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粗浅思考

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粗浅思考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和谐是一个宏观的范畴，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医患和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医患和谐，是指医者群体和患者群体之间的和谐。医者群体包括医疗管理者、医生、护理人员；患者群体包括求医的疾病患者及其家属朋友。本文主要阐述医患和谐对于社会和谐的促进作用，揭示现实中医患关系紧张反映的深层次社会矛盾，并就如何促进医患和谐提出对策建议。

一、医患和谐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医患和谐对于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医患和谐是医疗事业正常运作的基本前提

2004年2月11日，四川大学附属华西医院普外科主任李宁教授因患者肝癌手术效果不理想而被患者家属砍成开放性颅骨粉碎性骨折、脑震荡、失血性休克。这一事件震动全国。显然，如果疗效不理想就任由患者及其家属施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护人员，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和拒不交纳住院费用，如果病人去世后就任由病人家属在医院内摆设花圈、烧纸和设置灵堂，作为社会事业重要方面的医疗卫生事业肯定不能正常运作，更谈不上和谐发展、健康发展。

（二）医患和谐是医患双方身心和谐的基本保证

社会和谐是指全社会的总体和谐，通常包括人自身各方面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三个方面，其中人自身各方面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也许正是从这样的角度，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确定为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目标。无论是医者还是患者，首先都是活生生的人。如果医患关系紧张，医生会感到自己付出的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补偿，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并影响身体健康，最终影响对患者的诊治；如果医患关系紧张，患者不仅心理上会焦躁不安，而且身体的不健康状况也可能因此进一步恶化。这就与医患双方的共同目的——治疗疾病并使之康复背道而驰。这就表明，医患关系对医患双方的身心和谐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三）医患和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

医患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不仅影响医者和患者本身，而且影响医者与患者的家属、朋友。医者或患者受到伤害，他的家属与朋友同时也都受到伤害。由于医者和患者的家属与朋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所以，医患关系的影响也同样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各个方面。换句话说，医患和谐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影响中，最为重要的是政治稳定的影响。如果医患矛盾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那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给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医患关系紧张反映的深层次社会矛盾

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某些医患关系紧张的现象，但不能简单推断整个社会医患关系的对立、紧张。这些个别存在的医患紧张关系，主要反映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三大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一）体制矛盾

最深层次的矛盾应该是体制矛盾。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是计划管理体制。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医患矛盾相对较少，现在有学者在为改革开放前的医疗卫生体制大唱赞歌，让人觉得大有今不如昔的味道。笔者承认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颇有成效，但那时候的医疗保障是低水平的医疗保障，跟现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1949年全国人口死亡率为20‰，1960年曾达25.43‰，而1978年至2006年中国人口死亡率一直保持在6.5‰这一较低水平上变动。这种简单的比较，还没有考虑今天交通事故已经成为人类头号杀手等非正常死亡因素。正是因为那时的医疗保障水平太低，再加上改革开放后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了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在长期徘徊和犹豫后，中国才启动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应该承认，医患关系的对立、紧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中，片面地把医院推向市场，把公益事业变成盈利产业，在医患关系中运用利益最大化原则，而管理体制又没有进行相应的市场化转换，把社会负担转嫁给患者造成的。另外，市场经济的负面因素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机制矛盾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实行的是医疗卫生事业由政府医疗卫生部门统揽的运行机制。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适应的。但在新世纪政府部门从“善政”走向“善治”，社会组织自治功能不断强化，市民社会建设整装待发的时代背景下，某些政府医疗卫生部门运行机制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仍然习惯于过去的计划管理，在管理上高度集权，这是不利于医护工作者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的配置机制严重不合理，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像广东省卫生厅这样明智的医疗卫生部门，能够象今天的论坛这样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现在，不少社会组织在医疗卫生事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一些民办医院、社区医院，生存和发展都得不到积极的扶持，于是他们也只好走市场化的路，一起把负担转嫁给患者。这也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

（三）人文矛盾

在传统社会，医学不发达，医疗机构不健全，医者行走于市井乡间，深知民间疾苦，大都医德比较高尚。而患者对医者也缺乏选择性，对医者的信任感也比较强。在现代社会，随着医学的发达和医疗机构的健全，医者的医术增强了，分工更细了，但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已不如以往。医护人员现在感到精神压力特别大。这是事实。但是，现在哪个行业的人没有压力？比比睡在高架桥下的农民工，总是要好一些吧？当然，在现代社会，希望医护人员永远保持圣人的心态，也是不现实的，医护人员也是人。现在医护人员的人文观念变了，患者的人文观念也变了。虽然患者对医疗的无知已略有改观，但患者对诊治结果的期望值也已经越来越高。这就难免造成医患双方的冲突和矛盾。而医疗科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发展是以不断深化的实践为基础的。如果苛求医护人员而使之消解攻克尖端难题的勇气与追求，那将是整个人类的悲哀。另外，社会各界对医者的理解也受知识水平和期望值以及同情弱者等人文因素的影响，这也容易更进一步激化医患矛盾。

