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丝路万里
丝绸之路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自汉武帝时就已开通。其中陆上丝路以长安为起点，沿河西走廊跨越沙漠和绿洲，途径西亚，到达地中海诸国。随着蒙古西征，疆域扩大，丝路贸易日趋繁荣。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从泉州、广州等地出发的海上丝路日益兴盛，成为古代中国与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和文化往来的要道。陆上、海上丝路沟通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商贸往来，实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
丝绸之路示意图（图片来自《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四乳四鸟纹铜镜
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
直径10.7厘米、边厚0.5厘米
湖南长沙桂花园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连弧纹“见日之光”铭文铜镜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直径7.6厘米、边厚0.4厘米
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禽兽博局纹铜镜
东汉（公元25—220年）
直径13.6厘米、边厚0.45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连弧纹铜镜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直径11.1厘米、边厚0.4厘米
湖南衡阳凤凰山61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约4900年至4500年前，青铜镜分别出现于埃及和印度河谷。中国铜镜最早见于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铜镜逐渐普及，并北传至西伯利亚。两汉时期，铜镜制作有了质和量的飞跃，工艺精良，随丝绸之路大量出口国外，并在当地催生了仿制品。这里展示的铜镜都是域外流行的中国铜镜样式。
螭龙纹金带扣
西晋（公元265—317年）
长9.5厘米、宽6.1厘米
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带扣为圆首长方形，有活动扣舌，这种形制的带扣在匈奴文化中较常见，并被鲜卑、突厥等草原民族所继承。外沿饰绳索纹，中部饰一飞腾的螭龙，为中原文化特色。整器焊满金珠，镶嵌有来自异域的绿松石44颗。此器应为中原制品，是与北邻匈奴文化交流的结果，是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证物。
青铜胡人牵马俑
东汉（公元25—220年）
马高51.5厘米、长45厘米；俑高43厘米
湖南衡阳县道子坪1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胡人俑高鼻深目，大眼浓眉，胡髯卷曲，耳上穿环。马俑体健膘肥，竖耳，仰首作嘶鸣状。胡人牵马俑，造型优美、生动、逼真，静中有动，是东汉青铜雕塑的代表性作品，不仅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为我们研究东汉的民族关系，以及汉代丝绸之路的发展与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正面
背面
波斯萨珊银币
公元3—7世纪
直径2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是一枚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公元224—651年）的银币。正面为国王头像，头戴新月形王冠，四周有联珠纹环绕；背面绘有圣火的祭坛，火坛两侧各有一祭司，图案具有“君权神授”含义。中国境内出土了大量萨珊银币，主要集中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萨珊银币的出土，反映了当时中国与波斯萨珊王朝的密切关系，也是当时两地之间文化交流、商贸往来的珍贵历史物证。
彩绘陶胡人立俑
唐（公元618—907年）
高23.3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胡人头戴幞头，身穿大衣，足蹬长靴。粗眉大眼，双睛凸出，连鬓须。眼睛向右上方斜视，似有所思。右手置于右胸处，左手垂于腰部，初始时描有彩绘，现已脱落。此俑特别注重人物面部的刻画，夸张的手法恰好突出了西域胡人生动的形象。唐朝时居住于长安城的西域商人有几十万之众，丝绸之路带来了商贸兴盛的景况。
