部崛起、西部开发、长江三角洲高端产业崛起，流出地附近城镇用工需求的增长和用工待遇的改善等，使大量外来务工型流动人口改变了流动方向。根据推力拉力理论，这些因素对务工型流动人口来说当然是一种拉力。但站在珠江三角洲的角度思考问题，毫无疑问是导致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的一种介入障碍。珠江三角洲务工型流动人口流动方向发生转变的情况，其实不是在今天才开始发生，准确地说，从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上海浦东开发受到中央高度重视时开始，这种现象就已经开始显露端倪。20世纪初，广东便曾有学者敏感地察觉到部分台港澳投资正在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悄悄转移。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伴随资金转移的还有劳动力的悄悄转移。只不过发展到今天，这种现象才在全国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白热化竞争态势中达到极致，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全国各地用工市场为了争夺劳动力资源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激励措施，再加上流动决策又受到流动距离的影响，而珠江三角洲某些地区自以为有历史长期形成的劳动力积聚优势而忽略了优势的保持和增强，应该是珠江三角洲务工型流动人口发生流向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介入障碍因素还有全球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等等。如2008年的国际金融风暴，便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许多工厂订单减少，不少企业倒闭，一部分农民工只好踏上归途或到别处务工。2009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到第三季度国内外订单开始增多，企业开始出现大量用工需求，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却很难做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就必然导致当下珠江三角洲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相对短缺。
（四）流动者代际性变化的作用
影响人口流动的个人因素其实准确地应该表述为主体因素，主体包括流动者个人，也包括于流动者相关的家人或其他亲戚朋友对流动者所施加的影响；既包括流动者个体，也包括流动者群体之内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影响最大的主体因素从总体上说，是外来务工型流动人口正处于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新老交替的时期，交接的不顺利可能导致农民工的绝对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出来务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现在大都已年过半百或人到中年，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体力状况已大大不如从前，而且思乡恋土的情绪也经历了长时期的蔓延滋长而接近极致。当在流出地定居无望时，“落叶归根”，回归流入地度过中年、晚年，便成为了他们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总的来看，接替上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由过去陪伴着留守老人（有的还陪伴留守妇女）的留守儿童成长起来的。说到“留守”，学界和舆论界总是从消极的方面去理解。笔者并不赞成对 “留守”一概否定。“逆境出人才”，人口流动对留守儿童的积极影响是客观存在的[28]，这些人中间，也许就蕴藏着中国下一代人中的精英。但是，“留守”对人的成长确实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祖父辈有较多的溺爱，父辈又较少给予人格教育和亲情关爱，新一代农民工中有些人可能会存在性格和知识等方面的一些缺陷，如自我意识较强，逆反心理较强，吃苦耐劳精神不足，对待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择业就业要求较高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当然，除新老交替这一主要因素外，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农民工流动的物质成本和机会成本增大等等，也是流动者是否作出流动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理性判断
目前，学界和舆论界有不少人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解读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提出了不少睿智的思想观点。但是，其中某些探讨或解读，笔者以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感情大于理智的倾向。这里，笔者从流动人口学的视角提出三个基本判断，这些判断是否理性，当然还有赖于广大读者的评判和实践的检验。
（一）用工相对短缺现象是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现在学界和舆论界有不少人把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简单地作为一个负面现象来评判。毫无疑问，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珠江三角洲某些地方确实非常需要不断改善务工型流动人口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生活状况。但是，仅仅将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简单地作为一个负面现象来评判，笔者认为是缺乏理性的表现。客观地说，辨证地看，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是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积极的一面[29]。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状况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一致，与生态环境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还认为，生产方式对人口流动起决定性作用，人口流动必须遵循自身的内在规律，人口流动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社会发展[30]。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是广东经济发展方式向科学发展方向转变的必然结果，是广东实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必然结果，是珠江三角洲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珠江三角洲务工型流动人口向内地或其他工业化进程略为滞后于珠江三角洲的地区转移，恰恰表明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恰恰表明人口流动具有内在的规律性。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农民大量涌向城市，城市周边出现了诸多的贫民窟；但到工业化后期及步入信息社会之后，农民涌向城市的画面渐渐模糊，现在甚至出现了与之相反的逆城市化现象，不少城里人正在乡间寻找自己的乐土。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一现象的出现确实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伴随着城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这一现象必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至于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现象积极的一面，笔者认为主要有：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珠江三角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事业的进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珠江三角洲用工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以及务工型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进一步提升；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全国各区域的协调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内地或其他工业化进程略为滞后的地区加快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二）把用工相对短缺现象笼统地称为“民工荒”，是不负责任的提法
从字面上看，“用工相对短缺”和“民工荒”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这些年来，笔者一直倾向于使用“用工相对短缺”的提法，不赞成使用“民工荒”的提法。一方面，这些年的确实是“用工相对短缺”。所谓“相对短缺”，这里有多层意思，如时段性相对短缺，某一特定时期缺工严重，而另一时期可能供大于求；区域性相对短缺，某一区域缺工严重，而另一区域可能供大于求；行业性相对短缺，某行业缺工严重，而另一行业可能供大于求；职位性相对短缺，技术性岗位缺工严重，而普工岗位可能供大于求；自然性相对短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缺工严重或供大于求情况可能交替存在，难以绝对化。珠江三角洲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客观事实就是如此。另一方面，“民工荒”的提法不准确也容易产生歧义和误导。所谓“民工荒”，给人的感觉是遭遇了如同洪水猛兽般的用工“绝对短缺”，很难说其中包含了“相对短缺”的意思在内。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尤其重要的是，这一提法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严重的误导。近年来“民工荒”一词在学界和舆论界颇为流行，其最大的误导便是使人们把矛头直指政府和用工单位。笔者在此并非要为政府或用工单位开脱。出现用工相对短缺，当然有政府部门和用工单位的原因。笔者认为，个别地方政府的个别部门和个别用工单位对待民工的做法，确实值得深刻反思和严厉批评，甚至应该追究其法律责任，他们确实应该在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方面做更多更好的实实在在的工作。但是，以“民工荒”为代表性符号指责、攻击政府部门和用工单位，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前面已经分析过，用工相对短缺现象出现的原因包括流出地、流入地、介入障碍、流动者等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因素，就算只考虑流入地，政府部门和用工单位也只是其中一个方面的因素，更何况珠江三角洲地区大多数地方的政府部门和用工单位能够依法维护农民工权益，而且在全国创造了不少有益经验。由此看来，笼统地一味地指责广东的政府和用工单位，确实是感情大于理智、不实事求是的表现。