三、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的对策建议

医患关系既属于文化建设的内容，也属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范畴。促进医患和谐，从根本上讲要在文化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和环境三个方面做文章。

（一）建立健全事业化的管理体制

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所谓坚持公益性质，最重要的就是要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医护工作者救死扶伤，职业崇高，责任重大，应该给他们很高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在这个前提下，成为医护工作者应该有比较高的门槛，成为医护工作者以后在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上也应该有比较高的要求。根据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和执政为民的要求，政府医疗卫生部门的职能应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医疗卫生行业提供有效的服务和必要的监管，使医护工作者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水平；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三是关注民生，维护广大医护工作人员和广大患者的正当权益。医疗卫生部门，一定要站在政府和人民的立场上说话，不能只是充当部门利益与行业利益的代言人。与建立健全事业化的管理体制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前整体上应该走事业化发展道路，不应该走只有医院市场化而管理体制却集权化的所谓“市场化”道路。当然，可以与事业剥离的那一部分，如医疗器械的生产，仍可以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但也要注意防止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

（二）建立健全社会化的运行体制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资源有限，什么都靠政府解决是做不到的。中共十七大报告说，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来建设。医疗卫生事业，也要靠全社会来发展。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的投资融资机制。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政府要承担主要责任，但企业也要履行社会责任，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资金的，政府应该给予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并在精神上予以奖励。要鼓励社区医院、民办医院的发展。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社会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应该走社会化道路实现全民医保。走社会化道路，就是说在政府拨款的同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使企业在医疗保险方面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通过政策引导吸纳社会民营资本投入医疗保险事业，通过允许发行医疗扶助有奖彩票等充分吸纳社会闲散资金，通过倡导医疗服务机构发行股票、债券、融资券等筹集资金，通过适当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比例、实行适度合理的自费医疗等使家庭对其成员承担应有的责任。实行全民医保，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逐步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质量和水平。由于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实行全民医保，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医保问题。在实现全民医保的同时，还要积极拓展医疗社会工作服务，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社会自治的功能。

（三）努力营造医患和谐的社会环境

首先，广大专家学者应向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同志们学习，为维护医患和谐鼓与呼，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力量。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为维护医患和谐提交了一份高质量的、客观公正的调研报告——《广东省医护人员精神状况调查报告》。该报告是在分层整群抽样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指出，广东医护人员总体精神压力较大，身心俱感疲劳。这个结论是振聋发聩的。作为非医非患的第三者，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这一值得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不仅体现了学者专家对医护工作者的关爱和同情，而且体现了学者专家的正义感、责任感和良心，体现了学者专家们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理论勇气。其次，希望医疗卫生部门的同志们能够正确对待精神压力。医务工作者们确实有满肚子的苦水。但是，从策略上讲，医护人员自己不宜过分的渲染这种精神压力，相反，医护人员应充分展现自身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是因为，你自己强调精神压力大，那么是谁在压你？是患者，是老百姓，是政府，是媒体？你们自己渲染，只会加重社会和你们之间的对立情绪，这样必将更加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而你们展现自身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给社会留下的则是忍辱负重的形象。事实上，你们也确实忍辱负重地为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再次，媒体在宣传上要注意策略。总的来说，媒体是客观公正的，他们在协调医患关系时，通常更多地站在患者的立场说话，医疗卫生部门的同志应该予以理解，因为患者通常是弱者，能够同情弱者，恰恰说明传媒人士是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但是，媒体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患者无法无天和“无知无畏”的“医闹”，媒体不仅不能掺合，而且要冷静和理性地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以免误导舆论；在开展舆论监督时，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不要把人一棍子打死，既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也要允许人家改正错误。

（本文由刘小敏提交2007年12月5日的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地市医院分会、广东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中国广州和谐医患关系高层论坛”，刘小敏被应邀担任论坛的互动嘉宾）

【注释】

[1]　“幸福广东”的概念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省委十届八次全会上提出的。建设幸福广东，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城乡，改善社会治安，保障人民权益，畅通诉求表达渠道，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从而强化转型升级的目的依归和价值导向，使转型升级成果更好地转化成人民群众福祉。