彩绘陶胡人俑头
唐（公元618—907年）
残高15.5厘米
湖南湘阴城北桐子山1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件胡人俑头，器形硕大，造型精美，头戴军盔，盔上纹饰精美。双眉高挺，双目圆睁，连鬓须，造型夸张，双唇微张，面部神情作忧郁状，似有难解的忧心之事。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风气促使西方人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来到中国，这些外来的异域之人被称为“胡人”。此件胡人俑头就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彩绘陶骑马俑
唐（公元618—907年）
高31.5厘米
陕西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俑像为泥质灰陶。人俑施以彩绘，面相丰满，双唇微启，头戴黄色风帽，身穿窄袖长衣，足蹬长靴，直坐于马鞍之上。马俑双目圆睁，两耳与鬓毛融合，四足踏于长方形踏板上，身上仍留有淡淡的黄色彩绘。彩绘陶骑马俑展现了唐代社会的生活状况，是唐代彩绘俑像的佳作。此外，其造型工艺也受到了西域胡人的影响，成为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三彩陶骑马俑
唐（公元618—907年）
长19.2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马俑体态雄伟，伸颈低首，鞍上坐一仕女，高髻，身着绿白色长裙，神态悠闲。唐代陶瓷业水平有了极大的发展，开启了多色釉陶瓷的新模式，逐渐形成了以黄、绿、白三色为主，辅以褐、蓝、黑等色的唐三彩。唐三彩的出现离不开大唐包罗万象的大国气度，也离不开丝绸之路的商贸繁荣，这件三彩陶骑马俑正是此时大唐风采的真实写照。
青铜镜
元（公元1271—1368年）
直径11.5—11.8厘米、厚0.5—0.6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照面饰容用具。距今4000年的齐家文化已见青铜镜。西亚、埃及、罗马盛行圆板具柄镜，中国盛行圆板具钮镜，且唐代之前以钮提系为主，宋代之后具柄镜开始流行。这两面青铜镜为圆板具柄镜，镜背铸有高浮雕的龙形纹饰，是宋代铸镜艺术的再发展。同时又受到陆上丝绸之路的影响，与一直流行于亚欧草原上的具柄铜镜在造型和文化上具有某些相通之处。
八思巴文大元通宝
元（公元1271—1368年）
直径4.3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两枚八思巴文大元通宝为折十钱，是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开始铸造的虚值大钱，其发行量比较大，较为常见。元武宗以八思巴文字入钱文，所希望的正是通过文字，实现其巩固统治地位的政治目的。同时，伴随着元帝国的对外扩张，大元通宝也随之通行流传，既可以彰显元朝的国力，又可以影响他国的经济发展。
铜权
元（公元1271—1368年）
高7.7—9.4厘米、底径3.5—4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一组元代铜权是当时长沙地区使用的实用器，其上刻有“潭州”“至大”“至正”等表示地点和年代的铭文。元统治者虽然是蒙古族入主中原，但为适应中原地区经济状况，自忽必烈建元开始，便遵循汉法、推行汉制。伴随着元帝国的扩张，诸如元代的文字、度量衡体系等也随之外传。元代铜权的存量很大，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多有发现。
铜押印
元（公元1271—1368年）
印面长2.5—3.3厘米、宽0.7—2.5厘米
高1.6—2.5厘米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是一组元代八思巴文铜印章，其中上面第一件印章的印文为细朱文，文字写法受到汉文九叠篆的影响，已经不再是规矩的八思巴文书写体例，印文笔画折叠堆曲，均匀对称。下面两件花押也是元代典型的形式风格，其中元宝形花押为“石记”的姓氏花押。伴随着商贸交流，相似的八思巴文铜印章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也偶有发现。
青花双鱼水藻大瓷盘
元（公元1271—1368年）
高8.2厘米、口径45.3厘米、底径25.5厘米
湖南常德桃源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青花瓷滥觞于唐代，元代已广为流行，其纹饰最大特点是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深受元代上层贵族的喜爱。这件瓷盘以较写实的手法描绘莲池、水藻、游鱼、花卉等象征吉祥的事物。伴随着元代对外贸易的兴盛，中国瓷器大量出口到国外，其中不少元青花瓷器精品通过不同渠道辗转汇集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博物馆中。
