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票号的兴盛
票号，出现于19世纪20年代初，其产生源于汇兑的需要。清代道光初年，山西商人在重庆、天津、北京等地从事颜料经营活动中，为解决远道运送现金的困难，从初期兼营汇兑业务中脱离出来，成为专门经营汇兑的机构。第一家专营汇兑的票号，是山西平遥人开设的由西裕成颜料号改组而来的日升昌票号。除19世纪60至90年代云南、安徽、浙江、江西个别商人也曾开设票号外，票号多由山西商人创设和经营，故习惯上所称票号即指山西票号。票号通过资金的汇兑，解决了不同地区因长途贩运而产生的债务清算和资金平衡等问题，因此自其产生后，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在外国资本主义刺激下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以调剂社会资金为主要业务的票号在社会经济变化过程中，其职能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日升昌票号
鸦片战争前夕，全国由商铺改组成专业从事汇兑的票号有七家，19世纪50年代末达到十二家，均由山西商人经营。这些票号，在二十多个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里设立了分支机构，其分号分布于京都、张家口、苏州、汉口、广州、长沙、常德、汴梁、济南、西安、成都、重庆、扬州、清江浦、河口、三原、天津、芜湖、周家口、屯溪、南京、沙市、盛京等地。清末已有新思想的冯桂芬对此曾评价说：“今山西钱票，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各省，会〔汇〕票出入，处处可通”冯桂芬《用钱不废银议》，《显志堂稿》卷十一。，反映了分布各地的票号分支机构和频繁的业务，给资金的流转带来极大的便利。
票号的汇兑业务初期侧重于北方，其业务内容主要是商业汇兑。票号在经营汇兑过程中，有时根据商号的要求，也开展一些存放款业务。例如一些商号要求票号先为它垫付汇款，议定在一定时间后票号再收回所垫付的款项，商号则在交还垫款的同时，交付一定数量的利息。与此相反，票号在收下商号交汇的款项后，议定延迟一定的时日向受款者交付汇款，票号则免收汇费，或给予一定数额的补贴。这种汇款实际上等于商号在票号的短期存款，免收汇费或给予一定的补贴，无异于票号支付的存款利息。这种与通常汇兑不同的业务，被称之为“逆汇”，其名称本身已反映出票号传统的汇兑业务已有突破，向吸收存款发展。
19世纪60年代之后，票号的业务飞速发展，其在近代中国金融业中的地位因此引人注目。
首先，票号的经营区域不断扩大。1874年，全国票号从50年代的十二家增加到二十六家，设立分号的城市，从先前的二十一处增加到七十处左右。到80年代，二十八家总号连同其分号，在全国形成一个金融汇兑网。票号经营重点也由北方转向南方。上海为票号势力增长最快的城市。19世纪50年代，上海还无一家票号设有分店，到1872年，在上海设有分号的票号达二十二家，1875年则为二十四家。与此同时，票号凭借其经手汇兑的大量公私款项，对上海的钱庄进行“做长期”的信用贷款。80年代《申报》对此曾如此描述：“昔年票号皆荟萃苏垣，分号于沪者只有数家，资本无此时之巨，专以汇兑为交易而不放长期。军兴（指太平天国战争）以来，藏富于官。票号交结官场，是以存资日富，迨东南底定（太平天国失败后），上海商埠日盛，票号聚集于斯者二十四家，其放钱于钱庄，多至二三百万〔两〕”《申报》，1884年1月12日。，可见票号向钱庄放款之规模。在另一个南方沿海口岸厦门，票号通过交汇和存款收进的大量流动资金，也以低息贷放给有往来关系的钱庄。厦门自从列为开放口岸后，对外贸易发展颇快，每天进出口岸的轮船多达十余艘，各商号从事商业活动的营运资本，动辄向票号汇借通扯。据记载，1891年，厦门全市商号向票号借款达六七十万两。一家以采办武夷名茶而著名的厦门文圃茶叶店，自身拥有资本仅十余万两，因此在资金周转上，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票号的支持。由于大量放款，票号也因此得益。如享有盛名的协同庆票号，光绪六年（1882）在厦门开张十一二年后，获利已有十四五万。汉口因属我国中部重镇，1858年又辟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商业发展迅速，因此也成为票号经营重点，至1881年，在汉口设有票号三十三家，成为全国城镇中所设票号最多的城市。
