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歌》研究小史

第二节　《山歌》研究小史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明末苏州人冯梦龙编的《山歌》十卷。它收录了多达三百八十首以吴语记录的苏州地区的歌谣以及桐城歌，这是相当特异和罕见的。首先来回顾一下自《山歌》这部书被发现至今日的研究状况（关于《山歌》资料及研究文献，参本节及本章第四节）。

编纂刊行于17世纪初叶的冯梦龙之《山歌》，在其后漫长的岁月里一度消失于人们的视线，直到20世纪它才重见天日并引起人们的瞩目。安徽省歙县的名曰许甄夏之人所藏的刻本，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被上海的传经堂书店的主人朱瑞轩求购得到。[9]

《山歌》被发现后，汪云荪立刻以“重价”购入（见传经堂排印本《山歌》之汪云荪《跋》）。该原刻本后来又流入郑振铎之手（《西谛书目》卷五“集部下·曲类”著录“山歌十卷，明冯梦龙辑，明末刊本，四册，八八〇四”），现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其文献信息如下：

山歌十卷，四册。纵26.5厘米，横15厘米。左右双边，纵20厘米，横12.5厘米。正文每半叶八行二十一字，无界。白口无鱼尾，版心有“山歌一 私情四句几”。有眉评、评点、标点。墨憨斋主人序。序题《叙山歌》，目录题《童痴二弄 山歌》。（国家图书馆书号15678）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山歌》，后被收录于《冯梦龙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2册影印出版，我们现在已很容易看到原刻本的样子。

接下来看看《山歌》研究史上几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论著，以此来审视研究史中的问题点以及尚待解决的课题。

（一）顾颉刚校点《山歌》，上海朱氏传经堂排印本，1935年

《山歌》被发现的翌年，即民国二十四年（1935），顾颉刚校点的排印本由上海传经堂书店出版。对冯梦龙《山歌》研究的介绍，自然必须由该顾颉刚校订本开始。该书附有顾颉刚、胡适、周作人、郑振铎、钱南扬等所作之序。此书为了纪念同年二月亡故的冯梦龙研究专家马廉而出版，封面题字出自周作人之手。顾颉刚、胡适、周作人等在书中留名者，均为20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活跃人物，也是这一时期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

无论是最初《山歌》之“再发现”，还是它重见天日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即刻刊行排印本，都与以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为发端的文学革命之余波密不可分。以全面否定过去封建文化为目标而发起的文学革命，对被视作封建文化之对立物的白话文学及俗文学予以高度评价，随着那些既往湮没于地下的资料之发掘，对它们的研究也真正开始了。歌谣研究会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研究团体。[10]

顾颉刚是编纂《吴歌甲集》（1925）等的歌谣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为《山歌》排印本所作长篇序文中，对《山歌》的文学价值有如下评价：

礼教的压力太大了，一般民众丝毫没有恋爱的自由，姻婚又多不满意，故不得不另求满足。有勇气的就实行反抗，毅然的为自己打出一条血路：

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拚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山歌·偷》）

如此热情，如此刚勇，真使人觉得这一字一句里都蕴藏着热的血泪。我们读后会以为她卑鄙淫荡么？不！我们只应佩服这位礼教叛徒的坚强的人格，而对她处境的恶劣表示极深的同情。

顾颉刚从“民众”之歌、“礼教叛徒”之歌，即反封建的角度出发高度评价了《山歌》中的作品。此外在《序》中，他还引用了《山歌》中的一些作品：

卷一 《模拟》

卷一 《瞒人》

卷二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

卷三 《送郎》（姐送情哥到半场）

虽然强弱程度不同，但它们皆可被解读为反抗礼教束缚的作品。

《山歌》出版之翌年（1936），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月报》第十六号刊载了武田泰淳的介绍性文章。该文从（一）吴语文学新资料、（二）对于中国民间歌谣研究的重要性、（三）冯梦龙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山歌》这部歌谣集所具有的价值。诚然，这三点对于《山歌》之价值以及研究意义的确是箭穿正鹄的发言。