釉陶碗
约公元1200年
高9厘米、直径20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釉陶碗深腹小底，饰以花卉和莲瓣纹，釉彩大多已脱落。该碗纹样在构图上形成八等分排列，这种等分法可能源于伊斯兰建筑，也是伊斯兰平面装饰的一种定式。
白釉蓝彩陶壶
约公元1200年
高20厘米、直径10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件釉陶器身施蓝彩，大部分饰有花卉图案和几何图案。伊斯兰釉陶常以这种图案作为装饰主题，植物花卉和几何图案也成为伊斯兰装饰艺术中最为突出的元素。
人物纹釉陶碗
公元1200—1300年
高9厘米、直径20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伊斯兰教教义反对偶像崇拜，因此人物和动物形象题材的绘制受到了一定限制，仅少量出现在陶碗、地毯、坐垫等生活用品之中。其描绘手法多稚拙可爱，动作则多取自骑马、弹琴、跳舞等休闲活动。此釉陶碗保存完好，有繁复的装饰图案，碗底绘有一个波斯人面貌的骑马男子，工艺细腻，层次分明，散发着浓重的异域风情。
釉陶油灯
公元1200—1300年
长20厘米、宽9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釉陶油灯保存完好。前方有摆放灯芯的大圆孔开口，顶部小圆孔为注油口。以黑色勾线饰有花卉图案和几何图形，局部施蓝釉。
釉陶壶
公元1200—1300年
高14厘米、直径12.5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釉陶壶身饰多条腰线，并绘有圆形花卉图案，构图饱满，纹饰稠密繁复。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空白是恶魔出没的地方，应当用稠密的纹饰将其填满，以阻止恶魔的活动，同时也象征着真主无处不在。因此伊斯兰釉陶装饰艺术往往崇尚繁复饱满的构图，不喜空白。
彩绘釉陶碗
约公元1300年
高10厘米、直径20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碗绘有不同的花纹图案，描有黑色线条，局部施蓝釉。碗底有八角形花卉图案，中间为十字形图案。整体纹饰紧密，主次分明，构图饱满。
釉陶盘
公元1300—1400年
高7.5厘米、直径27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盘施以黑色和透明蓝釉，绘几何图案。整体纹饰工整对称，疏密有致。
伊斯兰式单耳釉陶壶
公元1300—1400年
高22厘米、直径17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壶低温烧制而成，为盛水器。整体造型简洁质朴，器身中下部较为光滑，上部装饰阿拉伯文书法。阿拉伯文书法是伊斯兰釉陶的重要装饰纹样，内容主要是伊斯兰教用语和吉语，常书写在器物的显著部位，与植物花卉、几何图案共同构成了伊斯兰艺术的灵魂。
彩釉花瓣纹陶碗
公元1300—1400年
高11.3厘米、直径24.5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碗饰有白色圆圈，类似半花瓣状，并描有黑线条图案，构思独特。纹样细致复杂，构图饱满，却满而不乱、节奏分明，繁复中透着轻快。
梨状陶球
公元1300—1400年
高11.1厘米、直径8.9厘米
叙利亚大马士革国家博物馆藏
此陶球推测为武器，也有专家认为这是用于建筑上的装饰陶球。有些陶球球体刻有阿拉伯文字。
知识拓展：伊斯兰釉陶
伊斯兰釉陶是指公元9—17世纪以中东地域为中心烧制的低温素陶和多彩釉陶。烧制地域包括今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其早期发展受到唐三彩等中国陶瓷器的影响，后期逐渐形成以几何纹、植物纹、文字书法为主的独具特色的纹饰，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独特风采。
白釉绿彩阿拉伯文陶碗
公元8—9世纪
高7厘米、直径23厘米
伊朗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器身施白釉，口部边缘向内侧倒入绿釉，再以褐釉在器皿内底中央描绘库法体文字。库法体是一种古老的阿拉伯文书法体，广泛用于书写《古兰经》、宫廷文献和雕刻碑文、装饰清真寺建筑等，是当时伊斯兰教传播的重要工具，又称“伊斯兰体”。库法体的特点是优美而粗犷有力，棱角分明，具有整体感。
多彩釉刻纹陶盘
公元11—12世纪
高10厘米、直径38.7厘米
伊朗阿什坎德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波斯在公元八九世纪左右从中国输入唐三彩后，仿制出具有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多彩釉陶器和白釉蓝彩陶器，因其颇似唐三彩，所以又名“波斯三彩”。这件三彩器在白色胎体上刻画细线纹饰，施化妆土并罩上透明铅釉后，再用铜绿釉和铁褐釉交替描绘线纹，刻线纹样与多彩色釉交相辉映，呈现出瑰丽炫目的艺术效果。