（三）多方面采取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措施，用工相对短缺的趋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遏制
用工相对短缺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要完全避免它是不可能的。但是，用工相对短缺毕竟对珠江三角洲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后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不利影响，而且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与技术技能，也是珠江三角洲地区坚持以人为本、当好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和谐的排头兵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要求。所以，从战略上思考问题，珠江三角洲必须对用工相对短缺现象引起高度重视。面对这一现象，大可不必惊慌失措，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具有很多国家都难以比拟的人力资源优势，劳动力市场具有光辉灿烂的发展前景；珠江三角洲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力资源相对雄厚的粤东粤西地区和粤北山区同在一个省份，资源整合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能够多方面采取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措施，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的趋势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遏制。笔者认为，现阶段遏制珠江三角洲用工相对短缺趋势进一步发展可以采取四个方面的对策措施。一是要大力推进政策创新。政府要从战略高度重视用工相对短缺问题，站在平衡用工单位和劳动力双方利益的角度调整政策。要进一步完备劳动力供求信息系统，完善农民工的管理服务体系，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营造平等和谐的制度与体制环境。二是要切实改善用工环境。用工单位应树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用工理念，根据劳动法等法律法规，积极改善农民工工作生活环境，努力提高其经济待遇，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坚决杜绝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发生。三是要全面提高民工素质。不仅应加大对本地农村教育投入，而且也应组织对外来务工型流动人口的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技能；应通过工会、农民工协会等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在依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全面提高劳动者包括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在内的综合素质。四是要不断改善社会环境。社会各界要努力寻求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点，促成政府、企业、民工三赢的局面。当前要努力为广大民工创造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生活条件，要努力形成以人为本的舆论氛围，抑制对广大民工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排斥。
（本文由刘小敏所带研究生、广东省博罗县人口与计划生育局高俊硕士和广东省佛山市统计局城市调查队许雁雁硕士与刘小敏合作完成，初稿由高俊执笔；本文提交2010年7月3－4日由中国人口学会、江苏省人口计生委、江苏省人口学会联合主办的“中国人口学会（2010）年会——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论坛）
【注释】
(https://www.daowen.com)
[1]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2]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3] 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4] 范锡文：《农民工自利行为剖析》，《农村经济》2007年第2期。
[5] [美] 波普诺著：《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5页。
[6] 陈占江、王悦：《农村青年：一个边缘化的弱势群体》，《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8] 张霞：《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与外来农业户籍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年第2期。
[9] 谢建社著：《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页。
[10] 孙立平著：《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158页。
[1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12]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
[13] 刘小敏等著：《流动人口学》，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96—211页。
[14] 刘小敏：《“入粤民工潮”问题探讨》，《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4期。
[15] 欣华：《广东流动人口破2000万居全国各省市区之首位》，《新快报》2004年6月1日。
[16] 刘小敏主编：《广东社会与人口发展蓝皮书》，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第77—85页。
[17] 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2009年上半年广东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2009年8月21日。
[18]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广东省广州市2009年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中国就业网2010年2月15日。
[19] 廖嘉明：《去年第四季度深圳用工缺口达81.9万》，《广州日报》2010年2月2日。
[20] 广东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2009年上半年广东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 2009年8月21日。
[21]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广东省广州市2009年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中国就业网2010年2月15日。
[22] 廖嘉明：《去年第四季度深圳用工缺口达81.9万》，《广州日报》2010年2月2日。
[23]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广东省广州市2009年第四季度人力资源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报告》，中国就业网2010年2月15日。
[24] 另有无年龄要求186739人，占需求总量的9.60%。
[25] 廖嘉明：《去年第四季度深圳用工缺口达81.9万》，《广州日报》2010年2月2日；广东省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深圳市2009年第四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广东省深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2010年3月12日。
[26] Everett S. Lee：A Theory of Migration，Demography（Population Association of America）， Maryland，1966（Vol. 3, No. 1）p47—57。
[27] 段平利：《“民工荒”现象的社会经济分析》，《商场现代化》2005年第4期。
[28] 刘小敏等著：《流动人口学》，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93页。
[29] 有的同仁在讨论其积极的一面时，说它唯一的好处是留下了反面的案例，或者说他表明农民工用脚投票，在争取自己权益方面前进了一大步。笔者觉得前面的观点是片面的，下文将说明；后面的观点是情绪化的、浪漫主义的，因为生活在城乡差距巨大压力之下的广大农民工，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在利益面前他们更善于妥协，现在还没有浪漫到可以主动地用自己的脚向城市说“不”的时候。
[30] 刘小敏等著：《流动人口学》，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86—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