（二）关德栋校订《山歌》，中华书局排印本，1962年

该校点本收录于《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是一部新的校订排印本。校订者关德栋，参考顾颉刚的校订本，对原本进行了重新校订，对顾本中偶尔出现的一些单纯性误排几乎都予以了订正。它可谓是迄今为止精准度最高的校订本。本书所引，亦大多使用关氏排印本。后来该书随《明清民歌时调丛书》而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现已是常见书籍。关氏校订本之后刊行的排印本，几乎皆以关氏本为依据。

关德栋在校订《山歌》之前，还校订了冯梦龙编的俗曲集《挂枝儿》（《明清民歌时调丛书》所收，1961年）。《挂枝儿》及《山歌》开头各自所附之关氏《序》，收集并介绍了为数众多的明代歌谣相关资料以及与歌谣有关的其他民间曲艺资料，这为之后的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

关氏在《山歌》序言中，从墨憨斋主人（冯梦龙）的《叙山歌》里引用了“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一句，接着评价道：

他（冯梦龙）认识到民间情歌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和作用，明白宣布要用《挂枝儿》《山歌》来表现真挚的爱情，与虚伪的封建礼教抗争。

虽然关氏并没有引用具体的《山歌》作品来作为论据，但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学界对《山歌》的一般性看法。“文化大革命”后，80年代开始发表的与《山歌》有关的论文对《山歌》之评价，基本上都沿袭了关氏的反封建之说。这些论文引用并论述的《山歌》中的作品，譬如吴章胜《读冯梦龙的〈挂枝儿〉、〈山歌〉》（《文学评论丛刊》第22辑，1984年）中的这五首：

卷二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

卷二 《偷》（姐儿梳个头来漆碗能介光）

卷一 《捉奸》（古人说话弗中听）

卷一 《乖》

卷一 《看星》（小阿奴奴推窗只看个天上星）

他评价它们说：“这些民歌反映了市民阶层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对奉若神明的封建道德观不啻是一付剧烈的催化剂。”[11]这一倾向，在李宁的《论冯梦龙的〈山歌〉》（《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1期）、游友基《〈挂枝儿〉、〈山歌〉浅论》（《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3期）以及收录了不少冯梦龙《山歌》之作品的周中明、吴小林、陈肖人主编《中国历代民歌鉴赏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编委会编《中国古代民歌鉴赏辞典》（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等论著中同样也可以见到。[12]

自顾颉刚开始，卷二的《偷》（结识私情弗要慌）为不少论者所引用，《中国历代民歌鉴赏辞典》（周中明稿）对此有如下评论：

她完全意识到私下相爱是违反封建礼教的行为，是封建势力所不容许的，甚至要受到封建官府的制裁。然而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绝对吓不倒她。她有舍得一身剐，誓死也要追求自由爱情的钢铁意志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因此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在那班官老爷面前公然宣告：“我偷郎!”这就不只是对封建礼教的公开背叛，而且是对整个封建统治的直接挑战!

中国从1949年至80年代，正是以所谓人民史观来评判文学作品价值的时期。从根本上说，人民史观实际上是“五四”时期“民众”、“反封建”观点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前文所述的《山歌》校订本之出版、《山歌》相关研究论文的发表，亦是将《山歌》中的作品以“反封建”的“精华”与并非如此的“糟粕”截然二分，对前者加以详细解读，对后者则有意视而不见，这种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如此按照“民众”、“反封建”的基准进行筛选，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这些论著所引用的作品多集中于卷一、卷二，这显然是有所偏颇的。[13]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学界对《山歌》的研究，基本都仅局限于收录诸多所谓“精华”之作的前半部分，而对后半部分的咏物歌以及中、长篇山歌则鲜有论及，也就是说对《山歌》的整体研究尚为一片荒芜。冯梦龙认为从卷一开头至卷十末尾，每一首歌都是足以收录而收录。因此，只看“精华”之作而评论的态度是片面的。

