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中国铜镜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在今越南境内设置交趾、九真和日南三郡，将红河和马江平原纳入中央管辖。中原移民进入后，当地文化传统、政治政策和经济制度向中原靠拢，汉化程度颇高，中原风格的物质文化或从陆路直接交流而来。秦、汉时期由于岭南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中原与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产生了紧密的联系。
越南汉墓主要分布在红河平原、马江平原范围内的广宁、北宁、海防、海阳、河内、永富和清化等省，发现于越南的中国汉代遗物在造型和装饰上与中国同时期实物高度一致，其中不乏汉镜出土。越南北部汉墓，如海防省水源县长晴砖室墓出土有六乳禽兽镜以及汉代铜钱等；东山省砖木混合结构汉墓出土有汉代铜镜和铜壶；调秀村汉代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有六乳禽鸟镜；广宁省东朝县冒溪镇发现众多砖室墓，出土铜镜若干；海阳省至灵镇七塔砖室墓出土有铜镜若干；河内市附近地处红河西岸的黄梅墓地有三座砖室墓，出土有龙虎纹铜镜；永富省永安市龙川墓地的砖室墓出土有铜镜；清化省厚禄县力直河横钟墓地的砖室墓中皆有铜镜出土，附近地区汉墓亦多，偶有铜镜出土。清化省邵阳社东顿墓地墓葬从东汉一直延续到唐代，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的砖室墓出土有规矩镜、“大泉五十”铜币等典型汉文化器物。〔1〕
越南北部除受中原文化影响外，公元前3—公元1世纪，本土的东山文化也很活跃。该文化与周边地区关系紧密，铜鼓、青铜兵器亦出土于华南、东南亚的诸多地区。东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永富、河山平、河北等省，晚期遗址区域与汉文化分布范围或有重叠。除了当地特有的器物出土以外，还发现汉式的砖室墓中出土了四乳草叶纹铭文镜、蒜头扁壶、圆壶、铜剑、五铢钱等汉文化器物。如东山文化的重要遗址龙额山山脚亦发现几座汉代砖室墓，出土了典型的汉文化陶器、铜碗、铜镜和滑石器物等。1961—1962年，越南文化部考古队对东山文化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清理土坑墓44座、砖室墓2座，44座土坑墓中有9座完全出土汉文化遗物，23座中见有汉文化和东山文化器物混杂，11座墓全部都是东山文化遗物〔2〕，说明中原文化和当地本土文化融合，居民和谐共存。
越南中部和南部在汉晋时期多为占人、高棉人等族聚居，越南中南部秋盆河平原及其以南地区有大量铁器时代遗址，广南省莱宜墓地大部分都是沙莹文化墓葬，汉墓遗存仅个位数。族群文化的差异并未完全阻断物质文明的交流，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反映了沙莹文化与中原、红河三角洲地区、印度南部甚至地中海等地的密切联系，也说明了位于越南中部的会安自公元前起就是连接汉王朝和罗马帝国之间的重要贸易港口。
越南中部、南部典型沙莹文化的瓮棺葬中发现有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镜〔3〕。如越南中部大南省维新周本村Go Dua遗址出土六个高型瓮棺，其中一个发现汉代铜镜一面（图一，a）、铜碗一个，还有少许残破的铁器，同时出土的还有几个红玉髓珠子、玻璃珠以及一个玉质的玲玲翁耳饰和一个东山型的耳玦。〔4〕惠安市Lai Nghi出土的瓮棺内发现有东汉钱币、汉代铜镜（图一，b）和大量的东山型耳玦、“玲玲翁”耳饰，此外还有50个长筒形玉珠子，以及多达万件的玻璃、红玉髓、玛瑙和金银等质地的珠饰出土。〔5〕这些珠饰可能来自东南亚南部乃至南亚地区，相似的珠饰也广泛地发现于广东、广西、湖南等地的汉墓，说明彼时的物质交流并非单向发生，而是互通有无的。越南南部平阳省的扶正村发现有一面装在木制的瓮棺中的西汉晚期四瑞龙纹铜镜（图一，c），上面盖着一个东山式（黑格尔Ⅰ型）铜鼓。〔6〕越南南部湄公河入海口俄厄（Oc Eo）为东南亚铁器时代重要的贸易港口和城邦遗址，该地也发现有至少2面东汉瑞兽纹铜镜。〔7〕
