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铜镜在日本的传播
中国铜镜于弥生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两汉时期）东渡流传到日本，以日本北九州地方为中心地域的弥生时代遗址出土两汉、三国时期铜镜300多面（如图四，a），如吉野里遗址弥生中期的瓮棺中发现有汉代星云镜，以镜面朝外的方式扣放在瓮棺口缘，似乎具有趋吉辟邪的意义。〔12〕古坟时代遗址出土的铜镜甚至达3000多面，其中至少1/3为中国制造。据《三国志》记载，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日本卑弥呼女王来朝，魏明帝曹睿赠送物品中即有“铜镜百枚”。随着中原铜镜制造技术和文化思想的传播，公元3—6世纪日本本土开始以中国铜镜为样本进行仿造（图四，b）。
图四 日本出土的汉镜及仿制镜
a.日本福冈中岛遗址出土的汉镜（日本福冈市立博物馆藏）
b.日本仿制规矩镜（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除了仿制中国铜镜外，“铃镜”是日本古坟时代后期（公元5—6世纪）制造和使用的一类特别的铜镜品种，多自关东、日本中部地区出土（图五）。这类铜镜以中国铜镜样式作为本底设计，镜子周缘铸有铃铛，铃铛的数量从3个到10个不等，故而被称为四铃镜、五铃镜、六铃镜、七铃镜等，其中以五铃镜、六铃镜为最多，铃里面装着小石子等，一摇就会发出声音。〔13〕日本传统文化中或认为铜镜有光照耀日的能力，这类镜子或并不注重人像映照功能，而可能在萨满仪式上象征太阳而做法器用。
图五 日本关东及中部出土的以中国铜镜为蓝本制作的“铃镜”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及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奈良时代后，日本吸取唐朝技术和文化，多严格仿制中国的汉镜和唐镜。唐代中原国力强盛，文化技术高超，日本派遣大量遣唐使进入中国表示友好，并学习先进的文化技术知识，不少唐镜精品也随着遣唐使被带入日本，至今仍被收藏于正仓院中（图六）。这些铜镜制作精美，华丽如初，各中精品有金银平脱花鸟葵花镜、螺钿花卉禽鸟背八葵镜、螺钿花卉禽鸟背圆镜、狻猊葡萄方镜、双鹦鹉背八葵镜等，这些铜镜反映了唐代中原与东瀛交流之盛况，并为管窥大唐气象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14〕
图六 日本宫内厅正仓院藏铜镜
a.漆背金银平脱八角镜；b.花鸟背八角镜；c.平螺钿背镜；d.平螺钿背镜
平安时期（相当于唐代中晚期到南宋早期），日本铜镜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初具“和风”，到镰仓时期（相当于南宋到元晚期）所谓“和镜”已成规模，背纹设计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中国铜镜样式，但背钮式镜依然为绝对主流（图七）。直到室町时期或受宋代具柄镜的影响，日本也出现相似的具柄铜镜，并逐渐成为日本铜镜特色。到了江户时期，日本青铜镜铸造技术已不输中国。日本江户时代制造的铜镜精良，甚至返销中国。
图七 具有浓厚日本装饰特色的典型“和镜”（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