青釉花草纹凤首陶壶
公元12—13世纪
高27.5厘米
伊朗卡尚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壶口类似凤首装饰，壶嘴则巧妙地安置在头顶部。器身以黑色线条描绘花草图案。此壶形体庄重，落落大方。隋唐时期，中国与西亚各国文化交流频繁，并深受其艺术风格影响，因此在唐代的青瓷、白瓷及三彩釉陶中也出现了类似造型的凤首壶。
陶执壶
公元12—13世纪
高31厘米、宽16厘米
伊朗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此器型受到当时金属器皿的影响。器身上饰有浮雕图案，底部可见蔓草纹的植物图案。阿拉伯人常用此器皿净手或浇花。
长颈釉彩陶瓶
公元12—13世纪
高25厘米、宽15厘米
伊朗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长颈瓶是波斯地区典型的酒器，可能源于对金银器、玻璃器的模仿。中国外销瓷中有大量长颈瓶造型，出口中亚、西亚。从塞尔柱王朝到萨法维王朝，长颈瓶造型基本稳定。萨法维王朝时期，陶瓷长颈瓶产量大，出现丰富的釉色和装饰手法。
八角形彩陶砖
公元13世纪
高15.2厘米、宽15.3厘米
伊朗卡尚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整体呈八角形，以蓝、黄、白三色为主色调，外侧边缘用蓝色绘制图案，内部八角形中用白釉彩绘一只奔跑的小鹿，中间穿插各式植物。此类釉陶砖常见于伊斯兰建筑。
波斯锦
公元18世纪
长40.2厘米、宽14.6厘米
伊朗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此锦以侧面形态展现那些根植于大地的花草与树木，既有以垂直的树干或茎为中心轴呈左右对称的纹样，也有形状弯曲、顶端向左右任一侧倾斜等左右不对称的纹样，经常与鸟或蝴蝶等图案搭配出现，营造出一种悠然祥和的人间乐园景象。在萨法维王朝丝绸织物中，这种灵动的花纹经常出现。
波斯锦
公元18世纪
长40.8厘米、宽27.8厘米
伊朗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此锦为红地树叶纹，每片树叶内有花蕊，每两片树叶之间上下各饰一钱纹，显示其华贵与特色。波斯锦于公元5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在西域一带很流行，曾作为贡品进献给中原王朝。
五铢铜钱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直径2.6厘米
湖南长沙仰天湖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五铢铜钱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
直径2.5厘米
湖南长沙杨家山248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唐宋铜钱
唐一宋（公元618—1279年）
直径约2.5厘米
湖南长沙梅子山16号墓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铜钱作为商品贸易的支付媒介，跟随商人的脚步四处流转。自汉代开始，中国钱币即随贸易活动流入东南亚、中亚及西亚地区。铜钱的大量向外流动与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强盛息息相关。高丽（辖境相当于今朝鲜半岛中南部）、日本和交趾（辖境相当于今越南北部）等地区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而其本地铸币在质量、数量上都严重不足，中国铜钱因此成为稳定经济和安定民生的保障并深受喜爱。
长沙窑云气纹阿拉伯文瓷碗
唐（公元618—907年）
高4.7厘米、口径15.2厘米
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窑草叶纹瓷碗
唐（公元618—907年）
高5.1厘米、口径15.2厘米、底径5.5厘米
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窑模印贴花椰枣纹瓷壶
唐（公元618—907年）
高19.5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11.5厘米
湖南长沙窑窑址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窑白釉绿彩执壶
唐（公元618—907年）
高23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12.5厘米
湖南长沙窑窑址出土
湖南省博物馆藏
