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小结
第六节 小结
以上主要以四句山歌为对象，考察了它们在苏州的歌唱之“场”，主要结论可归结如下：
“山歌”本来是乡村祭礼场合所唱的歌谣，在劳动之际它们也被歌唱；而到了冯梦龙生活的明末时代，农村的不少乡民涌入苏州都市，农村山歌也随他们进入都市中，并形成了以山歌形式歌咏都市风俗的另一种山歌；此外，它也成了妓楼的游宴歌，许多文人都有戏作。这就是山歌流变的大致情况。冯梦龙编纂的《山歌》，可以说是捕捉到了处于当时时代最前端的潮流。山歌的歌唱之“场”，其构造可以图7直观表示：
图7 山歌的歌唱之“场”
如图所示，山歌是从下层逐渐流向上层，在每个阶段都被赋予新的要素，深受俗曲影响的卷六所收咏物歌等即是例证。然而另一方面，也有譬如卷二的《采花》那样，既是农村歌谣、同时又在妓女口中歌唱的作品，即下层的歌在上层未加改造，被原封不动地歌唱。如此，本是以农村祭礼之场为背景、对恋爱积极大胆的女性第一人称之歌，也原封不动地收录于冯梦龙的《山歌》。
冯梦龙在《山歌》编纂之际，将歌谣分为“私情”“杂歌”“咏物”等若干类别。大致而言，卷一至卷四的“私情四句”为农村及都市市井由来的歌，卷五特别是其后半部分为妓楼之歌，卷六“咏物”为文人戏作。这是他编纂《山歌》的一种大概倾向。
[1]关于莲花山花儿会，日本学界有山之内正彦参考剑虹《试谈“花儿”》（《民间文学》1955年第7期）而撰的《中国的歌垣》（日本文学协会编《日本文学》第5卷第8号，1956年）对其进行了介绍。另外笔者也在《東方》57号（1985年）发表了《参加甘肃花儿学术讨论会侧记——现存的歌垣与宝卷》，对之进行了简单介绍。中原律子《中国甘肃省的授子信仰》（《地理》第31卷第8号，1986年）中，关于莲花山花儿会，以授子信仰与与之相关的花儿为中心进行了探讨。星野纮《歌垣と反閇の民族誌—中国に古代の歌舞を訪ねて—》（创树社，1996年）第一章“中国少数民族的歌垣”中也介绍了莲花山的花儿。
[2]关于松鸣岩花儿会，NHK《大黄河》中有报道，《大黄河》卷二（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6年）一书中也有介绍。
[3]参段平《花儿·民俗·宗教》（1985年甘肃花儿学术讨论会论文）、陈明《洮岷花儿产生的社会基础及民俗价值》（同前）等。其后出版的郗慧民《西北花儿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十五章“所谓花儿会”中，罗列了关于花儿会与宗教之关系的诸多资料，反而推导出花儿会与庙会无关的结论。
[4]邢永臣《洮岷汉族移民小考》（1985年甘肃花儿学术讨论会论文）中，指出甘肃一带从明代开始，有很多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移民涌入，进而习俗等方面也多有与江南地区共同之处，不乏花儿是从江南传来的可能性。假如果真如此，那么花儿与江南苏州山歌之间存在一种兄弟关系。
[5]关于云南、贵州等地的歌会，可参考《中国民話の会会報》第27号云南、贵州特集号（1983年），《季刊 自然と文化》特集《亚洲的歌垣》（1990年夏季号），星野纮《歌垣と反閇の民族誌—中国に古代の歌舞を訪ねて—》（创树社，1996年），以及工藤隆、冈部隆志《中国少数民族歌垣調查全記録1998》（大修馆书店，2000年）等。特别是工藤隆、冈部隆志《中国少数民族歌垣調查全記録1998》，详细记录了云南省大理州的茈碧湖、石宝山等地白族对歌的歌词，相当贵重。
[6]藤井知昭所举例子中，其一为贵州凯里附近的香炉山每年六月十九日举行盛大的“爬坡节”。其详情，可参铃木正崇、金丸良子《西南中国の少数民族》（古今书院，1985年）和铃木正崇《中国南部少数民族誌》（三和书房，1985年）。笔者曾于1991年8月赴凯里，远望香炉山，可见其顶上有巨大的岩石矗立，形状确实像香炉，由此推想正是这样一种异样的山容，给了当地人以圣山的印象。香炉山的爬坡节为农历六月十九日举行，这一天也是观音菩萨生日，汉族很多地方都举行庙会。关于这一点，前揭铃木、金丸著作指出：“观音通常被认为是女菩萨，香炉山爬坡节形成的基础是苗族土地神信仰、山岳崇拜、岩石信仰，同时也融合了汉族的民间信仰。”（第220页）
[7]关于不丹，有丝永正之《不丹的“相闻歌”——通过交替唱歌进行的对面传达行动的预备研究》（《学習院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調査研究報告 二一 文化接触の諸相》Ⅱ，1986年）等。
