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所在
明代末期，即嘉靖（1522～1566）、隆庆（1567～1572）至万历（1573～1620）、天启（1621～1627）、崇祯（1628～1644）这一时期，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可谓是大放异彩的时代。之所以说“大放异彩”，是因为在这一时代，戏曲、小说等通俗文艺宛如春日繁花，以耀眼夺目的姿态热烈绽现，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所谓“四大奇书”等大量优秀的长篇作品被刊行。
其实通俗文艺的萌芽，并非始于这明末时期。唐代即有“变文”，宋有瓦子“说话”，元有“杂剧”。然而如果我们暂且先将这些历经数百年长眠后在敦煌洞窟中突然重见天日的“变文”搁置不论，其他两种通俗文艺——“说话”和“杂剧”文本的确立和固定都是在明末，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首先看元代“杂剧”的情况。向来有“汉文、唐诗、宋词、元曲”的说法，代表有元一代之文学成就的“曲”，其精华为元杂剧。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名家辈出，创作了洋洋大观的元杂剧作品。然而，我们今日却难以见到元代当时的完整文本。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具备戏曲三要素——曲（歌词）、白（念白）、科（舞台提示）的完整元杂剧文本，是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刊行的《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参增奇妙注释西厢记》。该文本中不仅有曲，白、科也一应俱全；此外所谓“全相”即页面的上半部分为插图、下半部分为文字这种上图下文的结构，说明它并非用于戏剧演出，而明显是为了供人阅读而作成的。
以此《西厢记》为嚆矢，其后又有嘉靖年间李开先的《改定元贤传奇六种》、万历年间的《古名家杂剧》《息机子古今杂剧选》《顾曲斋元人杂剧选》等相继刊行，堪称是元杂剧文本之定型版的臧懋循之《元曲选》也是在这一时期问世。《元曲选》是一部收录了百种元杂剧的选集，它的完成，使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获睹元杂剧之文本。[1]
当然，元代刊行的元杂剧文本也并非完全没有，《元刊杂剧三十种》就是一例。然而它虽然基本上完整地收录了曲的部分，白的部分却只收录了歌唱者正末或正旦的念白，如果我们仅凭这文本就无法理解戏曲故事的来龙去脉。要读懂这样的文本，自然必须以事先了解该故事为前提，因此它很有可能是供人观剧使用的。[2]
此外，元杂剧中虽然也有明代宫廷中演剧用脚本这类钞本流传下来，但它们却仅保存于宫廷这一特定场所而难以传到芸芸大众的手中。因此它们和明末大量出版的文本之间可谓泾渭分明，不可将二者等量齐观。[3]
接着来看白话小说的母胎——宋代“说话”。以《三国演义》为例，北宋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语”条记载：
王彭尝云：“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座，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
可见在当时，市井就流行这类故事（说话），并有了以蜀汉为善、曹魏为恶的这种价值判断倾向。此外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中，特意将“说三分”（《三国志》）和“五代史”作为专门的说话门类而记载。但遗憾的是，我们现今无缘获睹当时作为“说话”材料而颇具规模的《三国志》故事之北宋版。
现存的《三国志》故事文本中，有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福建刊行的《全相平话三国志》。虽然它是上图下文的形式，显然是为了供人阅读而刊刻，但相较于后来的《三国演义》，篇幅不可同日而语。《全相平话三国志》虽是可资了解《三国志》故事发展某一个阶段的很宝贵的材料，并有以《三分事略》之书名刊行的别本，可见确实相当程度地流传，但同样只能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本。
现存的《三国演义》诸版本中，最早的是嘉靖元年（1522）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长达240回的皇皇巨著。以此嘉靖本为肇端，其后有为数众多的版本刊行面世。[4]