关德栋对冯梦龙《山歌》所收作品之来历有如下论述：

《童痴二弄·山歌》收录的作品，绝大部分是采自民间、市镇的人们“矢口成言”，经过搜集、纪录、整理下来的东西。冯梦龙在整理的过程中，加工改订的成分不大，基本上保持了原作面貌。

与之相对，胡明扬在《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语文研究》1981年第1辑）中则曰：

山歌是一种常见的民歌形式，但是冯梦龙搜集的很少是真正的民歌，大多数是妓院娼楼的小调，作者看来大部分是嫖客，也可能一部分是妓女，只有极少数才是流行于劳动人民中间的真正的民歌。因此从内容上来看，多数是不足取的，很难和古代的吴声歌曲或现代吴歌相比。但是，《山歌》在语言上保存了不少三百五十多年前苏州一带吴语的特色，这是唯一可取的地方。

关德栋认为《山歌》所收歌谣是劳动人民之歌，而胡明扬认为是妓院娼楼之歌。两人对于《山歌》歌谣性质的判断截然不同。

其实他们任何一方的见解都有自身的合理之处。之所以形成这种分歧，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如前所述的他们仅关注到冯梦龙《山歌》里的一部分作品，二是研究上的歌词偏重。

从内容五花八门的《山歌》中筛选出某一种类的作品，然后据此判定为民众之歌，这并非难事；同样地筛选出另一种类的作品，然后将之定性为妓楼之歌，这也是轻而易举。然而这样的《山歌》研究都有一叶障目之弊。

无论是胡氏还是关氏，都将《山歌》歌词作为文献处理。胡氏看到了作品中猥亵、庸俗的成分，故而得出它们是源于妓女、嫖客的结论；关氏则看到了作品中的反叛因素，从而认为它们源自市井民众。这两种逻辑，都不免让我们感觉到原因和结果的混乱倒置，必然会走向循环论证的死胡同。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局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起因于研究者仅仅关注到歌谣的歌词。

要将《山歌》中的三百八十首作品逐一考证其来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尽可能地考察这些包含多种多样要素的歌谣之来历以及它们歌唱的“场”，还是有其必要性。

（三）科尔内利娅·特佩尔曼（Cornelia Töpelmann）

Shan-ko von Feng Meng-lung：Eine Volksliedersammlung aus der Ming-Zeit （Münchener Ostasiatische Studien Band 9）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 ，1973. 491p.

德国学者特佩尔曼（Töpelmann）的这本《冯梦龙之山歌：明代民谣集成》，是研究冯梦龙《山歌》的最早的单行本著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该书由第一部《冯梦龙〈山歌〉研究》（第1～70页）和第二部《作品翻译》（第71～491页）构成。第一部对冯梦龙《山歌》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考察，章节目录如下。第二部为《山歌》文本的德语翻译。

第一部 冯梦龙《山歌》研究

　一 序

　二 关于收集者冯梦龙

　　 a 冯梦龙的散文作品

　　 b 冯梦龙的歌谣收集

　　 c 山歌的收集

　　 d 《山歌》的出版与流通

　　 e 歌妓侯慧卿于冯梦龙生涯之作用

　三 《山歌》作品的体裁类型

　四 关于语言

　五 作品形式

　六 关于主题

　七 象征与隐喻

　八 声音的象征意义

　九 作品开头的固定形式

　十 近代的山歌收集

其中第六章“关于主题”，按主题对这些作品进行了分类，这在《山歌》研究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崭新尝试。其分类项目如下：

1. 幽会、身体交流

2. 对恋人的思慕

3. 离别的瞬间

4. 谎言

5. 阻挠恋爱的人物

6. 策略

7. 及时行乐

8. 女性的主动权

9. 女性之歌

10. 丈夫的性无能

11. 卖笑

12. 同性恋与男娼

13. 与女性的鸡奸

14. 相反主题（例如卷一歌唱怀孕之焦虑的《孕》与烦恼于不育的《不孕》紧连在一起——笔者补）

但特佩尔曼（Töpelmann）并未将属于各个类别的作品悉数列举，且他举出的例子中有不少同时归在不同的类别中，重复现象较为严重。特佩尔曼（Töpelmann）在各个类别下（14“相反主题”除外）所举的作品数，我们可以按卷别整理出表1：