图一 越南中南部出土的部分汉代铜镜
a.越南Go Dua出土的铜镜线描图（图片来自Lam Thi My Dzung，2009）
b、c.越南中南部沙莹文化瓮棺中发现的铜镜（图片来自Yamagata et al.，2001）
武帝积极开辟海上交通，致力于贯通南洋。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红河三角洲一带启航，向南沿途有诸国“自武帝以来皆献见”，官方主导“有译长，属黄门”，携民间“应募者俱入海”，为“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泰国湾附近一带或为文献记载中“邑卢没国”和“都元国”故土。
泰国中部重要的班东达潘遗址的遗物年代跨越公元前4—公元2世纪，该地出土的丝绸残片、高铅玻璃珠以及高锡青铜器物可能来自华南。泰国南部克拉地峡两侧是东南亚铁器时代（公元前500—公元500年）海上贸易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在绕马六甲海峡航线开通之前，跨越克拉地峡是沟通中国南海贸易圈和环印度洋贸易圈的主要通道。〔8〕
位于克拉地峡东侧三乔山（Khao Sam Kaeo）的第三丘地和第四丘地发现很多来自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遗物，其中有一面完整的星云镜（图二，a），还有别的青铜镜碎片出土，相似的青铜镜也见于越南的中南部。除青铜镜外，三乔山还出土了两个汉式的青铜印章，以及一些中国印文陶等典型的中国器物。〔9〕
柬埔寨西北部铁器时代的前吴哥文化遗址也出土有完整的汉代青铜镜（图二，b），说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原与这些地区的交流亦非常密切。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Pangkung Paruk出土了一面规矩镜（图二，c），该铜镜以高锡青铜制成，但是铅同位素特征和泰国三乔山以及越南中部发现的镜子不太吻合〔10〕，可能是源自亚洲别的地区，如日本的仿制镜。
图二 泰国、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发现的汉式铜镜
a.泰国三乔山出土的星云镜（图片来自Bérénice Bellina et al.，2014）
b.柬埔寨出土的四乳四禽镜（图片来自P.Petcheya，2019）
c.印度尼西亚巴厘岛Pangkung Paruk出土的规矩镜（图片来自Ambra Calo，Peter Bellwood，James Lankton et al.，2020）
三国两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式微，东南沿海的孙吴依靠本地强大的造船技术继续与湄公河口诸城邦保持密切联系，主要输出丝绸，所存器物证据罕见。隋代至唐代早期，海上丝绸之路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补充，但唐代中后期西域战火时常阻断北方的贸易通道，海上丝绸之路取而代之得到极大发展，中国通往东南亚、印度洋乃至红海、非洲的航线纷纷开通，彼时海上丝绸之路甚至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
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中除了出水大量的长沙窑外贸瓷器外，考古人员还在船舱各处发现有29面铜镜，除了著名的八卦铭文“江心镜”外，还见有一定数量的海兽葡萄纹镜，这类镜子流行于唐代前期，唐代中晚期可能还有仿制，“黑石”号出水的铜镜或许反映了当时远途贸易的外国市场对铜镜种类和样式的偏好。总的来说，这些铜镜都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款式（图三）。更有趣的是，“黑石”号中还有隋镜甚至汉镜出水，据此可以推测，当时扬州的铜镜市场上不光出售本朝所制铜镜，二手铜镜及前朝古镜亦是贩售对象。〔11〕
图三 “黑石”号出水部分青铜镜（图片来自François Louis，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