从其他作品中也可看到与之类似的状况。比如《西游记》，虽然宋元时代就有简略的文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但到明末时才有百回规模的《西游记》之成书。[5]再比如《水浒传》，其内容在宋代就是艺人说话的材料，也是元代杂剧的题材，作为故事来说具有悠长的历史，但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就笔者所知最早的版本当是刊行于嘉靖年间的郭武定本。[6]尽管郭武定本现已散佚，然完成于嘉靖年间、至万历年间大量刊本流布这一点，与《三国演义》的情况是颇为相似的。长篇小说以外的短篇作品的情况也相似，先有嘉靖之际洪楩刊行的《六家小说》，[7]然后有天启年间冯梦龙的“三言”、崇祯年间凌濛初的“二拍”。
不难看出，元杂剧和白话小说文本的发展样相是极为相似的。它们最初都起源于曲艺场或舞台的表演艺术，元代时刊行了早期文本；而到了明代后期，尤其是嘉靖时代，作为读物的完整文本出现；到万历年间，它们在更广阔的范围中流布。两者的情形是如出一辙的。
此外，明末《金瓶梅》的问世，可谓是白话小说史上一大转折点。《金瓶梅》和拥有作为说话材料前史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不同，它是《水浒传》的某一位读者因其情节触发而执笔写就的，即个人创作的作品。而其后的白话小说之历史，正是以创作作品为中心展开的。
此类明代末期的特有现象是因何而产生的？这个问题是笔者年来关注的主题之一。解决此问题的一个路径，就是关注那些积极投身于通俗文学、尤其是从前被视作卑俗之物的白话小说的文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附庸愚子《三国志演义序》云：
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
“士君子多厌之”的“评话”，当指“全相平话”之类。该序文中，明确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应“士君子”之好而刊刻的。从口头讲述的说话至向书籍形式的白话小说的发展、至明末通俗小说风靡一时之背景中，“士君子”的存在不容忽视。当时的士人，对本是庶民娱乐趣味的通俗文艺甚为瞩目关心、并积极投身其中，其原因为何？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探讨与小说有关的特定人物，或许这样得出的结论才能让人信服。遗憾的是，不知是否是由于当时白话小说在文坛的地位很低，与这些人物有关的具体资料今日几已不存。堪称白话小说转折点的《金瓶梅》之作者兰陵笑笑生，如果能够知道他的生平资料的话，当然是最理想的。然而，关于他的真实身份可谓众说纷纭，我们仍然无法详知其生命历程。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中，以编集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而有声于世的冯梦龙（1574～1644），是早期小说史上有具体传记资料可循的少数人物之一。[8]
冯梦龙生于苏州一个士人家庭，曾循规蹈矩地为了科举而埋首书斋。他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当时他们三兄弟有“吴下三冯”之称，而冯梦龙被称为“三冯之首”。在文化教育发达的苏州，能获得如此高的赞誉颇为不易。但遗憾的是，冯梦龙一生都未能在科举考试的最难关——乡试中合格。也许是当时经济高度繁荣的苏州之浮华，使他难以心静如水地甘坐书斋的冷板凳。冯梦龙一方面与《水浒传》《金瓶梅》等白话小说的刊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流连于风月之地，编撰了评骘南京秦淮妓女的《金陵百媚》以及俗曲集《挂枝儿》《山歌》等著作。
至天启年间，冯梦龙已将编纂出版书籍立为终身之志，《四书指月》和《春秋衡库》等科举参考书、《新平妖传》和“三言”等白话小说、《墨憨斋定本传奇》等戏曲、《古今谭概》等故事集、《笑府》等笑话集，等等，洋洋大观的书籍经他之手而不断问世。
冯梦龙晚年时，以贡生身份赴任福建寿宁县知县。明王朝灭亡后不久，他收集北京方面的信息，编纂出版了《甲申纪事》。
冯梦龙一直都厕身于士人之列，同时和诸多通俗文艺著作有纷繁牵涉，因而被誉为“通俗文艺之旗手”。
在考虑冯梦龙与通俗文学之关系时，以往的研究大多仅仅着眼于“三言”；然而笔者认为，更具研究价值的是他编纂的苏州地区的民间歌谣集《山歌》十卷。《山歌》中收录有猥亵内容的歌谣，其开头附有冯梦龙阐述自己编纂意图的《叙山歌》。
本书将从冯梦龙编集的《山歌》为何这一问题出发，进而探究他怀抱怎样的意图而编纂刊行了如此规模庞大的民间歌谣集。笔者相信，这将是解决先前所提出的明末士人为何对民间通俗文艺如此关注、具体来讲两者之间有何种关联等问题的绝佳路径。
本书将基于以上所述的问题意识，对冯梦龙《山歌》之相关情况进行多维度、多方面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