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镜的行用与传播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铜镜的重要发展期，所铸铜镜的图案变幻莫测，充满神秘色彩，多种工艺结合的复杂制造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战国之后铜镜的使用逐渐普及。公元前4世纪左右，楚国铜镜已流传至西伯利亚：位于西伯利亚南部的巴泽雷克6号墓以及阿尔泰北部菲尔索沃ⅩⅣ号墓发现过战国“山”字纹铜镜残片〔1〕（图一，a、b），托木斯克出土完整“四叶羽地纹”战国铜镜一面〔2〕（图一，c）。相似的铜镜在中国境内多发现于战国晚期的楚墓。巴泽雷克文化繁荣于公元前6—前3世纪，鼎盛时覆盖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北侧的哈萨克斯坦东部、俄罗斯、蒙古国甚至中国新疆北缘。该文化遗存不但出土了来自中国的铜镜，还出土了典型的楚锦及漆器，这些文物是中原与亚欧草原间“前丝绸之路”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证据。〔3〕
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共和国卡通河沿岸的乌斯特伊丁甘、钱得克和耶洛曼等地的匈奴墓中也发现有数量可观的战国至汉代中国铜镜（图一，d；图二，a、b）〔4〕。卡通河流域位于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北麓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国和中国交界区域，匈奴人于公元前2—公元1世纪间在此生活，中国铜镜不光是中原与匈奴间交流的实物证据（图二，c、d、e），也为当地墓葬的年代地层学研究提供了框架依据。
图一 亚欧草原上出土的战国及西汉早期中国铜镜
a.俄罗斯巴泽雷克6号墓出土的“山”字纹铜镜（图片来自J.H.Haskins，1963）
b.阿尔泰北部菲尔索沃ⅩⅣ号墓铜镜残片（图片引自Alexey A.Tishkin & Nikolay N.Seregin，2019）
c.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叶卡捷琳诺夫卡托木斯克公元前4世纪墓葬发现的铜镜（图片引自J.H.Haskins，1963）
d.耶洛曼Ⅱ号墓出土的云雷纹地连弧纹镜残片（西汉早期）（图片引自Alexey A.Tishkin &Nikolay N.Seregin，2019）
镜背正中具钮、可供穿系的铜镜最迟于公元前1世纪时出现于亚欧大陆上诸多地区，各地、各时期的铜镜制造工艺或有传承并相互有交流。两汉时中原的铜镜制作工艺发生了质和量的飞跃，所造铜镜工艺精良、质地厚重，设计风格愈趋世俗化，吉祥吉语题材广受喜爱。这些铜镜沿丝绸之路贸易、馈赠或随商客旅人携带流传，被广泛发现于阿尔泰山外、蒙古高原及广大亚欧草原地区。汉代以后，中西方文化交流密切，特别是公元前2世纪以后，以张骞“凿空”西域开启官方外交和贸易之先河，西域沿途地区商品贸易及文化传播空前繁荣，中国铜镜也广泛流传。〔5〕
据蒙古学者统计〔6〕：蒙古不同等级的15座匈奴墓中出土有超过30件残破的铜镜碎片和极个别完整铜镜，其中可辨识墓主性别并陪葬有铜镜的墓葬中，男性墓主占22%，女性墓主占67%，儿童墓葬占11%。所见铜镜有西汉的“日光”铭文镜、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的“四乳”纹镜，另有“昭明”镜和“清白”镜等。另外，蒙古中部后杭爱省匈奴墓葬中也有3件规矩镜残片出土，其中一面有铭文。〔7〕
图二 俄罗斯阿尔泰山北麓和蒙古高原出土中国铜镜
a.出土于俄罗斯阿尔泰山Chendek-6匈奴墓（图片引自Alexey A.Tishkin & Nikolay N.Seregin，2019）
b.出土于俄罗斯阿尔泰山Yaloman-Ⅱ-52（图片引自Alexey A.Tishkin & Nikolay N.Seregin，2019）
c.出土于蒙古Khudgiin Tolgoi（图片引自Tsagaan Törbat，2011）
d.出土于蒙古GolMod 20号墓（图片引自Tsagaan Törbat，2011）
e.出土于蒙古Gol Mod-220号墓（图片引自Tsagaan Törbat，2011）
蒙古高原西侧的中亚地区自古与中原交流密切。位于塔吉克斯坦费尔干纳河谷入口的苦盏古城，向西直达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锡尔河左岸，所处狭长通道为古代重要贸易商道，沿途多有汉镜出土：苦盏古城以南25公里的霍佳·巴奎尔干河的沿岸低地出土铜镜1面；塔吉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处附近的伊斯法拉河低地出土铜镜近10面，距此不远的巴特肯盆地为当时生活定居点，随属墓地中出土铜镜10余面。费尔干纳盆地南侧即阿赖山脉的北坡墓地出土铜镜3面；托克托古尔附近的凯托麦尼·秋别盆地墓地也出土铜镜近10面〔8〕；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以北的考科特佩遗址的一座贵族墓葬中发掘有一面中国汉式的四乳禽兽镜〔9〕；阿富汗著名的蒂拉丘地（“Tillia Tape”黄金之丘）公元1世纪的三座女性墓葬中（图三，a），昭明镜置于墓主胸口等重要位置，贵金属器物和其他豪华陪葬品伴随之间，汉镜的珍贵程度不言而喻〔10〕；哈萨克斯坦西北部的卡劳托宾斯克区的列别杰夫卡村地处中亚地区的最西端，也有汉镜出土。
