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功能·父性功能

母性功能·父性功能

看到新生命的降临,每一个人都会感到欢欣鼓舞。婴儿可以识别出母亲和父亲,让每一对父母倍感喜悦。孩子从独立行走到独自去幼儿园,父母一路陪伴,既疼惜又欣慰。

父母可以观察到孩子点点滴滴的成长,婴儿又是怎样去感受父母的点滴呢?我们先对养育过程中母性功能和父性功能做个讨论,再来感受一下婴幼儿与父母互动中的内在状态。

婴儿刚出生并不能识别母亲,也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对母亲的偏爱。3个月前的婴儿喜欢所有的人,听到人的声音或者看到人的脸,都会微笑和手舞足蹈。3至6个月的婴儿,开始对母亲表现出更多的微笑和咿呀学语,对其他家庭成员反应相对少一些,对陌生人反应更少,但这时婴儿还不怯生。6个月开始,婴儿特别愿意与母亲在一起,婴儿与母亲分开会感到痛苦不安,母亲回来时会感到开心快乐,面对陌生人会表现出强烈的焦虑与恐惧。婴儿与母亲之间特殊的情感联结一直持续到3岁左右,心理学将这种特殊联结称为“依恋”。

婴儿可以识别出母亲的同时,也可以识别出父亲。父亲通过大动作活动带给婴幼儿强烈的身体刺激,帮助其感知内外世界。父亲敢于冒险探索、勇于克服困难、富有进取心、富有合作精神,可以促使儿童自信、勇敢品质的形成,也可以促进他们规则和规范意识的形成。德国哲学家弗罗姆说:“父亲虽不能代表自然界,却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孩子们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

母亲孕育了生命,照顾着个体成长中的生活细节,以及激荡起来的各种情绪。谈到母亲,我们往往会感受到情感上对母亲的深深依恋。父亲带领孩子开展身体运动和对外在世界的探索,帮助孩子养成勇敢、坚强、果断、有魄力等意志特征。谈到父亲,我们会感受到力量、规则与秩序。

《山海经·海内东经·郭注》中记载:“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描述:“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伏羲与女娲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他们人身蛇尾,我们因之也自称为龙的传人。女娲是娲皇始祖,是神的创造者,也是万民的创造者。伏羲推演先天八卦,解释天地万物的演化规律与人伦秩序,造书契、正婚姻、教渔猎,开创文明。

无论是上古神话里的伏羲与女娲,还是每个家庭中的父亲与母亲,亘古至今,父性功能都是建构与超越,母性功能都是孕育与涵容。自然状态下的母性功能与父性功能,对婴幼儿的成长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但婴幼儿依旧需要面对无法回避的巨大挑战。

婴幼儿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他们可能成为父母的“哺育者”。如同现实中没有危险识别和自我防护的能力,婴幼儿在心理上也是如此。小小的婴孩,像一个容器,也像一个海绵,没有分别地吸纳着周遭的一切。环境中如果父母有着良好的养育功能,孩子可以得到来自父母双方的滋养,如果父母的养育功能不好,那么提供滋养的一方就会是孩子。

孩子一出生,母亲、父亲和孩子之间的三角关系就已经形成,这个关系就像一个封闭起来的,能量可以在内部流动的三角形。自身成长任务完成很好的父母,会展现出自然的养育功能来支持孩子的成长,但如果父母内在匮乏,婴幼儿将不得不在心理上反哺父母。试想一下,如果一位母亲对孩子说:“我活着都是为了你。”孩子该怎么办?母亲的话似乎是在表达爱,但带来的却是不堪重负的压力,甚至是勒索,小小孩童怎么能肩负两个生命?