[2]　李章军：《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人民日报》2010年2月20日。

[3]　胡锦涛同志最近强调中国仍然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但中国处在矛盾凸显期的判断，最早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副主席曾庆红在2004年提出的。2010年胡锦涛曾经强调中国继续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曾指出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这些论述表明，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是中国高层领导集体的共同判断。参见：曾庆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人民日报》2004年10月8日；人民日报记者：《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积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人民日报》2010年1月10日；周英峰：《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加快政法保障体系建设》，《人民日报》2010年9月15日。

[4]　梁桂全等：《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若干理论思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06度研究报告，主要呈报中共广东省委。

[5]　谢鹏飞等：《正确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构建和谐广东的对策研究》，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06年度研究报告，主要呈报广东省人民政府。

[6]　广东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执笔：丁晋清）：《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广东》，《求是》2006年第23期。

[7]　2006年，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该规划简称“五五”普法规划。“五五”普法规划从2006年开始实施，到2010年结束。“六五”普法依此类推，从2011年开始实施，到2015年结束。以下不再注。

[8]　实际工作者通常将综合治理简称为“综治”。

[9]　实际工作者通常将维护社会稳定简称为“维稳”。

[10]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当前我省公众对政府的主要期待》，《民意动态》2011年第1期。

[11]　又称裂度，地震学中指地震发生时在波及范围内一定地点地面震动的激烈（或撕裂）程度，这里指矛盾的严重程度与社会影响力。

[12]　早在1990年，学者范英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精神文明学论纲》中就提出了人种文明问题。此后范英长期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生态文明、人种文明六大文明建设一起抓。本课题组支持范英的观点，但主张将法制文明并入政治文明，全面加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人种文明六大文明的建设。

[13]　指以钱生钱的投机性短期资金。

[14]　“社会”概念具有多层含义。一是泛指整个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界相对应的一个抽象概念；二是指某种制度形态，如人们常说的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是指特定区域，如农村社会、城市社会；四是指特定领域，现在一般认为社会领域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领域相对而言的，社会建设的核心是保障和改善民生，主要包括协调利益分配、发展社会事业（包括民政事业、教育事业、医疗卫生事业、体育事业、残疾人事业等）、强化公共服务（包括劳动就业服务、住房教育医疗服务等）、完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援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加强社区建设、培育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优化人口结构、引导社会流动等内容。本报告大标题中的社会概念是指第一层次的社会概念。此处的社会概念是指第四层次的社会概念，但根据本课题组自己的设定，不包含人口问题在内。

[15]　刘晓星、步雪琳：《温家宝在21世纪论坛2005年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05年9月25日。

[16]　谢辉、陈俊良：《 肇庆200村民集体上访事件由历史遗留土地争议引起，带头闹事者被拘事件获妥善处理》，《南方日报》，2009年3月14日。

[17]　庞晓茗、王鹏、黄小球：《权威发布：聚众冲击镇政府11首要分子被刑拘》，《广州日报》2009年10月22日。

[18]　“体制内”、“体制外”是当下中国民间的一种习惯性说法。“体制内”就是指处于国家正式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编制之内，“体制外”则是指处于国家正式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编制之外。如进城致富的某些农民企业家，户籍仍在农村，而在城市正式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编制之内又没有名分并不受约束，便是“体制外”人员；而离职“下海”自己独立经商的某些城镇居民，也属于“体制外”人员。

