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政治生态
审视元朝，我们发现元朝的政治生态有以下特点：
一、朝臣走马灯似的被换被杀
个别汉人大臣依然可以飞黄腾达，只不过在宫廷里的汉人大臣再没有了宋朝不杀朝官的幸运，真切体会到了伴君如伴虎、兔死狗烹的感受，元世祖忽必烈等则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杀人如草芥。
比如说王文统是山东益都人，颇有才名，经由刘秉忠及张易的推荐，廉希宪的附和，忽必烈记在心中。即位以后，便把他召来会晤。晤谈以后，印象颇佳，便破格提拔，任命他为“行中书省”的“平章政事”。王文统也展示了一代宰相之才，发行一种能兑现的纸币，叫作“中统元宝交钞”；颁布了新的度量衡标准；禁止各地官吏强拘良民为奴，命令所有过路的军人不得骚扰人民，一概由地方官招待食宿等等。王文统在位仅22个月，和儿子王荛一齐被杀。罪名是私通“造反”的女婿李璮。至于是否被冤枉，不详。
后来实际继承王文统的职务的，是另一位汉人姚枢。姚枢原籍柳城，生长洛阳，在窝阔台可汗的时候，就由杨惟中保荐，当了燕京行尚书省的郎中。后来因不肯与燕京的蒙古执政同流合污而弃官退隐于辉州（河南辉县）的苏门山。不久，忽必烈派人把他请去，放在身边。王文统忌惮姚枢之才，在中统二年五月，奏请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他的朋友窦默与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表面上对三人高度尊崇，实际上把他们架空起来。三公，照例是高过丞相的。姚枢他们三个也不糊涂，一齐恳辞，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们是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结果，忽必烈在八月间改命姚枢作“大司农”，窦默作了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作了国子祭酒。
姚枢被任命为中书省左丞，两年后却被外派出京。
姚枢之后是阿合马。阿合马原本是陪嫁给忽必烈的奴隶，后来深得忽必烈的欢心。阿合马能想方设法通过控制盐、铁来搜刮民脂民膏，他在政坛驰骋约19年，结党营私，卖官鬻爵，贿赂盛行，很多人多次控告他，但忽必烈不为所动。马可·波罗告诉我们，“凡有美妇而为彼所欲者，无一人得免。妇未婚则娶以为妻，已婚则强之从己。如闻某家有美女，则遣其党徒语其父曰：‘汝有女如是，曷不嫁之伯罗阿合马？则彼将授汝高官显职，荣任三年。’”（《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214页）
结果，忽必烈外出巡视，阿合马触犯众怒，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千户王箸假传圣旨，阿合马率人迎接假太子，王箸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铜锤，对准阿合马就是一击，当场毙命。王箸和阿合马没有私仇，就是气不过。然后王箸束手就擒，被处斩。
后来忽必烈问孛罗，孛罗把关于阿合马种种罪行的事实都告诉忽必烈，忽必烈相信了阿合马果然该死，便吩咐把阿合马“戮尸”，“喂狗”。阿合马的“次妻”与妾共有400多位。忽必烈把她们一概“赐”给老百姓，至于怎么样的一个赐法，有待考证。
忽必烈惩办了阿合马的家属和党羽以后，仍然执迷不悟，仍旧喜欢有本事帮他搜刮钱财的人，先后重用卢世荣与桑哥，至元廿一年十一月，卢世荣当权。他到了次年四月，便被捕下狱。卢世荣的罪状，远不如阿合马的严重。他的罪，大都是属于擅权一类，属于贪污自肥的部分几乎没有。
7个月以后，忽必烈忽然想起，问近侍忽剌出：“你对于卢世荣有什么意见？”忽剌出说：“中书省新来的汉人说，卢世荣的罪已经确定，还关在牢里，天天用囚粮养他，太浪费了。”忽必烈听了，吩咐把卢世荣杀死，刲割其肉以饲禽獭。
忽必烈设尚书省两次，废了两次，而每次主持尚书省的人都不得好死。尚书省在武宗死后的第三天，便被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取消。4天后，当时的大臣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王罴，一齐被斩。因为他们都是武宗的亲信。
朝臣们动辄得咎，一不小心就有杀身之祸。这种现象对于普通儒户心理蒙上了巨大的阴影，很多人常常辞官归田，还有人即使身居官位，但是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所以大部分元代作家在散曲中流露出对隐居生活的向往。