也可能母亲并不说些什么,但孩子知道母亲不快乐,孩子该怎么办?孩子会竭尽所能让母亲快乐。孩子接纳父母关爱的时候,没有标准来判断自己需要多少就够了。孩子将关爱给予父母的时候,也同样没有标准判断自己给出多少就够了。如果父母不能为他们自己而活,孩子也没有办法为自己而活。母性功能可以孕育与涵容,但在消极层面上它也可以吞噬与毁灭。父性功能可以建构与超越,但在消极层面上它也可以解构与束缚。

如何发挥良好的母性功能与父性功能?依据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论,婴幼儿阶段是建立信任感、自主感与主动感的阶段,而婴儿的父母,此时正好处于延续亲密感与获得繁衍感的阶段,父母与孩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任务。

之前曾经提到:养育者是婴儿的一面“镜子”,养育者给予婴儿恰当的情感呼应,可以帮助婴儿形成“主体”,从混沌一片的世界中将自己分离出来。事实上婴儿也是父母的一面“镜子”,父母需要婴儿照见自己那些在成长中没有被满足的内在需求,那些在成长中没有完成的发展任务。陪伴新生命成长,父母的生命价值观逐渐变得真切与立体。

尽管大多数父母不认为自己生孩子抱有什么目的,或者大多数父母说不清楚为什么生孩子。也许是认为有孩子的家庭才正常,也许是认为代代相继的“我养你小,你养我老”,也许是认为孩子是家庭的维系,也许是认为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也许是认为自己吃过很多苦,希望有个小孩自己可以不让他吃苦,也许是认为陪伴生命成长本身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也许没有想法,孩子不期而至……

当然还存在其他的原因,或者说同时有好几个原因,让父母想拥有自己的宝宝。很多时候父母并不清楚自己的所有动机,但父母的养育始终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帮助孩子独立,帮助孩子离开自己。孩子艰难的独立过程,也是父母不断澄清自己动机、明了自己需求的过程。父母对自己的动机与需求越清晰,就越能避免从孩子身上索取这些,最终完成自己与孩子的分离。

孩子与父母在彼此的照见中,都在完成着属于自己的分离任务。孩子从混沌中分离出来,形成自己的觉察能力。父母完成对自己生命价值观的觉察,在现实中接受孩子的独立。分离是建立关系的前提,只有双方都拥有边界感,才有机会建立真实而平等的关系,双方才能够成为彼此的支持性力量。

婴幼儿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母性功能与父性功能之间的协调。母性功能是孕育与涵容,父性功能是建构与超越,父母精心呵护下的婴幼儿兼具涵容与超越两种品质。当然也可以说,母性功能更倾向于内在情感世界的包容与支持,父性功能更倾向于外在物质世界的规则与突破,母性与父性的协调也象征着情感与思维的协调。

情感与思维是意识的两种理性觉察方式,在理性判断中,情感进行价值评估,思维进行逻辑命名。这两种理性觉察方式,所有人都拥有,并没有优劣之分。情感与思维如果能够彼此协调,情感发展中就可以避免吞噬性消极母性功能的出现,思维发展中就可以避免束缚性消极父性功能的出现。

对婴儿而言,情感与思维的协调并不容易。婴儿早期的全能控制感在遭遇现实挫折的时候,会激发出强烈的情绪体验。无论情绪是恐惧、愤怒,还是沮丧,它们都具有淹没性、席卷性或者渗透性。遭遇到情绪风暴时,思维更容易成为情绪的避风港。作为避风港的思维,其内容会具有显而易见的不合理性。比如有位中年男士,三位亲人在两年之内相继去世,其中有男子的母亲、大哥与三哥,虽然三位亲人的去世都是因为常年积累的病症,但男子依旧陷入极度的恐慌。他心里有个念头在不断重复“一、三、五;一、三、五”,他认为依据这样的排序,下一个死亡的就是他自己了,因为家里五个孩子都是男孩,而他恰恰排行第五。

作为成年人,男士的想法看起来有些荒诞。简单地将数字进行排序,强行形成规律来预言未来的事情,这自然是不合理的想法。在这里我们似乎很难分清楚,男士是因为恐惧才有了这个念头,还是因为有了这个念头才恐惧。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亲人接二连三去世,潜伏着的死亡恐惧被激活,恐惧情绪强烈而弥漫,男士需要抓住一些稳定的,不容易消失的东西做支撑。“消失”意味着“死去”,“不容易消失”意味着“活着”,那么能抓到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即使念头的内容有些荒诞也有些恐怖,但抓住这个念头,就抓住了一个稳定的存在,这比沉浸在无边的恐惧之中要好一些。