[19]　如某些80后、90后的学生和打工者，看上去牛高马大或如花似玉，但由于家庭溺爱、吃苦耐劳精神缺乏等原因，心就像豆腐做的，一碰就碎。

[20]　吕雪莉：《人口分布将形成“三分天下”格局》，《共产党员》2009年第9期。

[21]　白天亮：《我国农民工已达2.1亿》，《人民日报》2008年3月4日。

[22]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出问卷1600份，回收问卷1554份，回收率98%；其中有效问卷1310份，有效率为82%。问卷回收后运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除本课题组成员外，参加问卷调查的同志还包括广东华南师范大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一批大学本科生。为方便入户调查，大学生们绝大部分籍贯就在调研所在地。他们在本课题组成员指导下负责入户发放问卷、指导填写问卷、问卷回收和数据整理工作。他们的姓名、所负责的调研区域及问卷数量（其中有效、无效问卷数量）依次为：苏玲，广州城市85（74、11）份；马晓琴，广州城市75（70、5）份；祝丽君，广州农村80（64、16）份；宣汉生，深圳城市82（77、5）份；郭丽娜，深圳城市70（59，11）份；李冰心，深圳农村72（66、6）份；东莞农村75（70、5）份；黄润银，惠州城市78（61、17）份；王秋萍，肇庆农村83（67、16）份；赵淑君，汕头农村80（63、17）份；陈丽华，汕头农村75（66、9）份；林玉珊，揭阳城市80（61、19）份；杨惠，茂名城市77（60、17）份；刘佩芝，清远城市83（75、8）份；刘昆，清远城市78（63、15）份；孙伟玲，湛江城市80（75、5）份；张长青，湛江城市75（58、17）份；沈红岩，湛江城市75（60、15）份，农村75（62,、13）份；周歆，韶关农村76（59、17）份。在此，谨向上述大学生表示衷心的谢意。

[23]　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称为三资企业。

[24]　李飞、张慧鹏：《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广东法院劳动报酬争议案件调查》，广东法院网2009年1月15日。

[25]　人口老龄化是指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7%）或60岁及以上（占总人口10%）的人口占总的比例不断增加，而14岁及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缩小的现象。

[26]　刘欢：《2010〈社会蓝皮书〉：19岁以下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北京日报》2009年12月21日。(https://www.daowen.com)

[27]　2011年至2015年。

[28]　社会学概念，指在特定时间范围内发生事件的次数，反映社会互动的多寡。

[29]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物价舆论特征及成因分析研究》，《民意动态》2011年第2期。

[30]　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我省居民个人经济生活状况及预期》，《民意动态》2011年第5期。

[31]　社会学概念，指从特定视角观测事物的方向和维度，反映社会互动的方向。

[32]　黄辉、徐建华、张晓红：《广东省群体性事件多发的态势与防范对策》，《政法学刊》2006年第4期。

[33]　应星：《透视群体性事件的六个层面 》，《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34]　臧璇、杨梅菊、陈雪莲：《非洲人历经艰辛闯广东——数万人长期非法居留，边批发尾货边躲着警察》，《国际先驱导报》，2009年7月20日。

[35]　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GDP3000美元后，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往往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往往进入临界。如果经济发展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出现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将会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这就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便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的国家的特征有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36]　如2011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就出现了时局动荡。2011年1月17日，突尼斯南部地区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青年在街头售卖水果和蔬菜，遭到执法人员粗暴对待。这名青年自焚抗议，伤重不治。此后，全国多处地区相继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最终导致总统下台。

[37]　迟福林：《起点——中国改革步入30年》，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1页。

[38]　增长率均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增长率。数据来源：1990年至2008年数据来自各年度《广东省统计年鉴》；2009年至2010年数据来自各年度《广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9]　数据来源：李华：《广东区域经济发展新态势》，广东统计信息网2011年2月23日。

[40]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广东2010年进出口方面出现了可喜变化，进出口一般贸易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10.4%。过去加工贸易较多，十一五时期一般贸易增加。另外很多外企开始转型，把外销变成内销，过去五年工业品内销比重提高9.4%。但总体上看，广东仍然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省份。

[41]　人本化高于理性化，执政者绝不能一方面不断损害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以管理思维要求老百姓用‘理性思维’代替‘情绪表达’，以‘淡定心理’驱除‘焦灼疑虑’”（参见人民日报评论部：《“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人民日报》2011年4月21日）；人本化高于法制化，执政者绝不能一方面制定诸多维护损害群众利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或部门利益、扭曲社会公正的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又打着法制的旗号强迫老百姓去执行这些法规制度；人本化高于常态化，在实现常态化的过程中，执政者绝不能随意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更不能把广大老百姓当做严防死守的对象，把自己置之于老百姓的对立面，这些做法的结果都将会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潜移默化的巨大伤害。

[42]　陈统奎：《开启“了事”新思维——2010群体性事件的警示》，《文摘周报》（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26期）2010年12月21日。

[43]　善待弱势群体非常重要。善待弱势群体还要坚决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中背离社会分层已经存在的客观事实，从根本上否定弱势群体存在，掩盖矛盾、粉饰太平，最终导致矛盾不断激发的错误倾向；二是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凭主观感受非理性地、随意地将弱势群体概念泛化，哗众取宠，将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委政府，直接破坏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错误倾向。

[44]　人民日报评论部：《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人民日报》2011年5月5日。