中亚出土汉代铜镜主要为连弧铭文镜、四乳镜、规矩镜、云雷连弧纹镜等样式。根据中原地区出土铜镜对比可知，中亚地区出土汉镜多为西汉中期到东汉晚期制品。这与汉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及繁荣时间契合。在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交流贸易的大背景下，汉代铜镜主要在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传入中亚，并多集中在中亚的东南部地区，即费尔干纳盆地、阿富汗西北部的希比尔甘等地，中亚西北端的哈萨克斯坦的列别杰夫卡也有个别出土。中亚地区发现的汉镜仿制品多模仿星云镜、规矩镜、连弧纹镜等样式，在复制中原样式的基础上，亦自创有放射纹、小方块圈带、栉齿纹方框等独特纹饰（图三，b、c），反映除了物质贸易交流外，可能还有技术和审美的传播和更替〔11〕。
中亚以西广阔的亚欧草原直至黑海地区也出土有若干昭明镜及其仿制品，如穆查克丘和瓦斯卡娅（Vrevskaia）出土有来自中国的昭明镜；在黑海地区一些墓葬中，昭明镜和具有罗马风格的器物一同出土。昭明镜出土最西于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州。
图三 中亚地区发现的中国铜镜及其仿制品
a.蒂拉丘地2号墓出土连弧纹铭文镜（图片引自白云翔，2010）
b.土耳肯出土仿连弧纹镜（图片引自白云翔，2010）
c.杰尔·阿雷克出土仿连弧纹镜（图片引自白云翔，2010）
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12〕（图四，d）、阿尔泰艾洛曼，以及中亚地区都发现有中国星云镜和当地仿制品（图四，a）。带有铭文的昭明镜、日光镜等铜镜在阿尔泰山南北以及广大的亚欧草原上更丰富，当然其仿制品也更多。中国北部到顿河下游地区共发现至少13面日光镜，其中4面出土于阿尔泰山麓墓葬中，根据同时出土的有机文物碳同位素定年测定其所属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晚期到公元1世纪之间。在黑海北岸的顿河下游地区，墓葬中有日光镜被置于罗马风格的Idria铜壶一侧，其墓葬年代可能为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世纪之间。规矩镜多发现于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图四，b、c），阿尔泰地区规矩镜较少，黑海地区未发现，最西仅出土于南乌拉尔地区。〔13〕
图四 中亚及俄罗斯阿尔泰山地区出土的中国铜镜
a、b.卡伊拉加奇出土的连弧纹镜与规矩镜（图片引自白云翔，2010）
c.俄罗斯伊希姆出土的规矩镜（图片引自E.Loubo-Lesnitchenko，1973）
d.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出土的铜镜（图片引自Marina Kilunovskaya & Pave lLeus，2018）
青铜时代晚期，亚欧草原游牧民族有在丧葬仪式中损毁青铜镜的习惯，这可能是中国铜镜在公元前2到公元1世纪期间在以蒙古为主的亚欧草原上流行并大量消耗的原因之一。公元前1世纪晚期到公元1世纪，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可能不具备青铜镜生产技术和材料，故蒙古国和外贝加尔的墓葬中多发现直接来自中国的铜镜。匈奴墓葬中常见残破铜镜，甚至某些铜镜有被加热和冷却破坏的痕迹。在Gol Mod-2墓中出土的铜镜残片一侧甚至有被略微熔融的痕迹，暗示蒙古国和外贝加尔区域彼时的丧葬仪轨中可能举行毁镜仪式。在伊沃加（Ivolga）发现的破碎的铜镜中央还有铜刀卡在上面，推测毁镜可能只是丧葬仪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4〕在中原地区，铜镜需配套专业技术匠人和工具的周期性磨镜、抛光保养才能正常发挥其照容功用，游牧民族拥有此类配套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有学者指出萨满仪式中多将铜镜作为法器，故毁镜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宗教和巫术仪式。〔15〕但亚欧草原上也有一些出土铜镜碎片的边缘明显经过抛磨，使用磨损痕迹显示随身携带传承许久，故来自中原的铜镜或许也作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珍贵之物，原物主过世之后其子嗣亲人碎其分之继续使用，仅有部分随墓主陪葬，这或更可反映汉代铜镜在彼地之珍贵。
东欧地区也多发现有中国汉代铜镜及其仿制品。与蒙古高原和外贝加尔地区不同，这些铜镜通常保存完整，并主要发现在撒马尔提人的高等级女性墓葬中。如顿涅斯克的楚古诺-科平卡村（chuguno-Krepinka）一座公元2世纪的墓葬中发现一面有中文铭文的中国铜镜，舍普琴科村一座年代在2—3世纪的墓葬中也发现有一面汉代铜镜，波尔塔瓦地区的列日斯克市一座墓葬中发现有一面残损的汉代铜镜。伏尔加盆地、北高加索和顿河下游地区，黑海北岸的俄罗斯、乌克兰和保加利亚一带的撒马尔提中晚期（公元1—3世纪中期）墓葬中发现过典型的中国铜镜，而早期墓葬（公元前2—1世纪）中罕见，这种现象或许与丝绸之路在汉武帝之后的交流繁荣有关。撒马尔提晚期的仿制中国铜镜分布范围更广〔16〕。
亚速海附近遗址发现有以日光镜样式为蓝本仿制的吊坠镜（或护身符）〔17〕，顿河下游地区出土了不少当地仿造的日光、四乳和昭明样式铜镜，如维诺格拉德尼（Vinogradnyi）的墓葬中出土有铭文铸造模糊，铜质收缩不均匀的当地仿制汉镜。〔18〕与亚速海相邻的黑海地区不光出土中国铜镜，罗马和中亚制造的铜镜也有发现，但有趣的是同一座墓葬中不会同时有中国和罗马的镜子。另外，克里米亚虽然有汉代漆器出土于高级女性墓葬中，但没有来自中国的镜子出土，说明当地对外来商品的输入是有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