由于票号拥有的资本常达几十万两，远比钱庄雄厚，而且各票号又有分布全国各地的分号联通，所以在全国各城市，只要设有票号的分号，均可直接汇通资金，为此票号也被从事贸易的外商刮目相看。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驻沪领事曾如此向本国外交部报告：“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很多山西票号在上海都设有支店。它们的信用很高，据说它们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英国领事报告》，1875～1876，上海，第34页。。
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后，为信息的快速传递提供了极大便利，商人在工商业经营活动中需要快速传递市场行情和调拨头寸，票号顺应这一需求，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于1889年开办电报汇兑业务，为保守商业秘密，不少票号还编制了各自使用的密码。中国的汇兑方式从票汇、信汇进入电汇，应该说票号功不可没。
票号在发展过程中，也借助了其同清政府的密切关系。19世纪50年代后，票号除了经营一般汇兑业务，还代官府解钱粮，收赋税，尤其是为清政府汇解京饷和军饷。如1867年左宗棠向上海洋商借到的一百二十万两巨款，就是交由上海票号汇到山西运城，然后转汇至甘肃用作军饷。同时，票号还交结官场，代办官款存放和借垫，参与清政府卖官鬻爵，地方缙绅捐官谋缺等活动，由此获得不少好处。
清末票号的发展达到鼎盛期，二十六家票号在全国九十三个城镇设有总店和分支机构，除了上海、福州、汉口、厦门、南昌、桂林、昆明、兰州等经济发展的城市建立业务据点外，又进一步向西北边陲和东北地区渗透，在西藏、宁夏、热河、黑龙江、吉林、锦州、长春等地建立新的业务据点。1906年秋，合盛元票号还派人赴日本神户、横滨、大阪等地开设分号，开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外开设分支机构之先声。随着票号分支机构的大量增设，汇兑业务也急剧上升。据1906年对日升昌票号十四个分号的统计，这一年全年收汇一千六百三十三万多两，交汇近一千六百万两，汇兑总额达三千二百二十二万多两，每个分号平均经营汇兑达二百三十万两之多。一家票号的一个分号全年汇兑量，已远远超过19世纪80年代一家总号全年的经营额。随着汇兑量的急剧上升，票号的借贷业务也“水涨船高”。据1913年9月对日升昌等十四家票号统计，其存款总额为二千五百零九万多两，放款总额为三千一百五十多万两，平均每家票号放款额达二百二十五万两。
掌握着大量运营资本的票号，在近代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同钱庄一样，20世纪初创办的一些民族企业，也有票号的一份投资。此外，票号在支持商办铁路和开发矿山的经济活动中也十分积极。如纵贯山西全省的同蒲铁路，在筹建过程中得到票号五十七万两贷款，占筹借到的投资总额的56%。1907年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商合办改为商办，分别在重庆、宜昌、成都、上海四地从票号和其他商人处筹到六百八十一万余两股款，而在宜昌一地储存在商铺店号的三百余万两股款，其中一百零五万两股款由十一家票号收存。1908年向英商福公司赎回矿权而成立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其成立乃至运营，在资金上曾得到票号的大力支持。
20世纪初，票号的经营活动，也对新式银行的创立和运作产生重大影响。票号历年盈利提供的利润，为新式银行的集股创造了条件，票号经营存放款、汇兑、贴现业务丰富的实践为新式银行的经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此一些新式银行在开办时都借用票号的现成制度，如天津新茂银行在开业后宣布：本银行“专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借款，利息格外公道，其余一切往来俱与票号相同”《大公报》，1904年11月28日。。票号也为银行业提供了经营管理人才。天津官银号开办后，袁世凯为培训人才，曾开设银行学堂，拟招票商学徒入学深造，结果从山西招募学生六十名。一些新式银行开办后，还聘请有丰富金融经验的票号经理担任总经理。
但是，清末民初，当票号业务日益繁盛，票号资本逐步流向生产领域之时，由于面临新兴银行的激烈竞争，以及动荡的政局，票号开始走下坡路。清末民初各种金融风潮、兵变等事件，使票号遭到沉重打击。据天成亨等十二家票号报告，它们在汉口、成都、西安、太原、北京、天津、自流井、宁夏等八个城市的兵乱中被抢现银一百三十三万多两，财物三十多万两，每家票号平均损失近十四万两。于是在民国以来的十数年间，大多数票号不得不搁浅关闭。1911年10月，全国尚有山西帮和西南帮票号二十六家，至1921年末，经倒闭、清理、改组，只剩下四家，盛行一百多年，曾经一度执中国金融之牛耳的票号，终于结束其历史使命。