[45]　人民日报评论部：《执政者要倾听“沉没的声音”》，《人民日报》2011年5月26日。

[46]　人民日报评论部：《以包容心对待“异质思维”》，《人民日报》2011年4月28日。

[47]　人民日报评论部：《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人民日报》2011年6月2日。

[48]　陈统奎：《开启“了事”新思维——2010群体性事件的警示》，《文摘周报》（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26期）2010年12月21日。

[49]　[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50]　济南日报记者：《维权就是维稳 维稳才能维权》，《济南日报》2010年5月18日。

[51]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52]　陈统奎：《开启“了事”新思维——2010群体性事件的警示》，《文摘周报》（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26期）2010年12月21日。

[53]　人民日报评论部：《警惕政府“无形资产”流失》，《人民日报》2011年6月9 日。

[54]　在古希腊哲学中，通过人们的认知思维揭示世界的原因本质、追求普遍必然的客观真理，可称之为认知理性或工具理性；从人是理性的动物出发，高扬人的价值，主张人人平等，可称之为实践理性或价值理性。古希腊凭借工具理性形成了科学理论的抽象体系，凭借价值理性确立了城邦民主的政治制度。到近代社会，资产阶级正是凭借着工具理性催生工业革命，凭借价值理性确立自由、平等、民主、法制、人权等理念，并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到现代社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是第一位将现代化视为理性化过程的理论家。理性化是西方步入现代化轨道的扳道器，现在总体上已经成为西方居于主导地位的精神支柱。

[55]　人民日报评论部：《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人民日报》2011年5月19 日。

[56]　理性化并非尽善尽美，如西方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中国也有学者批评西方价值理性的内在缺陷或工具理性对感性与经验的忽视。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当代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就对要放弃工具理性的后现代主义说不。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了毛病，并不在于工具理性本身，而在于工具理性超越界限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支配地位；要克服这种局面，不是要放弃工具理性，而是要让工具理性回到自己合法的范围内，同时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使理性更加完善。当代中国更有不少学者推崇理性化，有的认为中国正在成长为理性国家，有的认为中国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存在不足。无可否认，只要始终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理性化确实可以是也应该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这里对西方理性化概念进行了创造性转换，赋予了理性化概念特定的中国内涵，不可与西方的理性化概念等量齐观。

[57]　济南日报记者：《维权就是维稳 维稳才能维权》，《济南日报》2010年5月18日。

[58]　如现在某些媒体，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就只宣传总值而避而不谈人均值。

[59]　刘小敏、李振连著：《WTO与中国文化》，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60]　人民日报评论部：《“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人民日报》2011年6月16日。

[61]　陈统奎：《开启“了事”新思维——2010群体性事件的警示》，《文摘周报》（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26期）2010年12月21日。

[62]　人民日报评论部：《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人民日报》2011年6月23日。

[63]　李振：《社会宽容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64]　徐显明：《和谐社会与法治》，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组委会办公室:《法治百家谈——百名法学家纵论中国法治进程》（第1辑），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65]　[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0页。

[66]　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51页。

[67]　刘小敏：《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论说》，《科学社会主义研究》1993年第5期。

[68]　人民日报评论部：《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人民日报》2011年5月19 日。

[69]　辛鸣：《努力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半月谈》2011年第7期。

[7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0页。

[71]　陈统奎：《开启“了事”新思维——2010群体性事件的警示》，《文摘周报》（摘自《南风窗》2010年第26期）2010年12月21日。

[72]　江启疆：《合理控制和消弭社会冲突，促进广东和谐社会新建设》，《经济社会决策参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10年第1期。

[73]　应设定罢工的例外情形：一是对参与罢工的群体的职业进行限制，规定警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得罢工；二是对参与罢工的行业进行限制，规定公用事业以及其他关系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行业的罢工应该适用特别的规定；三是强化罢工类型的限制，禁止政治性罢工。

[74]　劳动关系协调指导理事会是按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直接向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申请登记，由政府财政资助但在体制上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劳资双方（包括工会），通过提供咨询、指导服务以及参与调解等方式，化解劳资矛盾，促进劳动关系的协调发展的具有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

[75]　参见梁桂全等：《探索建立协调劳动关系的制度平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专报》2010年第15期。本课题组部分成员曾参与课题研究。

[76]　林晔晗：《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正当其时——访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鄂》，《 人民法院报》2010年3月14日。

[77]　诸事件的来龙去脉，因加注所占篇幅较大，请读者通过百度网等搜素了解。

[78]　江启疆：《合理控制和消弭社会冲突，促进广东和谐社会新建设》，《经济社会决策参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