二、元朝贵族世袭持续时间长
成吉思汗能够纵横欧亚大陆，超越汉唐的一个原因，是他比汉武帝、唐太宗更加慷慨大方，毫不吝啬地封赏，只要是投降投诚的一律封赏，他作了可汗，便一举而封了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等95个千户，并且指定其中3人为所谓“万户”。除了蒙古贵族，亦有色目人、汉人家族，如赛典赤家族、张柔家族、史天泽家族、严实家族等。这些贵戚世臣、军功武将的子孙继续世袭为贵族。
窝阔台可汗在甲午年增设4个汉军万户，其中长清县知事严实作了“东平路行军万户”，仍兼“东平行尚书省”。6年以后，他病死，儿子严忠济袭封“东平路行军万户”、“兼管民长官”，顺顺当当做了二十几年，在中统二年被忽必烈可汗（元世祖）免职，由严实的另一个儿子忠范继任管民长官。忠范在乙卯年由蒙哥可汗（元宪宗）封为“新军万户”。同时，除了忠范，忠嗣也作了新军万户。当时，严实有了3个儿子当万户，显赫一时。后来，元朝政府“废侯置守”，将忠范调去大都，当“兵刑二部尚书”；不久，又外调为“佥陕西行中书省”。
不管时代怎么变化，一些官僚家族总是能够摇身一变照旧可以攫取到好处。好在这些人多占据着军职，否则普通儒户永无出头之日了。
三、府、州、县官部分世袭为官
府、州、县官有一部分也是世袭为官。成吉思汗时的万户千户的子孙到了忽必烈时代就转变成了“总管”、“府尹”等，依然可以作威作福。“国家自开创以来，凡纳土及始命之臣，皆令世守，至今将六十年，子孙皆奴视其部下，郡邑长吏皆其僮仆，此前古所无。”（黎东方《细说元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这样堂而皇之的“拼爹”，世袭子弟更加骄横跋扈，严重挫伤了没有背景的读书人上进的积极性。
在行省之下的路、散府、州、县，都有可汗派来的亲信达鲁花赤，意为镇守者。他们职位高居在当地官员之上。元朝的汉人常常把达鲁花赤翻译为“宣差”、“节使”，是地方最高统治者。世祖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二月规定，全国各路一概以蒙古人为达鲁花赤，汉人为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有了这个原则做红线，汉人基本上难以逾越，而路府州县的“总管”由于需要亲历亲为接触到黎民百姓，不得不用汉人。达鲁花赤作为地方上的太上皇常常不懂汉语，也不熟悉法律，基本上无所事事，只知道吃喝玩乐。但有一个会办事而且恭顺听话的汉人做实际上的主管，把地方行政的基本问题就解决了。
更要命的是这些州县官没有薪俸。只能羊毛出在羊身上，向百姓搜刮。州县官互相勾结，非法赋敛，民不堪命。
忽必烈可汗在至元二年下诏停止州县官的世袭。但是没撤销万户千户的世袭，由于是成吉思可汗立下的根本法之一部，忽必烈有所忌惮不敢轻举妄动。
四、儒户的待遇衣食无忧
“耶律楚材是窝阔台朝廷的一位高度汉化的契丹人谋士，他目睹蒙古人不能有目的地利用人才而给社会造成的损失，于1238年建议在户计制度中加上‘儒户’这一项。在这之前他就为儒士争取到了免除赋役的规定，是以佛教徒和道士所受优待的依此类推。这个新的户计类别划分确实是给儒士了好处，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策略上的巧妙考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傅海波、（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7页）
元代政府依照职业和社会职能不同，将全国居民划为了若干户别，《元史》中称为诸色户计。元代文献中比较常见的户计有：军、站、匠、灶（盐业）、儒、医卜、阴阳、僧、道、商贾、船、弓手、急递铺、打捕鹰房等。
不同的户计，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据北京大学张帆教授研究，军户的义务就是当兵，约有30万人；站户的任务就是驿站服务，约30多万人；匠户的任务是官府手工业生产，20万人；灶户的任务是盐业生产，近10万人；僧尼户任务就是诵经祝寿告天祈福，20余万人；而儒户的义务，是保障每户至少要有一人读书，随时准备在国家考选吏员时候参加考试，以备征召，约11万人（儒户一直保持这一世袭身份。粗略的估计表明，在南方有10万儒户，加上北方的4000户，合起来还不到总登记户数的1%）。
在权利方面，由于儒户属于“劳心者”范畴，所以，儒户在元代不需要负担一般人民所需要负担的各种劳役差遣。除此以外，儒户可以豁免丁税，4顷以内的土地亦不需要缴纳地税，而且所有在籍儒士可以获得政府提供的廪给，在学校就读的生员，亦由学校提供每日两餐（《庙学典礼》）。此等待遇，远远超于其他户计。