长沙窑外销彩瓷器在“黑石”号沉船上有大量出水。长沙窑外销彩瓷碗出口数量庞大，口沿上都有四块褐斑，碗内绘云气纹、阿拉伯文、飞鸟纹等纹饰，大部分为褐彩和绿彩，也有少量的红彩和蓝彩。白釉绿彩执壶是深受阿拉伯人喜爱的中国瓷器。
漳州窑克拉克瓷盘
明（公元1368—1644年）
直径28.3厘米、高4.6厘米、底径14.2厘米
越南南部平顺省海域中国沉船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这是明代万历时期的漳州窑青花瓷盘，内壁一周共有五个开光，开光中绘折枝花卉；内底绘主纹，为花间双凤纹。这种开光风格的瓷器深受欧洲人喜欢，并以满载这种瓷器的商船“克拉克”号命名。自晚明开始，福建漳州窑模仿景德镇窑大量烧造克拉克瓷，远销海外。
龙泉窑青釉菱口瓷盘
明（公元1368—1644年）
高5.5厘米、口径25.3厘米
印度尼西亚巴考沉船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龙泉窑青釉刻卷草纹碗
明（公元1368—1644年）
高6.8厘米、口径14.5厘米、足径6.5厘米
印度尼西亚巴考沉船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明初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带来海外贸易的繁荣，龙泉窑青瓷大规模外销，远至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龙泉窑销售广，影响大，被赞誉为“天下龙泉”。同时，中东地区仿烧了大量龙泉窑青瓷风格的蓝绿釉大盘和大碗。
泰国陶军持
明（公元1368—1644年）
高8.8—14.8厘米、腹径7.7—11.6厘米
印度尼西亚巴考沉船出水
湖南省博物馆藏
军持又称净瓶，最初是佛教盛水器，后来被伊斯兰教徒使用。这些陶军持胎体细薄，表面磨光，制作精细，造型奇特，瓶腹有单层、双层和三层造型。其中单层腹陶军持系仿自明洪武（1368—1398）瓷军持。其他造型陶军持为泰国创新品种。这是中国陶瓷器对东南亚陶瓷器产生直接影响的有力物证，也是物质文明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典范。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
（复制品）
高145厘米、宽76厘米、厚12.7厘米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藏
经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局授权复制
此碑于明永乐七年（1409）郑和二下西洋访问斯里兰卡时所立。碑上刻有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代表明朝皇帝向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神灵的祈愿和供养。斯里兰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枢，此碑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上不同族群、语言和宗教文化共存的现象，也体现了古代中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
青铜油灯
公元11世纪
直径12厘米、高12.5厘米
巴基斯坦乌迪格姆出土
巴基斯坦考古与博物馆司藏
油灯心形灯嘴上刻有花纹。灯柄下半部分刻有竖直线条，一直延伸到灯座边缘。底座有波浪线和装饰图案，顶部提手缺失，挂提手用的两个小洞仍在。两侧各有一个弯曲把手，器物上刻有阿拉伯文铭文。阿拉伯文随着伊斯兰文化和商贸传播至世界各地，影响了全球许多地区。
克什米尔羊毛披肩
公元19世纪
长172厘米、宽178厘米
印度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克什米尔披肩是一种由克什米尔地区的优质山羊毛精密纺织后浸染各种颜色织出的花色复杂的高级羊毛织物。自西欧各国与印度展开贸易往来起，出口数量众多。这件披肩装饰有佩斯利花纹，是风靡一时的欧洲披肩专用纹样。
知识拓展：佩斯利花纹
佩斯利花纹诞生于古巴比伦，兴盛于波斯和印度。它的图案来自印度教里的“生命之树”——菩提树叶或是海枣树叶，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
克什米尔羊毛披肩
公元19世纪
长290厘米、宽130厘米
印度
日本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藏
这件披肩装饰有佩斯利花纹。花纹轮廓被平滑的曲线包围，并不断地抽象化。在早期披肩样式中，中央大块矩形部分是素色的，后来渐渐开始对边缘部分或四角进行装饰。四角的花纹多为刺绣物。这件披肩，无论是编织还是刺绣，都极为精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