[8]柳田国男《民谣札记》（《定本柳田国男集》第17卷）之《山歌等札记》中，亦认为男女对歌是“了解或被了解各人的聪明才智的机会”。
[9]金田纯一郎《关于唱和方式的婚俗（上、中、下）》（《京都女子大学紀要》十三、十四、十六，1956、1957、1958年）中，主要从“无媒婚”这种结婚方式的视点出发考察从《诗经》至今日的对歌，本书参考了其观点。
[10]参白川静《詩経研究通論篇》（朋友书店，1981年）、《詩経——中国の古代歌謡》（中央公论社，1970年）等。
[11]关于同一问题，白川静《詩経研究通論篇》第一章“国风的地域性与诗篇的特质”三“郑、桧、王”中指出，郑国领地为殷的故地，是中原诸地中最先进的地域，“由于古老文化的传统和宗国的灭亡，承当单一行业的氏族内部进行的民众解放，孕育了此地极其自由的、都市性的气氛”，“郑风”中“女子的引诱诗很多”也正是反映了该地烂熟的社会状况。
[12]“别是一般滋味子，永在我侬心子里”，类似的表现，也见于李煜的《乌夜啼》“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或可说明此歌在当时的江南地区甚为流行。
[13]关于盛泽镇的状况，本文参考了田中正俊《中国地方都市的手工业——以江南的制丝、绢织物业为中心》（《中世史講座》3《中世の都市》，学生社，1982年）、周德华《盛泽的会馆和公所》（未刊资料）及《明清时期的吴江丝绸》（未刊资料）。另外横山英《中国的商工业劳动者的发展及作用》（《歴史学研究》第160号，1952年）亦言及盛泽镇的山歌会。
[14]顺治《盛湖志》今未见。转引自前注《明清时期的吴江丝绸》。
[15]金元七见于冯梦龙所编笑话集《笑府》卷四《巫》。日语版翻译者松枝茂夫于其后附有如下注释（《笑府（上）》，岩波文库，1983年）：“金元七总管之事迹见于清代王应奎《柳南续笔》四、俞樾《茶香室三钞》十九等资料。长洲（苏州）人。元代时任扬州、杭州的达鲁花赤（相当知府的地方长官），因广施善政、造福乡民而被祀为神。其名曰利济侯，庙名曰总管庙，多在运河岸边，作为水神、漕运之神而广为民众所信仰。”盛泽镇的利济侯祠，确实也在水路沿岸。关于总管庙，详参滨岛敦俊《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
[16]参藤井宏《中国史上的新与旧——围绕〈织工对〉分析的诸问题》（《東洋文化》9，1952年）。
[17]参寺田隆信《苏州踹布业的经营形态》（《東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報》第18号，1967年）。
[18]日本民谣变成像现在这样兴盛，其背景中也有大正、昭和时期农村人口向都市移动这一要素（参竹内勉《民謡》，角川选书，1981年）。
[19]关于《月子弯弯》歌，秋山撰有《月子弯弯歌字句异同考》（《东方杂志》第26卷第20号，1929年），谭全基撰有《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的古今演变》（《民间文学》1961年第10期），本书参考了这些研究成果。
[20]《云颠公笔记》未见。此处所引，据秋山《月子弯弯歌字句异同考》（《东方杂志》第26卷第20号，1929年）。
[21]关于九姓渔户，可参傅衣凌《〈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等级》一书之《九姓渔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曹志耘《浙江的九姓渔民》（《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秋之卷，总第17期）。
[22]参渡边三男《訳注日本考》（大东出版社，1943年；后又题作《新修訳注日本考》，新典社，1985年）和大友信一《〈日本风土记〉山歌考》（日本文艺研究会《文芸研究》第40集，1961年）。
[23]关于这首《耍孩儿》，冈崎由美《各处青楼解语花》（《節
》第7期，1986年）中有介绍。
[24]关于冯梦龙与妓女，请参拙作《冯梦龙与妓女》（《広島大学文学部紀要》第48号，1989年）。此外《散曲丛刊》中收录了吴梅作的《郁陶集》辑佚。
[25]赵孟頫赠管夫人语云云，见徐一夔《尧山堂外纪》卷七十“赵孟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