观察此表，可以发现正如主题为“离别的瞬间”的作品和“谎言”的作品分别在卷三和卷八占有较高比例一样，某个主题通常在某卷中相对较为集中，也就是说《山歌》各卷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倾向。

关于冯梦龙在编纂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时对作品排列的苦心，内田道夫、福满正博、河井阳子等人已有过研究；[14]与之类似，冯梦龙在编纂《山歌》时也在作品排列上颇费工夫，这是我们很容易按常理推想到的。他或许有意在各卷安排不同的主题，又或许在各卷内部作品的排列上别具匠心。各卷作品的主题与冯梦龙编集意图之关系，是既往的研究者素来所忽视的课题之一。另外以往包括特佩尔曼（Töpelmann）在内的研究者，对于四句山歌、中篇山歌、长篇山歌等作品形式上的差异也未曾专门留意，这同样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课题。

关于《山歌》所收作品的来历，特佩尔曼（Töpelmann）有如下见解：

冯梦龙《山歌》的主旨和主题，为我们探索那些歌谣的出处提供了线索。它们来源于渔民、水上居民及其家庭，或者从更广的视角看，就是冯梦龙的故乡苏州的全部居民。与水上贸易关系密切的另一群体，则是部分同样在水上生活、在冯梦龙时代已有水上乐园之称的苏州运河及水路上的娼妇或所谓的“歌姬”。冯梦龙自己未尝明确言及他的歌谣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卖春之场，而同时代的诗集《太霞新奏》的某位批评者曾提到冯梦龙与“青楼”及嫖娼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不难推论他对风月场所以及歌姬之歌谣必定了然于胸。实际上，我们不妨假定他编纂《山歌》最重要的动机是保存那些女性包括少女们的歌谣。（第489页英文要旨）

有些资料确实记录了艄公唱山歌（特佩尔曼［Töpelmann］在第三章中论及），这对于作品主题的分析是妥当的。《山歌》中具备此种性格和来历的作品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重。特佩尔曼（Töpelmann）还在其著作第二章d“《山歌》的出版与流通”一节中，认为“民众的素材属于‘（文人们）交际工具的文学’”（第12页），即将《山歌》视作文人之间的艳笑歌谣集。将诸多歌谣集于一书，并出版刊行、在世上公开流通的《山歌》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确实具有特佩尔曼（Töpelmann）所述这一点。但是，《山歌》所收歌谣并非皆是文人所作，所以并不能将此功能视作《山歌》作品本来具有的性格。《山歌》中的每一首作品，在被汇集成书之前即有自己的前史。这同样是一个关于《山歌》所收作品之来历的尚俟探讨的课题。

另外与冯梦龙《山歌》本身无关，近年学术界对于苏州地区的山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首先是1997年，荷兰学者施聂姐（Antoinette Marie Schimmelpenninck）出版了《中国的民歌和民歌手：江苏南部的山歌传统》（Chinese Folk Songs and Folk Singers，Shan'ge Tradition in Southern Jiangsu，CHIME Foundation，Leiden）。施聂姐（Schimmelpenninck）曾于1986至1992年间，寻访了江苏省南部的近五十个村落，对当地民歌歌手所唱的歌曲进行了录音，并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他在如此庞大的资料基础上写就了该著作，还在书后附了与论述有关的、收录了九十七首歌曲的CD唱片。该书也记载了现在乡村中的歌手及歌唱状况等，这无疑会给我们了解过去的情况诸多启发。此外，在他现地所采集的歌谣中，可以见到与冯梦龙《山歌》之歌词几乎一致的作品（该书第129首歌与冯梦龙《山歌》卷四的《姑嫂》《娘儿》）。[15]

中国近年也出版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书籍。譬如《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的庞大的《中国歌谣集成》中有《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8年），同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也有《江苏卷（上、下册）》（中国ISBN中心，1998年）。两书的差别在于前者以歌词记录为中心，后者则以曲调（乐谱）记录为中心。它们都收录了近年采集的不少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