受过教育的儒户子弟常常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在当地政府的官员手下充当书吏，或充当官职很低的地方教官，提升的前景都比较暗淡。
另一方面，儒户这一身份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尽管津贴的数量、免除赋役的种类很不相同。那些有限的优遇与宋、金时代做官所带来的经济上的保障不能相比。儒户比社会阶层的底层要高，但他们比起顶层来说又低很多。他们对经济上的利益不完全满意，给予他们的尊敬以及心理上的满足与自尊也是很可怜的。这些就是他们感到痛苦的原因。“他们有文化，可以去从事某些卑微的职业，如当职员、教师、医生、算命先生，或者从事更低下的职业。一些人皈依佛教或道教，纵使不出家的话，他们也与当地的宗教组织保持着联系。当把作官作为唯一的职业理想而暂时不能实现时，当这种标准的认识影响因此而削弱时，元代那些想当而当不上士大夫的人往往会有奇怪的失落感。”（《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德）傅海波、 （英）崔瑞德著，史卫民等译，中国社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
汉人、南人的仕途阻滞，进入官学名额有限，困难重重，因而私学尤其是书院得到很大发展。元廷也针对原宋代文人和汉人子弟不愿或不能进官学的情况，放宽了教育政策，允许民间办学。《日下旧闻考》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几遍天下。”从蒙古国时期到至元年间，新建和修复的书院将近50所。元廷对书院等持保护态度，曾下令“管内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搔扰，使臣安下”（《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杂令·文庙亵渎》）。
比如著名元朝理学家吴澄早年就去临汝书院听程若府先生讲授朱子之学，吴澄善于思考，敢于质疑，受到程先生的激赏。后来，他又去象山书院跟程绍开先生学习，元兵攻陷抚州，吴澄就和进士郑松一道隐居布水谷，切磋学问，自得其乐。他校订了《易》、《书》、《诗》、《春秋》，修正了《仪礼》、《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等，对儒学经典的整理和流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与当时经学大师许衡齐名，并称为“北许南吴”。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他的朋友程钜夫任江南行台侍御史，奉皇帝之命四处访求遗贤，凡发现德行高尚、才艺杰出的人，便由当地驿站立即派人护送入京拜见皇帝，以听候封赏。他想方设法强求他出来做官。但是吴澄再三声称母亲年老，无人奉养，以此作为理由坚决推辞。最后，程钜夫提出一个建议：“诚不肯为朝廷出，中原山川之胜可无一览乎？”不好拒绝老友好意，于是他与程钜夫一路向北游览名山大川。
次年春天，吴澄到达燕京，与一班名士频繁交往，彼此谈经论学，不虚此行。程钜夫反复考虑，认为吴澄人才难得，于是违背自己的诺言，特别把吴澄向皇上作了推荐。吴澄知道了此事，仍以母亲年迈体衰为由，极力推辞。随后收拾行李，决定独自南归。众人无可奈何，便相继为吴澄饯行。赵孟还手书诗篇，送给吴澄以作留念。
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初春，宜黄（今江西宜黄县）吴东子修建了一座义塾，匾上题名曰“明新堂”，专为乡里子弟提供读书之便。他特地聘请吴澄前往授徒讲学，吴澄欣然应允。留寓义塾数月，吴澄讲学不倦，远近学子络绎不绝。
同年秋，程钜夫上疏朝廷说：“吴澄不愿仕，而所考《易》、《书》、《诗》、《春秋》、《仪礼》、《大戴礼记》、《小戴礼记》俱有成书，于世有益，宜取置国子监，令诸生经习，次第传之天下。”朝廷采纳了程钜夫的意见，于是派官员前往吴澄家中誊写之后进呈，并下令地方政府对吴澄随时给予优礼厚遇。
后来朝廷多次请他出来做官，他多次谢绝。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新天子即位，广求人才，诏授吴澄为国子监丞，并移命江西行省敦促赴官。次年六月，60岁的吴澄就任国子监丞，他每天拂晓便举烛堂上，让诸生依次受业，并各持所疑以质问。直至傍晚，他才退归寓舍稍事休息，他诲人不倦，赢得了学生的衷心爱戴。
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正月，吴澄告病辞归。竟有数名学生追随吴澄南行，后来他在濂溪书院讲学，南北学者从之听讲者百余人。延祐七年，回到家中，从学的北方学者皆随之南趋。