作为情绪避风港的不合理思维,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它对于个体而言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合理思维是经不起现实检验的,婴幼儿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不断摒弃不合理思维,逐渐发展出符合现实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内容。合理的思维可以进一步促进个体情感的发展,而不只是作为强烈情绪的临时避风港。故事中的男士,在强烈恐惧中,激活了婴幼儿不合理思维模式,等到情绪有所缓解之后,那些念头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婴幼儿面对的第三个挑战,是时刻相伴随的两极化内在情感的整合。这里的两种对立情感是指向同一个情感对象的,最典型的是孩子内在对母亲爱恨交加的情绪体验。在人伦道德上,很少有人对母亲提出指责,但在日常的亲子冲突中,或者母性功能的涵容与吞噬交替呈现时,孩子对母亲的内在情感是爱恨交织在一起的。

爱,意味着可以拥有生存的价值和资源;不爱,则意味着可能丧失这一切。婴幼儿与母亲最为亲近,承认对母亲的爱很容易,这是母亲乐于见到的,也是社会道德所鼓励的。如果母亲出现冷漠或忽视,婴幼儿内心会升起对母亲的负面情绪,但这恰恰也是婴幼儿难以承受的。因为他们宁愿认为自己不好,也不会承认母亲“不爱”自己。

虽然婴儿早期在非黑即白的极端评价下,会将“坏”的体验向外投放,但是随着现实情景互动增多,婴幼儿越来越能觉察到自己能力有限,这时他们反而会将“坏”的感受压抑下来,或者将“坏”的感受归结到自己的身上。也就是说,当婴幼儿一旦感受到自己对母亲的恨意,就会将恨意压抑下来或者认为是自己不对,是自己可恨。

对母亲的爱恨交加,最终演变为对自己的爱恨交加。只有接受母亲既是好的也是坏的,自己既是好的也是坏的,在两种对立情感可以并存的情况下,孩子才能逐渐感受到母亲和自己基于真实的平等性。

还有一些对立情感,可能被婴幼儿同时体验到,他们依旧会压抑自己不易面对的那一方,使之变得隐隐约约,甚至变得不曾存在。比如离开母亲会感到恐惧,但又为自己不能离开而感到羞愧;比如因为父亲可以保护自己而自豪,又因为父亲的约束而愤怒;比如因为外在事物拥有规则与秩序而放松,又因为规则的权威性而紧张……

婴幼儿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情景,尤其是与和父母互动中引发的情感冲突,给婴幼儿带来诸多整合性任务。从生物遗传角度来看,婴幼儿是父母双方基因的有机结合;从后天养育角度来看,婴幼儿需要整合父母养育方式的不同;从心理发展角度来看,婴幼儿不断协调着情感与思维的运作;从情感体验角度来看,婴幼儿需要容纳对立的爱与恨。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婴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独一无二,是最早最稳固的爱的关系,是今后所有爱的关系的模式。婴儿是否同母亲形成依恋以及依恋的性质,直接影响婴儿情绪、情感、行为、性格特征和社会交往态度。婴儿一旦建立起积极的依恋模式,就会经常欢笑,情绪活跃,很少哭闹,喜欢尝试新事物与新情境,成年后有积极、自信、勇敢、乐于与人相处的性格特征。

美国心理学家艾斯沃斯设计了一种特殊的“陌生情境”,来研究母婴依恋关系的类型。研究中的婴儿在12个月至18个月之内。实验流程是这样的:母子同时进入有许多玩具的陌生房间;母亲坐在一旁孩子自由玩耍;一个陌生人进入房间,设法与孩子玩耍;母亲暂时离开,只留下孩子和陌生人在一起;母亲回到房间,陌生人出去;母亲再次离开,孩子单独留在室内;陌生人进入房间,替代母亲的角色;最后母亲回到房间,陌生人离开,母亲鼓励孩子继续玩耍,并在孩子需要时给予安抚。

上述实验包含了八个步骤,在整个过程中,研究者观察了儿童对玩具的摆弄行为、儿童的表情和其他情绪反应,以及儿童与陌生人交往的倾向。根据婴儿的不同反应,发现婴儿的依恋有以下类型:

安全型依恋:婴儿很容易和母亲分开,在探索环境时很容易进入角色,当受到威胁或感到害怕时能够积极面对,也容易被母亲安抚,和母亲重逢后,向母亲愉快地打招呼。与陌生人相比,明显更喜欢母亲。

回避型依恋:母亲在场时,婴儿可以自己进行探索,和母亲重逢时婴儿回避和母亲接触,母亲持续接近自己时,不抵触母亲,但不主动寻求接触。和陌生人相比,并不明显喜欢母亲。

矛盾型依恋:婴儿探索行为较少,对陌生人警惕,在和母亲分开时表现出强烈沮丧,但母亲回来安慰自己时,却愤怒不已且难以平静。情绪不强烈的矛盾模式中,婴儿呈现出茫然、困惑或不安状态,在茫然中向母亲靠近。

婴儿与母亲日常互动中的依恋模式在实验中呈现出来。安全型依恋中,母亲已经内化为婴儿心中的安全基地,母亲是否在场,并不会过多影响婴儿的探索行为与情绪反应。回避型依恋中,母亲不是婴儿可以信任的基地,婴儿只能依赖自己。矛盾型依恋中,婴儿处于紊乱的状态,他不知道该依赖什么。实验中依据婴儿外在行为划分出来的三种依恋类型,与前文中婴儿觉察“自我”的三种模式是一致的。

1963年,耶鲁大学的米尔格莱姆做了极富盛名的“服从”研究,他假设人类有服从权威命令的倾向性,即使这个命令违背自己的道德和伦理原则。

研究招募被试,声称这是一项有偿的记忆研究。应征的被试包括40名职业各不相同的20至50岁男士,每位被试单独参加实验,报酬在实验开始前付清。

被试以为研究内容是学习中的惩罚效应,抽纸条决定师生角色时,被试以为是随机抽取,事实上被试一定会抽到老师学生由研究人员扮演。学习任务是让学生记忆配对单词,回忆出错后老师(被试)给予电击,错误增加一次电压强度提高一级,从30伏递增到450伏。当然电击装置是伪造的,但被试以为是真实的。

预先的设定中,学生反应从平静改变至发出痛苦的叫喊,当电压达到300伏,学生猛撞墙壁并要求出去,电压超过300伏,学生完全沉默,不做回应。研究者记录被试做出拒绝的电击水平,作为对服从行为的测量。实验前耶鲁大学心理学学生对结果做了预测,大家估计最低是0,最高是3%,平均是1.2%,即100个人中施加最高电压的不足三个人。

实验中,大部分被试会在某一时刻向主试询问是否继续,主试向被告发出一系列语气坚定的命令,让被试继续电击。实验结果令人惊讶,在主试命令下,所有被试都将电压提升到了300伏,尽管14名被试在达到最高电压前中断了实验,但仍有26名被试按照命令继续电击并使用了最高电压。虽然被试表现出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非常愤怒,但他们还是服从了命令。

这些同意参加实验的普通人,绝不是冷酷的虐待狂,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主试处于权威地位,但他到底有多少权利呢?他没有任何权利发号施令,被试拒绝执行也不会有任何损失。被试出现极度紧张和焦虑时,只要拒绝继续电击,不适感就会减轻,然而被试并没有拒绝。

实验完成后,研究者将实验目的及程序告诉了被试,被试也描述了为什么服从的原因:耶鲁大学的研究一定是好事情;因为我是志愿者,所以会尽力完成任务;学生也是自愿参与,他对自己负责;抽签决定我是老师,也有可能抽签我是学生;我拿了报酬,要尽量做好;我不知道心理学家以及被试的权利,只能服从安排;我被告知电击是痛苦的,但没有危险。

很显然,个体对于权威的服从倾向,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实验中,个体对自身真实感受和情绪体验是压制的,并且寻找不同的理由说服自己去忍耐。父母是婴幼儿世界里最早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最早的权威者。日常生活中对权威的服从更加隐蔽与自动化,个体的情绪体验会被压抑或者被隔离,以至于个体完全不能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