正是在许衡、吴澄等人的引领下，元朝的文人阶层传承着传统文化，没有因为外族的入侵而中断。
五、汉人也有青云直上的机会
元代，地方官学细分为儒学、医学、阴阳学和蒙古字学4类，除阴阳学外，其余3类分别设立了提举司和提举官。儒学提举司统一管理，监督各路学、府学、州学、县学的学校祭祀、教学、经费以及审核地方士人的著作上呈朝廷。和宋代提举的职责相比，增加了学校祭祀、管理儒户、审批进呈士人的著作3项事务。
至元十四年（1277年），忽必烈下诏求访江南遗逸贤人，经地方官推荐，授叶李为奉训大夫、浙西道儒学提举。但是他不出仕有9年之久，甚至准备逃亡，丞相安童给他写信劝说，并且表示归隐或出仕由他自愿，不再强迫他，这样他才有所安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忽必烈派程文海再次到江南求贤，临行前对他说此次必须把叶李请出来，叶李终于应诏入京，出仕元朝，参与朝政。建议恢复各道儒司，培养人才，免除儒户徭役等政策，都被朝廷采纳。还曾经出谋策划帮助平定乃颜叛乱，令忽必烈赞叹。尚书省建立，被任命为尚书左丞，奏请建立太学，完善科举制度，始定至元钞法。他出仕元朝仅6年，就担任一品官，是一位杰出的人才。然其仕元的行径，却为后世汉人社会所不齿不容。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但不久他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获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在江南闲居4年，无官一身轻，经常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士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闲情逸致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1299年），赵孟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管理江浙等处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要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的旨趣，他一直干了11年。
元仁宗又将赵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书法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到了元朝后期，恢复了科举考试，很多读书人通过这个途径走入仕途。刘基考中进士后，在家闲居3年。至元二年（1336年），才被元朝政府授为江西高安县丞。作为天子门生，他还是无限感激元朝皇帝赐给他这一施展才华的机会，以实现自幼立下的宏图大志。高安县的社会风气很快就有了好转。刘基刚正不阿，一身正气赢得了百姓的赞誉。
他在任官的5年内，处理地方事务的原则是“严而有惠爱”，能体恤民情，但不宽宥违法的行为；而且不避强权。因此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1343年（至正三年），朝廷征召他出任江浙儒副提举，兼任行省考试官。
还有读书人对元朝念念不忘，忠贞不渝。比如李祁，元代著名遗民，字一初，湖南茶陵州人。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进士第二名。
李祁得中榜眼后，授应奉翰林学士。农民起义爆发，元朝统治岌岌可危。李祁母亲年老就养江南，李祁改任婺源州同知。累迁江浙儒学副提举。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李祁归隐江西永新，后又躲避乱世，藏入云阳山中。
洪武初年，明太祖开“礼乐馆”，征聘宿学名儒，李祁坚决回绝明朝的邀请。自号不二心老人（意思是忠于元朝，不怀二心）。蛰居穷乡30年。
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之汤因比”的黎东方先生认为：元朝的读书人，不像在宋明两朝容易找到做官的机会。“汉人”与“南人”根本被歧视。而且，科举到了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可汗之时才被恢复。这便是散曲与杂剧之所以盛行的一大原因。另一原因，是白话文学占了上风。皇帝下圣旨都用白话，难怪写曲子的人也用起白话来了。用了白话，曲子自然比古文诗词容易流行得多（黎东方：《细说元朝》，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